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到了城里，最害怕的则是地痞流氓。作为一个从小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本性里对游手好闲之徒却有一种强烈的厌恶。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从来都看不惯。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

    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们）还是挨年这歇来（方言，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他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游民们的可怕。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牵头，他们有农民们所没有的胆量、野心和社会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因此，在天下大乱之时，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后，他把消灭游民作为控制社会的关键。

    他规定，每个人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社会上不许存无业之人。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中说：

    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虚！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生存，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全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全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的里甲制虽然是由历代沿袭而来，其严密程度却大大超越历代。

    他规定，“里甲”的首领有组织一里之内生产生活的权力。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

    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

    务农的，每天从炕头到地头，天天出来进去，邻里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邻里们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证，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呆的时间可以长些，在附近做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掌握这些情况。

    经商的，有做大买卖的，有做小买卖的，有走得远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证可以检验，回来的期限就不必严格限定了。不过邻里也要勤打听点，如果一年到头也没有个信，两年还没回来，邻里就要到这个人家里去问问缘故。（《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之所以要如此严密地掌握邻里情况，是为了一发现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汇报给官府。“一里之中，如果发现了强盗小偷，逃出军队的人，逃归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规矩胡乱生事的人，里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来送到官府里去，如果不这样办，严惩不贷。”

    在这样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游手好闲之人当然没有了生存空间。朱元璋重申：“一里之间，如果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里长们坐视不管，邻居亲戚也不抓他送官，那么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处死，里长们还有他的邻居亲戚们都流放到边疆！”

    里甲制度如同一个个牢笼，使天下人“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儿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朱元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