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这张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传统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和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原因在于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们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作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

    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制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他们进行精细化管理。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嫖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的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个奇怪的规定：

    不许官员们下乡。农民的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来的官员，都是来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查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下乡，百姓见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师，由他亲自处死。

    这条规定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与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朱元璋条条绳索的捆缚下，官员们的主动性、自由度被压缩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