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渐起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在他们的熏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做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开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

    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他认为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学识出众，但缺乏决断力和执行力，办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开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就主动满怀热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

    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知识分子弱点的灼见，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见。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

    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