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不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

    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一千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如果不贪污，官员如何生活？

    治理腐败，必须从“不必贪”入手，高薪或者起码是合理的薪水来养廉，以支持由思想教育达到的“不想贪”的道德境界和由制度建设保证的“不敢贪”的纪律要求。古今中外，不能例外。

    然而，朱元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做事从来都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知道知识分子们骨头软，胆子小，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

    一方面是离奇的低薪制，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对惩贪工作的过高要求，希望用刀剑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他生性苛细，连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所以，他的严刑峻法收效于一时，不可能肃清腐败。不管朱元璋如何吓唬，为了生存，为了糊口，官僚体系还是不得不按它自身的规律运行着。所以，从即位不久就开始惩贪，直到洪武十八年，在他看来，贪污势头还是不减。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十九年（公元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