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人处世，从来不会让感情压倒理智。他如此厚待功臣，除了感情因素外，还包含着如下几层考虑：

    第一层，开国之初的朱元璋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一门心思要超越汉祖唐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因此他一举一动都想成为后世楷模和佳话。他要用自己的慷慨，塑造起自己深情重义、有始有终的美好形象。

    第二层，虽然天下初安，但这些功臣仍然是自己的左右手。开国之初，各地起义叛乱不断，他治国安邦，仍然要倚重这些战友。

    第三层，有功厚赏，有过重罚，是他的一贯原则。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激励大明臣民们为了皇帝舍生忘死。

    这层意思，在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自己制定铁券制度，“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也就是说，在君与臣，功与报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保大明王朝千秋万代。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元璋发现，自己最初的设想有些天真了。

    开国皇帝与功臣，是历史上最难处的关系之一。功臣们下场悲惨，并不完全是皇帝们的薄情寡义，也确实是势有必然。

    历代以来，明初这批功臣可能是平均素质最低的。他们全部是起自草根，胸无点墨，没什么文化，也谈不上什么修养。除了一身武勇外，一无所有。成了开国元勋之后，他们的小农意识和流氓本性依旧，个个志得意满，贪婪鄙野，眼光短浅，不可一世。在战争中，他们是大元帝国的破坏者。在战后，他们又成为新王朝法律、纪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仗着手中的特权，贪婪地捞取每一个铜板，到处侵占土地，私纳奴婢，侵夺民财，欺压良善，驱役士卒，贪得无厌，无所顾忌。开国之后不久，勋臣们违法乱纪之事，一桩桩，一件件，就开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

    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废坏国法；薛显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厨房中烧火的人），杀马军，为了抢夺天长卫千户吴富缴获的牲口，还动手杀了吴富。郭英“擅杀男女五人”，随便杀戮平民。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住进了故元丞相脱脱的宅第，大模大样地使用起元朝皇帝才能用的东西，“凡元宫龙榻风褶及金玉宝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后来又嫌脱脱宅第不好，无偿征用士兵和百姓给他翻盖，“奢丽而过制特甚”，完全超过了朱元璋规定的等级规定……不光功臣们自己犯法，他们的亲友也一个个不把国法当回事。许多功臣的亲戚、家人甚至佃仆、火者，也都倚势冒法，横暴乡里，欺压百姓，“诸勋臣亦不禁戢”，成了地方霸王。比如信国公汤和的姑父席某就仗势蔑视法纪，“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胡惟庸的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

    朱元璋发现，他的免死金牌成了功臣们如此气焰飞扬的助推器，他们“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只要不造反，谁拿他们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