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精彩的一战(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章:第一章 最精彩的一战(一)

    枣宜会战结束后,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一度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一仗,不仅导致对方的集团军总司令阵亡,而且日军渡过襄河,占领宜昌,无疑是对他的前任的一种突破。

    如今的第十一军,称得上是日本“中国派遣军”的骄傲,园部也几乎就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一手捧出来的明星。

    但这颗星星升得快,掉得也快,很快就要成流星了。

    教训

    园部倒霉,起因却是“华北方面军”。

    当时“华北方面军”计划进攻中条山,因兵力不足,打算把第十一军驻于南昌以西的第三十三师团给借调到华北去。

    走了一个师团,等于缺了一个角,南昌日军无疑会受到威胁,这可怎么办?

    按照通常办法,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由“中国派遣军”从别处再调部队过来填补空缺,可这回西尾突然想起要换一种活法,而启发他的正是园部本人。

    枣宜会战之后,园部提出了一个战术,叫“短切突击”。简单点说,就是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且无论出击距离还是时间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打完就回家。

    相对于组织费工费力费时的大战役,短切突击看上去确实比较经济实惠,有时只要出去三四天工夫,就能威风好一阵子,所以园部对此很是得意,也常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吹吹。

    既然下级说得那么活灵活现,西尾也就真以为这个短切突击可以无所不能了。

    趁第三十三师团走之前,不妨把部队集中起来,对南昌以西的中国军队也好好地“切”一下,那不就有一段时间可以关上门睡大觉了吗?

    园部这时正是神神道道的时候,认为此计甚妙。

    在此之前,园部已经在周围“切”过一圈,效果确实不错。要说不顺的时候也有,像跟汤恩伯打交道时就比较费劲,在豫南的短切突击战中,后者反过来还“切”了他一刀,仅名古屋第三师团便伤亡了三千多人。

    汤恩伯有几个?不也就一个吗?园部对此并无顾虑,况且,他即将面对的对手是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后者在南昌会战时就曾输给冈村宁次。

    前任的手下败将,我却郑重其事,岂不惹人笑话,所以园部起先只将此次作战视为他短切突击战中的一个小项目,根本也没当一回事,甚至都没到南昌去设立敌前指挥所。

    他不知道,失败这个东西不是专属品,不会一门心思跟着哪一个人走,尤其是那些头脑清醒的人。

    罗卓英从来没有忘记过南昌会战给他带来的耻辱。这位喜欢写诗的将军身上并无一点文人的迂腐之气,即使打了败仗,也从不会为自己鸣冤叫屈或寻找战场以外的各种借口。

    他的名言是: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既然是在战场上吃的亏,教训还得到战场上去找。

    罗卓英总结出的第一个教训是麻痹大意,敌情观察不仔细,结果仅仅相差九天,主动就变成了被动。

    于是,从九江到南昌,罗卓英都派出了很多情报人员。

    传来的情报表明,铁路上的日军军列来去频繁。罗卓英想知道的是,这是要撤兵,还是要增兵。

    有人说是撤兵,根据是有一些列车的车厢窗口露出人和枪,而这些列车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增兵,因为有更多的军列在南下,只不过上面窗户紧闭,看不真切。

    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得使用铁道游击队的办法:晚上趴在铁路边,耳朵贴着铁轨。

    一听,北上的军列很轻,南下的军列却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车让你看到人和枪,那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里面没几个人,而装载着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恰恰是南下列车,不然车厢不会那么沉重。

    拿到“化验报告”后,罗卓英就为大打一场做好了准备。

    主见

    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七十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中方指挥官在前线观察敌情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攻击怎么办?”

    他说:“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梦也想干它一场,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是从广岛第五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势。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一〇六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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