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黄河悲歌(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章:第四章 黄河悲歌(一)

    “华北方面军”要进攻中条山,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

    太原会战后,这座位于山西最南端、以山势狭长而命名的山区就成了华北日军的眼中钉。山上分布着第一战区的二十万人马,你要南下,它侧击你,要西进,它挡住你,中条山由此成为保卫中原和大西北的一道屏障,被日军称做“华北的盲肠炎”。

    有诗赞曰:尘黄日白风萧萧,寻常百姓都带刀,只须卫上将军在,敌人不敢窥中条。

    这首诗里面的“卫上将军”,说的就是卫立煌。

    以不变应万变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国民党早期有“五虎上将”的称谓,卫立煌亦居其列,但和其他人不是陆士就是保定的出身不同,他是纯粹的行伍,从军营中慢慢升上来的。

    卫立煌特别沾光的一点,就是他给孙中山当过警卫,还因公受过伤,此后便一路擢升,二十二岁就成了营长。

    由于担心年轻镇不住人,“小营长”就像当年唐生智传授过的那样,特意留起胡须——我这么老成了,谁还能质疑我的能力?

    卫立煌的能力是有的,要不然给孙总理当警卫的多了,也不是谁都能出人头地。

    太原会战中的忻口战役,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在抗战中第一次担当方面之责。以后太原失守,大家都玩了命地逃,卫立煌当时也很狼狈,一气渡过黄河跑到陕西去了。

    没待几天,蒋介石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每个人都挨了一顿骂。于是,众人打点包裹,转身又折回山西——阎锡山在晋西,卫立煌则立足晋南,都是半正规战加半游击战,日子也都过得十分不易,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

    总算,苦头没有白吃,阎锡山挺住了,卫立煌也在中条山站住了脚。

    1938年冬,卫立煌接替程潜,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常驻洛阳,负责全权指挥包括中条山在内的晋南所有部队。

    从1938年到1940年,“华北方面军”先后对中条山发动十二次进攻,但每次都怏怏而归。有一年夏天,日军九路侵略围攻,然而激战三天后,不仅未能攻取中条山,反而遭遇不小损失,来不及带走的尸体横陈在山路上,天热发臭,以至于半年多了都无人敢从那里经过。

    中条山守军曾先后十二次击退日军进攻

    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卫立煌却因此在思想上出现了麻痹。

    在中条山战役之前,蒋介石统帅部已得到情报,判断“华北方面军”的此次进攻规模不同以往,鉴于中条山背靠黄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易固守,因此曾建议中条山守军撤往黄河南岸,据河防守。

    但卫立煌不以为然。

    中条山是他多年经营之地,以此山为依托,已形成半圆形防御线,无论日军从北、从东,还是从西,要想破这条防御线都很难,这叫做置之险地而后生。

    兴致勃勃之下,卫立煌还夸下海口,称中条山是抗战中的“马其诺”,防御工事坚固,官兵士气旺盛,完全不用担心守不住。

    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亲自到洛阳与卫立煌见面,后者仍坚持自己的策略。

    背水一战,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一战术,只有我敢而且使用成功了,这次我也会以不变应万变,像以往那样继续守住中条山。

    何应钦最终表示同意。

    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古往今来的很多军事实例都表明,险地可以守,但必须有所凭峙,不然险地就会很快变成“死地”。

    按照卫立煌的认识,他的第一个凭峙是防御工事,也就是他所说的“马其诺”。

    可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规律,但凡叫做马其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人家攻破。

    淞沪会战时的“东方马其诺”从头至尾就没派上什么大用处,而法国真正的马其诺,一年前就被德国人绕过去了。

    不是说防线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过于看重和依赖防御工事,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妙。中条山防区南北纵深很小,就算防御工事真的达到马其诺水平,也很难长期坚守,更何况还不达标。

    中条山上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有交通沟、有据点堡垒,卫立煌在山上转了转,以为这就不错了。

    可是苏联顾问也上山视察了,人家看后就大摇其头。

    知道什么是现代防御工事吗?得把一座山都给掏空了,山洞里可以过汽车、拖大炮那种的。你这还叫马其诺?简直儿戏一般,太好笑了。

    如果工事不行,那就只剩下了官兵士气旺盛。卫立煌虽没读过正规军校,但在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过,兵法战策还是懂的,知道手中若不握有强兵的话,背水一战的确很危险。

    张自忠当初过襄河,前三次都有第五十九军保驾护航,到第四次,前面是川军,身边是鲁军,战斗力都大大逊色于第五十九军,这也是他战死南瓜店的重要原因。

    能够挡住日军十二次侵占,使卫立煌对中条山守军颇为自信,不过他长驻洛阳,很少像张自忠那样亲自过河,对前线的实情已然非常生疏。

    此一时彼一时,1941年的中条山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这当然与大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黄仁宇谈到,到1941年,即抗战进行到一半时,国内物价已是战前的二十倍。随着贫困加剧和给养不足,厌战情绪开始蔓延,军队中的吃空额和走私现象屡见不鲜,且很难遏制。

    这种情况各战区都有,但以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尤为严重。

    中条山守军,号称二十万,其实根本就不足二十万。首先是因为招不满,使“壮丁”竟然沦为商品,能够进入市场买卖了,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入公开。比如在洛阳,一个壮丁的价格是棉花一千斤,或者小麦三十石。

    有利可图之后,“壮丁”也成了职业。同一个人可以被卖到十次以上,也就是先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然后再从部队里逃出来,接着再“卖”,如此往复,等于拿来换了十次以上的钱。

    其次是逃兵现象控制不住。中条山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士兵都要自己打柴、背粮,甚至是推磨子,可谓是战时拼性命、战前做苦工。后方部队的士兵,只要听到是开去中条山,就哭的哭、逃的逃。

    当兵的苦,当官的也不好过,饷少就得想别的招,或者吃空额,或者派些人到沦陷区做生意,一来二去,已全无一点打仗的欲望和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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