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重新任命魏德迈少将为新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人就是这么矛盾，你说要像陈纳德那样锋芒毕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吧，上面不肯用你，可是反过来，假设一贯沉静谦和、温良恭俭让，别人却很可能又不知道你。

    魏德迈就是后面这一类型，他与史迪威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具备出色的参谋功底，但仕途并不顺利，乃至在军队中混了二十多年还只是一个尉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才逐级递升为少将。

    接到最新任命前，魏德迈的职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这主要是因为史迪威跟英国人的关系也处得相当不好，马歇尔把他调去起一个缓冲作用。

    别人升官都高兴，只有魏德迈拿着委任状想哭。

    这个老实人没有史迪威那么大的心，从未设想过要做什么老大，而且他比史迪威小二十多岁，在中国只待过两年，对东方人情世故缺乏了解。

    在魏德迈看来，史迪威是美国军方公认的“中国通”，连中国话都会说，这样的伙计都被炒了鱿鱼，可以想像未来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恶角色，我去，那不是白给吗？

    可军令如山，不去不行。

    中国悲剧

    魏德迈曾希望史迪威能给自己一些建议，这样至少心理上还可以有个准备，免得一见面就被那个可怕的老板给弄得下不了台，然而史迪威在遭到免职后，连肚皮都给气炸了，早早便坐飞机回了美国，哪里还能找得着人。

    10月31日，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魏德迈硬着头皮来到重庆履职。

    上了船就无法下去，魏德迈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业务中去。他发现，此时中国国内战场的情况果然相当严重，历时半年之久的豫湘桂战役，已经从北到南，连着打垮了中国的三个战区：蒋鼎文第一战区、薛岳第九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

    这些战区至此名存实亡，各部队都成了残破之师，很多军只剩下三千人左右，连过去的一个师都不如，战斗力更无法应付实战需要。

    前线军队的溃退混乱程度大大超出原先的想象，自桂林、柳州失守后，贵州也危在旦夕。

    如果不是蒋介石提前做出了一个预防措施，大家真的就全完了。

    11月6日，蒋介石从尚有力量的战区中抽调人马，在贵州紧急组织起抗击兵团，并由汤恩伯领衔，正式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

    四天后，桂、柳同时失陷，横山勇第十一军追到贵州，在沿途部队已完全失去抗击能力的情况下，汤恩伯的抗击兵团成为保卫重庆和昆明的唯一一面屏障。

    贵州独有的喀斯特地形给汤恩伯帮了大忙。

    日军越往前走，山路越复杂陡峭，两边全是绝壁悬崖，很多军马不小心坠入崖底摔死，第十一军因此只能拉长相隔距离，呈一路纵队缓慢行军。

    这样一来，守军用很少的兵力配上迫击炮便能防住一道狭窄路口，在贵州的那些青苔路上，日军尸体重叠，有的大队被打到只剩一个中队，被击毙的日军用门板抬着，晚间才能集中火葬，其状之惨，真无法用语言和笔墨来形容。

    由于极度缺少军官，连名古屋这样的老师团也只得由上等兵来担任中队长，并且平均一天只能往前挪动两里路。

    但问题是抗击兵团本身能力有限，这个兵团的大部分要从西北赶来，此时还在路上，因此人越打越少。

    即便是乌龟，横山勇迟早也是能爬到重庆去的。

    当看到这些从第一线传来的战报，并且设身处地地面对种种险境，魏德迈终于了解了他从前所不了解的中国人。

    他们绝不是像史迪威和一些浮光掠影的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愚蠢、怯懦、消极、什么都不干，相反，这个东方民族有着惊人的坚忍、耐力与牺牲精神。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法国六个星期便选择了屈膝投降，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到现在整整七年过去了，中国仍在继续咬牙苦撑，而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少到不及英、苏的一个零头。

    魏德迈遂感慨之，他说，这是一个中国悲剧。

    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是中国悲剧中的一分子。在与蒋介石交往的过程中，魏德迈发现这个传说的凶神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很可怜。事实上，那仅仅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能把这么多并不完全服从于他的军队捏合在一起对日作战，已经是相当不易。

    正是鉴于这些认识和评价，魏德迈走向了与史迪威完全不同，却与陈纳德相仿的道路。他相信，此时此刻，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埋怨、威胁和压制，而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与支持。

    11月底，日军已进逼黔桂铁路的终点独山县，日本媒体公然揶揄魏德迈这位“新人”：过不多久，您只好到印度去办公了。

    魏德迈确实有些慌了，他两次向蒋介石建议迁都，但后者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万不得已时，我就死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见此情景，魏德迈便说：“那好，我也不走，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蒋介石非常感动，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肯同生共死的人，那就是患难兄弟，生死之交。

    可是，魏德迈真实的想法却不是这样。

    欧美理念不同于东方，战场上打不过当然要撤退，实在不行还可以缴械投降，死战，那有什么价值呢？

    魏德迈后来承认，他当时心里想的，其实是到昆明去组织“最坚强的防御工事”。

    魏德迈并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能体会到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境，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不抛弃，不放弃”，比说其他任何话都强。

    身边有了一个这么通情达理的美国将军辅佐，蒋介石的苦难日子也算到头了。

    魏德迈的继任让蒋介石松了口气

    魏德迈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知道最牛的伙计也不能压过老板，即使你直接代表了真理，也得给人家三分薄面，因此态度和语气都非常注意。

    每提出和部署一个计划，他都不会像史迪威那样“摆在裤口袋里”，而是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在充分领教史迪威那套“赶紧”“否则”的逼迫式打法后，蒋介石几乎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根据魏德迈的建议，蒋介石的统帅部向缅甸的廖耀湘新六军发出回调令，而魏德迈提供的运输机，也迅速提高了汤恩伯抗击兵团的集结效率。

    蒋介石由此对魏德迈产生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夸他“直谅勤敏，可谓毫无城府”，对魏德迈提出的建议，没有哪一条不欣然应允，并密切配合。

    火花，就这么擦了出来。

    蒋介石换了个好伙计，陈纳德也换了一个好老板。在陈纳德眼中，魏德迈处事公正，为人坦诚，这让他和他的空军都有了用武之地。

    在陈纳德的指挥下，“飞虎队”成规模地在贵州上空活动，连扫射带轰炸，吓得日军白天都不敢生火做饭，唯恐炊烟被空中发现，以致招来霉运。

    这还是轻的，最重要的是空军可以切断彼方的后勤补给。

    凡是看到地面有日军的辎重运输队，陈纳德即实行连续无区别攻击战术，不给炸得稀巴烂绝不罢休。如果是单个的日军部队，尚可躲到村庄或隐蔽处进行防空，可船只、汽车、火车却没办法这么做。

    由于运输相当困难，横山勇临时改变规则：以后主要运弹药，粮食自己想办法。

    所谓想办法，其实就是抢，但当时十室九空，也到了抢无可抢的地步，许多日本兵便只好摘路边的香蕉充饥。

    吃还能这么对付着，穿却不行。

    时已冬季，气温骤降，日军全都穿着夏装，在阵阵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12月2日，横山勇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向已侵占独山的前锋部队发出电报，将其撤回广西。

    八年抗战中最惊险的一幕结束了（“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它让中方迎来了反败为胜的机会。

    风中的承诺

    史迪威在任时，曾有陈纳德要与他争夺在中国领导地位的说法。

    事实上，一个空军指挥官，一个三军总指挥，若要争名夺位，陈纳德无论怎么往上蹿，都不可能跳得比史迪威高，何况陈纳德特立独行，从来不是过分贪慕名利的人。

    战略思想的不同，才是两人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史迪威是一个“陆军至上论者”，信奉刺刀下面找出路，认为像欧洲战场那样，决定战争的永远是陆军，空军作用不大，陈纳德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自常德会战以来，中美空军已打得日本航空队毫无还手之力，后者完全丧失制空权，因此，中国战场不同于欧洲战场，在这里，“飞虎队”只要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支持，切断对方的补给线绝无问题，而补给线一断，也就等于扼住了日本陆军的咽喉。

    陈纳德的话，史迪威一句都听不进去，在他那里，“飞虎队”可有可无，甚至于沦为他向蒋介石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

    很长时间里，史迪威只能依靠一些老式机型去完成轰炸任务，有时连中美空军的补给都无法保证，即使在桂、柳即将失守的紧要关头，“飞虎队”仍在为缺乏足够的汽油而发愁，飞机只好一架架在机场上趴着，根本无法投入协同作战。

    陈纳德本是一只空中老虎，然而在史迪威的压制下，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在看到自己的中国哥们薛岳落到悲惨境地的时候，更是又气又急。

    魏德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陈纳德的处境，不仅“飞虎队”的补给不再被卡脖子，老轰炸机由B-29所代替，并且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也得到了充分欣赏和支持。

    当空中老虎重新跃起，日军遭遇到了三年以来最猛烈的痛击。

    12月18日，“珍珠港纪念日”后第十天，七十七架B-29飞临汉口上空，组成了一道超级空中堡垒。

    就像当年日机轰炸重庆，高射炮对这道密集的堡垒也无能为力，因为B-29在两万英尺的上空，炮弹够不着，只能在飞机身下形成毫无作用的弹幕。

    空中堡垒随即开始投弹，其轰炸方式为四加一，即五架为一组，其中四架投掷燃烧弹，一架投掷高爆弹。

    这两种炮弹都是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其巨大的破坏力令人叹为观止，连美国空军指挥官后来在回忆中都指出，即使不用原子弹，仅靠它们来轰炸日本本土，也足以迫使日本投降。

    高射炮鞭长莫及，飞机还是可以拦截的，何况B-29机群随身并没有战斗机用于护航，但经过中美空军的屡次打击，日本航空队已经既砢碜，又胆小，任外面炸得天昏地暗，它愣是装没听见，只是躲屋里装傻。

    一个小时后，B-29轰炸机群对码头仓库的首轮轰炸结束，以为人家走了，部分日机才战战兢兢地升空做个样子。

    不料露头之后，等待它们的却不是交差，而是覆没。

    陈纳德在武汉周边埋伏了第十四航空队所能动用的全部战斗机。经过重甲改装，如今的“飞虎队”鸟枪换炮，除轰炸机变成“空中堡垒”外，战斗机的主力机型也由P-40战斧升级为P-51野马。

    野马被称为“歼击机之王”，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零式都只能甘拜下风，更别说其他日机机型，偏偏日本航空队的老飞行员也死得差不多了，新飞行员全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菜鸟，导致其作战力下降到了末流的水平。

    以超一流来对付末流，谁胜谁败，几乎是不动脑子都能想得出来的事情。

    果然，当长翅膀的老虎突然杀出时，日本航空队就像散了伙的鸡群一样四处乱跑，总共四十六架日机被击毁，而“飞虎队”完好无损。

    飞虎队气势磅礴的攻击队形

    空战的同时，轰炸机群卷土重来，这次更牛，全部低空飞行。

    高射炮，炸；飞机库，炸；储油库，炸。一个都不放过，也一个都不饶恕。

    汉口是日军在华中的重要补给基地，储存着大量战略物资，但经过“12?18”大轰炸，大部分仓库和军营都变成了废墟。

    此后的一个月，陈纳德继续一刻不停地发动他的空中反击战，日本航空队又被打掉了两百多架，以至再没有一架飞机能用以升空作战，这片天空，完全成了“飞虎队”的专属。

    在自己的领域，陈纳德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开始把“欺负”的对象转向大陆交通线。

    陆路，一天就摧毁了三十七辆机车，水路，将近四万吨船只被击沉，长江江面上日军连十吨的小汽船都保不住。

    这条日本人付出高昂代价才获得的重要线路，实际上发挥的作用极其低微。

    随着时间的延续，“飞虎队”逐渐明白东方流传的独孤求败是什么意思，因为空中可供他们灭掉的飞机越来越少了。

    1945年3月，打掉日机四十七架，已经很不过瘾。

    4月，一共只碰到三架，还是老式的俯冲轰炸机。

    5月到7月，一架也没有了。

    飞虎队员们忍受不了这种无仗可打的寂寞，索性深入敌占区，从东北一直飞到越南，可他们还是失望了。

    在这么广阔的区域内，竟然还是无日机的踪迹，曾在中国上空嚣张一时的日本航空队被完全消灭了。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陈纳德的唯一抱负就是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也因此被称为自马可波罗以来，最受中国人爱戴的外国人。

    猪胖不是命好

    如果现在要举一个冈村宁次最佩服的人，他肯定会说是那位“算命大师”——那人算的命不是灵，而是太灵了。

    1944年11月24日，冈村宁次接替畑俊六，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

    这回真高升了，“大师”的最后一句卜语完全应验。

    冈村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可真把他给委屈坏了，官既小，下面那个横山勇还三天两头地跟他闹别扭。

    原先侵占桂林和柳州时，冈村依照过去南昌会战的经验，想激励弱旅，因此专门让田中久一第二十三军负责进攻柳州，可是横山勇侵占桂林后忘乎所以，根本就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径直抢了田中久一的军功，弄得后者直翻白眼。

    横山勇的自我感觉总是那么好，常挂他嘴边的话是：“在目前的大东亚战争中，能立即取得主动的，唯有本军的正面。”

    冈村恨不得立即给这好赖不知的家伙一“二指禅”。

    没有我运筹帷幄、输送粮草，你能决胜千里？

    做这种人的领导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冈村到南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横山勇给撸下来，让他滚回国当西部军司令官，领着一帮妇女儿童玩竹枪去了。

    冈村升了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统帅部肯扔出这顶高帽，还是要把他当泥瓦匠使的。

    很快，冈村就看出了不妙。自陈纳德发动空中反击战后，大陆交通线几乎无法正常使用，不仅物资输送和储存变得极其困难，就连高级司令官的安全有时都难以保障。

    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在广州视察时，突然遭到四架野马战斗机的攻击，虽有战斗机掩护，但还是受伤躺进了医院。

    中美空军如此“猖獗”，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怎么可能这样？“一号作战”特别是侵占了桂、柳后，不是把当地的飞行基地全部破坏掉了吗？

    研究的结果，除了“空中堡垒”和野马都具有远航能力强的特点外，陈纳德又拥有了一批新的飞行基地，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换言之，日军破坏机场的速度快，而以吃苦耐劳著称的中国人重建机场的速度却更快。

    在侵占桂、柳后，冈村发现中国军队的实力与他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对方已丧失了超过一半的正规部队，如果能乘胜而进，显然“重庆军”只能继续撤退。

    可惜，犹如回光返照一般的“一号作战”，也几乎耗尽了日本仅余的最后一点潜力，在这次大规模连续作战后，日军大多数参战部队都减员了三分之一，有的仅剩一半。

    坂西一良第二十军属于第六方面军的直辖部队，打仗的次数不多，强度也不高，但也死伤了七千多人，前沿主力部队的状况可想而知。

    这么一算，别人虽然伤痕累累，但你也快瘫倒在地了，加上缺乏后勤补给，哪里还有能力再追那么远。

    先想想怎样才能不挨飞机炸才是头等大事。

    1945年1月29日，冈村在南京召集军以上司令官开会，确定要发动春季攻势，以捣毁中美空军的两大飞行基地：鄂北老河口和湘西芷江，这两个地方，一北一南，是陈纳德用以切断日军后勤补给的两把利剑。

    本来这是开飞机的人的活，可是航空队哪里敢去，无奈，只能由陆军越俎代庖，给航空队擦屁股。

    进攻老河口一战，是曾在豫中会战中击溃第一战区的内山第十二军，从步兵师团到特种部队都是一套班子，冈村也希望他们能一战得胜，像“一号作战”那样开个好头。

    3月22日，第十二军发起鄂北会战。

    其时，李宗仁已调任汉中行营主任，在老河口负责的是第五战区新任司令长官刘峙，这也是他在抗战胜利前指挥的最后一仗。

    中国军队在鄂北豫西的情况，和广西一样糟糕，刘峙手上可调度三个战区的人马：第一、第五、第十战区，然而，这么多落败之师加一块儿，也不一定能抵得上过去的一个汤集团。

    好在刘峙有保定会战的教训，那场军事生涯上的滑铁卢在将他击落谷底的同时，也教会了他一条重要的生存法则。

    这条法则就是：平原之上，步兵是扛不住坦克的。

    人的思维通常都具有惯性，刘峙尝到的是苦头，内山感受的却是甜头，所以他的战术基本照搬过去击败汤恩伯的那一套，即用步兵突破正面，然后由隐蔽于步兵身后的车骑特种部队超越突进。

    可惜，这么好的战术只能浪费了，因为刘峙根本就没准备固守平原，早早地就把那些地方给让了出来。

    不过在撤退之前，刘峙挖断了公路。

    “虎师团”战车第三师团一直在步兵身后鬼鬼祟祟，想占便宜，不料挖断的公路使它原形毕露，不得不一边填坑一边行进。

    正好那几天又下大雨，道路变得更加泥泞松软，无奈之下，师团长山路秀男中将做出规定，摩托化步兵一律改成普通步兵，老老实实下车走路。

    摩托车好办，坦克却不能下来推着走，就算在泥地里原地打转，你也没法子，这正应了“猪胖不是命好”那句话。

    好不容易天晴了，可没等山路修好，有人就提溜着刀过来了。

    “刘峙版”新生存法则：如果步兵不行，试试飞机！

    坦克在步兵面前不可一世，见到飞机却也就跟遇到老鹰的小鸡崽差不多，除了撅着屁股到处躲，没有其他任何高招。

    平原上一览无余，很难藏人，更别说藏坦克了，因为这东西目标太大，黑烟、炮管，甚至于身后的车辙印都可能暴露你的行踪。

    对于富有经验的飞行员来说，只要把飞机降到一定高度，就总有办法发现，几颗反坦克弹下去，战车便成了废铁。

    白天担惊受怕，晚上还难以合眼。

    中美空军实行的是三班倒，自有值夜班的来伺候，而且这回还配备舞台灯光——照明弹和曳光弹，然后伴有大口径机枪的扫射和反坦克弹的轰炸。

    自当年灵宝战役遭到胡宗南第一军痛击后，“虎师团”再次遭遇较大伤亡。最令人恼火的是，灵宝战役时，多少还可以看到并打击对面的守军，这次却只能挨打，不能还手。

    随师团长前进的译电班乘着卡车，本来多高兴的事，起码用不着跟小兵一样走路，不料卡车被炸个正着，译电员死的死，伤的伤，电报密码本炸碎后纸屑乱飞，煞是有趣。

    译电班直属师团司令部，连他们都这种待遇，其他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几乎一路都是提心吊胆。

    内山原本指望“虎师团”能发挥快速机动作用，谁知事与愿违，坦克竟然还远远落在步兵后面。

    与坦克相比，东洋马不一定非走公路不可，因此骑兵反而能够后来居上，抄小道跑到了前面。

    3月27日，骑兵旅团已到达距老河口以东不足五十里的区域。

    刘峙一面对老河口飞机场进行紧急搬迁，一面围绕老河口，调度陆空两军对骑兵旅团进行打击。

    老河口为丘陵地形，并不利于骑兵作战。骑兵旅团为此伤亡惨重，每个骑兵中队都被削掉三分之一，直到配属的步兵赶到，才最终占领老河口飞机场，但那里已经空空荡荡，花力气缴到的一些汽油和航空器材，也被飞机投弹给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