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三洞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列火车？你当是俩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象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说这话的人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三洞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田中内阁虽然既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他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胜数，别提多刺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儿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板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绝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浑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啊，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浑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东北风平浪静，奉军严阵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归功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14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19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其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3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有些私人老板的“富二代教育法”的：甭管子女有多显赫的文凭，先给我到最基层去做小工人，待上两年，体验一下老子当年打江山的艰辛，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人脉，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接班那是一定的，但这事急不得，有时候“熬一熬”，观察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须知，老子传下的交椅，坐得好是把金交椅，坐得不好很可能下面就是一座活火山。

    我一直认为，小张后来吃的亏，与他前期过分顺利有关。

    但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这也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旁边有人“辅佐”，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

    上学时，小张碰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郭松龄。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郭鬼子反戈一击，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方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就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功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8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瞠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3旅，经常和第8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郭松龄练兵指挥之功，里面其实没小张什么事。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为“战功卓著”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3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如果要想军旅生涯一帆风顺，绝对离不开老师的“辅导”，所以对这位敬爱的老师十分器重，不仅打仗时“傍着走”，还经常让老师给他单独开点小灶。

    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老张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出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拍板定调：就这么办了。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智慧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张背后的那个高人——郭松龄。

    正是通过“整军经武”，师徒俩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轻军官，并形成了在奉军中颇有影响和实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郭将军终究和自己的学生是两种性格，吵架还不解恨，一路举着愤青的大旗就和自己的老板干上了。

    少了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小张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秘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生死安危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差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象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所以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东撤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实际掌控在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手里。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象，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16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老张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手画脚，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划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做家具，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矣，可算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郭老师。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的“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连同张公子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综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