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和国看守跟着他，阿波利奈尔带着手铐。我们为监狱如此严酷的管制制度深感遗憾。

    《巴黎报》1911年9月3日，星期三

    毕加索夫妇搬家了。

    搬家公司把他们的最后一批家具从“洗衣船”运往他们位于克里西大街的新居，再不回来了。对他们夫妇二人来说，这是命运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奇迹使得他们能够离开一个肮脏龌龊、离奇古怪的小木屋，住进资产阶级才有可能住的房子呢？房子一侧是面向圣心大教堂的工作间，另一侧是居住区：包括一个客厅、一间卧室、一个餐厅。视野开阔、安静，十分舒适。

    这简直是在做梦。

    一切都变了，原来的家具东拼西凑，现在购买了一整套崭新的、古典风格的红桃木材料，意大利加工技术；橡木碗橱，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长沙发，钢琴……卧室是真正的卧室，床是带有铜质床头的真正的床。到处是水晶和陶瓷用品。还有更好的呢：毕加索夫人进了卧室，开始给格特鲁德·斯坦写信，请她让她的女厨师为他们寻觅一个“女仆”：包吃，包住，每月酬金40法郎。

    当找到这只稀罕鸟后，毕加索夫人给了她一间卧室，里面安置了一张圆桌、一个褐色衣橱和“洗衣船”里最好的日用家具……

    年轻人喜欢这样的生活，然而这不是艺术家的生活。女主人要求女仆为餐桌服务时，必须穿上漂亮的围裙，每天打扫一遍所有房间，先生的工作间例外。在先生的画室里，到处摆放着画布、画笔、颜料和画架，到处都是黑非洲艺术面具、雕像、乐器和东拼西凑的家具，还不算各种收藏品：蓝色小摆设、杯子、瓶子、再生地毯头、盒子、旧画框……为什么还有猴子、狗和三只猫呢？

    先生严格禁止动他屋里的任何东西，特别不得动那里的灰尘，因为当灰尘落在那里时，它就不动了；但你用掸子掸它时，被掸起的灰尘都落在他的油画上，那可就危险了。为了避免产生争执，人们干脆不进去。这一条禁令是必须绝对执行的，这个房间的卫生，一个季度只打扫一次。房子里其他部分的卫生，也只能等到先生太太醒来之后方可进行，即在大多数时候，必须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方可开始。女仆只好利用这些空余时间为他们熨烫衣服。让女主人不满意的是，女仆为主人服务不太上心。

    据费尔南德说，搬到新居之后，毕加索变得情绪暴躁，很容易发脾气。他整天躲在完全恢复成在“洗衣船”时原样的画室内，很少出门。他的饮食也变得十分讲究，建立了固定的饮食制度，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品，如鱼、蔬菜和水果，多喝水，少喝酒。他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郁郁寡欢，并且说起话来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为什么？是因为他只同以往的熟人接触吗？弗朗克·哈维朗是专门销售里莫日陶瓷的陶瓷商，他既是黑非洲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也画画。一天，他邀请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到他位于奥尔良街的画室。名气不小的服装师保尔·普瓦雷也邀请过他，其场面与气派十分阔绰。保尔虽然当时还没有登上时装界的顶峰，但他总会有这一天的。因为有了他与他制作的漂亮连衣裙，巴黎的妇女们已经不再穿紧身胸衣了。保尔·普瓦雷爱艺术和艺术家。有一天，他来到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画室，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欣赏。他觉得那里摆放着的所有画作件件独一无二、如花似锦，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对于更喜欢肥小牛而不喜欢瘦老牛的毕加索来说，这些邀请与交往也许令他满意。但是一切过头的东西都会惹他发火、动怒。惟独星期日，重新与他的朋友们萨尔蒙、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相聚的日子，他才能有好心情。或者当重见到迁移到塞莱特的老朋友马诺鲁时，他也心情愉悦。

    塞莱特是位于东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小村庄。与他在几年前到戈索勒一样，毕加索于1911年夏天也第一次到了塞莱特。毕加索在那里的果园、农村和古老房屋中，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刚去时，他住进了旅店，后来在山里租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勃拉克从巴黎南下来到这里，接着费尔南德也来了。每天晚上，毕加索与他们待在一起，少了些冷清。在一段时间内，毕加索和费尔南德重新找回了一点儿原有夫妻间的和谐气氛。毕加索如同他在戈索勒时一样，每天搞绘画创作。如果如此坚持下去，再返回巴黎时，他的绘画技巧一定会有新的发展。然而，他们在这里的安逸生活被一件突如其来、完全出乎预料的事件打断了。

    1906年毕加索匆忙离开戈索勒是因为伤寒传染病，而1911年他匆忙离开塞莱特却是因为《巴黎报》头版上发表的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蒙娜丽莎》在卢浮宫被盗。8月29日，一位名叫热利-皮埃利特的人在同一报纸上承认是他盗窃了卢浮宫博物馆的三个小雕像。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匆忙打点行装，火速赶回巴黎。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

    毕加索同这位热利-皮埃利特熟悉，甚至是太熟悉了。这是一位比利时冒险家，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秘书。诗人阿波利奈尔是在担任《食利者指南》记者期间同他相识的，并且把他介绍给毕加索。1907年3月，毕加索用50法郎从他手中买下来自卢浮宫的两个用石头雕刻的古伊比利亚头像。当时的卢浮宫博物馆像个漏勺，你拿，他也拿，无人管理。那里的艺术珍品流失了许多。弗朗西斯·卡尔科说过：罗朗·多热莱斯把他的一位雕塑家朋友雕塑的一件半身像在该博物馆的古代艺术馆摆放了数个星期，无任何人发现。有一天，毕加索本人心血来潮地对玛丽·洛朗森说：“我要去卢浮宫，你想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吗？”

    事情或许不会像布莱斯·桑德拉斯描绘得那么简单，因为他向来有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和肆意编造的毛病。他说：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是一位乐天派，说话干事从来都是随心所欲。有一天，他同人打赌：如果他从卢浮宫博物馆盗出一件珍品，就赢一瓶香槟酒。他的办法是将珍品藏在大衣里，在出口处同警卫握一下手，就能顺利地通过。于是，热利-皮埃利特经常到博物馆去。

    但不管怎么说，诡计多端的热利-皮埃利特让给毕加索两个头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蒙娜丽莎》丢失之后，他又以150法郎的价格向《巴黎报》出售了一尊头像（这与提议出资50 000法郎回收《蒙娜丽莎》的代价自然不能相提并论）。该报在将头像交回博物馆之前曾将其大张旗鼓地展示，为该报作了一次免费而收效甚佳的广告宣传。看起来很显然，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前秘书也承认是他盗窃了《蒙娜丽莎》。《巴黎报》发表了一篇煽风点火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博物馆出入口管理的巨大漏洞。8月24日，阿波利奈尔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说：“《蒙娜丽莎》如此之美，使得追求更加完美的表现手法已经成为艺术界的不休话题。”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批评卢浮宫的保卫工作说：“卢浮宫的门卫工作比西班牙的一家博物馆还要糟糕。”

    他的这一评论再次证明了阿波利奈尔是多么幼稚，因为司法部门完全有可能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一起盗窃事件，而现在他却自己跳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画家朋友毕加索认识的中间人。1907年，阿波利奈尔也确实曾经试图说服毕加索将雕像还回去。毕加索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为了寻求古代艺术和野蛮艺术的奥秘，他已经使两座头像都受到了某些损害。这两个古伊比利亚头像无疑是毕加索从事原始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一，而且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过程中，他的确也部分地采纳了这两尊头像的创作手法（右边女人圆圆的嘴巴，其中三个女人的大耳朵，整个画面的不对称……）。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急匆匆从塞莱特赶回巴黎，是因为既然《巴黎报》已经将热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个头像交出，卢浮宫的警察们就一定会在巴黎警察局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另外两个头像的下落。而这两尊头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尔也十分清楚自己面临危险，因此，他亲自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偷窃来的物品脱手？

    诗人阿波利奈尔陷入了绝望境地，他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诅咒朋友的不地道行为，他做好了名声扫地、从此再无出头之日的心理准备。毕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比垂头丧气的他们要冷静，此时此刻的她表现得比两位男子汉更加冷酷，觉得他们俩好像是“被吓傻了的孩子，满脸的懊悔与窘迫”。

    在如此严重的危险关头，两位艺术家几乎忘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们是外国人。想到此，他们又突然担心被驱逐出境。

    晚上，他们一步也没有离开克里西大街，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一千条、一万条办法，没有一条行得通。最后还是费尔南德想到一个危险性最小的办法：把头像扔进塞纳河。

    说干就干。毕加索夫人找出一个大手提箱，把两个雕像放在里面，接着把提着手提箱的两位艺术家推出门外。想像力极其丰富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他们紧贴墙根，眼睛窥视着周围的动静，被沉甸甸的箱子压得弯着腰，急匆匆地向前奔去。不知何处发出一个寻常的响声，吓得两位艺术家心嗵嗵跳，猛地躲进一个桥洞底下。听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又一前一后，继续向塞纳河走去。前面的一位注意观察前边的动静，后边的一位密切注视着后面的情况。前面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吓得他们俩转身就沿着来路往回跑。凌晨两点半钟，费尔南德为他们打开门时，见二人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箱子仍然提在手上。

    “空的吗？”

    “不。”毕加索小声说道。

    他们进了门，再次落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最后，他们决定采取热利-皮埃利特已经使用过的办法：把古伊比利亚头像送到《巴黎报》报社，并要求只许少数人：报社社长希塞特和同样在该报社工作的安德烈·萨尔蒙知道此事。

    阿波利奈尔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躺到天亮。天刚刚亮，他提起手提箱，去执行已经确定的计划。据阿尔贝·格莱兹说，毕加索陪同他一起去了报社。二人绕路从外侧的林阴大道到了巴黎东站，将箱子存进行李保管处，耐心地等候着《巴黎报》办公室的上班时间。第三天，卢浮宫通过中间人《巴黎报》报社收到了那两个头像。

    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9月7日早上，送牛奶的时间，有人敲响阿波利奈尔的家门。

    是几个警察。

    接着是对他的住处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

    阿波利奈尔被捕了。

    诗人阿波利奈尔被押至凯德索尔费佛Quai des Offèvres，法国司法警察总署所在地。，被控告为窝藏坏人罪和协从盗窃罪，并被直接带至巴黎十八区的监狱（Prison de la Santé)。“我好像觉得从此以后我将完全与世隔绝，最终死在这里。”他得不到任何人格尊重。狱卒发给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床单和被子。带他经过蓝色通道，到达11区的15号牢房。门关上了，门闩插上了。

    进号子之前，

    我被强迫脱光衣服。

    什么凄惨的声音在叫喊？

    阿波利奈尔，你成什么了？

    他糊里糊涂，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一条床腿上，他发现在他来之前住过这张倒霉床的那个人的身份：迪迪·德·梅尼尔蒙当，杀人犯。

    他等着，等着。

    时间过得多慢啊！

    我好像已经被埋葬！

    克里西大街毕加索家里静悄悄的，他丝毫不敢张扬。一天过去了，没有事。他觉得有了点儿希望。但是，第二天清晨，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一位穿便服的司法警察亮出他的证件。他请巴勃罗·毕加索跟他到巴黎警察署走一趟。

    画家回到卧室脱去睡衣。“毕加索浑身瑟瑟发抖，快速地穿着衣服，但他害怕得晕头转向，最后是我帮他穿好了衣服。”［摘自1952年出版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西班牙人，法国警察怀疑他同情无政府主义。等待着他的危险：最坏是被捕，最好也要被驱逐出境……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塞伯拉斯Cerbère，神话故事中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的陪同下，在眼前的林阴大道上离她而去。他们在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上了公共汽车。毕加索向押解他的宪兵发誓与这件事无关，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宪兵说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

    在预审法官的办公室，法官将他作为证人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再重复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毫无用处。法官手中有情报。

    “什么？”

    “一位诗人说他是您的朋友。”

    “可我不认识这位诗人。”

    毕加索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详细地陈述诗人的交代材料：他在说出热利-皮埃利特之前先说出了毕加索的名字，现在他们已经认定：热利-皮埃利特是盗窃艺术品的罪犯；是热利-皮埃利特亲自去画家毕加索的家中，卖给了他两个头像。

    “但我对这些一概不知道。”毕加索回答道，但口气中已经流露出了他的心虚。

    “他也说您不知道珍品的来历……”

    “……”

    “我们有一个证人。”

    他们说的证人被关押在司法部的牢房里。四个小时之前，他被拉出牢房，带着手铐，被带到法官办公室的隔壁房间。他已经手扶铁窗等候了四个钟头。法官打开门，证人进来了。他脸色苍白、双颊塌陷、惊恐不安、两眼发红，两天未剃胡须，领带偏斜一边，假领子松散。他坐到指给他的椅子上。毕加索看了他一眼，立即将目光移开，盯着对面的墙壁。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法官问。

    “不认识。”巴勃罗·毕加索郑重其事地回答。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椅子上打了个嗝儿。

    “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先生。”毕加索重复道。

    但是，过了不久，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推翻他刚才的口供，而阿波利奈尔完全乱了方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办公桌后稳如泰山的法官用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捏在自己手心的这些可怜的羔羊，他们被吓得如同天要塌下来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不知所措。他决定打发一个回家，送另一个回监牢。

    同一天，热利-皮埃利特用伊尼阿斯·奥尔么桑（阿波利奈尔在诗中使用过的笔名）的名义写信给司法部，证明被关入监狱的阿波利奈尔无罪。

    在此期间，巴黎在骚动。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在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和安德烈·比利的带领下，左手举着要求释放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请愿书（秋季艺术博览会的主席弗朗兹·儒尔丹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右手高举着种族主义报纸，跟随由莱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家，于1908年与夏尔·莫拉斯共同创办了《法国行动》报。和于尔班·戈耶举着的火炬大声高呼：

    那个卑鄙无耻的秘书是比利时人，他是一个伦敦强盗，

    当你了解了那帮人时，就会知道他们只不过都是些外国人、外国佬。

    ［摘自1911年9月的《作品》杂志］

    在铁窗后的那些外国佬都已经心力交瘁：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我们转呀，转呀，整天在转，

    天蓝得如同海洋，

    每天早上，我们像狗熊在狱中散步。

    ……

    庆幸的是，这种情形未持续多久。9月12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释放了，然而，案件并未了结。诗人在中间人格莱兹的引见下，拜会了代理监察长格拉尼埃。代理监察长的话并没有让阿波利奈尔彻底放心，他说他保护了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窝藏国家博物馆珍贵文物的人。

    “这样的罪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上轻罪法庭。”

    “还有呢？”

    “判刑。”

    诗人绝望了。

    “最理想的办法是上重罪法庭……”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没有明白。”

    “您无法否认您的罪行。在轻罪法庭，法官执行法律，没有法庭辩论。而在重罪法庭，您可以做解释……”

    阿波利奈尔完全不想作任何解释。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有。不予起诉。”

    “我有可能做到不被起诉吗？”

    “咱们看吧……”

    阿波利奈尔运气不错，他争取到了不予起诉。1912年1月，彻底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但是，这一灾难性的事件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即便他不讲出来，但在心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是毕加索的朋友，但对方却不认他，为什么他却不为对方的背叛而痛苦呢？

    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对质中，不是竟然不承认认识他吗？他每当谈起此事总是心怀无限的苦涩，无法掩饰自己激动而又无奈的矛盾心情。

    ［摘自1946年发表的阿尔贝·格莱兹的《阿波利奈尔，司法和我》］

    一直希望被承认为立体主义创始人的格莱兹十分憎恨毕加索，所以他对阿波利奈尔怀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打心底里高兴。

    画家毕加索有时也受到诗人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的冷遇。毕加索在遭受冷落的同时，也体会到伴随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害怕感：在一段时间内，他拒绝到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在街上行走时，时不时地回头看，担心被人跟踪；克里西大街他家的门铃一响，他就提心吊胆。

    五十年之后，毕加索对《巴黎报》就《蒙娜丽莎》被盗一事向他提问题的一位记者承认，他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态度确实让他十分羞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阿波利奈尔为维护毕加索的名誉、为抵御公众对毕加索的攻击作了无数牺牲，从未在任何场合宣扬过自己，也从未在其作品中夸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比利是那个不幸事件的见证人和事件的间接参与人。他在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著作作的序言中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毕加索，他只讲某某画家……

    丢失的《蒙娜丽莎》于1913年被找到了。原来，它是被一个当时在卢浮宫工作的意大利人盗走的，他希望将此作品归还自己的祖国。此事到此终于结束了。

    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这样；而对阿波利奈尔来说，并非如此。

    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阿波利奈尔立即参加了战斗。他所有的朋友认为他如此自愿去保卫一个不是自己祖国的国家，其中含有一点儿报复的意味。阿波利奈尔好像一定要用三色旗的颜色洗刷那副镣铐给他留下的耻辱，这是使他彻底忘记给他带来灾难的微笑着的蒙娜丽莎的惟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