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当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凉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没那个福分，只能躲在自个儿家中勉强避暑。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即使是在华盖云集的京师，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极为稀少。

    突然间，从前门方向快步奔来一名五十多岁的普通老汉，满头大汗，肩上扛着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门的九门提督衙门。差役认出老汉就是前门联兴帽铺的店主张度仲。张度仲也不多说，直喊要报官。九门提督衙门大学士英廉（本姓冯，内务府包衣，汉军镶黄旗人，其孙女即为大贪官和珅正妻）刚好正在大堂办公，闻讯急忙叫人带张度仲进来。张度仲跪下后二话不说，先将衣褡放在地上，打开一看，里面全部是黄灿灿的金条。大致一数，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据张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于前门打磨厂的联兴帽铺突然来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阳）源有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店主张度仲亲自将他迎进来后，还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万有便将一副衣褡交给张度仲，托他代为保存一段时间。因联兴帽铺一向与源有通帽铺有生意往来，张度仲虽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辞，当场收了下来。何万有随即匆忙离开，去向不明。张度仲收藏衣褡时，发现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当时便起了疑心，但由于有承诺在先，也没有打开来瞧，只是如约将衣褡收藏起来。然而，就在这两天，京城风传甘肃捐监积弊案发，恐怕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霉。此刻，王廷赞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据传已经被时下最受皇帝信任的和珅和大人扣押审讯。张度仲知道源有通帽铺的背后东家就是王廷赞，当即联想到可疑的衣褡一事，立即打开检查，结果发现衣褡内藏六十根金条，共重四百七十一两。当时黄金是十分稀少之物，人们为了保值或是制作器皿、物品，常常以银换金，导致金价居高不下。按照当时流通的情况，一两黄金至少可换取二十两白银，这六十根金条就值将近一万两银子。张度仲一个普通老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多钱，吓得目瞪口呆，立即屁滚尿流地飞奔去九门提督衙门报官。

    英廉得知事情经过后，如获至宝，认定这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刻意在转移赃款，立即发出告示通缉何万有，并在从北京到盛京的必经之地通州、山海关设下关卡，务必要将其捉拿归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十根金条转移案。

    那么，这六十根金条到底是怎么回事？伙计何万有是什么人？他的东家王廷赞又是什么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还要从头说起。

    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一块号称“西北明珠”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这里地处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却因为有黄河过境，当地人挖掘沟渠，引黄河之水灌溉土地，“岁无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极为富庶的农业，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宁夏平原。

    自秦汉开始，宁夏平原就开始了引用黄河水灌溉的历史。这里沟渠纵横，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唐来渠。唐来渠渠口开在青铜峡旁，自甘肃宁朔县南分黄河北流，经宁夏、平罗会大清渠，北注黄河。根据明朝万历年间的《朔方新志》记载，唐来渠源远流长，本是汉朝故渠，唐朝武则天年间曾对旧渠大加疏浚延长，并招徕户民垦种，因此得名唐来渠，又名唐徕渠、唐渠。如此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沟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经历着岁月的侵蚀、风雨的洗礼以及兵燹的破坏，因而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主持修缮工程的历史名人先后有唐朝名将郭子仪、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来，先后有宁夏巡抚黄图安于顺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于雍正九年（1731）、宁夏道钮廷彩于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过此渠。转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宁夏道（治所宁夏府，今宁夏吴忠）道员（地方行政长官，正四品，低于巡抚，一般尊称为道台）王廷赞（部分史籍记作王廷瓒）得知唐来渠年久失修，多有溃决之处。而唐来渠又刚好经过府城西面，王廷赞担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决意效法古人，大修唐来渠。

    由于清朝没有专门的经费拨给地方行政，而地方财政又没有法定的收入，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预算和决算制度，地方长官一个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个衙门的行政开支及部分属吏的薪水，还需应付上级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捐。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个地方道员要拿出一笔不菲的款子来修复唐来渠，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王廷赞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亲自出面，四处借了一笔钱，为此费尽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来渠。

    这位王廷赞，说起来也是个人物。他长年在西北为地方官，廉洁奉公，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因而在当地深孚众望，是位颇有名望的好官。举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赞时任张掖（今甘肃张掖）县令，拿出帑藏，花巨资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来便已经废弃的甘泉书院。此后，甘泉书院成为河西的教育中心，学风严谨，人才辈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赞时任巩昌府（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知府，出资在西巩释来家沟修建一座石桥，时人称为“王公桥”（同治年间左宗棠西征时重修此桥，改名“永定桥”，当地人称为“神桥”，至今犹存），这是老百姓对王廷赞的衷心赞誉。

    就在大修唐来渠的这一年，王廷赞被提拔为甘肃布政使（治所兰州，今甘肃兰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则由于捐监赈灾“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为浙江巡抚，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省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四川总督只管一省），同时兼任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又称“制军”、“制台”。巡抚之制始于明朝，但当时无固定辖区，一直到清朝时，巡抚才成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并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又称“抚军”、“抚台”。总督、巡抚之下设布政使，简称为“藩台”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财赋之出纳，以及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国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县宣布，权力很大，品级与巡抚同，是从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职，简称为“臬台”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为正三品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三大宪。省之下设道（道是监察区，并非行政区），置道员。道以下设府，知府为行政长官，掌管一府的政务及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顺天府和奉天府因为分别是京师和陪都，地位较一般府要高，设府尹为其长官。府之下设县，置知县。

    清朝初年，全国共有十八个行省。甘肃当时属于陕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管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康熙年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并将治所从巩昌移至兰州。乾隆年间，裁甘肃巡抚，改以陕北总督行巡抚事，称陕甘总督，并迁陕甘总督府至兰州。当时的甘肃下辖区域不但囊括今甘肃境域，还包括今新疆、青海、宁夏的一部分。

    对于常人而言，从正四品的道员一跃为从二品的布政使，绝对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赞却是且喜且忧。在从宁夏赶往兰州的路上，他一会儿忧心忡忡，一会儿眉头紧锁，全然没有升官的喜悦，倒让跟随他多年的王长随着实困惑了。

    王长随名叫王亮侯，长随是他的职业。不过，虽然长随号称“官之仆隶”，还是与“契买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而言，第九十九回讲到贾政上任江西粮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严禁地方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跟随贾政上任的长随都说：“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于是一起向贾政告假，请求离去。贾政还不明白究竟，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于是长随们怨声载道地离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奴婢一经契买，便完完全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终身服役不说，饮食衣服也均仰之于主人，这就是贾政家奴所说的“去不了”。而长随只与主人有雇佣和隶属关系，或是松散或是紧密，相当于“雇佣工人”，有活儿干就来当差，没活儿则可以离开，即所谓“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长随的“长”字，其实是名不副实。

    长随一词，最初起源于宋朝。当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为布衣之交，私人关系亲密。赵匡胤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普家，点名要吃赵普妻子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赵匡胤突然到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夜，大雪纷飞，赵普认为积雪太深，皇帝肯定不会出门，不料刚把朝服换下，赵匡胤就到了。赵普急忙唤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称“堂官”，又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称“家将”，又称“内丁”）伺候换衣。赵匡胤见此堂官不离左右，举止恭敬至诚，便打趣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天子金口一开，“长随”的称呼从此传扬开去，成为堂官的别名。赵普的这位长随，后来还出任指挥之职，“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此。

    到了清朝，长随开始兴盛，大小官员普遍自己掏腰包蓄养长随。长随不但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还出现了《长随论》等多种职业书籍。正是在清朝，长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但协助官员处理一切杂务，还成为官员与下属吏役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环节。这是因为清朝地方官员采取籍贯回避制度：自顺治开始，总督、巡抚以下地方官员均回避在本省任职，即必须易地为官。到康熙时，回避制度更加严格，官员任职之地应与其本人籍贯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应回避。官员除非罢官或去职，才能回到家乡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宦游”。这样，官员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临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门里的办事吏役则大多由当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个时候，长随作为官员带来的亲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门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县衙门，长随更是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称为“二爷”。而在地方衙门里，只有地方长官被称为“老爷”，地方长官的幕友被称为“师爷”，书吏、衙役等都不能称爷。长随与长官、师爷并为衙门里的“爷们”，可见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员一般任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担任长随，但随着长随的职业化，在官场中以此为业谋生的人便成为长随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捐纳开始盛行，更是出现了与长随相关的独特的“带驮子”现象。

    捐纳，又称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由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卖官得来的钱财统一入库，以解决财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纳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与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则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康熙时期，捐纳官只到知县。到雍正年间，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纳。再到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则可捐至游击。

    捐纳官职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仕途竞争更加激烈，因为官员的职位、名额始终是有一定额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职位的实缺却是很少，这样，真正落实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补实上任，往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员通常在候补阶段就已经用尽了钱财，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借钱给这些官员。当然，这些人不会白白借钱，投资一定要有所回报。一旦官员补实，长随则跟随他一同上任，并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为对之前借钱的报答。这就是所谓的“带驮子”，又称“带肚子”。

    长随们之所以宁可倒贴钱给官员也要谋取这份“下三烂”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中多有“陋规常例”，凡长随经手之事都可以捞一份外快。中说一个州衙门里的长随每年红包“好几千的拿”。前面提到中贾政上任江西粮道，跟他的长随都是花了钱给介绍人作为“荐资”的，贾政却一心要当清官，长随们捞不到外快，仅凭薪资肯定要血本无归，这才各自离去。

    职业化后的长随，种类繁多，有按出身划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职能划分。负责把门的叫做“司阍”或“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叫做“签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负责通讯的叫做“书启”；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仓库的叫做“司仓”；负责税收的叫做“钱漕”；还有“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众多名目。

    这里花这么多笔墨来讲长随，是因为这些编外的长随将在下面讲到的案件中起到极为关键的纽带作用。

    王长随见到王廷赞如此神色，寻思新的藩台大人可能是在担心甘肃布政使不如宁夏道道员好做。当时甘肃地处边陲，地广人稀，加上天灾不断，朝廷还经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贫瘠。布政使要管好这一省财赋和民政，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而宁夏道只管辖“塞上江南”宁夏平原，为甘肃下辖地域中最丰腴之处，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无忧虑。真可谓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官小有官小的优越。

    王长随十分机灵，当即安慰道：“藩台大人不必太过忧虑。甘肃虽然全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发生，但朝廷却恩准甘肃捐监。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对巡抚的称呼）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成绩斐然，全靠捐纳筹集粮食呢。”

    捐监，即捐纳监生，属于捐纳制度中“常捐”的一种，民间生员只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获得监生的资格。最初捐监只限于生员，后来范围扩大，无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纳成为监生，称为例监。捐监所收的粮食称为“监粮”，纳入地方粮库，以备荒年赈济。捐监不像前面提到的捐纳实职那样直接获得官职，但有了监生的身份后，便可以直接取得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资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纳实职，必须先有监生、贡生的资格。捐监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危机，但也成为有钱人攫取富贵的终南捷径，对科举制度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不良影响。王廷赞长叹了一声，哀叹道：“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呢。”原来他发愁的并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干，连乾隆皇帝都称赞他为“能事之藩司”，在甘肃任布政使三年，报捐的粮食已经多达六百多万石，报捐人数和所收粮食数不仅在甘肃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名列榜首。仅报捐这一项的收入，已经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七八倍。正因为成绩卓越，王亶望才被升为浙江巡抚。

    有如此能干的前任，自然给王廷赞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他虽然对王亶望捐赈所取得的成绩感到不可思议，却也十分佩服。他是一个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图在其位谋其职，能够大有作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认为望尘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丧气，觉得前途渺茫了起来。

    王长随了解王廷赞一心想做清官的心思，当即答道：“大人昨夜不是还手书了一幅字——‘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只要造福百姓，问心无愧，又何必一定要与王中丞比较？”

    一语提醒了局中人，王廷赞顿时恍然大悟，笑道：“还是你说得对！说得好！”顿了顿，又道，“不过，‘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这句话，其实正是王中丞上任甘肃布政使之前向皇上当面作的保证。”

    王长随正若有所思，似乎想到了什么，没有回答。王廷赞叫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顺口道：“大人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王廷赞一愣，问道：“奇怪？什么奇怪？”王长随迟疑道：“王中丞在甘肃任布政使三年，报捐粮食成绩突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甘肃年年旱灾，得蒙朝廷恩准收捐所致。可实际上……”他犹豫着，似乎有些不敢把下面的话说出来。

    王廷赞有些不悦地道：“老王，你是个爽快性子，怎么突然吞吞吐吐起来了？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王长随受到了鼓舞，终于下定了决心，小心翼翼地道：“实际上……没有听说甘肃这三年有大旱情呀……”

    王廷赞听了这话，心中“咯噔”一下，凛凛而惊，恍然间意识到什么。只听王长随又忙不迭地补充道：“也许是小人孤陋寡闻，甘肃别的什么边远地方发生了大旱灾，咱们在宁夏也不知道。”

    王廷赞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了王长随的话，但他心中却开始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这天实在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很容易令人烦躁不安。自从王廷赞心头起了疑惑后，并不是十分漫长的旅途也立即变得枯燥乏味起来。凑巧的是，就在王廷赞一行人即将进入兰州城之际，天降瓢泼大雨，一解连日来的暑气。王廷赞与王长随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各自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旱报捐的事来。

    前来城门处迎接王廷赞的除了布政使司的大小官员，还有兰州知府蒋全迪和皋兰（甘肃首府首县。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衙门所在县称“首县”或“附郭县”）知县程栋，以及一大群长随模样的人。王廷赞原以为这些长随是前来迎候的官员随身所带，不由得感叹这群官员官位尚在自己之下，排场却远在自己之上。谁知等兰州知府蒋全迪介绍过了才知道，这些长随原来就是乾隆皇帝多次下谕旨严禁的“坐省长随”。

    坐省长随颇类似当今的“驻省办”，最初只是为接待新到任的官员而设，负责为新上任的总督、巡抚等上级官员修缮官舍、供给家具薪炭等。但到了后来，坐省长随逐渐演变成州县地方官员派在省城的耳目，成为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深相结纳”的关键纽带。坐省长随们均是各州县官员的心腹，机灵而狡诈，盘踞在钱谷刑名总会之地，负责打听上级官员们的一切动静，便于州县官员及时了解上级的动向——凡其各上司三节两寿、水干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要预为具禀；官长有升迁降调之信，十天要报一次；如有奏稿要件，要抄稿送呈。而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保持“亲密”关系，上级官员“交代”下级官员事情，也主要是通过坐省长随。因而，在坐省长随的背后，隐藏着无数见不得人的交易和黑幕。有鉴于此，乾隆皇帝曾多次颁布上谕，严禁坐省长随。如乾隆三年冬天，两广总督马尔泰上任之前，乾隆皇帝再三嘱咐他到任后务必铲除坐省长随。律法中也有明文规定，禁止各地方州县向省、府两级衙门所在地派驻长随，有违反者将受降级留任的处罚，纵容其行为的上级官员也要罚俸六个月。

    正因为坐省长随在朝廷严令禁止之列，所以当王廷赞看到一大群坐省长随肆无忌惮地出现在眼前，向他打千请安时，忍不住要惊诧不已。蒋全迪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坐省长随是前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任时特意设置的，因为各州县衙门散处四方，与兰州相距甚远，一旦有什么事情，信息无法及时传达到下面，坐省长随就是专门负责居中传递消息。这种解释实在有些牵强。王廷赞虽然表面上没有再多说什么，但心头对素来景仰的前任王亶望的疑惑更加强烈了。

    一番寒暄后，被迎进城的王廷赞没有被直接领到甘肃布政使司衙门，而是到了兰州最大的酒楼金城酒楼。映入眼帘的只是满桌的珍馐，如花的侍女。这一切既在王廷赞的意料之中，也在他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官场上历来如此，新官上任，下级官员都要宴请长官，名义上是接风洗尘，其实不过是巴结逢迎；意料之外则是甘肃素来贫困，有“甘省地瘠民贫，官场素称清苦”的说法，以致连口粮都必须通过朝廷恩准捐纳的方式来收取，而王廷赞看到的却是奢侈豪华的酒楼、堆积如山的鸡鸭鱼肉，实在有名不副实之感。

    尽管对眼前这些下级官吏有些不满，但王廷赞也没有表示什么，脸上带着浅笑，客气地敷衍着。毕竟人家奉承自己，不是坏事。不说将来办事全靠这些官吏，就为他们冒着大雨到城门等候迎接这份情，就不能不领。大雨，一想到大雨，他的心情顿时又怅惘了起来。

    这场大雨一下就是三天。三天后，总算雨过天晴了。位于兰州城东的甘肃布政使司衙门内，王廷赞正襟危坐，一边挥舞着扇子，一边埋头翻看一大堆账簿。其实天气并不热，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厅里的众人都感到有些压抑和燥热。

    在场的除了王长随和几名布政使司的官吏外，兰州道道台秦雄飞、兰州知府蒋全迪和皋兰知县程栋也陪在一旁。秦雄飞和蒋全迪似乎有些有恃无恐。程栋则有些紧张，不断地拿衣袖擦着额头的汗。一旁的王长随瞧在眼中，却是不动声色。

    王廷赞越翻账簿越觉得不对劲儿，干脆扔掉了扇子，双手翻阅起来。程栋急忙上前，抢上去抓起扇子，为王廷赞扇了起来，讨好地道：“藩台大人，天气这么热，您刚到兰州没几天，鞍马劳顿的，不如先休息一下……”王廷赞似乎没听见，继续聚精会神地查看账簿。程栋有些手足无措起来，拿眼睛去看蒋全迪。蒋全迪轻轻摇了摇头，仿佛是示意他不必慌张，程栋这才略舒了一口气。

    突然，王廷赞一拍桌子，嚷道：“不对！这完全对不上！”程栋和蒋全迪二人吓了一大跳。程栋擦了一把汗，刚要说话，蒋全迪拉住他，抢先道：“藩台大人，不知道有何不对？”

    王廷赞指着账簿道：“这对不上的地方太多了！你看，这里写着，王亶望大人上任布政使只半年，便有收捐人数一万九千名，得到粮食八十二万石。这数目是不是太大了？”蒋全迪笑道：“大人有所不知。早先，按照皇上旨意，在甘肃原本只允许肃州、安西二府按旧例收捐，但前任布政使王亶望王大人考虑到我省粮仓储备不足，需要更多的收捐，于是向总督勒尔谨大人请求，批准在各州县收捐。这完全是出于仓储的考虑。”

    王廷赞摇了摇头：“即便如此，还是不对。甘肃土地贫瘠，百姓贫穷，怎么会有将近两万人有这么多余粮，拿出来捐监呢？”蒋全迪似乎早有准备，快速回答道：“这是因为报捐的人大多并非甘肃本地人……”一旁的程栋也附和道：“对对。自从朝廷平定新疆后，新疆与内地的商品流通日益发达，商人们获利颇丰，而甘肃又为商人必经之地，所以报捐者有很多是来自外省的商人。”

    王廷赞听了，依旧半信半疑，又问道：“即使如此，开捐半年，就收到八十多万石粮食，这样算来，一年就会有一百六十多万石，如此下去，年复一年，粮食越来越多，势必会无处存放，潮湿损坏，又该如何处置？”蒋全迪道：“这个倒是不怕。我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粮食也不可能只收不用。”

    王廷赞心想也对，但转念即想到入兰州来即连日大雨，哪有什么旱情，冷笑一声道：“连年大旱这话……”一语未毕，旁边的王长随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王廷赞当即醒悟了过来，硬生生地将下面的话吞进了肚子里。但他还有些不甘心，赌气地将账簿甩在了一旁。

    厅里一时陷入了静默中，气氛也令人尴尬。布政使司的官吏照旧一言不发，程栋先有些焦急起来，不料蒋全迪咳嗽了声，道：“大人，还有件事……”王廷赞不悦地道：“什么事？”蒋全迪压低了声音，道：“我省捐监，历来不是捐粮，而是……而是捐银……”王廷赞刚抓起一本账簿翻开：“什么？！”听了这话异常震惊，连手中的账簿都掉了下来。程栋急忙解释：“这也是总督大人特别批准的。其实，捐银最后仍然是买了粮食补还仓库，与捐粮是殊途同归……”

    王廷赞似乎终于明白了过来，他重新拿起掉下的账簿，茫然地翻阅着。其实，账簿上的字他一个也没看进去，他心头的波澜起伏，远比眼前一页页翻过的纸要大得多。

    蒋全迪等官员离开后，王廷赞将账本推开，似乎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历程，看上去十分疲惫。王长随试探道：“大人要不要休息一下？”王廷赞摇了摇头：“我看了几天账本了，疑点很多，对不上的很多，但蒋全迪他们却条条都能解释清楚，表面上听起来也都十分有道理……”

    王长随道：“那不过是表面上。藩台大人目光如炬，还不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顿了顿，又道：“小人已经私下打探得很清楚，甘肃就大前年有些旱情，这两年根本就没有旱灾。”王廷赞冷笑道：“这下就全对上了！我的前任王亶望将收捐监生的米粮改为折色银两，然后年年虚报旱灾，用监粮赈济的名义，说捐监的粮食全部用于赈灾了。实际上，这样的粮食根本就不存在。而收捐的银子就直接收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王长随道：“大人高见。可现在发现了这其中的玄机，大人打算怎么做？”王廷赞道：“你去准备一下，我一会儿要去拜访总督大人！”王长随迟疑道：“这个……天色已晚，会不会不大合适？而且……”王廷赞：“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治下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有责任及时告诉他。搞不好，王亶望这个黑锅还要我来背。”王长随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走了出去。王廷赞的目光，落在了书房正中那幅“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的字上。

    按照清朝制度，总督负责省内军事，不管政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由布政使专管，司法则由按察使专管。总督与布政使、按察使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布政使、按察使不受总督节制，各自有独立的办事衙门，其上司分别为户部和刑部，且各有专折奏事之权。换句话说，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虽然官阶在陕甘总督勒尔谨之下，但却并不是其下属。按照常理，王廷赞发现了问题后，应该立即向顶头上司户部汇报，而不是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但王廷赞心中顾虑甚多，除了王亶望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外，他也不知道这甘肃省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一时下不了决心，权衡之下，还是要先找勒尔谨商议。

    一出布政使衙门，王廷赞就留意到衙门外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一见到自己出来，有交头接耳的，有立即奔跑开去的。他也不去理会，径直上了轿子，往城正中的总督府而去。走了一段，王长随凑到帘窗边上叫道：“大人……后面有几个人从一出衙门就跟着我们……您看……”王廷赞只是摆了摆手，示意不必理会，但放下窗帘后，心中却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令他极为不安。

    就在这个时候，领路的一名老书吏折回来，悄悄问王长随道：“王爷是否准备好了门包？”王长随愣道：“门包？”一时不明所以。经老书吏解释才知道，原来要进总督府，必须经过管门家人（长随的一种，称“司阍”或“门上”）曹禄这一关，曹禄素来以索要门包出名。王长随这才恍然大悟，连忙说：“有……有……”轿子中的王廷赞听得一清二楚，微微叹了口气，也没有多说什么。

    不料到了总督府，王廷赞一行不但未被曹禄索取门包，还有人在大门专程迎候。看上去，勒尔谨已经知道了王廷赞要来。不过，能得到这位镶白旗满人总督的礼遇，倒让王廷赞有些受宠若惊了。

    王廷赞被领到了偏厅，勒尔谨正候在那里。略微寒暄后，王廷赞便开门见山，详细讲述自己这几天在账簿中发现的问题。勒尔谨起初十分惊讶，渐渐地神情越来越严肃。这倒给了王廷赞信心，至少看起来勒尔谨是不知情的。

    王廷赞最后说：“总督大人，这捐监冒赈的背后，大有玄机。我的前任王亶望王大人对这起贪污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勒尔谨皱着眉头：“那么，你预备怎么做？”王廷赞慨然道：“请大人与我联名上奏，向朝廷检举揭发王亶望的贪污行为，还要马上停止监粮折银的做法……”勒尔谨似乎有些犹豫：“这个……”随即咳嗽了声：“我有点内急，王大人先稍等一会儿，坐下喝口茶……”不待王廷赞回答，便迅速站起来直接走进后堂。

    王廷赞等了许久，总也不见勒尔谨出来，不免焦急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间发现偏厅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多了数名守卫，恍然间便明白了：捐监冒赈是桩惊天大案，仅凭王亶望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连续三年向朝廷谎报大旱贪污捐粮，是何等高风险的行为，一旦被揭穿，可是要掉脑袋的。别的不说，各州县上报旱灾，是需要所辖道、府认可并申报的，这说明，下面的人早就被王亶望买通了。而勒尔谨身为陕甘总督，总理两省大事，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出了这么大的事，没有他的支持和配合，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搞不好，勒尔谨本人就是共犯。

    一时之间，王廷赞暗骂自己糊涂，竟然自己送羊入虎口。但他不肯绝望，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果如所料，守卫拦住了他，说是总督大人有话，不准他走出这偏厅半步。明摆着，他已经被软禁了。

    这天晚上，王廷赞在总督府偏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当然，他并不是一个人，先是他的心腹王长随被带了进来。主仆两人面面相觑，相对无言。随后，以兰州知府蒋全迪为首的甘肃要害官员二十余人一齐出马，向王廷赞晓以利害，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有人说：“王大人，您就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甘肃官场历来如此，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有人说：“是啊。王大人，您到这里来找总督大人报告，可是您不知道总督大人早就许可了这事。您说，在这甘肃，哪里还有比总督更大的官呢？您想想，仅凭您一人，能扳倒总督和这甘肃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吗？”更有人说：“王大人，我们都知道您以前是个清官。问题是您现在加入我们了，也不代表您当不成清官了啊。您想想啊，甘肃收捐一事，其实百姓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这件事中，有谁真正受了损失吗？没有！有钱人用钱买监生，大清不过多发了几万张文凭而已，反而甘肃有了钱，还能散赈行善，造福百姓。”王廷赞本来一直正襟危坐，闭着眼睛，听了最后这句话，似乎有些心动，终于睁眼看了众人一眼，若有所思。

    接着有人开始威胁了：“听说王大人的老母亲思念故乡，刚到兰州便想要返乡。老夫人年纪大了，恐怕经不起鞍马劳顿，万一出不了兰州城……”王廷赞领会他的弦外之音，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对方立即笑道：“哎哟，下官扯远了。下官的意思是，王大人何不仿照老夫人家乡故居的面貌，在兰州修一处大宅子，让老夫人享享福，也算王大人尽了孝心。”立即有人拍手赞成道：“这主意好！不过……我大清官员俸禄微薄，王大人又是个清官，哪来多余的银子修宅子？要不这样吧，我们在场的各位先各自凑一笔钱，算是借给王大人，先把宅子修起来，让老夫人住上？”众官员一齐笑道：“好说，好说。”眼见众人目光灼灼，一齐落在自己身上，王廷赞不由得叹了口气：“各位美意……唉……”

    王廷赞的心思确实动了，但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的还是他的心腹王长随的话。

    天快亮时，蒋全迪一干人终于离开了。王廷赞还在动摇不定，王长随终于开口了，劝道：“大人，天就要亮了，看样子您非得作出决定了。各位大人跟您彻底交心坦诚地谈了一夜，利害关系都算说尽了。您再没有什么表示，咱们估计就走不出这总督府了。”王廷赞愤恨地道：“总不成他们对我威逼利诱，我就此屈服了？”

    王长随道：“大人一直以清官自诩，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小人也看得出来，大人已经有些动心了……那知府蒋大人说：收捐一事，其实百姓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他其实说得有道理，我看大人听了也是神色为之所动。”

    王廷赞叹了口气：“话听起来确是有理。可是说到本质，这样上下一气，对付皇上；大家分肥，对付左右；散赈行善，对付百姓，其实还是以钱为中心。监生的文凭，从纸张上来看实在不值几个钱，但到了无良子弟手中，就可以借此变成官帽，有了官帽，他就能再想法子赚钱，这样，他捐监的小钱就变成了大钱，最后坑害的还是百姓啊。”

    王长随苦笑道：“大人说得都对。只是……”一指门口的守卫，“如果大人不加入他们，不但大人走不出总督府，恐怕老夫人也有危险啊。”

    王廷赞长叹一声，良久不言。王长随道：“大人，既然形势如此，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王廷赞无奈地摇摇头道：“想当个清官，还真是不容易。”

    他连夜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原本就是想改变“监粮折银”的违法行为。但到了眼前的地步，在巨大的压力和利益诱惑下，他不但放弃了造福甘肃百姓的理想，没能继续当他的清官，还与勒尔谨同流合污，沉沦于捐监收银中，再也不能自拔。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甘肃河州（今临夏东北）百姓王伏林等倡立新教，聚集教徒，竖幡念经，与老教相抗。因清廷历来支持老教，总督勒尔谨得知王伏林所为后恐生事端，派差役前往锁拿，王伏林等人仗剑拒捕，还打伤了差役。勒尔谨立即出动大批官兵前去剿捕，包括王伏林等不少教众被围杀，被捕者则被发云、贵、川、广烟瘴之地及东三省为奴。令勒尔谨和王廷赞想不到的是，他二人于四年后先后下马，均是因为另一次新教教徒起义的爆发，这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