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斢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奀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垇、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鎝(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鉔水、石塅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9]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基，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签”[21]之签，别处曰篆)、茶篮、签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蕌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批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22]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23]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24]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5]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人口数百分比

    农民一，六二○六○

    手工业者二九七一一

    游民二七○一○

    娼妓一六二六

    商人一三五五

    政府机关一○○四

    地主七八三

    宗教徒二二一弱

    共计二，六八四一○○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新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棋，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几十石租，全部储蓄着，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八十石，全存着，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