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
我们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切要的有十条政策，这十条政策要联系起来执行。
一、对敌斗争。陕甘宁边区要准备对胡宗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蒋介石的磨擦进行斗争，即军事上要作准备，使军队在政治上更巩固，在军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开展大练兵，全体官兵都要紧张地转到大训练的运动中去，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边区现有五万军队，都训练好了，还不能打仗吗?须知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红军改编时只有四万五千人，现在边区有了五万兵而且训练精了，还不好办事吗?大练兵要认真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高干会议以后，就是各旅的团长、政委的责任了。要学习六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二、精兵简政。这是重要的一条，已在实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2]。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凡是对这一条执行得还不够的，应当立即搞好。
四、拥政爱民。每年来一次，检查一年的缺点、错误，向人民作自我批评，要每年颁布公约。中央准备颁布一个统一的各地都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各十条的公约。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
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组织者与宣传者，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只要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好，人民的态度是没有不好的。过去留守兵团有的负责人，总是说边区人民不好，不爱护军队。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应当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方法。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3]，备战，备荒。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4]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半劳动力，这也是一支劳动大军。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八辆大车，二十二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八十股，二十二个运输队员作为二十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十九万斤提高到三十八万九千余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个办法在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中普遍运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一百头牲口二十辆大车，在未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运输一百二十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力提高到一百八十五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工厂、农场。我们的农场按伙种[5]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办法，当然不按伙种而用自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整顿三风。边区做得有成绩，还要继续做。
七、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要继续开展。
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时事教育，这次大规模地进行了三个月，还要继续做，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九、减租减息。许多根据地开展得不彻底，边区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好，还要继续搞。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我们还是实行减租减息，不实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6]。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
以上十大政策，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能对付国共关系可能的破裂。当前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是四项:第一，对敌斗争，即打敌人，挤地方；第二，发展生产，即弄饭吃；第三，整顿三风，即整歪风；第四，审查干部，即反特务斗争。这四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现在还只是相当巩固，而不是十分巩固。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7]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回来。六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讲到生产，弄饭吃，全党干部非学会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过去这是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的事，现在各部队首长、各机关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都非学会不可，连文人学士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8]等也都学会了。
部队生产，今年二月王震[9]同志订计划时，计划每人开荒六亩，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开荒十八亩。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军队自己可以发饷，我们养千万的军队都有办法了。
每一个旅应当建立一个后方。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进不来，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像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地搞一个革命家务。
抗战以来，国民党用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的反特务斗争，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三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10]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一二○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11]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12]、五中全会[13]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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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士］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三公，指春秋时晋献公和公子重耳、夷吾。毛泽东在这里引用这一典故，强调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三方面应当有统一的领导，不要政出多门，工作上应当互相协调、配合。
[3]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余一年粮食。《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号召农民积极生产，厉行节约，做到每家一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4]“变工队”、“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5]“伙种”，或称“朋伙种庄稼”，是一种变工形式。参加伙种的一般是人力、畜力、土地等生产条件相差不多的具有亲族或亲戚关系的两家农户，他们把全部人力、畜力、农具、土地合作起来，统一耕作，收成平均分配。有的“伙种”是共同开荒，收成平均分配。还有的“伙种”是共同租佃地主的土地，一同耕作，收成在完租后平均分配。
[6]“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7]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9]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二），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0]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11]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
[12]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13]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