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与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中国从前是半殖民地，现在也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是最吝啬的，根本不愿意帮助别的国家建立工业，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
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现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要作斗争，同时要团结他们，要给他们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给什么利益呢?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
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年了，我们还打算再给他们三年的时间，一共九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生产不中断，市场上群众需要的商品不短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现在我们革民族资产阶级的命，取消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资本家，给他们上课、开会，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并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有痛苦的，不是没有斗争的。我们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工作。不但工人对资本家作斗争，资本家家庭里的进步子女也同父母作斗争。这样，六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就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了。
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了安排，使他们逐步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是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在逐步变为国营企业。资本家要比封建地主有用得多。对地主我们只给一些土地，让他们自己种地，变为农民，现在不给他们选举权。但对资本家就不同，他们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
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可供中南美洲兄弟党作参考。你们可以考虑在革命前对民族资产阶级多做一些工作，争取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对帝国主义是不满意的，你们可以联合他们，争取他们，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如果你们能让全部农民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再加上争取了资产阶级，你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在目前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将来的社会解放运动中，你们的希望会很大。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被剥削者同不剥削别人的独立生产者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很重要的。此外，无产阶级还要有另外的一种联盟，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的联盟。半殖民地国家要争取获得独立和解放，没有这种联盟也是不行的。
总而言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整死。批评并不等于一推了事。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同的是，有的犯得多一些，有的犯得少一些；有的改正得早一些，有的改正得晚一些。我们党内曾经有过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无情打击”的偏向。人总是有情的，何况是对同志呢?“无情打击”只会在党内造成对立，闹不团结，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打来打去弄得大家不和气，党的事业不兴旺、不发达，同志们大家都不高兴。后来我们党纠正了这种偏向，帮助在改正错误的同志，能团结的力量越多越好。
犯过错误的同志有了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强。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下一次有可能会犯错误。
大敌当前，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国际上也一样，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包括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进步力量。我们可以同你们相配合，牵制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力量。帝国主义到处都插一手，我们就每一处都抓住它一点，这样它就难以行动了。我们的胜利也是靠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例如朝鲜战争[2]期间，美国只能把它的兵力的三分之一放在朝鲜和东方，另有三分之一放在欧洲，还有三分之一在美洲。它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就帮助了我们，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胜利呢?怎么能在三八线[3]上停战呢?在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都是这样得到各国的帮助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有一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的中国人在巴西吧。对于在外面的中国人，我们的方针也是争取，争取一切愿意回头而不帮助美帝国主义的人，不管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的罪，我们都可以赦免他们。我们希望他们回来，回来看看再走也好，回来找工作也好。蒋介石如果愿意也可以回来，但他很顽固，不肯回来。
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前高级军官也争取。一批过去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军人要求来中国看看，我们说可以。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十几个人的代表团，在五一节以后来。这是因为今天日本的地位和过去大大不相同了，现在它实际上是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了。过去日本欺负别人，而今天美国欺负它。美国虽然同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协定，可是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是极不巩固的。
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国同志和人民的支持。
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听说同志们在这里都很认真，肯钻研。认真学习是很好的，这是战胜敌人取得成功的一种保证。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我们应当把中国的这两个方面都给外国人看。你们已经看到了好的一面，还应该再看看不好的一面。
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4]，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5]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是八分功劳、两分错误，同志们不会通过；说他是六分功劳、四分错误，也不会被通过。但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
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6]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
犯错误是难免的。谁不犯错误呢?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算账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的话。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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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2]一九五○年六月，朝鲜半岛三八线北南两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发生战争。随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3]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
[4]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7页注[18]。
[5]王明的右倾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
[6]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