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早就看透了国军的战略部署，对衡阳攻势虽然一挫再挫，伤亡惨重，但他对负责攻城的68、116两师团就是只整补而无增援，而不将其主力投入攻城之战。在派遣军和大本营的一再督促下，仍然坚持：“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的情况下，至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

    果然，当日军将湘江东岸的国军全部压迫至衡阳以南很远的地区后，立即抽调三个师团兵力，投入衡阳攻城战。

    然而，事情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衡阳第10军的坚强抵抗已经达到了挫败日军锐气、士气、大灭其威风，打乱日军战略部署和后勤供给的目的。衡阳守军吸引的日军多到守军的数倍，衡阳就好象方先觉自己所言，犹如一个台风眼，将数十万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参战部队紧紧地抓在衡阳盆地周边的狭窄的丘陵地带，使其调度混乱、行动迟缓、国军外围各军可乘之机比比皆是。战局已经从初期不利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国军反攻，国军组织衡阳会战的条件并未消失。

    衡阳外围国军兵力在长沙失守后，第九战区发布的命令中仍有30万之众。尽管后勤补给落后，部队士气受挫，但日军经过衡阳两次总攻失败后，已经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只要国军组织得法，在衡阳四周任何一个方向，消灭或击溃日军一部完全可能。关键此时需要一只战略巨眼能看到这衡阳守军带来的稍纵即逝的良好战机；再就是需要一只战略巨手，力排众议，统一指挥，强力调度各方面部队服从和服务于一个统一的战略目标。

    然而在衡阳坚守时期，人们看不到这样一只巨眼，也没有这样一只巨手出来。国军将士们只看到心灰意懒，怨天悯人的薛岳长官；只看到虽然一直十分焦急地关注衡阳战事，但却一直没有统一的组织按排，而只是在每天祈祷的蒋委员长；只看到以“小诸葛”自居，在党国军中素有军事远见的白崇禧副总长侧身而立的风言冷语。

    作为历史文化古城的衡阳，注定要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要攻占她；国军第10军也付出巨大牺牲守卫她。中日双方都存在着“功亏一篑”的深刻危机，就看谁在这无奈中更积极些，更能坚持最后五分钟。

    积极主动，也许是当时党国最缺乏的战争意识了，而消极被动则已成深入骨髓的病毒。像白崇禧这样的军事韬略也不能为积极作战提供决策参考，而只能用于消极观望的预言预测。因此，方先觉和他的第10军浴血鏖战创造改变历史的契机眼看着就要与国民政府和中华民族失之交臂了……

    蒋介石一直在喊要使衡阳保卫战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第二。但不知他想过没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48天。那48个日日夜夜里的分分秒秒，不仅是军人在拼死抵抗寸土必争。更重要的是围城之外的大量的战略运作：军队的集结调运，战略储备的储存分派，战略侧翼的迂回配合，敌军后勤补给线的阻绝隔断，对敌援军的分割吸引，全体军民的同仇敌忾，上上下下的团结协调……48天后的胜利自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33万德军精锐被歼于城下。毛泽东亲自撰文盛赞这一伟大胜利，他的评论独辟鼷径，开篇即否定西方报纸称之为“红色凡尔登”的说法，而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即醒目又准确。而衡阳保卫战标志着什么，能换取什么呢？它能换取一场战役的胜利吗？或者只是仅仅体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战场纪律，或者是“忠义仁勇”的价值、“亲爱精城”的精神？！

    不管蒋介石在做什么，不管白崇禧在忙什么，也不管薛岳去了哪里，外围的救援状况如何了，衡阳守军的确是到了最后的关头。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城堡、工事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地空炮火力的猛烈程度，已经足以摧毁任何人造工事，衡阳城中的第10军仅仅依靠土筑工事和步兵常规武器坚守了一月有余，这已经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方先觉的指挥再出色，第10军将士再能打，终归不能将国军数十万军队的命运全部承担下来，也不可能将日军整个一号作战的兵锋独自阻挡下来……

    早在7月18日，日军第二次总攻的炮火还未停息，方先觉即向统帅部报告：“……本军部队已经伤亡殆尽。剩下的守城部队慨由军佐杂役混编而成，粮弹医药均缺，实在难以为继，衡阳危在旦夕。还望严令援军突进解围。。。。。”其声已嘶哑而泣，将军至此无奈已极。

    蒋委员长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不料伤亡之大已至于此也！”慌忙督促各支援军挺进解围。7月20日，驰援衡阳的第62军攻至距衡阳西南7公里处，又西北方面进援衡阳的第79军也仅距衡阳8公里。蒋估计再有一天，该两军只要向前推进5公里，衡阳之围即可告解，忙向方先觉通报，令其派兵接应。然而，咫尺天涯。当方先觉派出的曹华亭特务营向第62军来援方向突击时，空忙活一阵，折返途中反复遭敌阻拦而伤亡惨重。这一天是非常沉重的一天，中美联合空军在这一天空投下的，衡阳守军急切盼望的炮击炮弹亦尽数落入日军阵地。蒋在日记里叹曰：“……为之抑郁者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