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全州以后，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这一次屠城相当之惨烈，整个全州城为之一空，不逊于晋州大屠杀。
事实上，日军在丁酉之乱的表现，和以往大为不同。壬辰期间，他们好歹还会打起安民的旗号做做样子，这一次连样子都不做了，无论是左路军还是右路军，在全罗道的行军路上都是一路烧杀一路血痕，以至于联军都可以从村镇被焚的烟火来判断日军部队的动向。在各方史料中，“尽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日军随军的僧侣在日记里感慨，说整个全罗道简直变成了“赤国”。
日军把这些被屠杀军民鼻子割掉，用盐浸好，作为军功送回日本。秀吉在大阪城附近的大佛寺旁边立了一座鼻塚，向来访之人炫耀。
日军这种残暴行径只说明一件事：无论秀吉是怎么做梦的，日军的将领和下层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早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考虑日后占领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趁机会发泄兽欲，掠夺军功，为日后归国张本。
这是壬辰战争与丁酉再乱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处心积虑地占领，甚至还有兴趣搞八道国割，建立统治秩序；一个则是彻底地丧心病狂，纯以破坏为目的。这个特点，就注定了日军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
闲话少提。且说日军占领全州以后，按照事先制订好的方略，让小西行长停止北进，转向全罗道沿海地区，彻底扫清朝鲜水师势力；其他日军则兵分两路，同时向京畿道和忠清道进军，务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汉城。
日本人杀气腾腾的攻势，让朝鲜君臣回忆起了壬辰战争中的惨剧。他们吓的手忙脚乱，打点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贵当时在汉城手里只有八千兵马，自度防守太难，也有弃守的打算。
杨镐当时在平壤筹粮，听到朝鲜人又要跑，当即快马加鞭，在九月三日单骑闯入汉城。李昖一听杨镐来了，不喜反惊，低着头嘟囔着说这兵荒马乱的，杨经理您跑汉城来多危险啊，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还不如回平壤呆着呢。李昖嘴上说的是杨镐，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安危。
杨镐到了汉城以后，先找到麻贵，批评他消极避战，还带来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军不许从汉城后退半步。麻贵心里有些委屈，不是他不退，而是朝鲜人实在不配合。整个全罗道就靠明军撑着，朝军连影子都看不到，前头溃败的溃败，投敌的投敌，后头哭哭啼啼整天无心防守，光靠他手里头八千多人，这仗真没法打。
很快麻贵不委屈了，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还惨。杨镐给李昖带来一封来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开一看，脸色登时变了。
在这封咨文里，邢玠一改从前客客气气的态度，把朝鲜君臣从上到下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尤其是对李昖的小聪明骂的格外狠：‘若自亲社稷，窜伏草莽，求缓须火，中国岂得代为尔戍？即当还师境上，自固定封疆，尔东西南北自在也。该国自计归着之地，务吐由衷，从实详答，勿持两端，误我军机”。
我们大明为你们浴血奋战，你们就这么配合的？再说逃跑的屁话，我们回国，你爱滚哪儿凉快滚哪儿凉快去！
可见杨镐申饬麻贵，不过是个铺垫，只是为邢玠痛斥李昖张本。这一篇咨文骂将下来，把堂堂朝鲜国王骂的无地自容，羞愤交加，捂着脸说：“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个大明官员在咨文里用这种口气骂外藩首脑，十分罕见。邢玠之所以敢这么说，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这个小细节表明，北京的万历皇帝对朝鲜如此无能的表现，也已经很不耐烦了。
李昖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不敢再提什么北逃的事儿，乖乖跟明军配合，打一场汉城保卫战。
此时在一线的明军，只有两万不到，汉城附近不过一万，多是宣大、保定蓟镇、延绥遵化的部队，李如梅、李芳春、祖继训等辽东军还在赶来的路上。面对日军的虎狼之师，联军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机反攻。
此时朝鲜军的精锐都被甩在了庆尚道，留在汉城附近的只有数千人，算上平安、黄海两道的勤王部队，也没超过一万人。他们战斗力有限，麻贵不敢把他们派往前线，只能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李元翼，通过鸟岭靠近清州地区，保护汉城侧翼；另外一部分交给柳成龙，负责把守汉城附近关隘津口与汉江上游。
至于主战任务，还得靠明军自己。
作为与李如松齐名的大将，麻贵知道如果等到敌人杀到汉城城下，一切都完了。但固守不是死守，不是龟缩在汉城等敌人悠哉游哉地过来。明军必须主动出击，及时遏制敌人的攻势，才能打乱其部署，给后续部队集结争取到足够时间。
在十六世纪，全罗道连接忠清道与汉城只有一条坦途大道，即从全州一路往北，经公州至忠清道的天安，再向北至平泽、鸟山、水原，最终连接到汉城。天安位于这条枢纽大道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日军攻克天安，那明军的活动空间将被极大压缩，别无选择的麻贵只能在水原背靠汉江御敌。
计议再三，麻贵派出了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员健将，连夜秘密南下，前往天安驻屯。他又觉得不放心，又派了摆赛带两千骑兵从后面接应，前往葛院、介川一线。
解生、杨登山、颇贵、摆赛，三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号称“宣大四将”，是麻贵的嫡系部队，这一次麻贵一口气全派出去了。
把宣大四将撒出去之后，麻贵亲率明军主力，进军水原以为汉城屏护。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要在汉城以南打一场运动防御战，在稷山、介川、水原之间设置多道防线，对日军进行层层阻截。
作为配合，杨镐甚至还打算请李昖御驾亲征，也去水原鼓舞士气，这个建议吓得李昖抱着柱子死活不放手，最后只得作罢。
就在明军心急火燎地南下时，日军也在心急火燎地北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左路与右路军全州会师以后，黑田担当北上先锋，一直追着陈愚衷屁股后面穷追猛打，一路占领了公州，渡过锦江，逼近天安。在壬辰战争初期，黑田没参加军中二宝的那场极速狂飙，走的正是从天安到水原这条路，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
最先抵达天安地区的，是明军。不过他们到了位于稷山山麓的金乌坪之后，就不走了，没急着进天安城。解生知道自己这点兵力不足以抵挡日军兵锋，与其在城内呆着，不如利用稷山的险要地形与敌周旋。这个决定，完全符合麻贵的动态防守策略。
解生勘察了一圈地形，跟几位同僚一合计，觉得稷山是个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应该把战场选在这里。于是他们把位置摆在了素沙坪以北，将部队分成三协，左右两协分别埋伏在西山附近的柳浦、灵通，中间一协当大道而立。素沙坪以南是一条小河，叫弓溪，倭寇只能通过河上小桥通行，才能进入素沙坪。如果能派别动队把桥砸断，那就是瓮中捉鳖。实在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这虽不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不过解生等人的兵力本来就十分有限，集中了也无大用，还不如分散以壮声势。
明军刚摆完阵势，日本人就到了。
九月初七清晨，黑田军出现在稷山南侧的全义馆，他对于天安小城毫不放在心上，扔给后队毛利秀元去解决，自己引军北上，先派遣了大将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和毛屋主水去稷山，带领两千人先期抵达素沙坪。
这一千人都穿着白色军服，当道的明军士兵这么一看，还以为是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不以为意。栗山四郎倒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不过他看到大道上只有一协兵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也懒得回报黑田长政，下令士兵举枪射击，驱散这一小撮挡道的家伙。
一听到铁炮声响，明军都跳起来了。这不是朝鲜军，是如假包换的倭寇！
怎么办？
打！
明军左右两路同时从两侧杀出，摇旗呐喊，弓弩雨下，还用预先设置好的各种口径大炮对大道上的日军进行轰击。日军只顾着注意大道上的明军，被两翼突袭杀了一个猝不及防，队形登时大乱。在遮天蔽日的炮火压制下，日军士兵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顾不上反击。
硝烟尚未散尽，急促的马蹄声又由远及近地传来。日军惊恐地抬起头，发现有数百名骁勇骑兵从大道冲了出来，凭借着强大的突击力，一下子就突破了日军的队形。左右两协也毫不示弱，四将一马当先，英勇地亮出武器，跟凶残的倭寇展开白刃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埋伏，黑田军毫无心理准备，在大道上乱成一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黑田图书助和栗山四郎右卫门位列“黑田八虎”，此时也都傻了眼。多亏了毛屋主水脑子反应快，一把抓起面大旗跑到高坡上，拼命摇晃，给混乱的部队一个明确信号。总算黑田军士兵纪律性也不错，虽乱不溃，依照毛屋主水的指挥勉强收拢队形，暂时退后。
这一次接触战中，日军伤亡不少。明军四将里，颇贵自己斩落三级，杨登山和解生也各自获得两级，主帅收获都如此之丰，这一仗胜得可谓干净利落。
三员日军将领带着残兵败将一路后退，其他两个人觉得敌众我寡，不如赶紧与黑田本队合流再打。毛屋主水却有不同意见：“我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见过人数最多的就是信长公对胜赖公的长筱之战。我们刚才遭遇的兵力，比长筱之战的人数还多！。敌人人多势众，咱们要撤的话，肯定要被他们追歼。我看不如一齐出动，拼死一战，说不定还有胜机。”
黑田与栗山忙问怎么打，毛屋主水大手一晃：“明军都配备有铁盾，用铁炮造不成多大伤害。咱们应该用铁炮齐射吸引敌人注意，再派人趁乱突入排盾的守备范围，砍脚不砍脑袋。”黑田与栗山一拍大腿，说咱们打！
他们按照毛屋主水的战术反扑，明军一下子没适应过来，暂时往后撤了撤。不过这种退却是暂时的，很快解生就反应过来日军是外强中干，他派了一支小分队，绕过日本人把素沙坪南的弓溪小桥给堵上了。这一下子，日军先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濒临崩溃。
这时黑田长政在远处听到枪炮声，问左右到底是碰到敌人了，还是在打鸟？探子很快回报，是在打人……
黑田长政一听，赶紧带着本队三千人匆匆赶了过来。大将黑田三左卫门大嚷说如果让敌人把先锋歼灭再过桥来打我们，咱们兵力太少，只有死路一条！他一马当先冲上桥头，驱散了正在毁桥的明军小分队，及时打通了道路。
黑田长政一看敌人势大，赶紧命令后藤基次循西山一侧前进，他自己则大张旗鼓登上东山以迷惑敌人。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明军主力被吸引到了东山附近，后藤基次、母里太兵卫两员猛将乘时突击，击退了解生对日军先锋的围攻。黑田长政观察局势，发出了“敌兵十倍而我五后继，不可不死战”的感慨。
过了一会儿，解生又卷土重来。原来明军来了一支后继部队，指挥官是李益乔、刘遇节。两处合兵以后恢复了战斗力，重新把后藤、母里队压了回去。
黑田长政见状，不得不投入本部主力。这时另外一员将领竹森新右卫门建议说，敌人数量太多，硬拼难以支撑。不如我带一支部队从敌人右翼转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再带本队攻击其侧翼，才有胜机。
黑田同意了这个提案。果然明军被竹森的诱敌部队成功地吸引走，整个阵形向右侧旋转，把左侧暴露给了黑田本队。一番冲突之下，明军不得不再次后退。这时赶上太阳落山，双方结束了在稷山的这一场战斗。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对这场战役的描述，全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和迫近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三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行将崩溃。
第四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牛伯英、杨登山所部发生冲突，击退之。
第五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与解生会师，再度反击。日军被击退。
第六阶段，黑田长政本队开始进攻，以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予以痛击。这时毛利秀元所部赶到，明军不得不全线后撤。
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一场战斗，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
这里的“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仅仅只是把明军打得“扰乱不能成备”，最后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牛逼，竟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让我们来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而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参与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是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合理——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他们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记载，麻贵“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其他将领。
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
让我们再把估算的范围放大一点。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正确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则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自己已经带着两千六百人。他与解生会合后，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六百人会师，再加上杨镐又派出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黑田长政五千人对上相同数量的明军，却被打的叫苦连天，不得不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解生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说：“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同时还告诫同僚“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解生还顺便向后方的麻贵求援，麻贵命令原本埋伏在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撤退战，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出北兵的真实威力。稷山之战，算是第一次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步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进行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一下：“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这段文字出自朝方的记载，而《黑田家记》里对这一次战斗避而不提，只是说了一句“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枪槊电飞，驰突乱砍”“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战）。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镇压人心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