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本讲述中美融合的书中读到“新经济”的浓缩发展史，您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万维网、美国在线和移动电话到底与“中美国”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很少把“新经济”发展的历史同“中美国”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出于简单明了的目的考虑，我们常常将生活中不同的领域截然分开：外交与经济是分开的，人际关系与政治是分开的，去哪儿吃饭与养老金使用也是分开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所有的报纸或网站上，科学栏目、商业栏目和体育栏目都是分开的。这些栏目下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子栏目。因此，一个对棒球非常感兴趣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读到赛车新闻。这种划分方式可以简化我们对于这个复杂世界的分析和理解。有的时候，这种划分是有意义的。想要知道休斯敦、伦敦或东京最好的饭店在哪里并不需要去关注奥运会。但有时候，简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失真。
无论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技术现象，“新经济”都是“中美国”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和信息革命，美国和中国可能也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国际经济秩序可能也会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向着更为全球化而不是国家化的方向发展。毕竟，不管是欧盟的成立，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都不是得益于国际互联网发展的结果，就好像联合国的成立也是在国际互联网诞生之前一样。但是，“新经济”使各国之间的融合在没有政府规划和没有被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成为可能。
“新经济”引发了多种创新，而对于“中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创新还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打破传统供应链，由于地理距离而被分开的地区产生了相互交织的联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厂模式都是工业生产的主导模式。如果一家日本汽车生产商想要在美国设厂，那么它就要在美国复制日本的生产体系，按照相似的方式生产汽车。零售行业也是一样。如果一家零售企业想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开设店铺，那么新店铺也要按照本国店铺的模式运营。有时候，缺乏创造性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但是，通常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想法也在起作用。同一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工厂要独立生存，管理者要为此而想办法，而他们了解的只是原有方法。所以，不管在哪个国家新设工厂，管理者都会复制同样的生产模式。
当然，任何规则都会有例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供应链所采取的都是一个公司集中管理或是在不同地区仿照本国管理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有时运转良好，有时就要差一些。但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在距离商品销售市场近的地方设厂生产都是最简单的方法，否则成本会过高而难以承受。即使一家公司想要对设在不同地区的企业和市场进行标准化操作管理，也会遇到很多障碍，包括各地区法律规章的不同，也包括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全球化标准的缺失。结果就是，一方面，企业生产模式固定化；另一方面，各地区产品差异巨大。从本质上看，即使是最大的跨国公司也没有全球供应链，它们只不过是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很多机构的利润最后都要返给总公司。
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革命使企业的全球运营模式和商品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信息技术使更高层次的实时通信和远距离数据传输成为可能。工厂车间的变化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前，工厂管理人员需要在离厂区不远的地方工作，通常是在能够监督车间的办公室里。管理人员可以批改文件，但也需要到车间视察工作，解决问题，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然而，在过去20年里信息技术发展的作用下，现在，管理人员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中部就可以了解中国深圳工厂的生产情况，而且了解到的东西要比20年前在厂房里看到的更多。得益于库存跟踪软件的应用，企业现在可以建立起一个中央数据库，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用户都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从而了解哪里有存货、存货量有多少。这样，企业就可以以一种过去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方式来管理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
但是，要想得到普及，这些技术就需要被广泛应用，而要被广泛应用，这些技术产品的价格就要有吸引力。这意味着生产规模要扩大，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资本和投资大量涌入“新经济”公司的原因之一。早些时候，很多人看到了国际互联网和无线通信产品在商业和个人消费市场的内在潜力。这些产品需要的是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又有了一个独特的渠道——股票市场。
1995年8月9日，曾经完善了Mosaic浏览器的网景公司上市，每股开盘价格为14美元，当天的收盘价格就涨到了每股75美元。这成了美国“新经济”繁荣的标志。尽管网景公司上市在美国互联网企业中并非首次，但它的上市却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次，对“新经济”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中心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美国股市从1990年开始迅速上涨，到20世纪90年代末见证了牛市的高潮。2000年3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从1995年的不到1000点上升到了5000多点，达到了高峰。但是，成为这一时代标志的并不是股指上涨5倍，而是网络和股票市场的融合主导了流行文化。网络的诞生使个人投资者第一次可以在线购买和抛售股票，导致了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大幅增加。网络同时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量记者、编辑和作家投入到网络这一新的传媒方式当中。
20世纪90年代末，“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痴迷的文化。2000年初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它之所以被称为‘新经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人见证过这样的时代：发展和创新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促使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新高，并且推动着经济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一切似乎都在变得更好、更快、更廉价、更容易获取的年代，利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幻象，一种不真实的幻象，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是能带给人喜悦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新经济”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尽管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对互联网和电信企业的投资狂潮，但“新经济”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华尔街和硅谷来决定的。这其中也有普通美国人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末，似乎每个人都在市场上投资，都在谈论并关注市场。新兴互联网企业股票交易的火暴程度造就了网络经济的繁荣。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服务生、文秘和学校教师都像投资银行家一样充满热情地详细探讨着股市状况。直接进行股票交易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过，人们的狂热使热门公司的股价进一步上涨，而股价的上涨转而又会引发更大的狂热。2000年，美国股民的数量已经达到1亿。
至于世界整体形势，倒是很少有美国人去关心。冷战时期，外交事务是美国公众谈论和担心的中心话题，而现在，美国已经走出了“冷战”时期，人们关注的是市场和新技术，很少去关注别的。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苹果公司或微软公司的股价变动上，因而无暇顾及公共政策或世界整体形势。当然，这只是从整体上看。还是有美国人对其他事情保持着深度关注的，还是有几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股市涨跌和“新经济”起落的影响的。尽管如此，“新经济”仍然是一种令人痴迷的文化，以至于在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期间，曾经有一位国会议员抱怨说，美国公众对股票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美国政府的关注。当然，与民众不同，在1998年和1999年，美国政府主要关注的还是克林顿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案”。美国政府从未像这个时期一样显得如此肮脏，如此与公众话题脱节。尽管美国人也在关注克林顿弹劾案的进展，就像关注其他名人一样，但是他们对政府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关心。
这一切都表明，很少有美国人会注意到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错，美国国务院、白宫、智库和大学都有中国问题专家，有时候中国问题也会出现在新闻当中，例如1999年5月美国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行动中炸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被炸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很多中国人不相信美国宣称的“误炸”，因为以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美国军队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这也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军事上仍然处于弱势，中国更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当时，中美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时期，轰炸正好发生在朱镕基访美之后。朱镕基访美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但是这次访问并没能取得计划中的进展。美国国会提出了异议，克林顿也因为“莱温斯基性丑闻案”而无能为力。
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这次危机威胁到了“中美国”的发展进程，差点使其偏离轨道。但当时在美国，这次危机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愤怒的中国人在北京高呼反美口号的新闻出现了几天，但美国公众很快就不再关注这件事了。他们关注的是股票市场和互联网。
“新经济热”造成了一种美国既富足又拥有强大实力的假象。和所有美好的假象一样，这种假象当中也包含着很多真实的成分。由于股市大幅上涨、通货膨胀率降低和新就业机会的出现，很多美国人的物质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少数人从中获得了大量收益，正是这少数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当时的美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如果每天有一个人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而成为百万富翁，那么就有20个人怀揣着成为富翁的希望和梦想。对于美国的全球力量，美国人意识到，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的常规军事力量了。尽管欧盟各国总的人口规模和人均富足程度都和美国差不多，但是欧盟的凝聚力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
然而，尽管“新经济”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还是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享受到“新经济”带来的实惠。实际上，美国有5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或是在一家四口年收入1.7万美元的贫困线上挣扎，并且，即使一家四口的收入超出贫困线几千美元，也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就不再有问题或是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美国制造业提供的传统就业机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减少，尽管其他领域，特别是技术和医疗服务行业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但传统就业机会减少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在继续。一些新的就业机会来自高科技制造领域，但大多数就业机会不是的。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不存在于人们失去原有就业机会的传统制造业当中，一个从事了多年制造业生产的工人往往是不具备转行成为“知识工人”的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