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法则起源于学院派经济学家，并由他们归纳和推广，这些法则在政治和商业领域被广泛应用。传统经济学包含了从经济学思想（如市场是由理性实践者组成的）到经济学法则的一切内容（如国家账户必须维持平衡）。这些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得到了充分实践，并被人们视为自然规律。20世纪，传统的经济学法则和规律逐渐发展演化，但始终受到政府和企业的推崇。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和法则也提出了质疑，并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修改。通过经济领域的实践，一些经济学家发现，理性实践者和国家均衡系统的假设都存在问题。然而，很多帮助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制定政策的经济学家坚信，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并没有改变，国家均衡理论仍然是经济学的重要法则。
在具体的经济领域，在企业和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们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并不能获得报酬。即使他们通过深思熟虑创造出新的经济学模型，也没有人会为他们的劳动支付报酬。这些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同时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学家的收入也正源于对未来需求的预测。深层的思考虽然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是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因此很少有经济学家会从事那些没有报酬的劳动。在经济繁荣时期，有些大企业会拥有一个强大的智囊团，有时候智囊团会酝酿出一些伟大的思想。然而，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智囊团往往是最先被遣散的。
一般来说，受聘于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必须要对纷繁复杂的数据有清楚的认识。这些杂乱的数据可能来自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可能来自行业联合会或是统计协会。经济学家通常被人们看做了解重要信息的关键渠道。我曾经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任首席经济师，在那段时间里，我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经纪人和金融咨询师们谈话。他们想通过我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合理安排客户的资金，从而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上作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企业经济师这一职位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逆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这样才能够准确判断哪些数据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哪些理论可以在实践中产生理想的结果，哪些不能。企业经济师的职责就是为客户解释各种经济数据并作出相关分析，而不是对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原则进行检验和修订。
在美国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们所在的部门很多，有美联储、财政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统计局、经济分析局等。在美联储工作的经济学家分别供职于它下属的12个分支机构。这些经济学家对一些关键性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如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高房价和高物价的情况下如何计算“财富效应”等。在国会工作的经济学家要在考虑税收和行业产出的基础上，帮助国会计算出未来几年的支出预算。其他部门中经济学家的工作还可能会涉及平衡进出口数额、预测国内销售量、研究利率和现金流，以及影响国家预算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其他关键因素。经济学家和统计数据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既定支出找到合理的出口，他们的分析结果将决定社会保障金的流向以及医疗保险与补助中心的预算。
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量经济数据都是由政府机构、企业和企业联合会提供的。政府统计经济数据的目的是为了制订更合理的财政支出计划，评估政府项目的运行效率和国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关于通货膨胀的数据并不是为普通人衡量自己的财富而统计的，无论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数据，还是关于失业率和贸易额的数据，这些统计结果都是为政府的支出预算和未来收入提供参考依据的。由企业联合会统计的其他数据，如零售额、裁员数量、库存量、房屋开工率等，是为了帮助相关行业的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并做好合理的财务预算。比如，当数据显示零售业或连锁商店的销售额很低时，大的零售商就要再三考虑是否还要按照原计划开设新的店铺。
为了鼓励数据统计，那些需要数据的人必须为使用数据而付费。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调查和统计工作都是需要成本的，即使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数据统计工作也要纳入财政预算之中。企业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股东赢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因此它们需要重要的行业数据以帮助它们作出正确的商业判断。学术界对统计数据的需要是由于学者们要通过这些数据进行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同时为了得到新的研究数据，他们的研究工作也需要有资金的支持。尽管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但对于人们来说，真正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世界的数据还是非常缺乏的。换句话说，大量的数据并没有使我们真正了解那些我们未知的事情。在依靠数据和公式描述经济和商业活动的风潮之下，存在着一种假象，即我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据信息并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相对于比较充足的国内数据信息而言，全球性的数据信息则更加匮乏。这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完成这样的工作。然而，一些跨国公司正在从事这一工作，只不过它们的统计数据大多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比如，石油公司统计的是全球石油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通用电气公司统计的是全球对动力涡轮机的需求量。尽管有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行业数据统计，但是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信息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大批全球性的机构和组织相继成立，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每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和机构都拥有专门从事数据搜集和统计的工作人员。与国家政府只关注自身的经济数据、跨国公司关注全球某行业数据所不同的是，这些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数据统计是多行业的、跨国界的。但是，它们在搜集和统计全球信息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是健康和疾病问题，联合国关注的是全球难民数量、失业人口和穷困人口数量问题等。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也开始从事信息搜集和数据统计工作，最著名的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它所拥有的个人捐赠基金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数千位受过良好教育且业务熟练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分别代表上百个政府、数万个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搜集数据信息。然而，在这些人当中，几乎没有人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分析和解释。即使是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预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数据来源也是依靠世界上19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结果，然后经过加权平均从而得出全球经济数据。简单地说，关于全球经济系统的统计数据其实还是各个国家的统计结果。
在对全球化和“世界是平的”等话题进行了多年的讨论之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如今的世界存在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世界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有权力对国际贸易和海外资本提高或降低本国壁垒。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家边界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前日益弱化，但是国家的主权和边界始终不能被改变。除一些富豪和跨国公司之外，个人资产和企业利润都会存入某一国的银行。人们在谈到经济问题时，通常指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尽管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些地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面对激烈的变革、历史的转折点、突发事件的发生和未知的将来，没有机构和个人能够将事务处理得十分妥当，即便是那些专职研究推动边界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解决的学者也无法做到。历史在变革中发展，科学变革、技术变革、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每个环节。而这些变革有时来得非常突然，以至于人们当时来不及反应，比如突然撞机或者暴徒抢劫，只能靠事后去回味和总结。人们经常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直到无可挽回，他们没有意识到是否在硅谷的某个国库里或者研究室的某个桌子上有一份无人阅读的手稿，直到作者死后这份手稿才被发现。社会和制度对变革有种先天的排斥性，当变革不可阻挡时，它们会尽量削弱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金融部门喜欢预测未来，政府愿意维持现状，普通百姓则乐于墨守成规。也许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在很多时候，人们愿意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或者一个新的范式的诞生，虽然时机往往还不够成熟，甚至有时候他们是错的或者是歇斯底里的。商业周期的终结、无风险的投资、宗教作用的减弱，都可能预示着时代的转折。人们有时也会坚守着旧的规则和理念，直到它已经表现出对新时代的极大不适应。一些传统经济学的规则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比如，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系统中最基本的经济单元、贸易应当维持进出口均衡等。新的经济体系也是在这些传统经济规则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
很多因素作用在一起，导致了中国和美国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走向融合，而这一趋势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因为中美两国的融合不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人们对此始料未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应当是竞争关系，不可能真正融合。
中美融合在2001年12月后才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缺乏早期的相关数据和理论，所以我们无法追溯中美两国融合的早期发展路径。美国的实力受到了恐怖主义的袭击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削弱，同时在制约朝鲜和伊朗的过程中，其发展速度也受到很大影响。欧盟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相似，除此之外，还要应对诸多繁杂的内部问题，比如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和对待东欧各国的态度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很多私营企业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增长市场。如果你是卡特彼勒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管理者，那么你会把中国作为公司发展的下一个巨大市场。
2002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相关企业纷纷缩减开支、减少商品库存；电信部门在向光纤领域投入巨资后开始变得不景气；经济学家担心通货紧缩、消费者需求锐减和长期增长受到影响等不利因素出现。这时，中国成了全球经济的“救世主”，中国的加速发展令很多人刮目相看。
很快，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也有人对中国长期发展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中国的经济活动过多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和低成本商品的出口。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并不能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加速发展的同时，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是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当时全球经济高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现象感到非常迷茫。有些人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中美两大经济体融合得更加紧密，而且这种融合是悄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