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说的是中国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经济结构转型一样重要，但是它更加难以量化，这就是文化。“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

    2002年，我首次坐飞机来到上海。按照“中国通”的标准来衡量，我不过是一个初学者。我不会讲汉语（现在也不会）。虽然我从书本上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悠久历史，但是，无论是与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同仁相比，还是与那些没有读过很多书却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往来自如的企业家相比，我对中国的了解还很少。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我独自在街上漫步，我感觉到我对这个国家还一无所知，就如同我对所要建立的投资基金的未来一无所知一样。

    我以前去过很多国家，但是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充满活力。马路上车流穿梭，河道里排列着霓虹灯点缀下的船只，从前殖民者留下的码头现在灯光闪烁，东方明珠电视塔在浦东一侧若隐若现，这一切让我仿佛置身于电影的情境之中。随后的5年中，我去了中国的很多工厂，还去过很多老城区和新城区。当初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随着我的旅程的增加而日益加深。听上去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感官印象真的可以有效地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个多世纪之前，当欧洲人来到纽约，他们也是凭直觉感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有别于他们生活环境的东西。他们为眼前的喧闹与忙碌而感到震惊，而且当他们开始与当地人交流时，这些感觉得到了印证。早在19世纪，一位叫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年轻法国人提出了与“美国印象”相似的观点。但是，在他那个战争四起的年代，国家最关注的就是征服更多的疆域。在19世纪末，大片土地被统治者划入统治疆域，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逐渐繁华起来。

    后来美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美国人看重未来而非沉湎于过去。19世纪末，在投入大量时间研究美国之后，詹姆斯·布莱斯勋爵（Lord James Bryce）完成了一部名为《美国联邦》（th）的著作。在这本权威著作中，他写道，即使他知道那是一个陷阱，自己还是心甘情愿地被卷入其中。“美国总能够赢得他人的钦佩，亲身感受美国生活之后，你就会明白其中的缘由。美国人个个都是充满希望的，他们会和那些融入他们生活的人主动交流，他们会让这些人认识到一个事实：如果美国和欧洲都出现政治决策失误，甚至美国的失误还要更为严重一些，但美国人所受的影响也会远远小于欧洲人。在写本书时，我无数次对我所叙述的事实失去信心，但同时，每当我动摇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美国强大的精神力量，此时我动荡的心境就会再次恢复平静。”

    今天的中国与曾经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中国，同样是事事皆有可能，中国发展潜力巨大，而且中国同样热情饱满地面对当代问题。但是中国也曾经因为腐败问题而受挫，中国人也同样有人性弱点。这一点在城市中显得尤为真切。中国城市的发展有快速和混乱等特点，但是，总的来说，发展变化明显。

    还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我要和几位律师朋友在上海南京路商业区的一座新落成的办公大厦里会面。我对那里并不熟悉，所以我走错了楼层。这座办公楼很普通，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办公楼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那晚我去大街闲逛，商业街两旁挂满了印有姚明笑脸的巨幅广告牌。这个两米二六的小巨人那时候刚刚进入NBA，在休斯敦火箭队打中锋。而且，那时他也刚刚与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签订代言合同。火箭队希望得到一个好队员，而耐克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它希望姚明能够帮助耐克公司开拓中国消费市场的新领域。华为和耐克，前者是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后者是人尽皆知的运动鞋制造商。中国在邓小平及其后任领导人的改革基础上，逐渐融入新的全球商业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