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不敢攻，西什库攻不下，能烧的教堂又烧得差不多了，义和团决定在前门外，京师最繁华的所在去显一显威风。

    前门外最热闹的地区，是在迤西的大栅栏一带，商业精华，尽萃于斯。有名的戏园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都在这里，所以大栅栏又是笙歌嗷嘈的声色之地。

    领头的大师兄走了一阵，偶然一瞥之间，忽发现有家店家，安着极大的玻璃窗，里面瓶瓶罐罐都贴着洋文标签，再看招牌，写的是“老德记药房”。心想，这家药房一定是“二毛子”所开，就从这里下手立威。

    老德记的店东实在是洋人，早就避走了。店中伙计贪图买卖所入，可以朋分，是桩没本钱的生意，所以仍旧开门营业。一见义和团上门，情知不妙，而悔之已晚，只有硬着头皮上前，陪笑招呼。

    “烧！”

    大师兄只喝得一声，手下便即动手。放火是很内行的事，找到煤油，四处倾洒，伙计急得跪在地下求饶，为义和团一脚踢了个跟头。

    左右店家，一看要遭殃，急忙点着香来请命，大师兄摆着手大声说道：“别慌！别慌！这家店是二毛子开的，非烧不可，只烧他一家，烧光自然熄了，不会烧到左邻右舍，大家放心好了，不必搬移琐色，自找麻烦。”

    说得斩钉截铁，十足的把握，令人不由得不信。于是，以看热闹的心情，静等老德记火起。

    等大家顺着他手指之处去细看时，埋伏僻处的人，已用一根“取灯儿”，燃着了洒透煤油的废纸，顿时一蓬火起，迅速蔓延，轰轰烈烈地烧将起来。

    “天火烧，天火烧！”义和团拍手欢跃，也有些看热闹的人附和。可是，转眼之间，便都看出形势不妙，老德记还只烧了一半，火苗却已窜到东邻了。

    见此光景，老德记附近的店家，无不大惊失色！见机的赶紧奔回去抢救自己的货物细软，痴愚的还真相信大师兄有驱遣祝融的法力，纷纷上面求援。

    “大师兄，大师兄！你老行行好，赶紧施展法力，把火势挡住。不然，可就不得了！”说罢，磕头如捣蒜，有的已经哭出声来了。

    这时火势已很不小了，五月二十闷热天气，闹市中烈焰烧空，西南打开一道缺口，恰好成为风路，风助火势，由西南往东北烧，首当其冲的是珠宝市以西的三条廊房胡同。廊房二条与三条之间，有条南北向的直胡同，名叫门框胡同，是广和楼的所在地，这天贴的是谭鑫培的《连营寨》，正在上座的时候，发现大火，观众四散奔逃，“蜀、吴”双方“兵将”，亦就暂息争端，卸甲丢盔，不理“火烧连营七百里”，先来救京城的这一片精华。

    火势过于炽烈，靠几条“洋龙”，几桶水，何济于事？到得正中时分，大栅栏东面到珠宝市，西面到观音寺街，杨梅竹斜街，北面到西河沿，成了一片火海。火老鸦乘风飞上正阳门，连城楼都着火了。

    就在火势正炽之时，六部九卿及翰詹科道，都接到通知，慈禧太后及皇帝在西苑召见。这就是所谓“廷议”，通称“叫大起”，非国家有至危至急的大事，不行此典。而凡叫大起，往往负重任的多持缄默，反是小臣得以畅所欲言，因为重臣常有进见的机会，如有所见，不难上达，而叫大起正就是要征询及于小臣。所以一班平时关心时局，好发议论的朝士，都大感兴奋，暂忘前门外的这一场浩劫，匆匆赶到西苑待命。

    召见之地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东室，室小人多，后到的只能跪在门槛外面。两官并坐，脸色都显得苍白，尤其是慈禧太后，平日不甚看得出来的老态，这时候是很分明了。

    “前门外大火，你们都看见了吧？”是皇帝先开口，声音虽低，语气甚厉，“朝廷三令五申，乱民要解散，要弹压，那知道越闹越不成话了！你们自己想想看，对不对得起朝廷跟百姓？”

    跪在御案前的王公及军机大臣，默无一言。在僵硬如死，闷热不堪，令人要窒息的气氛中，后面有个高亢的陕甘口音，打破了沉寂。

    “臣刚才从董福祥那里来，他说，他想请旨，责成他驱逐乱民。”

    此人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甘肃秦州人，跟董福祥同乡。他的话真假且不论，载漪一听是董福祥要驱逐乱民，亦就是义和团，不由得心头火起，恼的不是董福祥，是刘永亨，直觉地认为他是在撒谎。

    可是，他又无法证明刘永亨是在撒谎，不假思索将腰一挺，回身戟指，厉声吼道：“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好法子！”

    殿廷中如此无礼，而慈禧太后默然，亦就没有人敢指责他了。沉默中，门槛外面发声：“臣袁昶有话上奏。”

    “袁昶！”皇帝指示：“进来说。”

    于是袁昶入殿，在御案面面找个空隙跪下，朗声陈奏：“今日之事，最急要的，莫过于自己处治乱民！非如此不足以折服各国公使的心。洋使服了朝廷，才可以跟他们谈判，阻止洋兵来京，一方面由各省调兵拱卫京畿。办法要有层次，一步一步来，不宜鲁莽割裂。”

    “现在民心已变！”慈禧太后摇摇头说，“总以顺民心为顶要紧。你所奏的，不切实际。”

    “皇太后所说的民心已变，无非左道旁门的拳匪！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至今，亦断断没有仗邪术可以成大事的！”

    “法术靠不住，莫非人心亦靠不住？”慈禧太后很快地反驳，“今日中国，积弱到了极处，所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都失掉了，试问何以立国？总而言之，今天召大家来，要商量的是，洋人不断调兵，看来要侵犯京城，应该怎样应付？

    大家有意见，赶快说。”

    于是激烈的主张决一死战，温和的建议婉言相商，聚讼纷纭之中，渐渐形成一个结论，不脱一句古话：“先礼后兵”。先派人向来自天津的联军劝告，速速退兵，如果不听，则由董福祥的甘军往南硬挡。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派谁呢？”

    “臣保荐许景澄。”军机大臣赵舒翘说。

    许景澄充任过六国的公使，在西洋十余年之久，担任此一任务，自然是最适当的人选，慈禧太后立即同意。

    许景澄自觉义不容辞，慨然领旨，但要求加派一个人会同交涉。结果选中新任总理大臣那桐，许景澄颇为满意。因为，第一，能干而机警；第二，是端王载漪所保；第三，颇得太后信任。有他同行，此去即令不能达成使命，亦不致独任其咎。

    “大起”散后，军机大臣及庆王、庄王、端王又被叫起，这一次是专门商量处置义和团的办法。由于载漪的坚持，慈禧太后很勉强的同意，由载漪与董福祥设法招抚。至于受抚以后的义和团，将如何运用，另作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