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27年开始，恰克图贸易带给了张家口150多年的超然与荣光。从1757年一口通商地位的确立到鸦片战争，广州也傲然自我了80多年。时光流转到了1843年，以上海开埠为标志，中国商界最伟大的时代开始属于上海——这是一个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受到澎湃和力量的转折。
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作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仅在1585～1622年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数量便从3万增加到10.5万，这一变化促进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
260多年后，同样的一幕出现在上海。租界的建立，让太平天国起义在无意间推动了闽、江、浙等地的人、财、物向上海的大转移，于是随洋商北上的粤商与闽、江、浙等地的商人，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展开了一场竞技，你方唱罢我登场。
当苏州、杭州无可挽回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衰落之时，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因缘会时地快速崛起了。这个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的小渔村，到1192年才有了取自今天十六铺一带的“上海浦”小河的“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农民、渔民、盐民交错相居的村落。在整整100年后，上海才置县，隶属于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上海的崛起绝非一朝一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
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
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官衙的迁移，是这一趋势演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细节。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职掌一道之军民政务，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要胜出一头。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苏松太兵备道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之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江海关道”等。
弗里德利奇·毕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756年，他就向英国政府建议，要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在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上，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并不被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不已。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较之广州内陆腹地更为广阔的地方。其地处长江入海口，可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全国纳入其贸易视野，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自然成为外商的投资首选之地。
虽然早在条约签订前，上海就被英国政府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代表、首任港督璞鼎查视为贸易前景不可限量的地区，但清政府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当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口岸时，上海还远未受重视。
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100～400吨的商船经吴淞口进入上海港。商船多数来自天津及东北各地，来自福建、广州、台湾地区、东印度群岛、越南、泰国的船每天也有三四十艘。码头上货物上下卸装，昼夜不绝。他们回去后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0年6月28日，21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咆哮着下令向中国开战，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数量才23万，是全国第十二大城市。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每年的吞吐量，据《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记载，接近200万吨。当时，往来于上海至长江各口岸之间的船只约有5300～5400艘，年货运量约45万吨，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22.5%。
1843年11月4日，作为《南京条约》约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正式开埠。开埠当年年底，25名英国人在上海租界登记。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也是上海沐浴国际化的开始。
1861年1月，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分设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其中，五口通商大臣就成为办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初设于1842年10月，它原由两广总督兼任，又称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虽然五口通商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实际两者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要按例由总理衙门承转。
从此，五口通商大臣的驻所也由广州移设上海，由驻守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兼任。当年，广州十三行商是外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唯一沟通渠道。此时，五口通商大臣筹办一切通商交涉事宜，由两江总督例行兼任，这是继十三行商之后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广东，鸦片战争中广州人与英国入侵者结下的仇视情结又不能一时解开。在广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日益把上海视为他们与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
第三次商人大迁徙
五口通商大臣驻所的迁移，是由上海代替广州、苏杭而执清朝经济牛耳地位决定的，也是中国在20世纪以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商人大迁徙的结果。
中国商人的大迁徙在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盐业政策由明初的开中制转变为1492年的叶淇变法之时，徽商、山陕商人举家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成就了扬州曾经的奢华。
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18世纪中期。在北方，以1727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标志，恰克图成为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人趋之若鹜之地；在南方，1757年广州取得事实上的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福建、徽州商人大批南迁到广州，十三行商人成为与晋商、徽商并驾齐驱的三大商帮之一。
第三次大规模迁徙则发生在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时，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更为多元化的商人群体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
1842年前，与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的洋行虽然数量较多，但仍然控制在居垄断地位的大洋行手里，如怡和、宝顺、旗昌洋行。
伴随着五口通商，广州十三行也终结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贸垄断权。梁小民在《夹缝中的粤商》一文中用一项不完全统计说，当时的34家行商中有20家破产，由于受鸦片战争的牵连，被抄家发往边疆充军者有10家。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着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不过是上海县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英资的8家洋行最先得以在外滩落户，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和宝顺洋行。
当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十三行总商伍秉鉴随即前往开辟。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粤商也跟随洋行一同转移，成为第一代买办和上海的开拓者。
也是在1843年，巴富尔“刚到上海，就立刻注意到广州的一些人已经纷纷来到这个口岸”，他抱怨说，这些人把广州流行的许多最坏的习惯和观念——非常普遍地倾向于结成行帮来和外国人进行贸易——也带了进来。
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上海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先后设立。与此同时，1846年，美国开设旗昌洋行；1848年，法国开设利名洋行；1855年和1856年，德国开设鲁麟洋行和禅臣洋行；英商的三家银行丽如银行（东方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也先后在1848年、1857年和1865年进入上海。
1867年1月1日，太古洋行在上海营业。至此，对上海影响最大的四大洋行怡和、宝顺、旗昌、太古悉数进入上海。
就连刚刚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商人，也在1870年到上海开设了吉隆洋行和东如洋行。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英属帕栖（即印度）等国也先后要求与中国通商贸易。由于华人不准入住租界，到1853年，租界的外国常驻人口也不过300人左右，中国人却仅500人左右。
到19世纪50年代，广州就已经被新生的上海所超越。上海的出口贸易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1844年时，上海出口茶叶比重仅占全国2%，广州占98%。
6年后，上海跃升到44%，广州陡降至23%。到19世纪50年代末，上海的进口商船已是广州的3.5倍，上海的外贸关税银收入也从开埠初期的17万两猛升至180万两，跃居五口之首。
一些浙江丝商也尾随洋行到了上海，湖州发迹最早的丝商顾福昌，就是在这时率先到达上海的。宁波郑氏家族的郑熙（1813～1858）在1844年来到上海，开设了钱庄，并于1848年在上海小东门方浜路创办了凤祥银楼。继外商、广州商民、湖州丝商等率先进驻上海后，更多的江浙商人接踵而至。不过，他们多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仓皇背井离乡而进入上海的。
1853年，也是太平军定都南京转而北上、西征和东进的第一年。在绵延十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作为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非常自然地成了首选的避难所。最初的难民主要是上海周边的男女老少，有的还牵着水牛和黄牛，之后，江、浙、粤、徽等各省绅商士庶及难民涌向租界。
1853年，苏州人席天甫的哥哥席嘏卿来到上海，在一家钱庄做起了学徒。湖州丝商陈熙元、邱仙槎、张颂贤也在这时到达上海。
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在短短10个月里，租界内的广东路、福州路一带就建起了800多幢木板房屋，这些房屋一时成为外商租赁土地上最抢眼的建筑群。
当江浙人都竞相往上海避难时，徽州茶商江有科父子的北上南下贩茶之路，也因战火肆意而受阻。1854年，江有科带着两房姨太太，走上了从广州到歙县的返乡之路，同年11月他一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他的儿子江文缵继续从事茶叶贸易，但把目标改在了上海。
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买办也是在这个时期到达上海的。最早到达的是徐润，1853年他15岁，他随叔父徐荣村一块儿来到这块散发着开发味道的土地。徐荣村参加过首届世博会，也是第一位参加世博会的中国商人。之后是席正甫，1857年随长兄而来，次年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
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挥师东进，杀向江南，江浙官绅士庶丛集沪上。在太平军进军湖州时，更有大批丝商避难上海租界，经营丝业。后被称为南浔“四象”之首的刘镛，在1860年6月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携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四象”之一的庞家，“八牛”之一的周家，也是如此。
来自无锡的14岁的荣熙泰，经人介绍比刘家早两个月来到了上海。他就是荣氏兄弟的父亲，起初他在一家铁器作坊里当学徒。他的家人大多在战争中死去，他因到上海做工才躲过一劫。
当其他人都在逃避战争时，38岁的徽商胡雪岩却抓住机会，直接介入战争。1861年年底，太平军进攻杭州时，他成为给清军购运军火、粮米的官商。
在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时，有外国武装保护的租界一时人满为患，外商乘机大肆兴建房屋，高价出租给中国人居住，转瞬间一排排崭新的被称为石库门的民居建筑，如森林般崛起。2010年，石库门作为上海世博会的形象被推向世界，这里承载着近代上海最早的历史。房地产成为这个新兴城市，继鸦片贸易之后，率先突出的产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节骨眼上的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数量增至30万，1862年又激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也就是在这一年，租界的地价由1852年平均每亩不过50磅左右，炒到了每亩1万磅白银，涨幅高达200倍。据最保守的估计，在1860～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
当时的作家姚公鹤感慨地写道：“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小刀会——编者注），为华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广州、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上海的《北华捷报》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甚至声称：“（中国）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从1865年起，上海已牢固地确立了国内外贸易的首席地位。这一年，上海承担了对外贸易总额的63%，广州仅占13%。
于是，上海滩上演了一个世纪的传奇。这里既有茶馆、戏园、园林式家园，也有鸦片馆、妓院、跑马场、赌场及西洋建筑。中国历史上的城市，还没有哪座城市像这时的上海那样，充满欲望，又不失性感。这里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发酵出的诱惑，让这座城市具有了一种朦胧美。
这里交织着各国口音、情报战和商战，这里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船工、纱厂工人等。最为重要的是，这里充满着各种机会，让每一人都有可能重新定位和塑造自己，以找回自我的憧憬。这里成为各色人等的竞技场，也成为梦想家和野心家的舞台。有胆有识者，在这里用诚信和智慧收获名利；有家有业者，在这里继承演绎着家业传承的财富故事；无亲无故者，如宁波人叶澄衷、无锡人祝大椿等穷小子，也在这里通过打拼收获了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