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第九节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

    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

    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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