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并不在于抹煞其他同志的功劳。事实上，许多建部时期进入外交界的老同志经过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很快也变成了精通外交业务的“秀才”，同样为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也不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格的外交干部。新中国外交界“报人群体”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交官的素质也非“报人”素质所能全部涵盖的。新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系统培养外交人员的机构，外交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已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界“报人集团”已圆满地为自己的历史存在划上一个光辉的句号。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更不是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未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在毛泽东主席晚年，“左”倾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他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干了不少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些“报人”外交家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某些“左”倾政策，犯了错误，其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向“报人”外交家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敬业精神。建国之初，百废待业，懂外语的记者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发展机遇。因此，一些过去在新闻界工作的干部在接到调令赴外交界任职时，确有不愿放弃新闻事业而投身新领域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外交是“说理”外交，工作的“主战场”在办公桌上，这就使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外交干部要埋头“后台”工作，与“声誉”“名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也是不能取得为人所称道的成就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驻外人员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内外不少公私职位，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老一代外交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坚持身体力行，反对口是心非，才能弘扬正气、清除邪气，从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成绩来。

    我们要学习前辈“报人”外交官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举轻若重的敬业精神。外交场合，“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因此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是做好外交业务的前提。现在常有一些报道，把许多“报人”外交官描绘成斗酒诗百篇、文章倚马可待的风流才子。作者的好心似不必怀疑，但所报道的却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书从疑处翻成悟，笔到穷时方有神”。天下那里有容易写的文章，不下大力气，不一点一滴地积累，富有哲理、切合时宜的文章是不可能出世的。如果读一读成幼珠同志的回忆文章，看到乔冠华、陈楚等人在修改文件时“大声地想”的情景，就不难想像“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经常发生在“报人”外交官群体中的“家常便饭”，令人称道的成就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时期，调查研究仍是对外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的优良品质，克服“重交际、重接待、轻调研”的不良倾向，反对空喊口号、凭感想写文章的歪风，脚踏实地地把调研工作做好。

    我们还应当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刻苦钻研外交业务、勇于实践的创业精神。新中国外交开辟之初，一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并强调“应当在工作中培养锻炼”。老一代“报人”外交官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和他们勇于探索新事物、坚持岗位学习分不开的，这一点尤其值得目前工作在外交界的中青年同志效法。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全球性、区域性“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这给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创新经验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在实际而不是在口头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说理外交”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特征，一切探索和创新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而不应有悖于此。前一阶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要求在国际问题上说“不”的本本和小册子。或许作者们的心情有令人理解的地方，但仅仅会说“不”的风气却不值得提倡。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这一点在当前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