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宣布正式合作成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由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胡鞍钢开始涉入中国国情研究是1985年，当时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当时这个小组被称为专为政府高层提供国情研究报告的高级智囊组织。胡鞍钢为了完成课题，自己到基层进行调查，写出《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及人口系统控制对策研究》的著名论文，第一次运用包括人口学、经济学及现代对策论的系统工程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就人口与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城市化、人口与环境资源等问题，对中国现代化人口转变特点和预测中国人口数量增长进行研究，提出了如何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建议，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被称为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的一匹“黑马”。1988年，由他主笔的中国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再次为他赢得声誉，奠定了在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的地位。

    康晓光与胡鞍钢的合作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明显的标志是1996年康晓光与胡鞍钢、王绍光一起完成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这实际上是康晓光反贫困行动的一部分。一年前，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问世已使知识界意识到又一个知识精英的崛起。而当1998年康晓光的《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的出版，则证实人们一度流行的猜测：在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康晓光是继胡鞍钢之后的又一匹“黑马”。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国情、经济、科技、教育、环境保护和经济安全的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研究背景和咨询建议，努力建设成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

    中心成立后，康晓光成了中心的专业研究人员，除了继续研究中国反贫困的理论、分析中国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外，还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以给中国高层制定政策提供智囊服务。

    2002年，康晓光在中国著名的思想阵地《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的文章。在这篇中国政治国情解读文章中，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和解析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性的“三维分析法”，被专家认为“在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

    早在1999年10月，康晓光就在他的那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国情读物《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过程，逐步发育出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中国数千年悠长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现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

    他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权力如何从政府独家垄断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移，因此出现新型的权力格局。康晓光在考察改革以来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后，就社会自治组织的未来目标模式问题提出了合作主义的主张。这一富有启迪意义的提法引起国情专家及中国高层的极大兴趣。

    康晓光看到，由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自由化”便成了目前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中国政治稳定性受到威胁。首先冷战的结束，东欧、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世界事务，美国有恃无恐地干预台湾事务。台海危机很可能触发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第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为提高，加入tO意味着中国正在更深、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如果再加上通讯革命带来的互联网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复兴、全球市民社会的迅猛扩张，以及海外NGO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的渗透，都会严重威胁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

    康晓光针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开发一种分析和预测政治制度稳定性的简单而有效的分析框架，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即“三维分析法”。

    这种“三维分析法”看起来很复杂和深奥。他所说的“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可以以此通过各个群体与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来看其对制度的态度。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会对某个群体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社会问题引起的“群体”不满，必将使得他们采取“手段”以推翻制度。因此当某个“群体”感到只有推翻现行制度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他们有机会和足够的能力这样做，政治不稳定就发生了。

    康晓光把“群体”“问题”“手段”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第一，社会分化，国民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第二，存在广泛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受到这些问题危害的群体感到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问题；第四，他们拥有集体行动的手段，并且采取行动；第五，维护现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压制反抗行为；结果，导致政治制度不稳定。

    康晓光认为，目前流行的“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强调市民社会对民主化的重要意义。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该理论只强调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及其功能，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他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中引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强调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一系列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反应不同，所拥有的行动手段不同，与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时必须区别对待。

    作为国情专家，康晓光在分析中国未来的政治问题时，并非只是隔靴搔痒般地只作空洞的研究，没有对策。相反，他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非常中肯，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特别是他有关建设民主法治的建议已经得到中央高层的响应。

    在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评估上，康晓光与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能从中国20年的政治改革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社会的变革。他说，尽管政治领域的变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变革，但是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像。2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体制，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体制，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势利导地改变自己的形态。

    在“人大”与“选举”制度的改进方面，他看到，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着手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改革成就，是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政社分离”，撤消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并确立了乡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在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他看到知识精英选择“关键时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献计献策”活动，预示了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院外活动”的“苗头”。在法制建设方面，他看到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依法治国”阶段。中国改革20多年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取得的这些进步，给康晓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晓光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有政治诉求。但如何解决“有组织地”参政问题，他比较了东西方各国的政治民主运作实际，建议政府采取“社团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欧洲和拉美国家采用较多。欧洲国家通过政府行政部门与职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满足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拉美国家则通过政党组织与职能社团的“合二为一”解决集团化参政问题。中国都可借鉴。

    康晓光坚信，公民的有组织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此开放“公开行政领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认为，就目前来说，“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解决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未必会立即在中国实行，但中国的领导层在多个方面已经表现出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和对民主民生的关注。2001年3月，朱镕基在“两会”上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关注民生、发扬民主、实现政治改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