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音中分明含有几分得意，真惹我生气。我说：“给过去的事件起个什么名称，这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未来。”

    “正是如此，”他激动地说，“正是为了未来幸福，才必须正视现实。我感觉到这里的人对此毫无意识。迪布勒伊跟我谈什么文学杂志，佩隆关心的是开心的旅游，他们好像都以为可以像战前一样生活。”

    “那么，上天是派您来擦亮他们的眼睛-？”

    我声音生硬，斯克利亚西纳淡然一笑：

    “您会下象棋吗？”

    “很不高明。”

    他继续挂着笑容，那股学究气早已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气相投。我心想，他又要来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这魅力确实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时，要是我作为旁观者观战，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艺不比他们高明，那么，这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是从外边来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么了？”

    “死胡同。”

    “什么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这样问他。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肩并肩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旁观者；这束来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绪不宁。

    “法国知识分子已置身于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们头上了。”他带着某种洋洋自得的神态继续说道，“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只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倘若他们想要人为地挽救这一文明，其结果必定一无所获，他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赋予艺术和思想。”

    “罗贝尔并非生来第一次积极从事政治。”我说，“政治活动从未妨碍他写作。”

    “不错，1934年，迪布勒伊牺牲了许多时间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斯克利亚西纳口气文雅地说，“可当时，他的道德观与其文学观似乎可以调和。”他又愠怒地接着说，“在法国，你们从未紧迫地感觉到历史的重担。在苏联，在奥地利，在德国，历史的重担是无法逃避的。正因为如此，比如我就不写作。”

    “您过去写过。”

    “您以为我就不梦想创作别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顾不上。”他一耸肩膀，“只有历史上有过那种可恶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会面临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去关心什么文化问题。显而易见，”他继续说，“在狄德罗①、维克多-雨果②和多列士③的故国，人们总是想象文化和政治可以携手并进。巴黎长时间自视为雅典。雅典已经不复存在，早完蛋了。”

    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

    ②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

    ③多列士（1900～1964）：法国共产党前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住莫斯科，二战后曾任法国副总理。着有《人民之子》。

    “至于历史的紧迫感，我认为罗贝尔在这方面比您强。”

    “我并不攻击您的丈夫。”斯克利亚西纳只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这句话的完整意义，而充其量只把它当作夫妻间感情忠诚的一种强烈表示。“实际上，”他补充说道，“我一直认为目前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罗贝尔-迪布勒伊和托马斯-曼。问题正是这样：我之所以预言迪布勒伊必将放弃文学，是因为我坚信他头脑清醒。”

    我耸了耸肩膀。要是他想以此来奉承我，那可看错了对象，我打心眼里厌恶托马斯-曼。

    “罗贝尔决不会放弃写作。”我说。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处，”斯克利亚西纳说，“在于他善于把对美的执着追求与革命精神熔于一炉。他在生活中也达到了类似的平衡：他一方面组织‘警觉委员会’，一方面勤于写作。可如今的问题是，这一和谐的平衡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罗贝尔一定能获得新的平衡，请相信他。”我说。

    “他必将牺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他脸上闪现出喜悦，得意地问道：

    “您研究过史前史吗？”

    “比下象棋强不了多少。”

    “可您也许知道，壁画和在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表明了艺术的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连续不断的。可突然，绘画与雕塑消失了，人们发现了数个世纪的空白，这一空白与新技术的兴起恰好吻合。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人类必将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再也不容人类拥有自我表现的奢望。”

    “类推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就不这么比方了。”斯克利亚西纳耐心地说，“我以为正是由于你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因此很难清醒地理解它的含义。一场战争绝不等于一个社会乃至一个世界的彻底摧毁，仅仅是摧毁的开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必将引起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导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们将很难回忆我们过去的面貌。到时，艺术和文学在我们眼里将只不过是过了时的消遣而已。”

    我摇了摇头，斯克利亚西纳激情如火，继续说：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权掌握在苏联或美国的手中，法国作家的使命还会有什么意义？到时谁也不会理解他们，甚至都不会有人再讲他们的语言。”

    “听您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说。

    他一耸肩膀：“这是典型的女人之见，她们没有能力脚踏实地和客观地看问题。”

    “就让我们脚踏实地吧。”我说，“客观上，绝没有证明整个世界一定会属于美国或苏联。”

    “迟早会的，这是必定的。”他一挥手，止住了我的话，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脸：“我理解您。解放刚刚不久，你们大家都还沉浸在欢乐之中。四年里，你们吃了许多苦，你们认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了。可是，代价是永远付不够的。”他突然尖刻地说，直盯着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华盛顿有一派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执意要扩大战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们的观点看，他们确有道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如出一辙，都坚决要求无限地扩张；他们两个国家无论如何得决一雌雄。”他的声音变得凄凉起来，“您自以为是在庆贺德国的失败，可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这只是您个人的判断。”

    “我知道迪布勒伊坚信和平能够实现，并相信欧洲也有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亚西纳说道，继又宽厚地一笑：“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们最终不是被斯大林所吞并，就是被美国所侵占。”

    “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死胡同可言了。”我乐呵呵地说，“再担心也无济于事；那些以写作为乐的人尽管去写好了。”

    “要是没有任何人读您的东西，还硬要去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啊！”

    “当一切全都完蛋，也就只好玩耍愚蠢的游戏了。”

    斯克利亚西纳不再作声，接着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就某种局势而言，不利的因素总归要少一点吧。”他俨然在交心。“要是苏联获胜，那没什么可说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们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国获胜，那灾难可能不那么严重。假如我们得以把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强加给美国，得以保留我们的某些观念，那么也许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他们有一天会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重新建立联系：但必须考虑彻底调动我们的一切可能手段。”

    “别对我说什么一旦发生冲突，您希望美国获胜！”我说。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发展必将导致无阶级社会的产生。”斯克利亚西纳说，“这只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了。为了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们的幸福，我热切地希望革命爆发在美国而不是在苏联统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国统治，我似乎预感到革命将出奇地缓慢，将迟迟不能爆发。”我说。

    “那您想象革命将由斯大林分子发起-？革命，在1930年前后，它在法国确实美好。可在苏联，我向您担保，革命就不那么美好了。”他耸了耸肩膀：“你们是在给自己预备到时将惊诧莫名的荒诞事；等到了苏联人占领了法国的那一天，你们准会开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时就太晚了！”

    “被苏联占领，连您自己也不会相信吧。”

    “遗憾呐！”斯克利亚西纳说，继又叹息道：“说来说去，还是算了吧，让我们乐观些吧，假设欧洲有它自己的良机吧，只有通过每时每刻的不懈战斗，才可能拯救欧洲。决不能各自只为了自己工作。”

    我这下倒无言以答了。斯克利亚西纳所希冀的一切，仅仅是要法国作家保持缄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声音引起了我内心的反响：“我们将怎么生活？”自晚会一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像针刺一样，痛苦地缠绕着我。它已经出现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了？

    斯克利亚西纳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着我：“两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这样的人要么重新正视现实，投入到行动中去，那就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要么自欺欺人，硬要继续写作：他们的作品必定脱离现实，毫无前途。这种作品岂不就是盲目之作，只能像亚历山大①体诗歌一样让人伤心？”

    ①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诗人。着有诗体论文《批评论》。

    遇到一个滔滔不绝地议论世界和他人，同时又不断抬高自己的对话者，交谈真是困难。我实在没有把握不伤他，但我还是开了腔：

    “将人们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在徒劳无益，生活总会摆脱这种困境的。”

    “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要么像亚历山大城，要么像斯巴达城邦，不战则败，别无选择。眼下，还是自己多想想这些事情为好。”他带着某种仁义补充说道：“只要事先有思想准备，牺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坚信罗贝尔决不会有任何牺牲。”

    “我们一年后再谈吧。”斯克利亚西纳说，“一年以后，他要么开小差，要么再也不写作。我不觉得他会开小差。”

    “他永远不会放下笔。”

    斯克利亚西纳脸上一亮：“赌点什么？一瓶香槟？”

    “我什么也不赌。”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个样，非得亲眼看到天上那一动不动的星星和路旁的里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耸了耸肩膀，反唇相讥道，“那些一动不动的星星这四年旋转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还不是坚信不移，法国永远是法国，罗贝尔-迪布勒伊永远是罗贝尔-迪布勒伊，不然，您就会觉得自己没救了。”

    “喂，”我开心地说，“您的客观性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场上来理解您：您借以反对我的只不过是主观的信念。”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一丝微笑又使他那两只在审问似的眼睛变得热烈起来。

    “您对待事情很严肃，对吧？”

    “因事而异。”

    “有人事先就跟我说过。”他说道，“不过，我很喜欢严肃的女人。”

    “谁跟您事先说过？”

    他做了一个笼统的手势，既包括所有人，又不指任何人：“有人呗。”

    “他们跟您说了些什么？”

    “说您冷淡、严厉，可我不觉得。”

    我紧抿双唇，以免再提别的问题。镜子的圈套，我有办法戳穿。可人的目光，这令人昏眩的深潭，有谁能抵挡得住呢？我总是一身黑色，沉默寡言，也不写作，这一切便构成了我的形象，人们有目共睹。我谁也不是。我就是我，这说来容易。可我到底是谁？到哪里去找我？必须置身于所有大门的另一侧。可若是我叩门，他们谁都不会作声。我猛然感觉到我的面孔在焚烧着我，我真恨不得把它撕去。

    “您为何不写作？”斯克利亚西纳问。

    “书已经够多了。”

    “这并非是惟一的原因。”他两只到处搜寻的小眼睛紧紧盯着我，“事实是您不愿暴露。”

    “暴露什么？”

    “您表面看去十分自信，可心底却极为怯懦。您就属于那种因无所事事而引以为骄傲的人。”

    我猛地打断了他的话：“别枉费心机来分析我的心理状态，我对它了若指掌。我是精神分析专家。”

    “我知道。”他朝我微微一笑，“最近哪个晚上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顿晚餐？在这昏暗的巴黎城，我弄得晕头转向，谁也不认识了。”

    我猛然想到：“啊，在他眼里，我倒是长着大腿的。”我掏出记事本。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一起吃晚饭，”我说，“元月3日好吗？”

    “好，8点钟在里茨酒吧。行吗？”

    “行。”

    我感到局促不安。噢！他对我到底持何种看法，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每当我从他人的意识中隐约地看到自己的形象，我总少不了恐慌一阵，可持续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因为我并不介意。此时令我心绪不宁的，是我通过并非属于我的眼睛瞥见了罗贝尔。他真的置身于死胡同？他搂着波尔的腰肢，正带着她旋转，另一只手不知在空中比画着什么。也许他是在给她解释时间的流逝，反正她在笑，他也在笑，不像处于危险之中。若他身处险境，他会知道的：他很少出错，从不欺骗自己。我走到一扇窗洞里，躲在红色的窗帘后面。斯克利亚西纳说了许多蠢话，可他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无法轻而易举地摆脱其缠绕。在那一个个漫长的日子里，我回避了一切问题。人们是多么盼望这一时刻：解放、胜利，我要抓住这一时机，未来的事情明天再考虑总还来得及吧。可是，眼下却考虑起了未来的事情，思忖罗贝尔会怎么想。他的疑虑从不表现为沮丧的神情，而是化为超负荷的活动。难道这些谈话、信函、电话和不知疲惫的工作并不掩盖着某种焦虑吗？他从不对我隐瞒什么，可有时也暂时把某些忧虑埋在自己心底。“再说，”我痛苦地想到，“今天夜里他还对波尔说：‘大家正处于交叉路口。’”他常常这样说，我总出于怯懦而避免赋予这些词句真正的分量。“交叉路口”。可见在罗贝尔的眼里，世界处于危难之中。而对我来说世界就是他：他处于危险之中。当我们手挽着手在熟悉的黑暗中穿行，沿着河畔回家时，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并不足以让我放下心来。他喝了很多，极为开心。当他一连闭门工作几个昼夜之后，哪怕有机会出门走一走，也就成为一件了不起的壮举。今晚的聚会经他一说，如此富于立体感，以致我仿佛看到他像个瞎子似的从中穿越了过去。他呀，简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可我心底却继续在小声自问：战争期间，他充满激情撰写的回忆录，至今尚未完稿，这是为什么？莫非是个征兆？什么征兆？

    “不幸的波尔！对一个女人来说，被文学家所爱，这不啻是个灾难。”罗贝尔常常这样感叹。他完全相信佩隆跟他说的有关波尔的一切。

    “我担心解放会冲昏她的头脑。”我说，“去年，她几乎再也不作任何幻想，可现在又开始玩弄起狂热的爱情来了，她是在单相思，是独自在玩。”

    “她费尽心机，非要让我说时间并不存在。”罗贝尔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她生活中的最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既然现在战争结束了，她希望能寻回过去的时光。”

    “大家都这么希望，难道不是吗？”我问道，仿佛觉得自己的声音带着喜悦。可罗贝尔却猛地紧挽着我的胳膊。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没有，一切都很好。”我用轻快的口吻回答说。

    “得了！得了！当你拿出贵夫人似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罗贝尔说，“我敢肯定此时此刻，你脑子里正转得厉害。你喝了几杯潘趣酒？”

    “肯定不如您多，再说喝了潘趣酒也无济于事。”

    “啊！你承认了！”罗贝尔得意洋洋地说，“是有什么心事，连潘趣酒也无济于事。到底是什么事？”

    “是斯克利亚西纳。”我笑着说，“他对我解释说法国知识分子完蛋了。”

    “他巴不得这样！”

    “我知道。可他说的还是让我发怵。”

    “像你这个年纪的大姑娘，遇到一个什么先知，还轻而易举地受影响！斯克利亚西纳，我很喜欢他，他呀，爱折腾，说胡话，不安稳，眼睛四处乱转，可千万不要拿他当真。”

    “他说政治一定会把您吃了，您必将不再写作。”

    “你相信了？”罗贝尔乐呵呵地问。

    “可您的回忆录迟迟不完稿，这是事实。”

    罗贝尔犹豫了一下：“这是特殊情况。”

    “为什么特殊？”

    “在回忆录里，我提供了那么多反对我的武器！”

    “正是这样作品才有其价值。”我激动地说道，“一个敢于自我暴露的人，是多么难得啊！说到底，只要他敢这么做，也就胜券在握了。”

    “对，等他死了。”罗贝尔说道，继而耸了耸肩膀：“可我现在又重新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我有一大帮劲敌，等这些回忆录发表的那一天，你想象得出他们那副高兴劲儿吗？”

    “您的敌人总会找到攻击您的武器，不是这，就是别的。”我说。

    “请设想一下这些回忆录一旦落到拉福利、拉舒姆或小郎贝尔的手中，或落到哪个记者的手中。”罗贝尔说。

    罗贝尔撰写回忆录时，脱离了整个政治生活，不过问任何前景，断绝了与公众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作品是否会发表。正是这样，他重又体验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无名的作者刚刚踏进文学殿堂时的那种孤独感，在没有方位物指点、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去冒险进取。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我不耐烦地说：

    “那么，只要一搞政治，就再也没有权利写感情真挚的作品了？”

    “有权利，可不能写引起丑闻的书。”罗贝尔说，“你完全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若非要去讲，就不可能不造成丑闻。”他微微一笑：“说真的，所有有关个人的事情都可能造成丑闻。”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您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那些回忆录，现在往抽屉里一扔，您觉得无所谓吗？”

    “我再也不想它了。我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什么作品？”

    “过几天再跟你说。”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罗贝尔：“您觉得挤得出时间写哪部书吗？”

    “肯定。”

    “噢！我看并不那么肯定：您根本没有一分钟能由您自己支配。”

    “搞政治，起步最艰苦，慢慢就顺利了。”

    我觉得他说得过分轻松了，紧接着追问道：“要是不顺利呢？您放弃搞那个运动还是停止写作？”

    “你知道，我一时辍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罗贝尔挂着微笑回答说，“我这一辈子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够多了！”

    我心头一揪：“您前几天还说您的作品尚未完成呢。”

    “我始终这么认为，不过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个月？一年？十年？”我问道。

    “听我说，”罗贝尔用商量的口吻说道，“天底下多一部书少一部书，这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的形势令人欢欣鼓舞，你要明白：左派是第一次手中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也是第一次有可能联合搞一个运动，既独立于共产党人，又不至于有为右派效劳的危险。决不能放过这一机会！我等了它一辈子了。”

    “我呀，我倒觉得您的作品事关重大。”我说，“它带给人们的，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至于政治工作，并不是您单枪匹马就可以担当得了的。”

    “可惟独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政治。”罗贝尔快活地说，“你应该理解我：警觉委员会、抵抗运动，这很有必要，可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今天，事关创建大业，这更有意义。”

    “我完全理解，可您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

    “我们向来认为不是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罗贝尔说，“在某些时刻，其他形式的行动更为迫切。”

    “对您并非如此。”我说，“您首先是个作家。”

    “您完全清楚这不对。”罗贝尔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革命。”

    “是的。可您为革命服务的最好手段，是写您的书。”

    罗贝尔摇了摇头：“这要因时而异。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要是赢不了胜利，会有什么后果？”我说，“您总不至于真的相信面临着新的大战的危险吧？”

    “我不相信新的大战明天就会爆发。”罗贝尔回答道，“可确实必须设法避免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战争的形势：一旦出现这种局势，迟早会动手打起仗来。同时也要避免这次胜利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他一耸肩膀：“在自得其乐地写那些可能谁也不会去读的书之前，必须阻止发生的事情多着呢。”

    我猛地在马路中间止住步子：“什么？您也认为人们会对文学不感兴趣！”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罗贝尔说。

    他说得确实太轻巧了！我愤愤地说：“看您的样子，好像无动于衷。可一个世界要是没有文学艺术，那肯定凄惨得令人可怕。”

    “不管怎么说，目前，还有千百万人，对他们来说，文学等于零！”罗贝尔说。

    “是的。可是您总指望这一切得以改变。”

    “我始终指望于此。你的看法如何？”罗贝尔说，“问题正是如此，如果世界一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人们必须要经历一个几乎顾不上文学的时期。”

    我们走进了工作室，我坐在皮椅的扶手上。是的，我潘趣酒喝得太多了，四壁在我周围旋转。我朝二十年来罗贝尔不分昼夜伏在上面写作的写字台瞥了一眼。现在，他已经年届六旬，如果顾不上文学的阶段持续很久，那他有可能无望看到这一阶段结束的那一天，对此，他不该如此无动于衷。

    “得了，您以为您的作品尚未完成，五分钟前您还说就要动笔撰写一部新书：这就意味着还有人读您的书……”

    “噢！这绝对可能。”罗贝尔说，“但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他紧挽着我，坐在皮椅上。“这另一种可能性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他乐呵呵地补充说道，“文学是为人服务的，而人却不是为文学而生。”

    “可对您来说，那太凄惨了。”我说，“假若您不再写作，您就不会有丝毫的欢乐。”

    “我不得而知。”罗贝尔说，又淡淡一笑：“我没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