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来……你放松，让我来。”
她的手和嘴都十分灵巧，可每当他让步时，总能看到她眼睛里那股胸有成竹的得意劲儿，他讨厌这股劲头。“不行。”他说，“不。这里不行。这样不行。”
他挣脱了身子，站了起来；纳迪娜的衬衫就扔在沙地上，他给她扔到了肩头。
“为什么？”她恼恨地说，又拖长声调添了一句，“也许在露天，还更有趣一点。”
他弹了弹沾在衣裤上的沙粒。
“我在琢磨你到底是否还有个女人的样子。”亨利故意拿出宽容的口吻说。
“噢！你知道，真正喜爱让男人摆弄的女人，我敢肯定一百人中挑不出一个，那是她们冒充高雅，故意摆出的一种姿态。”
“算了，我们别争了。”他挽起她的胳膊说，“来，我们去给你买点糕点和巧克力，你在车上好吃。”
“你尽把我当个小姑娘对待。”她说。
“不。我十分清楚你不是个小姑娘。我比你想象的要更理解你。”
她怀疑地瞅了他一眼，唇间露出了一丝微笑。“噢！我并不总是讨厌你。”她说道。
他更用劲地挽着她的胳膊，两人默默地向村庄走去。阳光渐暗，小船返回港湾，几头牛正拖着船往沙滩方向走去。村民们有的站着，有的围坐成一圈，全都在凝望着。男人的衬衣和女人肥大的裙子花花绿绿，饰着欢快的色彩；可是这片欢乐却凝固在死气沉沉的静止气氛之中。黑色的头发中包裹着石头一般的面孔，死死盯着天际的眼睛不抱有任何希望。见不到一个举动，听不到一句话语。仿佛一阵咒语使所有的舌头全都打了结。
“他们真急得我想大声呼喊。”纳迪娜说。
“我猜想他们也听不到你的呼声。”
“他们在等着什么？”
“不等待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什么都等待不到。”
广场上，生命在有气无力地叹息。一群孩子在乱喊乱叫；在海上丧生的渔夫丢下的孤寡的妻子坐在路旁行乞。开始，当亨利和纳迪娜听到身着厚实的裘皮服装的资本家太太煞有介事地对乞丐说“耐心等待”时，他们还愤愤不平地瞥她们一眼。可现在，当那一只只手向他俩伸来，他们便像窃贼似的拔腿就跑：乞丐太多了。
“给你买点东西吧。”亨利在糕点铺前拉住了纳迪娜，说道。
她走进铺子，两个脑袋剃得光溜溜的孩子鼻子紧贴着窗玻璃，当她双手捧着纸袋在门口出现时，他们喊叫了一阵。她停下脚步。
“他们在说什么？”
亨利犹豫了一下：“说你真有运气，肚子饿了能有吃的。”
“噢！”
她一气之下，猛地把鼓鼓的纸包扔到了孩子的手中。
“不。我这就给他们一点钱。”亨利说。
她一把拉住了他：“别管，他们倒了我的胃口，这些肮脏的野孩子。”
“你饿了。”
“我告诉你，我再也不饿了。”
他俩登上了小车，一时默默无语地行驶着。纳迪娜以哽咽的声音开口说道：
“我们本该去另一个国家。”
“哪一个？”
“我不知道。可是你，你应该知道。”
“不，我不知道。”他说。
“总该有个可以生活的国度吧。”她说。
突然，她泪水夺眶而出，亨利惊骇地望着她，波尔泪如雨下，那很自然；可看到纳迪娜哭泣，这几乎就像他无意中发现迪布勒伊在呜咽一样令人难过。他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身边。
“别哭，别哭了。”他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粗硬的头发；他为何就没有办法让她微笑？他为何心情沉重？纳迪娜拭了拭眼泪，猛地一擤鼻涕。
“可是你，你年轻时，幸福过吗？”她问道。
“幸福，我幸福过。”
“你瞧！”
亨利说道：“你也一样，你总有一天会幸福的。”
本该更紧紧地搂着她，对她说：“我，我一定能让你幸福的。”此时此刻，他多么渴望：一时渴望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然而他什么也没说。他猛然想到：“过去并没有重现；过去决不会重现。”
“樊尚！”纳迪娜向站口冲去。樊尚身着战地记者服，笑盈盈地在招手。纳迪娜脚穿皱胶底鞋，擦地疾行，伸手抓住了樊尚的胳膊，站稳了脚跟：“你好！”
“旅行归来的人们好！”樊尚乐呵呵地说。他赞叹地嘘了一声：“你穿戴多么漂亮！”
“一位真正的太太，嗯？”纳迪娜原地一旋身子说道。她身着裘皮大衣，穿着长袜和薄底浅口皮鞋，姿态高雅，而且相当富于女人魅力。
“把这给我！”樊尚夺过亨利身后拖着的一只巨大的水手旅行包：“是具尸体？”
“五十公斤吃的东西！”亨利说，“这是纳迪娜为她家提供的食物；如何把这包东西弄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倒是个问题。”
“没问题。”樊尚一副得意的神态说道。
“你偷了一部吉普车？”纳迪娜问。
“我什么也没偷。”
他步履坚定有力地穿过站口的院子，停在一部黑色的小车前：“这车顶呱呱的，不是吗？”
“这车是我们的？”亨利问。
“是的。吕克这下总算开心了。你说这车怎么样？”
“小了点。”纳迪娜说。
“这可以给我们提供极大的方便。”亨利打开车门说道。他们勉强把行李塞进了小车的后部。
“你以后一定会带我去兜风吗？”纳迪娜问道。
“你没有疯吧？”樊尚说，“这是部工作车。看来装了你们这么些东西，大家确实有点儿挤。”他坐到司机位置上，手执方向盘，车子艰难地发出轰鸣声，终于启动了。
“你有把握肯定会开车？”纳迪娜问道。
“要是你亲眼见到我那天晚上在布了雷的道路上，没有任何照明开着吉普车猛冲的情景，你就不会无端地侮辱我了。”樊尚看了看亨利：“我把纳迪娜放下，送你去报社？”
“行。《希望报》情况怎么样？在那个鬼地方，我连一期也没有看到。报纸开本还是原来那么小？”
“还是。他们又准许了两家报纸出刊，可不给我们解决纸张；吕克比我了解情况，会给你汇报的。我刚刚从部队回报社。”
“印数没有下降吗？”
“我想没有。”
亨利迫不及待地要去报社。只是波尔肯定事先给车站打过电话，她知道列车没有误点；她准两眼死死地盯着挂钟，捕捉着任何声音，焦急地等待着。等他和樊尚把纳迪娜同行李送进了电梯，亨利说：
“我想了想，还是先回家。”
“可伙伴们在等着你。”樊尚说。
“告诉他们，我一小时之后就到报社。”
“那我把罗尔斯车给你留下。”樊尚说。他在狗诊所前停下车子，问道：
“我把行李箱取下来？”
“就拿最小的那一只，谢谢。”
亨利遗憾地伸手推门，不料撞倒了一只垃圾桶，发出了声响；女门房的狗开始狂吠起来。还不等亨利敲门，波尔便打开了：
“是你！真是你！”她扑进他的怀里，接着往后一退：“你气色很好；你晒得黑黑的！回来的路上没有太累吧？”她微笑着，可嘴角有一小块肌肉在痉挛似的抽搐。
“一点儿不累。”他把旅行箱放在长沙发上，说道，“这是给你的。”
“你真可爱！”
“打开吧。”
她打开箱子：有丝袜、鹿皮鞋、一只女用手提包、一些布料，还有披巾、手套。他当时选择每件物品都十分细心，而且惶惶不安，恐有不妥。现在，他真的有些失望了，因为波尔只是显出一副激动而且隐含着宽容的神情看着，没有动手去摸一摸，也没有俯下身子。“你多可爱！”她重复道，说着猛地把目光转向亨利：“你的那只旅行箱在哪里？”
“在下面，放在车子里。你也许已经得知，《希望报》弄到了一部小车，樊尚开车去车站接我了。”他激动地说。
“我这就给女门房打电话，让人把你的箱子送上来。”波尔说。
“不用了。”亨利说，紧接着又补充道：“你这个月过得怎么样？天气不是很糟吧？你出门走走了吗？”
“走了走。”她含糊其辞地说，面孔僵得没有一丝表情。
“你去看谁了？你做了些什么？跟我谈谈好吧？”
“噢！这没意思。”她说，“别谈我了。”她遂接着往下说，可声音显得漫不经心：“你知道，你的书获得了成功。”
“我一无所知。书真的成功了？”
“噢，当然，批评家们什么也没有看明白；可他们嗅出了这是一部杰作。”
“我很高兴。”亨利假扮笑脸说道。他多么想再提几个问题，可波尔的用词实在让他受不了。他改变了话题：“你看过迪布勒伊夫妇了吗？他们情况如何？”
“我匆匆见过安娜一面，她工作繁忙。”
她有口无心地答着话。可亨利多么迫切希望能马上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他问道：
“你没有把每期的《希望报》都保存下来？”
“我读也没读。”
“没有读？”
“你这段时间没有在报上写文章，我有别的事要考虑。”她搜索着亨利的目光，脸上又显出了活力：“这个月里，我考虑得很多，我明白了许多事理。我后悔，你行前我不该对你发火，我真后悔。”
“噢！别谈这些事！”他说，“首先，你从来没有对我发过什么火。”
“发过！”她说，“我再对你说一遍，我感到后悔。你也明白，我早就领悟到一个女人对像你这样的男人来说，不可能就是一切。哪怕世上所有的女人都不可能意味着一切，然而我没有真正地接受这一现实。现在，我已经准备用百分之百的宽厚之心去爱你，这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有你自己的事业，它应该摆在首位。”
“什么事业？”
她终于扮出了笑脸：“我已经意识到我也许经常给你添麻烦；我也理解你渴望重新过一过独身的生活。可你尽可放心，独身，自由，我全部答应你。”她紧紧地盯着亨利：“我亲爱的，你是自由的，你要牢记这一点。再说，你也刚刚证明了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他低声补充了一句：“可我已经向你解释过……”
“我记得，”她说，“但是我对你肯定地说，鉴于我内心发生的变化，你再也没有理由要独自搬到旅馆去住。听我说：你渴望独立，渴望冒险，可你也想要我，对吗？”
“当然。”
“那就留在这儿，你决不会对此感到后悔的，我向你发誓，你将发现我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今之后，我对你来说将是多么轻松愉快。”她站起身，伸手拿起电话，“女门房的侄子马上就把你的箱子送上来。”
亨利站了起来，向室内的便梯走去。“以后再说吧。”他心里想。他不能刚一踏进家门就无情地折磨她。“我去洗一洗。”他说，“他们在报社等着我。我只是回家来亲亲你。”
“我完全理解。”她充满柔情地说。
“她将尽一切努力向我表明我是自由人。”亨利坐进黑色小车，心里没好意地想。“噢！可这不会持续多久，我在她身边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耿耿于怀地暗自盘算着，狠了狠心：“明天我就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眼下，他再也不愿多想她。重新置身于巴黎，他心里多么欢畅！街道上，灰蒙蒙的，去年冬天，人们饥寒交迫，如今，他们每人终于都有了鞋穿；再说，还可以跟他们交谈，为他们讲话；在葡萄牙之所以那么令人沮丧，是因为常常感觉到自己纯粹是一个证人，一个对异国灾难无所救助的证人。亨利下了车，亲切地看了看报社大楼的门面。《希望报》情况如何？他的小说真的获得了成功？他快步登上楼梯，随之响起一片欢呼声；一个条幅遮住了走廊的天花板，欢迎旅行归来的人。他们沿墙站立，夹道欢迎，每人高举着圆珠笔，仿佛持着利剑，齐声高唱着一支歌曲，歌词难以听清，唱着什么“萨拉查，运气差”。只有朗贝尔不在场。为什么？
“大家都到酒吧去！”吕克喊叫道，有力地用手一拍亨利的肩膀：“很好吧？”
“你晒得黑极了！”
“瞧瞧这双鞋子。”
“你给我带回了什么报导？”
“瞧你穿的衬衫！”
他们触摸着西装、领带，一个个赞叹不已，他们提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酒吧招待则一杯又一杯地斟酒。亨利也询问着有关情况：印数确实有所下降，但报纸马上又要以大开本出版，这样情况就会好转；报社曾遇到了新闻检查方面的麻烦，不过并不严重。众人对他的书都备加赞扬，他收到的读者来信多极了；他出差期间出版的《希望报》已备一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通过普莱斯顿，也许能偷偷地弄到一点纸张，那个美国佬还答应帮助出一份星期日增刊；此外，尚需讨论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一连三个晚上，亨利没有睡上一个好觉，被这声音，这话声，这笑声，这许许多多问题搅得有点晕乎乎的：既晕乎乎，又乐滋滋。现实生活如此欢乐而又紧张，却跑到葡萄牙去寻觅早已埋葬了的、消逝了的过去，多蠢的念头。
“我一回来高兴极了。”他内心冲动地说。
“大伙儿见到你也没有不高兴。”吕克说，又补充道：“相反，大家都开始迫切需要你；我把话说在前头，你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我正巴不得。”
打字机咔咔作响，他们打着滑步，在走廊里四散而去，爆发出阵阵笑声：国家刚刚诞生，人们都还是零岁，他们显得多么年轻！亨利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坐到扶手椅上，内心升腾起一股老坐办公室的人特有的欢愉。他打开《希望报》的最近几期：常见的署名，漂亮的设计，没有浪费一点版面。他把整个一个月的报纸一期接一期浏览个遍；他不在场，他们照样干得十分出色，这正表明了他的成功所在；《希望报》不仅仅是一场冒险的战斗，而且是一种十分牢固的事业；樊尚有关荷兰的报导极为出色，朗贝尔关于集中营的文章更加精彩。毫无疑问，他们都善于用恰当的笔调：没有一句蠢话，没有任何谎言，也没有一个不实之词；《希望报》以其正直触动了知识分子，以其生动赢得了广大的普通读者。惟有一点不足：塞泽纳克的文章极为平庸。
“我可以进来吗？”
朗贝尔不好意思地站在门洞处，满脸微笑。
“当然！你躲到哪儿去了？你完全可以去车站嘛！可恶的无情种。”
“我想车上坐不下四个人。”朗贝尔一副尴尬的神情说。“还有他们那个小小的庆祝会……”他一撅嘴巴补充道，话说到半截，又吞了回去。最后又说道：“不过现在，我打扰你吗？”
“一点也不。你坐吧。”
“旅行愉快吗？”朗贝尔一耸肩膀，“也许别人问你已经不下二十遍了。”
“马马虎虎，美丽的景色，可有七百万人食不果腹。”
“他们的衣装挺漂亮。”朗贝尔一边打量着亨利，一边称赞道，继而微微一笑：“那儿，桔黄色的皮鞋是流行式样？”
“桔黄色或柠檬色，可皮革都是优质的。富人应有尽有，这正是最可恶之处，我到时再跟你细说。还是先把这里的情况跟我谈谈。我刚刚读了你的文章，文章很出色，你知道。”
“简直就像篇法语作文。”朗贝尔自嘲地说，“谈谈您参观集中营的体会，写这个题目的，我想至少不下二十人。”他脸上陡然一亮：“你知道，真正捧的是你的书；我当时累得浑身散架，我一直开车奔波，一天一夜没合眼，可一拿起你的书，我一口气往下读，不读完怎么都安不下心来睡觉。”
“你是在讨我欢心吧！”亨利说。
溢美之词往往让人难受，可朗贝尔确实让他打心眼里高兴。亨利梦寐以求的正是有人这样读他的书：一个性急的小伙子，迫不及待地要连夜把全书读完。仅为了这点就值得写作；尤其是为了这一点才写作。
“我想你读读评论文章会挺有兴趣的。”朗贝尔说，往桌子上扔了一个黄色的大纸袋：“我也凑了点热闹。”
“当然，我挺有兴趣，谢谢。”亨利说。
朗贝尔有点焦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你在那边写东西了吗？”
“一篇报导。”
“你眼下能马上给我们写另一部小说吗？”
“我一有时间就立即动笔。”
“抽点时间吧。”朗贝尔说，“我以为你不在报社这段时间……”
朗贝尔的脸霍地一红：“你得作好防备。”
“防谁？”亨利淡然一笑，问道。
朗贝尔又犹豫了一下：“听说迪布勒伊正焦急地等着你。千万别上他那一套的当……”
“我或多或少已经陷进去了。”亨利说。
“那么，赶紧摆脱出来。”
亨利微微一笑：“不。今天要继续不参与政治，已经不可能。”
朗贝尔的脸上布上了阴云：“啊！那你是在责备我？”
“一点儿也不。我是说就我自己而言，已经不可能。我们俩的年纪可不一般大。”
“这与年纪又有什么关系？”朗贝尔问。
“你到时就明白了。人们总是在不断明白事理、不断变化。”他淡然一笑：“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抽时间写作。”
“必须这样。”朗贝尔说。
“噢，快说，你说得那么好听，你跟我谈的那些消息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些消息一文不值。”朗贝尔说。
“请都给我拿来，然后咱们抽个晚上一起去吃顿晚餐，我一定好好跟你谈谈看法。”
“那好。”朗贝尔说。他站起身，“我猜想你不愿接待她吧。可那个小玛丽-昂热-比塞非要采访你不可；她已经等了两个小时，我怎么回她的话？”
“就说我从不接受采访，我忙得不可开交。”
朗贝尔把身后的门关好，亨利把牛皮纸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上。女秘书在鼓鼓的卷宗夹上标着：小说通讯。他犹豫了片刻。他在战争期间创作了这部小说，从未考虑等待它的将是何种命运，甚至也不敢肯定会有什么命运等待着它。如今，小说问世了，人们也阅读了；亨利也就受到了评判、议论，得到了评价，就如同他经常评判、议论他人一样。他把剪报一一摊开，开始浏览起来。波尔说什么“一举成功”，他以为她夸大其辞；可事实如此，评论家们用的也是赞美之词。朗贝尔显然抱有偏心，拉舒姆也不例外，所有这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批评家对抵抗运动的作家都存有明显的善意；不过，友人和陌生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证实了新闻界的评价。确实，即使保持清醒头脑，也大有令人得意的地方：这些怀着激动心情写下的文章的确激荡人心。亨利欢快地伸了伸腰。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具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两年前，厚实的窗帘紧遮着漆成蓝色的窗玻璃，他与黑暗的城市和整个地球隔断了联系，他的那支笔在纸上犹豫地摆动。如今，出自他喉舌的那些很不清晰的呐喊在世间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声音；他内心秘密的运动化作了他人心田中的真理。“我本该向纳迪娜好好解释。”他心里想，“倘若别人无关紧要的话，那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但是，如果说他人举足轻重的话，那要用词语赢得他们的友情、他们的信任，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要听到他自己的思想在他们心中引起反响，这谈何容易。”他抬起眼睛，门开了。
“我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一个抱怨的声音说，“你总可以给我一刻钟吧。”
玛丽-昂热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是用于《未来》杂志，要一大篇东西，登在头版，并配以照片。”
“请听着，我从不接受采访。”
“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一来，我的采访就价值千金了。”
亨利摇了摇头。玛丽-昂热愠怒地接着说：“你总不能为了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毁了我的事业吧？”
亨利微微一笑。一刻钟的交谈对她如此举足轻重，可对他来说却那么微不足道！说实在的，他的心绪颇佳，真想谈谈自己。喜爱他作品的人中，肯定有不少希望能对作者有更深的了解；他愿意给他们提供一点情况，目的在于使他们能真正地对他产生好感。
“行。”他说，“你需要我给你讲点什么？”
“呃，首先，你出生何处？”
“我父亲是屠耳的一个药店老板。”
“然后呢？”她问道。
亨利迟疑了片刻；开门见山就谈自己，这不太妥当。
“谈吧。”玛丽-昂热说，“跟我谈谈儿童时代的一两件往事。”
往事，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不少，可他觉得那些往事并不太重要，惟独在亨利二世餐厅用的那次晚餐，那天晚上，他终于摆脱了心头的恐惧感。
“好，这就算一件。”他说，“这几乎无足轻重，可对我来说则是许多事情的开端。”
玛丽-昂热把铅笔支在采访本上，用一副鼓励的神态望着他。亨利继续说道：
“我父母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威胁着世界的灾难：红祸、黄祸、野蛮、堕落、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我把这一切总看成是恐怖的魔鬼，它们就要吞噬整个人类。那天晚上，我父亲如同往昔那样预言：革命就要爆发，文明即将堕落；我母亲则一副惊骇的神情随声附和。我突然想到：‘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获胜的也还是人。’这也许不是我当时想的原话，可意思差不多。”亨利微微一笑：“那效果神奇极了，魔鬼不复存在，天底下相处的都是人。”
“然后呢？”玛丽-昂热追问道。
“然后嘛，自这天以后，我驱逐了魔鬼。”他说。
玛丽-昂热神色困惑地看了亨利一眼：
“可你的故事，它是怎么结束的？”
“什么故事？”
“你刚刚开始讲的故事。”她不耐烦地说。
“没有别的结尾。它已经讲完了。”亨利说。
玛丽-昂热“啊”了一声，紧接着以抱怨的口吻补充道：“我想要点生动别致的东西！”
“噢！我的童年没有任何别致之处。”亨利说，“药店让我生厌，外省的生活令我烦恼。万幸的是，我在巴黎有个叔叔，他介绍我进了《星期五》报社。”
他打住话头。他初到巴黎的几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可不知从何说起。
“《星期五》是份左派报纸。”玛丽-昂热说，“你那时就有了左派的思想？”
“我特别恐惧右派的思想。”
“为什么？”
亨利思虑了片刻：“我当时二十岁，雄心勃勃；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成为民主党人。我想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左派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倘若竞赛一开始就有人耍了花招，那下的赌注也就失去其一切价值。”
玛丽-昂热在本子上刷刷直记；她看上去并不聪慧。亨利搜索一些简明易懂的词句：“一只黑猩猩和人类中最低能的人之间的差别要比后者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差别大得多！表现自我的意识，这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亨利正要张口往下说，可玛丽-昂热抢在了他的前面：
“跟我谈谈你的第一步。”
“什么第一步？”
“涉足文坛的第一步。”
“我或多或少一直都在写点什么。”
“《不幸的遭遇》问世时，你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
“是迪布勒伊大力推荐了你吧？”
“他帮了我许多忙。”
“你是怎么与他结识的？”
“报社派我去采访他，可却是他设法让我说话；他让我以后再去看他，我也就去了……”
“谈谈细节吧。”玛丽-昂热以抱怨的口吻说道，“你谈得糟透了。”她紧紧地盯着亨利的眼睛：
“你们在一起时都交谈了些什么？”
他一耸肩膀：“什么都谈，跟普通人一样。”
“他鼓励你写作了吗？”
“是的。我一写完《不幸的遭遇》，他就让莫瓦纳读了，莫瓦纳很快就接受了……”
“你获得了巨大成功？”
“获得了行家的好评。你知道，那真可笑……”
“是的，就跟我谈一点可笑的事吧！”她一副诱惑的神情说道。
亨利有点犹豫。
“可笑嘛，是因为人们往往以巨大、辉煌的梦想而开始，可后来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也就十分满足了……”
玛丽-昂热叹息道：
“有关你其他作品的书名及其发表年月，我都有了。你是否应征当过兵？”
“在步兵部队，是个二等兵。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军官。5月9日在武齐埃附近的天神山我负了伤，被送到蒙太利马尔；9月份回到巴黎。”
“你在抵抗运动中具体做了些什么？”
“吕克和我于1941年创办了《希望报》。”
“可你还从事过其他活动？”
“这无关紧要，不谈了。”
“那好。你最近的一部作品，你写作的确切时间？”
“1941年和1943年期间。”
“你是否已经动笔写别的东西了？”
“还没有，不过我就要写。”
“什么？一部小说？”
“一部小说。可目前还十分模糊。”
“我听说要办一份杂志？”
“是的，这是一份月刊，将由我和迪布勒伊负责，杂志由莫瓦纳出版，名叫《警觉》。”
“迪布勒伊正在创建的那个党到底是怎样一个党派？”
“说来话长。”
“怎么？”
“去找他打听吧。”
“谁也接近不了他。”玛丽-昂热叹了口气，“你们都是怪人。要我有了名气，我一天到晚让人来采访。”
“那你就腾不出任何时间做事了，这样你也就一点名气都没有了。现在，你该行个好，让我工作了。”
“我还有一大堆问题要问呢！你对葡萄牙有何感受？”亨利一耸肩膀：“肮脏。”
“因为什么？”
“因为一切。”
“你再解释一下，我总不能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对读者说：肮脏。”
“那么，你就告诉他们萨拉查的父道主义是可耻的独裁，美国人应该尽快把他赶下台。”亨利像连珠炮似地说道，“不幸的是，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他就要把亚速尔群岛的空军基地卖给美国人。”
玛丽-昂热皱了皱眉头，亨利补充道：“如果这让你为难，你就别说，我马上就要在《希望报》上披露真情。”
“不，我一定要说！”玛丽-昂热说。她用一副深沉的神态看了看亨利：“到底是何种内因促使你作这次旅行？”
“听着，要在事业上出人头地，你并不非得提一些愚蠢的问题。我再跟你说一遍，行了，你还是乖乖地走吧。”
“我需要某些小插曲。”
“我没有什么插曲。”
玛丽-昂热小步离去，亨利感到有些失望：她没有提那些应该提的问题，他也丝毫没有谈他有必要谈的事情。可说到底，他该说些什么？“我希望我的读者了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可我自己却没有完全定型。”噢，再过几天，他就要动笔投入新的创作，他一定设法系统地给自我画个像。
他重又开始阅读有关小说的通讯。有多少电讯和剪报需要细读，有多少信函需要回复，又有多少需要接待！吕克已经有话在先：他要做的事多着呢。此后的几天里，他独自呆在办公室工作，只到睡觉时才回波尔处。每次他刚有点时间坐下来写专题报导，负责编排印刷的人便来索稿，有一页就取走一页。过分漫长的假日之后，这样拼命工作一阵，使他感到欢悦。他在电话中听出了斯克利亚西纳的声音，但内心没有激起一丝热情。
“喂，无情无义的家伙，你回来都四天了，还一直没见你露面。快到巴尔扎克街的伊斯巴饭店来。”
“抱歉，我手头有事。”
“别抱什么歉，快来！大伙儿等着你喝杯香槟酒叙叙友情呢。”
“谁等着？”亨利欢快地问道。
“里面有我。”响起了迪布勒伊的声音。“还有安娜、朱利安。我有几十件事要跟你谈。您到底在忙乎什么？您就不能从您那个洞穴里出来一两个小时？”
“我本打算星期六去您家。”亨利说。
“还是快点来伊斯巴吧。”
“行，我这就去。”
亨利挂上电话，微微一笑。他十分渴望再见到迪布勒伊。他拿起话筒，拨通了波尔：
“是我。迪布勒伊夫妇和斯克利亚西纳在伊斯巴等着我们。是的，是伊斯巴饭店。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比你更清楚。我这就开车来接你。”
半小时后，他和波尔举步踏下一条石阶，石阶的两侧站着衣着古怪的哥萨克人。波尔穿了一条长裙，崭新崭新的，看来这绿色配她确实不太相称。
“多怪的地方。”她嘀咕道。
“跟斯克利亚西纳打交道，思想上对什么都得有所准备。”
外面，夜阑人静、阒无声息，以致伊斯巴饭馆的豪华显得让人惴惴不安；仿佛就像是进入刑房之前停留的一块邪恶之地。装饰的四壁血红一片，帷幔的波状皱褶红得像在滴血，茨冈乐手的丝绸衬衫也是殷红的颜色。
“啊！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摆脱了他们的纠缠？”安娜问道。
“他俩倒显得平安无事。”朱利安道。
“我们刚刚遭到了一帮记者的围攻。”迪布勒伊说。
“那些记者一个个都武装着照相机。”安娜补充说。
“迪布勒伊妙极了。”朱利安兴高采烈，结结巴巴地说，“他说……我再也记不起他说了些什么，反正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要再说几句，他差点就要对他们动起手来了……”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全都开了腔，惟独斯克利亚西纳在一旁发笑，流露出几分高人一筹的神态。
“我刚才真的以为罗贝尔就要动手了呢。”安娜说。
“他回答说：我们可不是博学的猢狲。”朱利安喜形于色地说。
“我向来把自己的脸面看作私人的财产。”迪布勒伊充满尊严地说。
“问题是像对您这样的人来说，”安娜插言道，“露脸就算裸体；一旦露出您的鼻子和眼睛，那就成了裸露癖。”
“可他们却不给真正的裸露狂拍照。”迪布勒伊说。
“这就是个过错。”朱利安说。
“喝吧。”亨利给波尔递去一杯伏特加酒，说道，“喝吧，我们要补喝的杯数多了。”他说罢一饮而尽，然后开口问道：“可人家是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的？”
“真的，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惊诧得面面相觑。
“我猜想是饭店侍应部领班打了电话。”斯克利亚西纳说。
“可他不认识我们。”安娜说。
“他可认识我。”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咬着下嘴唇，犹如一位做了错事当场被捉住的女人，惊慌失色，“我希望他能根据你们的身分好好为你们服务，所以我把你们是谁告诉了他。”
“哼，我看你倒好像是干了件漂亮事似的。”亨利说。斯克利亚西纳那幼稚的虚荣心一直让他感到惊愕。
迪布勒伊哈哈大笑起来：“是他告发了我们，就是他本人！这可不是瞎编的。”他猛地朝亨利转过身子：“旅行如何？说是度假，可传说您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报告、搞调查。”
“噢！我总还是逛了一圈。”亨利答道。
“可读了您写的报导，人们反倒更想去别的地方游逛，那可是个凄惨的国家！”
“是凄惨，可也美丽。”亨利乐呵呵地说，“凄惨尤其是对葡萄牙人而言。”
“我不知道您是否存心那么写的。”迪布勒伊说，“可您确实写道，大海蓝蓝一片，那蓝色成了一种阴森可怖的色彩。”
“有时确实这样，可并非总是阴森可怖。”亨利淡然一笑：“您知道写作该是怎么回事。”
“知道。”朱利安说，“要不说真话，就必须撒谎。”
“不管怎么说，我为归来感到高兴。”亨利说。
“可您并不着急见您的朋友？”
“着急，我迫不及待。”亨利说，“每天清晨，我都对自己说要马上去你们家走一趟，可一转眼又到了下半夜。”
“是的。”迪布勒伊以责备的口吻说道，“那么，明天您得想办法好好看住您的表，我无论如何要把一大堆事情告诉您。”他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们正有个良好的开端。”
“您已经开始招兵买马了？萨玛泽尔打定主意了？”亨利问道。
“他并不完全同意，可总能达成某种妥协。”迪布勒伊回答说。
“今天晚上不要谈论正经事！”斯克利亚西纳说。他向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神态傲慢的领班打了个手势：“两瓶烈性啤酒。”
“非要不可吗？”亨利问道。
“他呀，是指挥人的。”斯克利亚西纳双目不离领班，说道，“自1939年以来，他消瘦多了；他过去是个上校。”
“你是这地方的常客吧？”亨利问道。
“每当我想让自己心碎，我便来此细听音乐。”
“比这更经济的办法多着哩！”朱利安说，“再说，所有人的心早就已经四碎了。”他神色茫然地下结论道。
“我的心要听到爵士音乐才能碎。”亨利开腔道，“而你的这些茨冈人，他们反倒砸了我的脚。”
“噢！”安娜说。
“爵士音乐！”斯克利亚西纳说，“我已经在《阿贝尔之子》一书上就爵士音乐发表了明确的看法。”
“您以为谁可以发表什么明确的看法吗？”波尔的声音傲慢地问道。
“我不想争辩，您到时自己读吧，法文版很快就要问世了。”他一耸肩膀。“印数五千册，这微不足道！对富有价值的书应该有特别措施。你的书印了多少册？”
“呃，五千册。”亨利回答道。
“真荒唐。你写的终归是一部有关德国占领时期的书呀，像这样的书应该印十万册。”
“你跟新闻部长说去好了。”亨利说。斯克利亚西纳气盛到了蛮横的地步，令亨利感到不快；朋友之间应避免谈论自己的作品，不然会让大家都尴尬，扫了大家的兴。
“我们下月就要有一本新的杂志问世。”迪布勒伊说，“呃，为了弄到一点纸张，我跟您说实话吧，那可得费力！”
“这是因为部长不知他的职责何在。”斯克利亚西纳说，“纸嘛，我可以帮他弄到。”
只要斯克利亚西纳一亮开那个说教的嗓门，谈论起技术方面的问题，那便滔滔不绝。在他得意洋洋、夸口要为法兰西弄到大量纸张的同时，安娜低声说道：“您知道，我觉得二十年来没有任何一部书像您的作品一样让我动心；这……这正是经历了这四年之后大家都渴望拜读的一部书。它激起了我内心的情感，我激动得几次不得不合上书，出门到街头漫步，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她霍地脸上绯红：“说这些话时，总感到自己愚蠢，可要是不说，也同样愚蠢；说了反正不会让人难过的。”
“不，反而让人高兴。”亨利道。
“您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安娜说，“所有那些不愿忘却过去的人。”她怀着某种激动的心情补充道。亨利富于好感地朝她微微一笑；今晚，她身着苏格兰裙服，显得格外年轻，而且妆化得十分得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看去远比纳迪娜年轻。纳迪娜可从来没有脸上绯红的时候。
斯克利亚西纳稳住了嗓门：
“这本杂志可以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和行动工具；可条件是，它不能只表达某一小宗派的意图。我认为像路易-伏朗热这样的人应该是你们编辑部的成员。”
“不行。”迪布勒伊说。
“知识分子一时失足，并不那么严重。”斯克利亚西纳说，“哪有从不出错的知识分子？”他声音阴郁地补充道：“难道他必须整整一辈子承担他过错的重负？”
“1930年间，在苏联入党，这远不是什么过错。”迪布勒伊说。
“您岂敢以判官自居？”斯克利亚西纳不由分说地高声道，“您了解伏朗热的原因、知道他的理由吗？您同意您肯定都比加入您队伍中的人强吗？”
“我们并不在审判。”亨利说道，“我们是在表明立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伏朗热相当奸滑，并没有真正牵扯进去；可亨利早就发誓决不与他握手言和。再说，当亨利读了路易在自由区撰写的文章时，他并不感到惊诧，因为自从他俩中学毕业分手后，他们几乎由朋友变成了死敌。
斯克利亚西纳一耸肩膀，像是看破了一切，然后招呼领班：“再来一瓶！”他再次偷偷地打量着那位年迈的流亡者：“那个脑袋，你们看了不震惊吧？瞧那眼皮底下的眼囊、嘴角的皱纹，全是衰老的征兆。战前，那张脸上还带着傲慢；可他们那个圈子的人的怯懦、荒淫，以及他们的背叛，折磨得他不成人样了。”
他目光呆滞地盯着那人。亨利暗忖：“这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他逃离了自己的祖国，故国的人们骂他为叛徒；他的虚荣心无疑可以从中得到解释：他没有祖国，孑然一身，没有任何人为他作证。为此，他无论如何必须保证自己的名字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所表现。
“安娜！”波尔惊叫起来，“多可怕呀！”
安娜正把杯中的伏特加酒往她的香槟酒里倒：
“这一来香槟酒就有劲儿了。”她解释道，“尝一尝，味道好极了。”
波尔摇了遥头。
“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喝？”安娜问道，“一喝酒，人就更开心了。”
“喝酒等于要我头疼。”波尔答道。
朱利安哈哈大笑起来，“您让我想起了那位年轻姑娘，那是我在蒙巴纳斯街一家小旅馆门前遇到的一位迷人的少女。她对我说：‘噢！生活，等于要我的命……’”
“她才没有说呢。”安娜道。
“她有可能说过。”
“不过，她言之有理。”安娜像个醉鬼似的用教训人的口吻说道，“生活嘛，差不多等于死……”
“别说了，哎哟！”斯克利亚西纳说道，“倘若您不听，至少得让我听呀！”
乐队刚刚充满激情地奏起了《黑色的眸子》。
“咱们让他的心去碎吧。”安娜说。
“与一颗破碎的心去搏斗……”朱利安喃喃地说。
“你们别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