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遇到弗龙斯基以后，仍旧照原来预定的坐车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在那里直待到演完了两幕，他要见的人通通见到了。一到家，他就向衣架仔细打量了一下，看见那里没有挂着军人外套，他才像平常一样走到自己的房间去。但是，和他平常的习惯相反，他没有去睡，却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一直到早晨三点钟。看到他的妻子不顾体面，不遵守他要求她的唯一的条件——那就是要她不在自己家里接待情人，他对她怀着的忿怒心情就使得他不能安静了。她既然不履行他的要求，他就不能不处罚她，实行威胁——提出离婚，把她的儿子夺走。他知道采取这个步骤所将引起的一切困难，但是他说了要这样做，现在就不能不实行他的威胁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也曾暗示过这是他摆脱这种处境的最好出路，而且最近办理离婚的事情达到了这么完美的地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有可能克服形式上的困难。加上，祸不单行，少数民族问题和扎莱斯克省的土地灌溉问题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添了这么多公务上的麻烦，使得他近来老是烦躁不堪。

    他整夜没有睡着，他的愤怒以巨大的等差级数递增，到早晨达到了顶点。他连忙穿起衣服，好像端着一只注满愤怒的茶杯，生怕溢出一点来一样：他唯恐随着愤怒的消失而失去同妻子谈判所必需的精力，所以一听到她起来了，就立刻走进她的房间。

    安娜总以为自己是顶了解她丈夫的，但当他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看到他的脸色她也惊骇了。他皱着眉头，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避开她的视线；他的嘴唇紧紧地、轻蔑地闭着。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举动中、在他的声音里，都有一种他的妻子从来不曾在他身上见过的坚定果决的神情。他走进她的房间，没有向她招呼，就一直向她的写字台走去，拿了她的钥匙，打开了抽屉。

    “您要什么？”她叫了一声。

    “您情人的信，”他说。

    “不在这里，”她说，关上抽屉；但是从这个举动，他看出他猜中了。于是他粗暴地推开她的手，迅速地抓住了文件夹，他知道她把最重要的文件都放在那里面。她极力想夺回文件夹，但是他推开了她。

    “坐下！我有话要跟您谈，”他说，把文件夹挟在腋下，用他的胳膊这么紧紧地挟住它，使他的肩膀都耸起来。

    她带着惊异和畏葸的神情，默默地望着他。

    “我对您说了我不准您在自己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我要见他，是为了……”

    她停住了，说不出原因来。

    “我并不要详细打听一个女人要见情人的原因。”

    “我想要，我只是……”她说，涨红了脸。他的这种粗暴激怒了她，给了她勇气。“您难道不觉得要侮辱我在您是多么容易吗？”她说。

    “对正直的男子和正直的女人才谈得上侮辱，但是对一个贼说他是贼，那就不过是laconstatationd’unfait①罢了。”——

    ①法语：陈述事实。

    “您的这种新的残酷特性，我以前还不知道哩。”

    “一个丈夫给予他妻子自由，给她庇护，仅仅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她顾全体面。您说这算残酷吗？”

    “这比残酷还要坏，这是卑鄙，假如您要知道的话！”安娜怒气冲天地叫喊了一声，站起身来，想要走开。

    “不！”他用他那比平常提得更高的尖厉的声音叫着，用巨大的手指这么凶猛地抓住她的手腕，以致被他紧压的手镯留下了紫痕，他强迫她在原来的地方坐下。“卑鄙！要是您喜欢用这个字眼的话，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时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做卑鄙！”

    她低下头。她不但没有说她昨晚对情人所说的话，没有说他才是她的丈夫，她眼前的丈夫是多余的；而且她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她感到他的话十分正确，于是只低声说：

    “我的处境，您再怎么形容也不会比我自己所感到的更坏；可是您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为什么？”他继续说，还是愤怒地。

    “就是要叫您知道，您既然不遵守我的愿望，不顾体面，我就要采取适当手段来了结这种局面。”

    “快了，很快就会了结了，”她说；一想到她现在渴求的而且已经迫近的死，泪水就又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

    “那会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像的了结得还要快！假使您一定要满足肉欲的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落井下石不但有失宽大，而且不是大丈夫的行为。”

    “是的，您只顾想您自己！但是对于做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是不关心的。您不管他的一生都毁了，也不管他痛……痛……痛苦……”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得这么快，以致结结巴巴，简直发不清“痛苦”这个字眼的音，结果他说成了“疼苦”。她想笑，但是想到在这样的时候，还有什么事能够使她发笑，她立刻感到羞愧了。第一次，一刹那间，她同情起他来，替他设身处地想了一想，为他难过了。但是她能够说什么或是做什么呢？她垂下了头，沉默了。他也沉默了一会，然后就开始用冷冰冰的、不再那么严厉的声调说起来，强调着一些设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随便的字眼。

    “我是来告诉您……”他说。

    她望了他一眼。“不，这是我的幻想，”她想起他发不清“痛苦”这个字音时他脸上的表情，这样想着。“不，难道一个有着那种呆滞无神的眼神，有着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的人，能感觉到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低声说。

    “我是来告诉您我明天要到莫斯科去，再不回到这幢房子里来了，您会从我委托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那里听到我的决定。我要把我的儿子搬到我姐姐家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好容易才记起了关于儿子他要说的话。

    “您带走谢廖沙不过是要使我痛苦罢了，”她说，皱着眉头望着他。“您并不爱他……把谢廖沙留给我吧！”

    “是的，我甚至失去了对我儿子的爱，因为我对您感到的厌恶连累了他。但是我还是要把他带走。再见！”

    他要走了，但是这一回她拦住了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沙留给我吧！”她又一次低声说。“我再也不说别的话了。把谢廖沙留给我，等到我……我快要生产了，把他留给我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红筋胀了，甩开她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出了房间。

    五

    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进来的时候，彼得堡有名的律师的接待室已经坐满了人。三位太太：一个老妇人，一个少妇和一个商人的妻子；还有三个绅士：一个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第二个是长着胡须的商人，第三个是身穿制服、颈上挂着一枚十字架的满面怒容的官吏，显然已经等候好久了。两个助手在桌上写什么，可以听见笔的响声。桌上的文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最讲究这个的）非常精美。他不禁注意到了这个。一个助手，没有起身，眯缝着眼睛，忿忿地对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这时有事，”助手严厉地回答说，他用笔指了指等候着的人们，就继续书写去了。

    “他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他老是很忙。请等一等吧。”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再要隐姓埋名是不可能的了，就庄严地这样说。

    助手接了名片，显然并不满意他在名片上看到的字，就走进门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不过为了他所知道的某些高级的职务关系，他不完全同意把这个原则的某些细则也应用于俄国，他还以对任何钦定的东西所能够反对的程度来批评它。他一生都在官场活动中度过，因此当他对什么感到不满的时候，他的不满往往因为他认清了错误在所难免和一切都可以纠正而缓和下来。在新的审判制度中他不赞成律师所处的地位。但是以前他和律师一直没有发生过关系，所以他不满意他们也不过是在理论上罢了；现在他的不满却由于他在律师的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而加深了。

    “马上就来了，”助手说，果然两分钟以后在门口出现了那位刚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的长长的身影，律师本人跟在后面。

    律师是一个矮小、肥胖、秃头的人，留着暗褐色胡髭、长着浅色的长眉和突出的前额。他穿戴得像新郎一样漂亮，从他的领带到他的双表链和漆皮长靴。他的面孔精明而又粗鲁，但是他的服装却讲究而又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沉着地让卡列宁从他身边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

    “不坐吗？”他指着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旁的一把圈手椅，自己在主位上坐下来，搓着那短粗的指头上长满白毛的小手，把头歪到一边。但是他刚这样坐定下来，就有一只飞蛾在桌子上面飞过。律师，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敏捷动作，张开双手，捉住那只飞蛾，随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开始谈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律师的一举一动，“我应当预先声明我要同你说的那件事情必须严守秘密。”

    一种隐约可辨的微笑使律师的下垂的棕色胡髭往两边分开了。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托付给我的秘密的话，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假如您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的、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名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他又捉到一只飞蛾，“而且像每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所做的有益的事业，”律师躬着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踌躇地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继续说下去，特别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做了受了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是要使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它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跳跃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欢喜，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恶意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得预先对您讲明，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注意。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抛弃依照法律离婚的念头。”

    “啊，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决定。”

    律师让他的视线落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上，感觉到他的压抑不住的喜形于色的神情也许会触怒他的委托人。他望着在他鼻子面前飞过的飞蛾，动了动手，但是由于尊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没有去捉那只飞蛾。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实际上办理这种事的形式。”

    “您是要我，”律师回答说，没有抬起眼睛来，带着某种的满足仿效着他的委托人说话的语气。“把各种可以实现您的愿望的方法都陈述给您听吗？”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就说下去，仅仅不时地偷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涨红的面孔一眼。

    “离婚，照我国的法律，”他说，对于本国的法律微微露出不满的意思，“像您知道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才可能……等一等！”他向在门口伸进头来的助手叫着，但他还是站起来，和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坐下。“在下面的情形之下：夫妇双方生理上有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讯，”他说，弯曲起他的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通奸（他带着显然很满足的神情说出这个字眼）。细分起来就是这样：（他继续弯曲着他的肥大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形及其细别很明显不能归在一类，）丈夫或是妻子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与人通奸。”因为这时他的五个手指都弯曲起来，所以他把手指伸直，继续说下去：“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您下问的，是实际上的应用。所以根据先例，我不能不奉告您在实际上离婚的事件都可以归入下面的情形：据我猜想，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会是别后不通音讯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了点头。

    “归入下面的情形：夫妻的一方与人通奸，罪证的发觉经双方承认，或是未经承认而系偶然发觉。我们得承认后面的情形实际上是很少见的，”律师说，然后偷看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他沉默了下来，就像一个手枪商人在细述了每件武器的功效之后，静候顾客选择一样。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说一句话，于是律师继续说：“我想，最普通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是双方承认通奸的事实。如果是对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给搞得这样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他的眼睛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即帮助了他。

    “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假如双方都同意这点，那么，细节和形式就无关宏旨了。同时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顾虑，使他无法采纳这个方案。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就是，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证实的偶然的罪证。”

    一提起信，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声一声尖细的、怜悯而又轻蔑的声音。

    “请考虑考虑吧，”他开始说，“这种事情，像您知道的，是由教会来解决的；神父们对于这种事情顶喜欢盘根究底，”他含着对神父的趣味深表同情的微笑说。“信自然可以作为部分证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证却必须是直接的，就是必须有人证才行。实在说，如果蒙您信托，就请您听任我去选择应当采用的手段吧。要得到结果，就要不择手段。”

    “假如是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突然脸色变白了；但是正在这时，律师站了起来，又走到门口去和闯进来打断他话头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是不还价的！”他说着，就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里来。

    在他转来的时候，又悄悄地捉到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好窗帷了！”他想着，皱着眉头。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写信把我的决定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立起身来，他扶住桌子。默默地站了一会之后，他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要求您也让我知道您的条件。”

    “那是可以办到的，假如您让我完全行动自由的话，”律师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通知呢？”他问，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长靴闪闪发光。

    “一个星期之内。您是否愿意承办这件事，以及您的条件怎样，也请您把您的意思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他的委托人送出了房间，于是，一个人留下，完全沉溺在快乐的心情中了。他感到这样快活，使得他违反了常规，给那斤斤计较的老妇人打了个折扣，而且不再去捉飞蛾了，最后他下了决心，到冬天他一定要把全部家具都蒙上天鹅绒，像西戈宁家里一样。

    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八月十七日的委员会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胜利的结果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从各方面去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新的委员会，受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鼓动，异常迅速和干劲十足地给组织起来，而且被派到目的地去了。三个月以后，报告呈上来了。少数民族的状况已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研究过了。对于一切问题都冠冕堂皇地作了回答，而且这些回答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它们并不是常常容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产物。这些回答都是根据省长和僧正提供的官方材料，那些材料是根据县长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这些报告又是根据村正和牧师的报告；所以这些回答都是不容置疑的。所有这类的问题，例如，歉收的原因，少数民族墨守陈旧信仰等等，——如果没有官方机关给予便利是千百年都解决不了也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都获得了明白而无可置疑的解答。而这个解决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非常有利。但是在前次会议上感到受了屈辱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就运用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预料不到的策略来。斯特列莫夫带了另外几个同僚，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边来，不但热烈拥护卡列宁提出的法案，而且还提出同一性质然而更趋于极端的法案。这些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了，到这时斯特列莫夫的诡计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法案太趋于极端，立刻显出它的荒谬，以致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和报纸，异口同声都攻击起这些法案来，对于这些法案公认的创始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退在一旁，装得好像自己只是盲从了卡列宁，现在对于已经干出的事不胜惊讶和痛心的样子。这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大的打击。但是不顾衰损的健康和家庭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屈服。委员会里面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说他们自己不该相信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此来替他们的过失辩解，并且说委员会的报告是胡说，形同废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些看出对于公文采取这种彻底否定态度的危险性的人一道，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流社会，甚至在一般社会里，一切都混乱了，虽然大家都感到兴趣，但却没有人了解少数民族是否真的陷于贫穷和灭亡，还是处于繁荣的状态。因为这件事的缘故，一部分也因为由于妻子的不贞而使他遭到轻蔑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处于这样的境地中，他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宣称他要请求允许他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事件，这使委员会大为震惊。得到许可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动身到辽远的省份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出发引起了满城风雨，特别是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了支付给他的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

    “我觉得这倒很高尚，”贝特西和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谈起这事的时候说。“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有铁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

    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意见甚至使她恼怒了。

    “您说得倒很好听，”她说，“您有数不清的家财；但是我真高兴我丈夫夏天去视察。旅行对于他的健康很有益处，他心神也愉快，而且我准备用这笔车马费买一部马车，雇一个马车夫哩。”

    在到遥远的省份去的路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坐车去拜访总督。在总是密集着马车和橇车的迦杰特内街十字路口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听到这样一个响亮愉快的声音叫唤他的名字，使他不由得回头一望。在人行道的角落上，站着快活、年轻和红光满面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穿着时髦的短外套，歪戴着流行的低顶帽子，雪白的牙齿在微笑的红唇之间闪烁着；他坚决执拗地呼唤着他，要他停下。他一手扶住一部正停在街角的马车的窗子（从窗口里面伸出一个戴着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小孩的头来），一边微笑着向他妹夫招手。那太太浮着温和的微笑，也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挥手。那就是带着小孩们的多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不愿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见他的内兄。他脱了脱帽，就想坐车驶过去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他的马车夫停住，横过雪地向他跑来。

    “哦，你不捎个信来，多难为情呀！来了好久了吗？我昨天到久索旅馆去，在旅客登记牌上看到‘卡列宁’这个名字，但我决没有想到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说，一边把头伸进车窗里，“否则我一定来看你了。我看到你真高兴！”他说，两只脚互相敲打着，把雪抖落下来。“你不捎个信来，多难为情呀！”他重复着说。

    “我没有时间哩，我真忙得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回答。

    “到我妻子那里去吧，她是那样想要见你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掀开包住他的易受风寒的两腿的毛毯，走出马车，跨过雪地，走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

    “怎么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为什么这样躲避着我们呢？”多莉微笑着说。

    “我实在忙得很。见到您很高兴！”他带着分明表示他很懊恼的声调说。“您好吗？”

    “哦，我亲爱的安娜可好？”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就要走开。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拦住了他。

    “我告诉你我们明天要做什么吧。多莉，请他来吃饭。我们还要邀请科兹内舍夫和佩斯措夫来，好让他领略一下莫斯科知识分子的风趣哩。”

    “是的，请一定来吧！”多莉说，“我们五点钟的时候等您，如果您高兴，六点钟也行。我亲爱的安娜好吗？好久……”

    “她很好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喃喃地说，皱着眉头。“我高兴得很！”说着他就向他的马车走去了。

    “您来吗？”多莉叫喊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了一句什么话，在来往的马车的喧闹声中，多莉没有听出来。

    “我明天来看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喊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上了马车，坐在尽里头，使自己既看不见人，也不被人看见。

    “怪物！”斯潘捷·阿尔卡季奇对他妻子说，然后看了看表，他在他的面前做了个对他的妻儿表示爱抚的手势，就扬扬得意地沿着人行路走开了。

    “斯季瓦！斯季瓦！”多莉叫道，红了脸。

    他转回来。

    “你知道我得给格里沙和塔尼娅做外套了。给我点钱吧。”

    “不要紧的，你对他们说记我的账就是了！”他殷勤地向乘车驶过的一个熟人点了点头，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