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帐房派来伺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集合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拚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拄着拐杖，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安有绿色竖领和大钮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谈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胖耳、体格强壮的人，也象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吗？我们一向很感激先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乐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可谁存心把它放过？我从早到晚整天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墙。”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外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

    “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劳动力弱、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帐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三驾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一直觉得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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