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就寝的号声响起，威利上了床时，他忽然想起他一整天都没想过梅温了，也没想过父母，连一次都没想过。自从当天早晨在第116街和母亲吻别以来似乎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他的身子离曼哈塞特并不远，不比百老汇里那个他常去的地方离得更远。可是，他觉得自己离曼哈塞特就像他离北极一样遥远。他环室扫了一眼，光秃秃的四壁涂成了黄色，黑木的墙围子，书架上装满了沉甸甸的书，令人望而生畏。那两个穿着内衣的陌生人爬上床后，便开始和威利聊起了一些在公开场合不便讲的趣事，那种事情威利在自己家里是永远听不到的。他对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舒适生活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仿佛他是在野地里搭帐篷过夜，并且为失去了的自由深感后悔。

    威利的征兵序号是排在最后的那一批，所以他不用躲进海军里去就平平静静地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年。

    曾经有人议论说他在读完文学硕士之后会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因为这是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步。但是，威利在罗得岛他祖父母家里打了一夏天网球并做了许多浪漫事之后，9月里在纽约一家小饭店的酒吧谋得一份工作，给人家弹钢琴，演唱他自己独创的小曲儿。初次挣得的钱对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威利选择了艺术。他挣的钱并不多。实际上，那点钱是音乐家工会所许可的给弹钢琴的人的最低数目。只要一张张50元面值的钞票从母亲那里源源不断地继续往他这儿流，他就不用担心。正如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希腊人业主所说，威利正在取得职业经验。

    他的歌让人觉得做作，不够诙谐，曲调也不够优美。他的主要作品《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讲的是动物与人类做爱方式的比较，而且只有在听众人数多的时候才演唱。他的其他作品倚重的大量手段是运用诸如“酒桶”与“杂种”、“拉扯”与“婊子”这种押韵方法——威利并不直接将这些脏字说出口而是冲着听众笑笑，换用一些不押韵但无伤大雅的字眼。这种表演通常会逗得那些专在酒吧间扎堆儿的听众高兴得大声尖叫。威利的那一头普林斯顿式短发、昂贵的衣服和他那张甜蜜的娃娃脸恰好掩饰了他才气上的不足。他出场时，通常穿一条宽松的浅黄褐色裤子，一件棕黄间绿色的杂色夹克上衣，一双用哥多华皮革制作的英式大皮鞋，棕黄间绿色的花格短袜和白衬衫，领带打的是最时髦的领结。仅从其画面效果考虑，这个娱乐节目就使那位希腊老板从威利身上捞了不少便宜。

    过了几个月，第52街上一家昏暗肮脏的夜总会——塔希提俱乐部的老板看了他的表演后以酬金每周增加10美元的价钱把他从希腊人那里买了过去。这桩买卖是一天下午在塔希提俱乐部的一次面谈中成交的。所谓塔希提俱乐部只不过是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有许多假造的棕榈树，布满尘土的椰子和倒扣在餐桌上的椅子。日期是1941年12月7号。

    会面后，威利回到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时，感到既高兴又自豪。他的薪金已高过了音乐家工会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赶上了科尔波特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创作巨星。——译者注，而且离胜过诺尔考德诺尔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同时身兼演员、导演、作曲家。——译者注的日子也不远了。在他眼里，街上那些花哨的，久经风吹日晒的夜总会招牌以及像他一样的无名之辈的放大了的相片都显得很美。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住了脚步，一行特大的黑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儿，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他意识到这意味着美国就要参战了，但局势的这种转变绝对没有他在塔希提找到的工作重要。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非常靠后的征兵序号可以帮人对战争保持镇定。

    当晚，他向家人公布了他在娱乐界地位的上升。这个消息对基思太太简直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她一直在吞吞吐吐地劝说威利回头去研究比较文学。当然也谈到过威利应征入伍的问题。在乘火车去曼哈塞特的路上，他受了那些情绪兴奋的上班族的战争热的感染，怠惰的良知震动了，促使他要有所行动。在晚饭结束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真正应该做的，”当时基思太太正往她的甜食碟子里添加第二份由牛奶鸡蛋等做成的冷甜食，“是抛弃钢琴和比较文学，加入海军。我知道我会获得尉官军衔的。”

    基思太太向她丈夫看了一眼。那位身材短小、性情温和、长着和威利一样的圆脸的医生嘴里继续叼着雪茄烟作为他不能开口讲话只好保持沉默的借口。

    “别荒唐了，威利。”基思太太以闪电般的速度估计了一下形势，便放弃了那个关于杰出人物、哲学博士威利索德基思教授的幻象。“正当你的事业显示出实实在在大有前途的时候？显然我是看错你了。既然你能如此快地取得这样引人注目的上升，你必定是很有天赋的。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我现在真的相信你将成为第二个诺尔考德。”

    “总得有人去打仗吧，妈。”

    “别以为你比军方还聪明，孩子。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会招你去的。”

    威利说：“爸，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位胖乎乎的医生用手梳理着头上还留下的几绺黑发，吐出了嘴里的雪茄烟，声音温和、平静地说：“是啊，威利。我想你母亲看到你走了会感到很遗憾的。”

    就这么着，威利便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间一直在为塔希提俱乐部的顾客们弹钢琴，而就在此期间，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军舰沉没了，新加坡也陷落了。同时，德国人的焚尸炉也在鼓足风力每天烧掉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这年春天，威利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谈恋爱了；二是他接到了征兵机关招他入伍的通知书。

    之前，他曾经有过大学里男孩子那种通常以花钱为能事的恋爱经历。他曾向同班的一些女孩子献过殷勤，还硬要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女孩子和他进一步发展关系。有那么三四次，他认为自己已经陷入了情网。但这次，梅温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一天，他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到塔希提俱乐部去给新节目的试演作钢琴伴奏。塔希提俱乐部在各个季节、各种天气里都是阴冷、凄凉的，尤其是下午。从临街的大门射进来的惨白光线照出了大厅里陈旧污秽的红色天鹅绒挂毯上的白斑、被踩踏得粘在蓝地毯上的口香糖的黑渍和门上以及门框上橘黄色油漆的爆裂与脱落的斑点。在一幅表现南太平洋风情的壁画里的裸女们，由于酒渍、烟熏，加上十分显眼的油污，看上去特别地色彩斑驳杂乱。威利喜欢的正是这地方的这种样子。尽管这里看起来不怎么样，尽管这里烟草、烈酒、廉价除臭香水的气味很难闻，这里却是他威利显示力量和取得成就的地盘。

    房间那头靠近钢琴的地方坐着两个姑娘。业主是个肤色苍白的大胖子，下巴留着花白的胡茬子，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说明他曾经历过辛酸。他斜倚在钢琴上，嘴里叼着半截雪茄，手里正翻阅着一份改编的乐曲。

    “好啦，普林斯顿人来了，咱们开始吧，姑娘们。”

    威利把湿淋淋的长筒橡胶套鞋脱在钢琴旁边，摘下了兔皮衬里的棕色手套，就穿着大衣坐在凳子上，用一种类似22岁的马贩子的眼光打量着两位姑娘。那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把一份乐谱递给他，“你看着乐谱就能变调吗，宝贝儿？这是G调，我宁愿要降E调。”她说，从她那带鼻音的百老汇腔调里威利心里立刻就清楚了那张漂亮的面孔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是那种数以百计的在第52街附近游荡的街头女郎之一。

    “降E调来啦，”他的目光移向了那第二个歌手，一个矮小的说不出有什么特点的女孩，头上戴的黑色大帽子把她的头发全遮住了。“今天是干不出什么名堂了。”他想。

    金发女郎说：“但愿我这次感冒别把我全给毁了。我可以来个序曲吗？”她费劲但坚定地唱完了《黑夜与白天》，如此而已。老板丹尼斯先生向她表示感谢并说他将给她打电话。矮个儿姑娘摘下帽子走上前来。她把一叠异常厚的改编乐曲放在威利面前的乐谱架上。

    “你也许想看看这一首吧，这首有点不好对付。”她提高嗓门对老板说，“我不脱外套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亲爱的，只想在你走之前让我看看你的身材。”

    “那还不如现在就看呢。”女孩敞开她宽大的棕色防水外套，将身子转了一圈。

    “很好，”丹尼斯先生说，“你也能唱吗？”

    威利正在看乐谱，虽然扭过脸来看，可是没看见，外套又合上了。女孩看着他，恶作剧似的朝他微笑了一下，两手仍旧插在口袋里。“你的意见也算数吗，基思先生？”她作了个敞开外衣的姿态。

    威利咧嘴一笑，指着那份改编乐曲说：“真不一般。”

    “花了我100美元呢，”女孩说，“嗨，准备好了吗？”

    这个改编乐曲的雄心绝不亚于《费加罗的婚礼》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众多歌剧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费加罗的婚礼》（te，1749—1838）编剧，莫扎特作曲。——译者注中凯鲁比诺伯爵家的仆人，假扮女声，作为一种特殊用法，作曲家会让女声代替剧中那些尚未成年的男孩，《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凯鲁比诺就是这样的角色。——译者注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歌词用的是意大利文。中途突然转成了用切分法演奏的拙劣模仿曲调，歌词也变成了笨拙的英语。末尾回到了莫扎特的乐曲和达蓬特的歌词。“你没有别的东西了吗？”威利说，注意到歌手的两只非常明亮的眼睛和她那栗色头发盘成的漂亮的大发髻。他希望能看一看她的身段。这是个奇怪的愿望，因为他向来对身材矮小的女孩不感兴趣而且不喜欢颜色发红的头发。他在读大学二年级时曾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说这是他恋母情结的抑制机制。

    “怎么了？你能弹奏这个曲子的。”

    “我觉得，”威利用舞台上故意使用的别人能听得见的耳语说，“他不会喜欢这个的，太高级了。”

    “是的，为了亲爱的老普林斯顿，就来一次。咱们试一下好吗？”

    威利开始演奏乐曲。莫扎特的音乐是这个世界上很少的几种能深深触动威利的事物之一。他对这个曲子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破旧、发黄、烧痕斑斑的键盘上奏出开头的几个音符。

    那位姑娘倚着钢琴，一只胳膊放在钢琴顶上，让手指松松拳着的手悬吊在他眼旁的琴边上。那是只小手，手掌比女孩应有的大得多，手指短、细、强壮，指关节周围粗糙的皮肤表露出她常洗碗碟。

    那姑娘唱歌似乎是为了朋友的快乐而不是为了谋求迫切需要的工作。威利的耳朵，受过多年听歌剧的训练，一听就知道其声音算不上很好，甚至，算不上专业。这只是一个热爱音乐又嗓音好听的聪明女孩能够达到的歌唱水平，有大歌唱家所没有的特殊魅力，唱出了歌曲所自有的欢快清新气息。

    优美的旋律使阴暗的地下室充满了灿烂的阳光。那金发女郎正要往门外走，却停住了脚步，回头倾听。威利一面弹着钢琴一面仰起脸看那姑娘，又是点头又是微笑。她也报以微笑并作了一个想像着给苏珊娜咏叹调吉他伴奏的简明姿势。动作里充满了漫不经心的幽默和优雅。她唱的意大利语歌词重音都正确，可见她了解歌词的意思。

    “小心突变。”在演唱的一次停顿中她突然小声对他说。她动作敏捷的伸手翻过一页乐谱，指了指。威利随即转入了改编乐曲中的爵士乐部分。歌手从钢琴边站开，用夜总会歌手的惯用姿势展开双手，用心地唱着一个叠句，扭动着屁股，耸动着鼻子，模仿着南方口音，满脸堆笑，每逢一个高音就把头向后一甩，转动着手腕。她的魅力荡然无存。

    爵士乐部分结束了。改编乐曲回到了莫扎特的原曲，那姑娘也恢复了她的自然放松状态。威利心想，没有比看她双手深深地插在外衣口袋里，随意地倚着钢琴，用颤音将歌声逐渐结束更令人愉快的了。他遗憾地奏完了曲子最后的曲终回音。

    老板说：“亲爱的，你是否还有什么大路点的东西？”

    “我有《亲爱的苏》美国资格最老的爵士音乐大师、爵士乐之王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 Armstrong，1901—1971）的作品《S Sue，Just You》（《亲爱的苏，就是你》）。——译者注《慈母泪》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1904—1975）1942年的作品，其中有20世纪30年代旋律凄美令人心动的爵士情歌。——译者注——我就有这些，不过我可以做更——”

    “好，稍等一下，好吗？威利，跟我到里面来一下。”

    老板的办公室是地下室后部一个漆成绿色的小房间。墙上贴满了演员和歌唱家的照片。只有一个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照明。丹尼斯先生绝不在顾客看不见的装饰上浪费钱。

    “你认为如何？”他说，用火柴点燃一截未吸完的雪茄。

    “哦，那个金发的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我想也是。那个红头发的呢？”

    “啊——她叫什么名字？”

    “梅温。”业主说，斜眼看着威利，可能是因为燃着的烟头离他的脸太贴近了。

    有时候说出一个名字会在一个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仿佛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被人高声喊出来似的。这种感觉常常被证明是幻觉。总之，威利被“梅温”二字的发声震动了。他一句话都没说。

    “为什么不说话？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的身段如何？”威利回答道。

    业主被烟呛了一下，把剩下的一点烟头在烟缸里压灭，“你还不如问菲鱼多少钱一斤呢，那跟她的身段有什么关系？我问的是你对她的演唱有什么看法。”

    “哦，我喜欢莫扎特，”威利含糊地说，“但——”

    “她是便宜货。”丹尼斯先生心里盘算着说。

    “便宜货？”威利生气了。

    “薪金，普林斯顿，如果她不会把治安警察引来，那就是最便宜的了。我不知道。也许那首莫扎特的东西会给这里带来令人愉快的新气象——名声、档次、魅力。但它也有可能像一枚臭气弹把这里的客人全吓跑——咱们且去听听她怎样唱简单点的东西。”

    梅温的《亲爱的苏》比前面唱爵士乐唱得要好——可能是因为它不是插在莫扎特乐曲的框架里的，没有那么多的手的、牙的、臀部的动作，南方口音也没那么重了。

    “你的代理人是谁，亲爱的——比尔曼斯菲尔德？”丹尼斯先生问。

    “马蒂鲁宾。”梅温说话时紧张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能礼拜一就开始吗？”

    “怎么不能？”姑娘喘着气说。

    “定了，领她四处看看，普林斯顿。”丹尼斯先生说完就进了他的办公室。

    威利基思和梅温单独处在那些假棕榈叶与椰子果中间。

    “祝贺你。”威利伸出手说。那姑娘用她那温暖、坚实的小手紧紧地和他握了一下。

    “谢谢。我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我把莫扎特的——害死了。”

    威利俯身穿上他的胶质套鞋，“你愿意去哪儿吃饭？”

    “吃饭！我这就回家去吃饭，谢谢你。你不是要领我四处看看的吗？”

    “有什么可看的？你的化妆室就是那边女洗手间对面挂着绿帘子的那间屋子。简直就是个洞，没有窗户，没有洗手池。我们每天10点、12点、2点演出。你应该8点30分到这儿。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情况。”他站住脚，“你喜欢比萨饼吗？”

    “你干吗要带我去吃饭？你不必。”

    “因为，”威利说，“此刻我生活中再无别的可做的事了。”

    梅温睁大眼睛，惊奇中混杂着野生猎物的警惕姿态。威利牢牢地挽着她的臂肘，“走吧，嗯？”

    “我得打个电话。”姑娘说，任由自己被拉着朝门口走去。

    路易吉餐馆是一家明亮的小饭馆，摆满了一排排用隔板分开的小餐桌。从外面寒冷潮湿的黄昏中走进去，里面的温暖和芳香味儿使人感到愉快。梅温没脱下她身上的湿外衣就在一个靠近厨房的座位上坐下来，厨房的门是敞开的，听得见里面在油炸东西的吱吱响声。威利眼睛盯着她说：“把湿外衣脱了吧，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我不，我冷。”

    “瞎说，这是纽约最热、最闷的餐馆。”

    梅温像有人要强迫她脱光衣服似的，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很傻——哎，”她脸红了起来，接着说，“别那样看着我——”

    威利的样子像一头牡鹿——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梅温的身材美极了。她穿一件紫丝绸上衣，系一条窄窄的月白色皮带。她一脸迷惑地坐下，尽力不去嘲笑威利。

    “你体形真好，”威利说，缓慢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原以为你很可能长着大象一样的粗腿，或是没有胸脯。”

    “这全因为我有过辛酸的经验，”梅温说，“我不喜欢靠自己身材的优势谋得工作或交朋友。人们总是期待从我身上得到我不能给的东西。”

    “梅温，”威利沉思着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就好。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名字的。”

    “这不是你的真名吗？”

    姑娘耸了耸肩，“当然不是。它太美了。”

    “你的名字叫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这样跟我谈话太奇怪了。你怎么能对我如此刨根问底呢？”

    “对不起——”

    “我告诉你没关系，尽管我平时是不随便说的。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

    “噢。”威利看着一个服务员端来满满一盘意大利面条。

    “那么你对这里很熟悉了。”

    “很熟。”

    威利对知道了梅温有个意大利名字的反应是复杂而重要的：一种混合着如释重负、高兴和失望的感觉。它清除了有关这位姑娘的神秘感。一个夜总会歌手能理解并唱好莫扎特的咏叹调是个奇迹。因为在威利的圈子里，熟悉歌剧标志着出身高贵——除非你是意大利人。

    随后，它又成了下层社会群体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特点而失去了它的标识意义。玛丽米诺蒂是威利能够对付得了的人。她毕竟仅仅是个夜总会歌手，只是长得很漂亮而已。那种他已闯入了一场真正的恋情纠葛只是一个幻觉。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绝不会和一个意大利人结婚的。他们大都贫穷、邋遢、俗气、信奉天主教。这并不暗示这件好玩的事就此结束了。相反，他现在可以更安全地享受与这位姑娘相处的快乐了，因为那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梅温眯着眼睛看着他，问：“你在想什么？”

    “有关你的最最美好的事情。”

    “你的名字，毫无疑问，真的是威利索德基思了？”

    “嗯，是的。”

    “你家是个优秀古老的家族？”

    “最古老，最优秀的——我母亲出身索德家族，就是乘‘五月花号’到美国来的那个索德家族。我父亲似乎是个私生子，因为基思家族直到1795年才来到这里。”

    “啊呀，没赶上那次革命。”

    “差远了，只是移民罢了。我的祖父稍微弥补了这点不足，他当了蔡斯医院的外科主任，据认为是东部医学界该学科的大角色。”

    “哦，普林斯顿，”姑娘轻声笑了笑说，“我们两人显然是永远抹不掉这个痕迹了。说到移民，我的家人是1920年来到这儿的。我父亲在布朗克斯经营一个水果店。我母亲几乎连英语都不会说。”

    他们要的比萨饼被盛在两个大圆白铁碟子里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面饼子上覆盖着乳酪和西红柿汁——而在威利的碟子里，边上还撒着一些比目鱼丁。梅温捡起一块三角形的饼，手指头一翻，就灵巧地把饼对折了起来，咬了一口，“我母亲做的比萨饼比这还好。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萨饼了。”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不，你母亲不会喜欢的。”

    “好极了，”威利说，“我们相互理解。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要爱上你了。”

    那姑娘的脸上忽然罩上了一层阴影，“说话可别越轨啊，朋友。”

    “绝无伤害你的意思。”

    “你多大年纪？”梅问。

    “22岁，干吗？”

    “你似乎年轻得多。”

    “我是娃娃脸。在70岁之前，我很可能连进投票站投票都不能获准。”

    “是的，就是——你就是这样。我想我喜欢它。”

    “你多大？”

    “还没到选举投票的年龄。”

    “你订婚了吗，梅？或是已有心上人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了？”

    “哎呀！”梅大叫道，咳嗽了起来。

    “怎么啦？”

    “咱们还是谈书吧。你可是个普林斯顿人。”

    他们确实聊起了书，一边吃喝，一边聊。威利开始谈最新的畅销书，梅对这些书的知识还算过得去。当谈到他喜爱的那些18、19世纪的作家时，姑娘的对答就不顺畅了。

    “狄更斯，”威利热烈地就他的比较文学高谈阔论起来，“我如果还有一点性格力量的话，就将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评价狄更斯。在英语像拉丁语一样死亡之后，他和莎士比亚还会留在世上。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我只读过他的《圣诞欢歌》。”

    “哦。”

    “你要知道，朋友，我只读完了中学。我中学毕业时，水果店的日子不好过。有时连我的服装、长筒袜子——和全家人的饭食都成了问题。我曾在一家一毛钱商店和卖橘汁饮料的摊子上干过。我碰过几次狄更斯，站了一整天再去攻他真是难啊。”

    “有朝一日你会爱上狄更斯的。”

    “我希望如此。我想，要欣赏狄更斯，银行里得有上万的存款才行。”

    “我在银行里一毛钱也没有。”

    “你妈妈有，还不是一样。”

    威利放浪地往后靠着，点了一支烟。他好像在讲习班上一样，“爱艺术得有空闲，这一点儿都没错，但这绝不败坏艺术的正当性。古希腊人——”

    “咱们走吧，我今晚要温习我的乐谱，只要这份工作还在，我就得干。”

    外面正在下大雨。蓝色、绿色、红色的荧光灯招牌在湿漉漉、黑糊糊的街面上投下了一片片模糊的五颜六色的亮光。梅伸出一只带着手套的手，“再见。谢谢你的比萨饼。”

    “再见？我要叫一辆出租车送你回家。”

    “老兄，坐出租车到布朗克斯区赫尼威尔街你得花5美元呢。”

    “我有5美元。”

    “不，谢谢。像我这样的人只坐地铁。”

    “好吧，那就坐出租车到地铁站。”

    “出租车，出租车！上帝为什么给咱们两只脚？陪我走到第50街好了。”

    威利在雨中的便道上走着，想起了乔治梅瑞狄斯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的某些狂想曲，身子靠紧着歌手，她挽起他的手臂。他们默默地漫步走着，雨点打在他们脸上又从他们的衣服上滚下。挽着他手臂的那只手把一股温柔的热流送入了他的全身，“在雨中漫步真是美妙。”他说。

    梅侧目看了他一眼，“如果你不得不这么做时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普林斯顿。”

    “喂，得啦，”威利说，“别再扮演那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了。这是你第一次干歌手的差事吗？”

    “在纽约的第一次。我唱了四个月。是在新泽西州许多低级酒店里。”

    “莫扎特在新泽西的小酒馆里的行情如何？”

    梅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从来没试过。那边的人认为《星尘往事》《星尘往事，Stardust》，世人耳熟能详的爵士乐经典曲目。——译者注就像巴赫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Joian Bach，1685—1750），德国著名古典作曲家。——译者注的《弥撒曲》一样是重大的经典著作。”

    “那些英文歌词是谁给你写的？你自己？”

    “我的代理人，马蒂鲁宾。”

    “写得糟糕透了。”

    “那你就给我写好一点的吧。”

    “我会的，”威利大声说道，他们正在横过百老汇大街，正从堵塞得寸步难行的鸣着喇叭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过，“今天晚上就写。”

    “我刚才是说着玩的。我可给不起酬金。”

    “你已经给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享受过莫扎特的音乐呢。”

    梅把手从他的手臂上抽了回来，“你用不着说这种话。我可不喜欢油腔滑调。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够腻的了。”

    “偶尔听一听吧，”威利答道，“譬如说，一周里只听一次，我是真诚的。”

    梅看着他的脸说：“抱歉了。”

    他们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下。那个衣衫破旧、满脸皱纹的卖报人用嘶哑的声音兜售着莫须有的胜利消息，将报纸的一些大标题用涂了焦油的防雨纸遮着。往来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谢谢你的晚餐，”梅温说，“星期一见。”

    “不能早一点儿吗？我真想早一点。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没有电话。”威利一下子愣住了。梅温的确是出身下层社会。“我家隔壁有家糖果店，”她接着说，“有急事时可以通过那里和我联系，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如果真有了紧急情况呢？那家糖果店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下次再说吧。”她微微一笑，脸上那种谨慎小心的表情顷刻间消退成了煽情卖俏。“反正周一之前不能见你。不得不在乐谱上下点苦功夫。再见。”

    “只怕是我谈论书谈得让你腻烦了吧。”威利说，实在不想让这次会面就此结束，便没话找话，想把行将熄灭的火星煽燃。

    “不是的，我玩得很高兴。”她停顿了一下，伸出了手，“这是个有教育意义的下午。”

    她还未走到楼梯脚下就被人群吞没了。威利从地铁入口处走开时有一种获得新生的可笑的感觉。罗克西门口的彩色玻璃棚罩、无线电城装饰着黄色灯泡的黑门柱、餐馆的招牌、呜呜疾驶的出租车在奇妙的光影中来来往往。他觉得纽约就像巴格达一样既美丽又神秘。

    第二天早晨3点钟，威利的母亲睁开眼睛，房间里还黑糊糊的。她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梦见她在听歌剧。她听了一会儿依然在她脑海里回响着的音乐，便坐了起来，因为她意识到她听到的是真实的音乐——从威利的房间穿过过厅飘过来的凯鲁比诺的情歌。她起床，穿上一件蓝色丝绸和服式女式晨衣。“威利，亲爱的——在这个钟点听唱片吗？”

    他穿着衬衫坐在他的手提留声机旁，手里拿着一个拍纸簿、一枝铅笔。他歉疚地抬头看了看，关上了留声机，“对不起，妈妈。没想到传那么远。”

    “你在干什么呢？”

    “正在窃取莫扎特的一个乐段放在新曲子里用，我想我是在剽窃。”

    “你真可恶。”她仔细端详她儿子，确定他那兴高采烈的怪异表情是一种创作的狂热。“你平时是一进家就上床睡觉的。”

    威利站起来把拍纸簿翻过来扣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这件事正好在脑子里闪过。我困了。明早再说吧。”

    “想不想喝杯牛奶？马蒂娜做的巧克力馅饼好极了。”

    “我已在厨房里吃了一大块了。对不起，吵醒你了，妈妈。晚安。”

    “这是一段好听的曲调，剽窃得好。”她说，让儿子在面颊上吻了一下。

    “没有比这一段更好听的了。”威利说，在她身后关上了门。

    梅温在塔希提俱乐部的工作持续了三个星期。她新奇的莫扎特节目上座率很不错。她一晚比一晚唱得好，更单纯，更明澈，手势动作也没那么繁多了。她的代理人兼教练，马蒂鲁宾每周来几次看她演出。在她演完后，就在一张桌子边或她的化妆室里同她谈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他是个矮壮的圆脸汉子，大约35岁，头发苍白，戴一副很厚的无镜框眼镜。他那身肩部过宽，裤腿肥大的套服表明那是从百老汇购买的，不过颜色却是不太刺眼的棕色和灰色。威利同他说话时很随便。他确信鲁宾是个犹太人，但并不因此而轻视他。威利喜欢作为群体的犹太人，喜欢他们的热情、幽默和机警。这是真的，尽管他家住在犹太人买不起的房地产开发区里。

    除了与鲁宾的这些谈话外，梅的每两次演出之间的时间全都被威利垄断了。他们通常坐在化妆室里抽烟聊天——威利是受过教育的权威，梅是态度一半恭敬一半挖苦的无知学生。这样过了几个晚上之后，威利说服了她改为白天见面。他带她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但那却是一次失败。她在看达利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著名的加泰罗尼亚画家。——译者注、夏加尔马尔克夏加尔（Marc Ccc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著名画师，他与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可说是印象派的创立者之一，他是印象派中惟一擅长使用黑色的画家。——译者注和埃尔格雷科埃尔格雷科（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译者注深深地陶醉了。她让威利又带她去了一次。他是个好讲解员。当他给她简略地介绍惠斯勒詹姆斯艾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ler，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作品风格独特，线条与色彩和谐。——译者注的生平事迹时，她喊道：“哇，这些东西真的全都是你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吗？”

    “不全是，从我五岁时起母亲就带我参观博物馆。她是这里的博物馆的赞助人。”

    “哦。”姑娘有点失望地说。

    威利不久就得到了布朗克斯糖果店的电话号码，并且在梅与那个俱乐部的签约结束之后还继续互相约会。4月里，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包括在鲜花盛开春色满园的公园里长时间散步，在昂贵的餐馆里就餐，在出租车里亲吻和赠送诸如牙雕小猫、毛茸茸的小黑熊以及许多鲜花之类的礼品等等。威利还写了一些拙劣的十四行诗。梅将它们带回家，一遍又一遍地读，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从来没有人给她写过诗。

    4月下旬，威利接到了征兵局的明信片，请他去检查身体。这个警报信号使他记起了战争，于是便立即去了海军军官招募站。他被编进了后备海军学校12月那一期。这使他远离了陆军的魔爪，有了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免服现役的机会。

    但是，基思太太却把他的应征入伍当成了悲剧。她对华盛顿的那些笨蛋们竟让战争拖得如此之久而大为愤怒。她仍然相信战争将在威利穿上军装之前结束，但是有时一想到他可能真的被带走，心里就直冒寒气。在小心翼翼地向有权势的朋友们探询之后，她发现她想为威利在美国谋一份安全工作的想法处处碰到的都是一种极其冷淡的回应。因此，她决心要使威利在还享有自由的这最后几个月里过得美好。梅温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基思太太对此毫不知情。她根本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存在。她强迫威利辞掉了他的工作，带着他和那位惟命是从的医生一起乘车去墨西哥旅行。由于厌烦了墨西哥那里的阔边帽、灿烂的阳光和刻在腐朽的金字塔上的长羽毛的大蛇，威利把钱都花在了偷偷地给糖果店打长途电话上。梅总是责怪他乱花钱。但她说这话时热情洋溢的语调却给了威利莫大的安慰。当他们在7月份回到美国时，基思太太又硬拽着他到罗得岛去度“最后一个美妙的夏天”。他找了一些蹩脚的借口到纽约去了五六次，而且将这几次出游时刻铭记于心。那年秋天，马蒂鲁宾单独带着梅温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俱乐部去旅行参访。11月份，她回来时正好还来得及和威利共度了三个星期的快乐时光。他为了对母亲解释他的离家外出，编造的那些离奇的故事，编一本短篇小说集都足够了。

    梅从未和他谈起过结婚的事。他有时对她为什么不提这个话头很是好奇，但他很高兴她让他们的关系止于疯狂的亲吻就满足了。他也觉得那甜蜜的感觉将足够他在四个月的海校生活中继续享用了。然后，他将到海上去，而那正是整件事情又合适又毫无痛苦的结局。他对自己能把这段恋爱料理得既从中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乐趣又将缠人的麻烦减到了最低限度感到十分得意。这表明他是个会享乐的成熟男子。他为自己未试图和梅温上床而感到自豪。他认为正确的策略是享受与姑娘在一起的火热与刺激而不陷入乱局。这个策略确实是够英明的，不过其成功的光彩可不像他自命属于他的那么大，因为这是以一种冷静的、潜意识的揣摸为基础的：他若真的要那样干很可能也成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