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君臣(3-2)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母子君臣(3-2)

    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着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

    “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易动怒。皇帝生这种病,在他左右的人,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实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过皇上赋性仁慈,倒未听到有什么处罚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吕班停了一下说,“上谕中要求大家保荐医师。敝国有几位在华传教的神甫,精通医道,我想举荐两位,为皇帝诊治,以敦两国交谊。”

    徐用仪听完译语,吃惊不小,急急答说:“多谢贵公使关爱,本大臣先代表敝国致谢。不过,荐医一事,本大臣必须请旨办理。此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请原谅。”

    吕班对于他的回答,并无不满的表示,只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大概要两三天。”徐用仪说,“此事自须慎重,要问问御医,也还要垂询大臣。两三天是最快的了。”

    “那么,我准定三天以后,来听回音。”

    说完,吕班随即告辞。徐用仪送客出门,刚回来还未坐定,又有通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来访。

    这次是由英国股的章京,江苏太仓籍的唐文治作笔录。见了面,窘纳乐首先向徐用仪道贺,接着便取出一封信来,随带的郑翻译说:“窦公使这封信是给李中堂的,请总理衙门转交。”

    “既是致李中堂的信,何以不直接送到贤良寺去?”

    “窦公使的意思是,李中堂虽已退出总理衙门,但英国仍愿以李中堂为交涉的对手,当他仍旧在总理衙门。”

    “噢!”徐用仪颇为不快,但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说:

    “好吧!我派人转送就是。”

    等郑翻译转告以后,会谈本该结束了,谁知窦纳乐还有一番话:“信中表达了英国的一种意愿,希望李相能设法营救张大臣。”

    张大臣当然是指张荫桓。徐用仪心中冷笑,张荫桓虽得李鸿章的提拔,但交谊不终,李鸿章未见得肯营救张荫桓。而况,李鸿章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几天方兴未艾的一场大波澜,他能避免卷入漩涡,已是万幸,何敢多事,自讨没趣?窦纳乐其人骄狂可恶,让他撞木钟去!

    因此,他冷冷地答说:“知道了!我会转告李中堂。”

    “不光是转告李相,还希望贵大臣转告执政者,保全张大臣,对于促进中英邦交,很有帮助。”

    这又是使徐用仪无奈之事,唯有这样答复:“我会转陈庆王。”

    等窦纳乐一告辞,徐用仪立即吩咐套车,带着汪大燮、唐文治所作的两份笔录,直趋庆王府。

    “王爷,”徐用仪说,“下诏求医那道上谕真不该下的!惹得洋人插手干预,麻烦很大。请王爷看这份笔录。”庆王一面看,一面皱眉,看完说道:“人家也是一片好意,似乎未便峻拒。这件事,你有什么好主意?”

    “现在都得看慈圣的意思,谁也不敢胡乱出主意。我看,王爷不妨跟王、廖、裕三公谈一谈。”

    “我也是这样想,且等明天跟他们谈了再说。”

    ※ ※ ※

    王文韶、廖寿恒、裕禄都以军机大臣而兼总理大臣,所以庆王要找他们谈公事,最简捷的办法是亲到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禁地,但贵为亲王,自成例外。庆王排闼直入,而且在上位落坐,开门见山的道明来意。

    三位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军机大臣还未答话,不在其位的刚毅却谋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吗?”他大不以为然地,“岂有此理!”

    说法国公使荐医为多管闲事,已失臣道,外使荐医为皇帝诊疾,用“狗拿耗子”的俗语来譬喻,更觉不伦。庆王心中不悦,便即正色答道:“这也不能说是人家爱管闲事。平常人家,亲友交好,荐医也是常有的事,何况一国之君,更何况下诏求医,是自己请人家来管闲事。子良,你没有办过洋务,不知道其中的甘苦委曲!”

    “我是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刚毅犹自强辩,“再说,外国医生也不配替皇上看病。”

    庆王懒得再理他,看着年纪最长的王文韶问:“夔石,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奏请懿旨。想来慈圣不会答应。”

    “那是可想而知的。咱们得找个理由,怎么谢绝人家?”

    王文韶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答说:“有个说法。从前曾袭侯得病,请西医诊脉,结果不治而死。俞曲园太史的挽联中有句话:‘信知西药不宜中。’中西体质互异,曾侯之薨,实非西医的过失。今以万乘之尊,不敢轻试西医。法使的盛意,只有心领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得体,都表赞同,庆王决定照此回奏。另有英国公使要救张荫桓一事,因为有刚毅在座,他不愿谈论,而况上谕中已指明张荫桓并非康党,只交刑部暂行看管,谅无死罪,亦可不谈。

    这样想停当了,便关照侍卫“递牌子”,等候召见。这一等等了半个钟头,犹无消息,不免奇怪,“此刻是谁的起?”他问,“这半天,还不下来!”

    “是荣仲华的起。”刚毅酸溜溜地说,“当今一等一的大红人,又是‘独对’,只顾了他自己讲得痛快,也不想想我们都在这儿等着!”

    单独召见,称为“独对”,是军机大臣最犯忌的事,因为不知道“独对”些什么?“上头”忽然问到,会无从置答。而历来召见的惯例,军机总是在最后,为的先前召见的臣工,有何陈奏,好跟军机商量。因此,荣禄进见的时候太久,军机大臣便只能枯等了。

    在荣禄与刚毅之间,庆王自然倾向前者,所以忍不住替荣禄不平,“你也别那么说!这一次的剧变,亏得荣仲华因应得宜。”他停了一下又说,“而况,今天的独对,是太后宣召,并非仲华自己请起,太后有话要问,他不能不答。怎么怪得到他身上呢?”

    刚毅碰了个钉子,只能退到一旁生闷气。他的气量最狭,暗中咬牙,非跟荣禄作对不可。因此,等叫了庆王的起,军机大臣由于礼王病假,由他带班进见时,凡遇荣禄的建议,他必持反对的论调。

    这天名为“训政”,其实是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因为皇帝根本不在座。是何缘故,太后既未宣示,臣下亦不敢问,只是行礼以后,静候垂询。

    “这两天外面的情形怎么样?”

    “欢声雷动!”代为领班的刚毅,毫不思索地回答。“都说慈圣训政,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有人说,人心很不安。可有这话?”

    如果有这话,当然是荣禄所奏,刚毅便即答道:“奴才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心不安?害怕的只不过是新党。至于百姓,那个不额手相庆?不过,奴才说的是京里的情形,地方上或者因为该管督抚,处置不善,难免人心浮动。奴才请旨,是不是该寄信各省,责成疆臣,加意防范。倘有造谣生事,扰乱地方情事,唯该督抚是问。”

    “倒也不必这么张皇。”慈禧太后又问道:“你们看裁撤的六个衙门,应该不应该恢复?”

    “皇太后圣明。”刚毅碰个头说,“奴才替那六个衙门的大小官员,叩谢慈恩。”

    “其实……”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会,慨然说道:“嗐!那个衙门该留,那个衙门该裁,也不去说它了!反正要恢复都恢复。写旨来看!”

    于是,刚毅侧转脸去,向廖寿恒看了一眼。廖寿恒便磕个头,伛偻着身子退出殿去,找个可以安放笔墨的地方,亲自撰拟上谕。

    “此外应兴应革的大事还多,不过得慢慢儿来。”慈禧太后视线越过刚毅,落在他身后诸人脸上,“裕禄,你们几个看,如今必得马上要改的,有那些事?”

    “朝廷广开言路,原是好事。不过,国家大政,也不是人人都能议论的。不该奏事的人,都凑热闹上折子,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隔靴搔痒,还有不知所云的,真正是徒乱人意,一无用处。奴才愚见,以为应请明降谕旨,凡不应奏事人员,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

    “这是应该的!”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你经得事多,看这几个月的所谓‘新政’,老百姓最痛恨的是那几件事?”

    王文韶双耳有些重听,除了听见慈禧太后喊自己的名字,以及看出意在询问之外,“上头”说些什么,一无所知。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有个应付的办法,便是守着道光以来那班“太平宰相”一脉相传的心诀:“多磕头,少说话。”

    此时磕头,表示没有意见。慈禧太后便又指名问钱应溥,他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局务求安定;一件是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一事,地方奉行不善,形成骚扰,请降旨禁止。

    慈禧太后对于安定朝局这一点,不曾有何表示,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则深以为然。接下来再问兴革事项,刚毅可就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亦是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原有诏旨,自下科起始,乡会试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刚毅建议,一仍其旧,恢复八股文。

    “八股文的卷子,我也看过,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摆头,“两把儿头”上的明黄流苏,晃荡得很厉害,“倒是策论,问什么答什么,谁有见识,谁没有见识,还看得出一个好坏。”

    这是不主张恢复八股,刚毅应一声:“是!”

    “其实新政也不一定样样都坏,从同治以来,不也办了许多新政?皇帝当初跟我说,要办新政。我说,谁不愿意国富民强?只要真的对国家有益处,我没有不赞成的。刚才荣禄也说,新党要办,新政不一定都得废了!离经叛道,坏祖宗成法的,自然要废,有些有道理的,又何必废它?”

    一听慈禧太后支持荣禄的见解,刚毅大不服气,本来预备顺从的,顿时非争不可了。

    “回皇太后的话,开科取士,用八股文就是祖宗的成法,所以称为‘制艺’。”他提高了声音说,“如今的新政,跟皇太后当年垂帘所行的新政不同。如今的新政,全是康有为想出来的花样。若说康有为要严办,康有为想出来的新政不必废,那,自己可就站不住脚了。”

    这话形同顶撞,尤其是搬出“祖宗成法”这顶大帽子,针锋相对,更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训政之初,必须枢臣效命,她只好让步:“说得也有点道理。那就恢复吧!”

    “喳!”刚毅答得很响亮,接下来又陈奏第二件事:“文科既然恢复旧章,武科亦应同样办理。仍旧考试马步箭刀弓石等等技艺,不必考试什么洋枪洋炮……。”

    “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慈禧太后截断他的话说,“弓箭不管用了!这些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慢慢儿再说吧。”

    这碰了很大的一个钉子。刚毅不敢再说,心里当然更不舒服,因为武科改制这一项新政,为荣禄所全力赞同。而慈禧太后所说的,“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明是指他不如荣禄。

    这是刚毅觉得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慈禧太后亦觉得话不投机,十分无趣,兼以年高神倦,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常朝”。

    等军机处将承旨所拟的上谕,用黄匣盛放,进呈御览,认可退回之时,黄匣中另附了一张慈禧太后的朱谕:“着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缺着裕禄去!”

    荣禄是大学士,而刚毅是协办大学士,尽管入军机在后,但后来居上,刚毅更觉不快,然而无可奈何。

    ※ ※ ※

    第二天是预定的会审康党之期。陈夔龙坐车到刑部,走到半路,为总理衙门派来的苏拉追了上来,叫住车子,气喘吁吁地说:“陈老爷,刑部派人来通知,你老不必去了,用不着会审了!”

    原来有个陈夔龙的同乡前辈黄桂鋆,现任福建道御史,是守旧派的健将,前一天上折密奏,以为已捕康党,“宣早决断”,为的是“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所以应该“速行处治,以绝后患”。又有一个说法,黄桂鋆是旧党而非后党,爱君之心,并不后人,深恐这桩钦案,一经会审,有人会任意攀扯,添过于上,使得已被幽禁的皇帝,处境更为窘迫,论他的本心,无可厚非。

    不论如何,这个建议在慈禧太后看,是快刀斩乱麻的好主意,尤其是在庆王陈奏,法使荐医以及英使要求保全张荫桓以后,如果牵延不决,使得洋人有插手干预的机会,必定大损朝廷的威信。因而在这天召见军机时,下了一道上谕:“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 ※ ※

    当陈夔龙回车不久,监斩大臣刚毅由刑部两尚书崇礼与廖寿恒陪着,一起到部。大堂升座,立即召请主办司官与提牢厅主事,宣明事由,吩咐提案内“官犯”到场。

    提牢厅的主事叫乔树枬,四川华阳人,对这“六君子”,除却康广仁,无不钦佩。康广仁不敢叫人恭维,是因为他的修养比同案诸人差得太远,从被捕收禁那天起,就在狱中大吵大闹,不时以头撞壁,且哭且喊:“老天爷啊!那有哥哥做的事,要弟弟顶罪的道理?冤枉啊!”

    因此,乔树枬奉了堂谕,便关照“司狱”与禁子:“除了那位康老爷一定会闹,万不得已只好上绑以外,其余的五位老爷,你们要格外有礼貌。也不必说那些照例的话,只说‘过堂’就是了。”

    所谓照例的话,大致是反话:明明哀吊之不遑,偏偏说一声:“恭喜你老升天!”司狱受命,便从第一间开始,逐屋通知,请到院子里去,预备过堂。

    第一间住的是谭嗣同,刚接得林旭的一首诗:“青蒲饮泣知何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是用的后汉何进的典故。“千里草”与“本初”切董、袁二字,意思是兵谏之举,应该谋之于董福祥,信任袁世凯,未免失之于轻率。

    谭嗣同受了责备,自然感慨,不过他是豪放乐观的性情,到此地步,犹不改常态。亦用《后汉书》上的典故,就狱壁上题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司狱等他写完,方始开口:“谭老爷,今天过堂!”

    “一直到今天才过堂?”谭嗣同望一望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不!一共六位。谭老爷回头就知道了!”

    不多片刻,人已到齐,最后来到院子里的是康广仁,他一反常态,不但不哭不闹,而且隐然有喜色。这因为司狱为了求一时的安静,跟他撒了个谎,说过堂即可定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一年半载的监禁。康广仁信以为真,宽心大放,所以有此反常的神情。

    “各位,”司狱一面向所有在场的番役,投以警戒的眼色,一面指着门说:“请这面走!”

    刑部大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是前明锦衣卫的镇抚司,共分南北两座。两百多年来,建制如旧,不论南镇抚司,还是北镇抚司,都有东西两道角门。司狱这时指的是西角门,他人不以为意,刘光第却脸色一变,随即站住了脚。

    原来诏狱中多年的例规,如果释放或只是过堂,都出东角门,唯有已经大辟定谳的犯人才出西角门。刘光第刑部司官出身,知道这个规矩,既惊且诧,大声问道:“怎么出西角门?”

    司狱知道自己疏忽了,赶紧指着东角门说:“是,是,该走这里!”

    于是,谭嗣同领头,昂然出了东角门。林旭走在后面,特意放慢两步,等刘光第走到身旁,他相傍而行,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迹象不妙!恐怕毕命就在今朝。”

    听得这话,林旭双腿一软,几乎竭蹶,但毕竟腰一挺,很象样子地走了出去。

    到得大堂,却须等待,因为军机大臣王文韶特地赶到刑部,说有一件极紧要的事,非即时跟刚毅商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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