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接到王小山电话的四十八分钟前，七月八日凌晨两点四十四分，比尔离开六病区，下电梯，穿过院子，由后门走出医院，沿着思南路冒雨而行。

    夜路上，间或有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开过，到他身边减慢车速，之后不甘不愿地加油门离开。他两手插在口袋里，脚步踯躅，快走到肇嘉浜路的时候，他忽然加快脚步，在路口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西向直行，到天平路右拐，穿过一个三岔路口，停在华行大厦的门前。

    旋转门已经上锁，他从边门进去，拐到魅影发廊的玻璃门前，掏出钥匙，蹲下身，沿着大理石地面摸索到钥匙孔。门开了，他熟练地穿过成排的镜子和发廊椅，在黑暗中脚步飞快，竟没有撞上任何东西。贮藏室里一阵响，搬动什么的声音，少顷，他提着一副金属折叠梯走出来，梯子在幽暗的大堂里闪闪发亮。

    他穿过大堂，搭乘右侧的客梯，消失在两扇合拢的金属门后面。底层电梯门口上方的楼层显示灯在跳动着，五、六、七……十七、十八，停在十九层。

    跟上他最快的方法是乘坐左侧的客梯。

    此时的十九楼被光影的游戏分成了两个世界。前台和门庭的背后，朝北的一半，完全沉没在黑暗中，而朝南的一半，被明暗相间的花纹布满，呈放射状，由南及北，沿着走廊逐步放大，最后被门庭的影子完全截断。这是夜光透过南侧观光梯的栅栏门照进来，在半个楼面的投影。

    从左侧的客梯出来，就是踏入了花纹斑斓的这半个世界。一时间，不要说分辨出人影，就连哪里是走廊，哪里是墙都分不清了。在这种情况下，梯子比人显眼多了，因为它金属材质的凌厉反光，不锈钢的两片支架已经打开，靠在墙角。比尔正站在梯子的顶端，摆弄着走廊一侧顶端安装的监视器。他用随身的刀子割开监视器后侧的一块胶布，取下了一个东西。

    是一面小镜子。

    六角形的环形走廊里共有四个监视器，分别安装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角落里。有人在西南、西北两个监视器的后面各安了一面小镜子。本来如果观光梯在十九层经过，只有楼面南侧的人可以看见墙上的“花雨”，获知判断电梯的到达与离开。楼面整个朝北的一半则被门庭遮挡，完全看不见什么。

    但是，只要有这两面角度巧妙的小镜子，南侧墙面上光影的变化就会被反射到门庭的背面，尽管是一个十公分见方的光斑，那已经足够了。

    所以凶手就不再局限于当时在十九楼上班的员工，如果有人从货梯上来，站在安全门后面，透过门中间的窄条玻璃窗，就可以看见门庭背面的光斑，知道被害人登上观光梯的确切时间，再沿安全梯去到楼顶的电梯控制室。

    比尔是在销毁证据的时候被他当场抓获的，王小山这么说。

    “不可能！”我在原地转来转去，挥舞着手臂。

    比尔坐在分局办公室的一角，神色分外平静地看着我。

    我对王小山嚷嚷着：“他为什么要杀人？他跟苏亚有什么关系，跟孟玉珍有什么关系，跟新药实验又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一个剪头发的而已……”我强烈的手势并不能加强我说话的力度。事实上，说到这里，我已经感到自己的语气越来越虚弱。李嘉文，李主任，卢天岚的前男友。今天之前，我了解他多少，现在我又知道多少。

    王小山摇头说：“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吧？”他递给我一沓资料，比尔黑白复印件的照片赫然在第一页的左上角。

    李嘉文，身高一米七九，七十八公斤。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硕士，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学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一九九七年参加工作，二〇〇二年升任瑞安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在二〇〇三年，事业最风生水起的上升期，忽然辞职。我究竟了解他多少，曾经最年轻有为的学界代表，转眼变身成为一家小发廊的发型总监，太荒唐了。

    据王小山搜集的资料，李嘉文的猝然引退，跟他学术观点强烈的倾向性有关。

    当时学界有一派专家认为，心理治疗应该秉承经典精神分析的原则，他们对新兴的所谓简易疗法和流派持保留态度，更加反对药物治疗，尤其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基本上毫无沟通的药物治疗。

    称他们“古典派”算是一种礼貌的说法了。事实上，学界的大多数专家都在背后讥笑他们是“古董派”。中国的心理治疗似乎一开头，就不是备“古典”的条件。专家门诊一个上午三十个号，有的还不止这些，医院的盈收与医生的奖金以这个为考核标准。各个医药公司都有一批自己熟识的主任、副主任直至普通医师，处方上开出越多的药，医生个人的药扣就拿得越多。这种状况下，为什么还需要耐心听病人诉说什么痛苦，费心去解决他们内心的问题呢，开药，既能体现医生的权威性，又能最有说服力地遣走病人。

    也有一些专家会尽可能地对病人做一些心理治疗，仅限于认识疗法、行为疗法这样简易快速的手段。如果每次治疗耗时过长，每个病人的治疗周期过久，不但医生没法生存，恐怕病人都会投诉见效太差太慢。据说体现了这个世界发展步伐的“效率”就是这样要求的。

    “古典派”并不如名字听上去那么温文尔雅，这一派人对现实状况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批判意见，称当前心理学界的方法是“反心理治疗”的。

    他们指出，经典精神分析，就像医生循路走进病人心灵的房屋，在里面做客，喝茶、聊天，帮病人收拾房间，通过一段时间的勘察，找到造成房子倾斜的那部分地基，然后和病人一起想办法修缮。地基的问题解决之后，再适当调整房子里的物品摆放、通风和采光，就是一栋让病人觉得宁和舒适的房子了。这将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和意志力的过程，像弗洛伊德治疗伯爵夫人前后花了二十几年。

    实际上，治愈病人的不是找到朽坏地基的一刹那，而是用心而漫长的过程。修缮好这栋房子的也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医生只是一个陪伴者，他必须有专业素质，必须敏锐、温柔、坚忍，但是他唯一需要付出的是真实的关注和无条件的关怀。也可以这么说，房子之所以变得宁和，其实并不是谁做了什么。这种可以长久在病人生命中延续下去的宁和，凭借的不过是医生在房子里坐着，坐了很多年，留下了温度。

    “古典派”把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称作“把驯兽的方法用于人类”。确实，多数现代疗法，都是用诸如重复刺激、建立类似条件反射的思维关联、通过训练形成熟练反应等方式，将病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用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模板压制成型，从而达到“有效率”的治疗。

    比“驯兽”更糟糕的，就是开处方，用一种或几种抗抑郁药对付成千上万的病人，病人的处境“简直连实验室的老鼠都不如”。医生的行为有如“随手向门外撒一把灭鼠灵，听任有的老鼠中毒倒下，有的挣扎数日康复，有的毫无反应”。

    从这些主要观点就可以看出，当初“古典派”立场鲜明，言辞犀利，与整个学界呈剑拔弩张的态势。“古典派”人数并不多，但都是业内的精英，李嘉文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一开始他并不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资历还完全够不上。后来，高调一时的“古典派”很快瓦解，这也是可预知的结局。

    派别的核心人物动机不纯，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博取业内的关注度，目的达成，医药公司招安的大笔贿赂也收到，他们当然就悄然退出了。另一些跟随的人顶不住外部的压力，同行的讥讽和医院的警告，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也没法坚持“古典”的做法，大环境不允许，生存不允许。做不到，哪还有底气去说？

    到最后，“古典派”只剩下了李嘉文和另外两个专家，李嘉文倒成了这个派别最激进，也是最坚定的一个。就像潮水退下去，露出了河岸上的石头，事到如今，大家才看见，这个年轻的副主任是真的把“古典派”的观点当作自己的理想来看待，怀抱着改变整个心理治疗现状的愿望，一个太宏伟、太天真、太不切实际的愿望。但是谁能拿走一个年轻人的理想呢，这就好像劝说一只飞鸟放弃它的翅膀，那么它将不知道该如何停留在天空中了。

    李嘉文和卢天岚的爱情开始于一九九八年，卢天岚到帕罗药业工作的第一年，她应聘了销售部的销售员，自信满满地独自来到瑞安医院心理科推销药品，遇见了李嘉文。

    卢天岚当年踏进心理科的办公室，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帕罗药业最早代理的一种抗抑郁药，在瑞安医院心理科早有使用，她错跑了别人的辖区。但是二〇〇二年五月，她再次来到心理科，则是为了她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业绩。当时，她刚刚被委任为销售部经理，成绩待考。这时候，公司恰好新近取得了四种美国药品的中国区代理，给销售部的压力非常重，其中一种就是国外销售状况非常好的抗抑郁药“赛洛夫”。

    卢天岚打算亲自把“赛洛夫”送进瑞安医院心理科，男朋友是这里的副主任，就算他不出面，别人也是会给足面子的，这笔业绩在卢天岚的概念中已经是装在口袋里了。没想到，别人都给开了绿灯，唯独李嘉文亮红灯，他利用副主任的职位出面反对使用这种药。

    非但如此，他还劝说卢天岚放弃目前的工作，他认为医药公司的商业行为是不道德的，把一个小药瓶里的白色片剂的魔力夸耀得无所不能，让病人觉得服用抗抑郁药是理所当然的治疗方式，因此诱发了恶性循环。医生选择了推卸责任的方式——开处方，病人把所有本来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关注寄托在一个瓶子里。困境不得出路的结果是，医药公司持续不断地卖掉越来越多的药。

    卢天岚听了这话就更不高兴了。她对李嘉文说，全世界的医药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开的，难道我放弃了辛苦得来的职位，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卖药了吗？

    李嘉文说，一个人没法让全世界听从你，但是至少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

    卢天岚回答道，你说得对。你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但是你不可以决定我做什么！我是你的女朋友，并不等于我受你的大脑支配。

    卢天岚也对李嘉文说了她的观点。她认为，如今抗抑郁药已经成为像感冒药一样普及的药品，这说明了人们开始懂得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不适，心理学知识已经越来越普及，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她的事业，把更好更新的药推介到医院，正是为了让病人有更多的选择。让病人能够轻松自主地缓解自己的内心痛苦，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从经典精神分析，到众多现代简快疗法的出现，更多更好的新药被研制出来，投入市场，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说人类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也好，说人类的内心更痛苦也好，总之这一事实不可能逆转。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事实，怀着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不仅是幼稚的，而且是危险的。他将失去生存的能力。

    她，卢天岚，不希望她的男朋友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男人可以没有学识，但是不能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

    李嘉文和卢天岚的观点之争持续了大半年。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开始各自充满了说服对方的信心，时间久了就变得急躁，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争论和争吵的差别是，后者的重点不再是说服，而是打击对方。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仇人一样，彼此满怀愤怒，本来以为对方是最亲密的人，会站在自己一边，他们的愤怒就是由此而生的。

    在这大半年里，卢天岚一力推广的“赛洛夫”业绩卓著，唯独在瑞安医院始终搁浅，这是除精神卫生中心以外，抑郁症病人流量最大的一个点，如果拿不下来，就是卢天岚这个销售部经理最大的失职。

    业内传说，当时面临这样的状况，卢天岚不得不下狠手，凭借帕罗药业的实力，买通瑞安医院的领导和学界权威，设法逼走李嘉文。二〇〇三年四月初，李嘉文辞职的一周之后，“赛洛夫”立刻成为瑞安医院心理科的处方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抗抑郁药。然而这样一来，李嘉文的职业前途就算是全毁了。

    卢天岚当年曾经说：“真正爱我的人，就算我杀了人，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一边，更不用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观点有分歧而已。他明明是我男朋友，还故意反对我，这是对我最大的羞辱。我要是跟他继续过下去，我颜面何存？”

    李嘉文辞职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或者说，真的从此由恋人变成了仇人。

    本来大家以为，李嘉文会接受哪家民营医院的聘任。可是二〇〇五年，李嘉文居然出现在魅影发廊，变成了一个使剪刀的发型师。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工作，发廊在华行大厦底层，和帕罗药业是同一幢办公楼，所以又有人猜测，他是打算伺机找卢天岚报仇。

    更何况，他不仅是一个发型师。二〇〇三年以后，他依然活跃在各大心理学专业论坛上，宣扬他“古典派”的理想，到处发布“反对用药品代替心理治疗”的激烈观点。他依旧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水准不输当前的权威，看得出，他没有停止过研读国外的最新资料。他更添了一项职业，给报纸写专栏，通过这个途径直接向大众散播他的理念。

    业内的人渐渐明白，他不再做医生，是出于对这个行业的失望。然而这不代表他会放弃自己的努力，正如他当年所说的，“一个人没法让全世界听从你，但是至少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

    也许他做了更多人们远远想不到的努力，在暗处。

    从二〇〇二年开始，帕罗药业快速膨胀，到二〇〇三年，已经通过代理销售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开始考虑介入研发领域。到了二〇〇五年，帕罗药业已经成为医药行业市值最高的民营企业之一，并且初步形成了以研发、生产、销售和代理于一体的格局。尤其是同年，帕罗药业挖来了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孟雨，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了帕罗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首个立项的课题就是一种据说“具有颠覆意义”的抗抑郁药“爱得康”。

    帕罗药业宣布这个新闻是在十月，事实上，这个消息九月就在业内传开了。

    李嘉文是为“爱得康”而来的，在华行大厦底楼，每天拿着梳子和剪刀，透过落地玻璃幕墙默默地观察和等待。他甚至可以随时从边门绕到安全通道，乘货梯来到任何一个楼层，属于帕罗药业的四楼、五楼、六楼、七楼和十九楼，站在安全门后面，观察和聆听这里发生的一切。

    如果他站在十九楼的安全通道里，连着吸烟区，跟卢天岚的办公室一九一三仅一墙之隔，就能听得到里面的说话声。如果需要，他还可以通过后门直接走进她的办公室。安全通道也与总裁办公室一九一一和会议室一九一二相连。他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站了整整五年，每天两小时或三小时，就在离我三十米之遥的地方。

    “每个怀抱理想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王小山说，这是他身为警察的经验之谈。李嘉文必须阻止“爱得康”，这种还没研制成功就到处宣传，夸夸其谈的药品。其一旦投入市场，就会被贪婪的商人和医生卖给数不胜数的病人，使更多的人成为药瓶里的囚徒。李嘉文的职责还不仅限于此，他还要最大范围地让人们关注这个事件，警醒他们对药品的热衷，和对周围人的冷漠。所以他设计了一个“苏亚”的幽灵，一个连环杀手。他正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战胜卢天岚，在七年之后，他在告诉她，他依然没有放弃与她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