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曾隶属纳粹SS军团的老士兵脸上，有一抹让人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

    科尔索是那种能够在当下轻易地掳获人心的人，总是能以一些微薄的好处和一个微笑就让人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他是如何以某些特质赢取对方完全的信任——诸如他那精算过而刻意表现出的笨拙、怪异又亲切的表情，兔宝宝般的纯真，表面上看来心不在焉和粗心大意的样子。

    门房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张小卡片。

    “爱琳·艾德勒，”他念道，“英国护照，两个月前发的，19岁，住址是伦敦市贝格街221号B座。”

    “我从不敢这么做，科尔索先生。她的护照上是这么写的。”

    科尔索只见他真正地笑过一次，就是柏林围墙倒塌的那日。他观察门房顺着扁齿梳剪出的白色短发，硬挺的脖子和用手腕撑在柜台边缘的匀称双手。他代表着古老的欧洲，或者是它还仅存的东西。他已经老得没法再冒险回乡，去证实家乡已物换星移、人事全非，包括札格雷布的钟楼，身上带有面包香味的金发农妇们，有小桥、流水的绿油油的平原。他看到这片土地整个飞起来过两次，一次是他还年轻，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铁托的攻击下撤退时；另一次是在电视上看到的，1991年的秋天，在那些大塞尔维亚国家主义派的攻略下。科尔索想像他在房里脱掉别着小钥匙的外套时，就像是在法兰西斯科·荷西皇帝被虫蛀烂了的肖像前，脱掉奥匈帝国的军服一样。

    这是每个刚认识他的人都会犯的错。卢浮协和旅馆的门房古柏也不例外，科尔索和他已有15年以上的交情了。古柏是个沉着、严肃的人，后脑勺理得光溜溜的，嘴边总是带着一丝玩扑克牌的老手惯有的表情。在1944年的撤退中，当他还是霍斯特威瑟第18兵区的一个16岁的克罗埃西亚志愿军时，被一颗俄国的子弹打中脊椎，给他留下了一个铁制的十字勋章和一辈子不能再弯曲的三根僵硬的脊椎骨。这就是为什么站在柜台后的他，动作显得僵硬和过分坚挺，就像穿着钢制的女性紧身胸衣一般。

    他几乎可以听到门房两脚并拢的铿锵声。完美无瑕的外套翻领上别着金色钥匙，让这个被放逐在异乡的老人更增几分军人的味道，很符合中欧人的模样。

    “我知道。”他看着由大厅通往餐厅的走道。女孩在那儿，手臂底下夹着外套，两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望着橱窗里的香水和丝巾。

    “至于她……”

    他一定常会放拉德斯基的进行曲来听，用黑山出产的好酒举杯，看着茜茜公主的录影带手淫。

    女孩不再看橱窗了，她注视着科尔索。科尔索在心底复诵着“伦敦市贝格街221号B座”，有着想要歇斯底里地狂笑的冲动。这时即使来了一个侍童，递给他一张邀请函，请他与米莱荻·温特公爵夫人喝下午茶，或去卢里塔尼亚宫和黎塞留主教晚宴，他都不会惊讶了。既然生活中突然充满了这些书中的情节，怎样的事都好像再自然不过了。

    “这位先生和这位夫人是住同一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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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柏微微倾身，说道：“这得花上几个钟头，科尔索先生。”

    第三号他们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良心。

    他在纸上写下这两个名字，将之交给古柏时，还附上了500法郎。科尔索在给人小费和行贿时，总会耸耸肩，好像一副“今天你帮我一个小忙，下次就会我帮你了”的样子，他的动作把情况转化为一种友善的交易，让对方几乎把自己当成共谋一般，最后也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在帮谁的忙。每天看着那些拿着签账卡的西班牙旅客、打着显眼又难看的领带的义大利旅客、戴着棒球帽的美国旅客，收到可悲的10法郎小费还得客气地喃喃道一声谢的古柏，收下这笔钱时，眼睛连眨一下都没有，也没道谢。他只是带着赌场老板般不动声色的庄重架势，对少数像科尔索这样懂得游戏规则的人，以手画出一个高雅的半圆形动作。对古柏来说，自从遇到第一位懂得向他挑挑眉毛、暗示特别服务的客人时，就学会了这种额外的工作。整个欧洲的国际大饭店也只不过是一些同伙的人。

    “佛拉比·拉邦弟，西班牙人；还有琳娜·赫雷罗，也有可能用泰耶菲这个姓。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正在这个城里的某个旅馆下榻。”

    ——R·萨巴提尼《丑角斯卡拉慕许》

    “别开我玩笑了，古柏。”

    “遵命，先生。”

    他在被共产主义击溃和被那些斯拉夫民族的乌合之众分割后来到了巴黎，冷眼看着这桃源般的仙境，心里却还一直梦想着第四帝国的出现。

    “我想拜托您帮个忙，古柏。”

    “不知道，”科尔索做出一个怪表情，想像着拉邦弟穿着浴袍从浴室里出来，而寡妇琳娜身着丝质内衣斜倚在床上，“这个细节我倒也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