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丹尼尔·席尔瓦 本章:第四节

    维也纳

    “请出示护照。”

    加百列将护照国徽朝下、贴着台面滑了过去。那官员不耐烦地瞥了一眼磨损的封面,一页页翻动着小本,一直翻到签证页,又在上面夸张地用力盖了个印章,然后一语不发递了回去。加百列将护照丢进外套口袋,然后拖着一只拉杆箱,朝着灯光闪烁的出口大厅走去。

    到了机场外,他找到出租车站,排队等车。天气很冷,风中夹杂着雪花。维也纳口音的德语一阵阵飘进他的耳朵。与他的同胞不同,他听到别人说德语不会感到不自在。德语是他的第一语言,至今仍是他做梦时说的语言。他说得完美极了,而且继承了他母亲的柏林口音。

    他轮到了队伍的首位。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滑行过来。坐上后座之前,他没有忘了记下车牌号。他将行李放在座位上,又将一个地址给了出租车司机。距离这个地址几条街远的地方,有一家酒店,他在那里预订了一个房间。

    出租车沿着高速公路急速猛冲,穿过丑陋的工厂区,经过一座座工厂、发电厂、煤气厂。不久后,加百列看到了泛光灯辉映下,耸立在内城区上空的斯蒂芬大教堂。同大部分欧洲城市不同,维也纳几乎没有受到都市化的侵蚀,高度保持着原有的风貌。的确,一个世纪以来她的外观和生活方式鲜有变化。当初她可是堂堂奥匈帝国的政治中心。今天,你依然可以在古老的德梅尔宫廷糕饼店享用蛋糕搭配的奶油,或是在兰特曼和中央咖啡馆这样的老字号里悠闲地翻阅杂志,享用咖啡。在内城区,最好撇开汽车,改乘电车或步行,徜徉在灯火闪烁的步行街,细细品味两侧的巴罗克和哥特式建筑,逛逛风格独特的专卖店。这里的男人依旧穿着罗登呢的正装,头戴佩着羽毛的蒂罗尔毡帽;女人们依旧把山地连衣裙视为时尚。勃拉姆斯曾说,他之所以住在维也纳,是因为他更喜欢村庄里的生活。加百列心想,这里至今还是一座村庄,一座蔑视变革,厌恶外人的村庄。对于加百列来说,维也纳永远是一座鬼魂的城市。

    他们来到了环城大道。这是一条环绕中央城区的林荫大道。在街灯的柱子上,面目英俊的彼得·梅茨勒正在海报里冲着加百列微笑。此人是极右翼的奥地利国民党候选人。眼下正是大选季,整条街上张贴了数百张竞选海报。梅茨勒的竞选经费充足,花起钱来显然毫不吝惜。到处都是他的脸,他的目光无法躲避。同样无法躲避的还有他的竞选口号:“新的秩序,新的奥地利!”加百列心想:精妙的修辞到底不是奥地利人的强项。

    加百列在国家歌剧院附近下了出租车,步行了一小段,来到一条名叫韦伯嘉瑟的狭窄街道。看起来没有人跟踪他,不过依他的经验,那些经验老到的跟踪者是可以做到神鬼不知的。他进了一家小旅店。前台看过了他的以色列护照,随即摆出吊唁的姿态,嘟囔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犹太区的爆炸,太可怕了……”加百列扮演着葛迪恩·阿戈夫的角色,用德语同前台经理聊了几分钟,然后走上楼梯,来到他二楼的房间里。屋里的地板是蜜色的,落地窗俯瞰着昏暗的庭院。加百列拉上窗帘,将行李包放在床上最显眼的位置。出门前,他在门侧柱上安放了一只报警器。如果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进了房间,它就会发出信号。

    他回到了旅店大堂。前台经理朝他殷勤地微笑着,似乎他们阔别了五年而不是仅仅分开了五分钟。室外已经下起雪来。他在昏暗的内城区街道上走着,查看有没有“尾巴”在跟踪自己。他在一处橱窗前停下,借着玻璃的反射观察着身后,随后又缩进一间公用电话亭,假装打电话,借机环视四周。他在一家报亭买了一份《新闻报》,接着又向前走了一百米,将报纸丢进了垃圾桶。最后,他终于确信没有遭人跟踪,于是走进了斯蒂芬广场地铁站。

    射灯照亮了维也纳的交通图,加百列却无需查看,因为一切都记在他的脑子里。他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穿过闸口,直奔月台,登上一节车厢,然后牢牢记下周围所有人的面孔。列车驶过五站后,来到维也纳火车西站,他在此转车乘上了北区的U6线。维也纳总医院有自己的地铁站。自动扶梯载着他缓缓上行,来到一处雪花覆盖的四方形院落,总医院的大门距此仅有几步之遥。

    在维也纳的城西,医院在这个地方已经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1693年,利奥波德一世出于对穷困市民的关心,下令修建贫民收容所。一个世纪后,约瑟夫二世为它重新命名,称之为“病患者总医院”。老建筑依然存在,就在几条街以外的亚瑟路上,不过在它周围,大学附属医院的现代化建筑覆盖了几个街区的面积。加百列对这些都很熟悉。

    一名来自大使馆的男子正躲在门廊下,他的头顶上方有一行铭文:救治病患,慰藉心灵。他身材矮小,面色紧张,是一名外交官,名叫兹维。他同加百列握了手,又检查了他的护照和名片,然后对他死去的两名同事表示了哀悼。

    他们步入医院大堂。这里除了一个长着一把稀疏白胡子的老头儿,再没其他人。只见他坐在一张沙发的一端,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帽子搭在双膝上,好像一名旅客正在等待着迟到已久的列车。他正在喃喃自语。加百列经过的时候,老者抬头望去,与他的目光短暂地接触,接着,加百列便走进了一部电梯,老者随即消失在两道电梯门的后面。

    电梯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八楼。迎接加百列的是一道和蔼温良的目光——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男子,一头金发,身穿两件套正装,耳朵上伸出一条耳机电线。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入口,站着第二位保安人员。第三位则是一名深色皮肤的矮小男子,身穿不合体的西装,站在伊莱的病房门口。他闪向一旁,让加百列和外交官进去。加百列停下来,问自己为何没有接受检查。

    “你和兹维是一起的,我没必要检查你。”

    加百列举起了双手:“检查我。”

    那保安歪了歪脑袋,满足了他的要求。加百列很熟悉搜身的手法。那是例行公事而已。不过裆部检查显得过于无礼,但加百列还是接受了。做完之后,他说道:“务必要检查每一个进入病房的人。”大使馆派来的兹维全程见证了这一幕。显然,从此他再也不会相信,这位耶路撒冷男子是什么来自战争索赔处的葛迪恩·阿戈夫先生了。加百列并不在乎兹维怎么看。隔着眼前这道门,他的朋友正无助地躺在里面。为了朋友的安全着想,他不惜得罪几个人。

    他跟着兹维进了病房。病床放置在一道玻璃隔间里。病人看起来不大像伊莱,不过加百列对此并不惊异。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见识过炸弹作用下人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伊莱的脸掩藏在呼吸机的面罩下面,双眼周围勒着测量仪器的导线,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双颊和下颚裸露的部分被爆炸后的碎玻璃糟蹋得不成样子。

    一名黑色短发的护士,眼睛的颜色格外蓝。她检查了静脉注射器,随后抬头看了看探视者的隔间,眼光同加百列凝视的目光短暂触碰后,又继续做她的工作。她的目光诚实无欺,没有半点伪诈。

    兹维让加百列单独待了一会儿,然后走进玻璃隔间,向他通告了这位同事的最新病况。他的语言精确专业,犹如一个看了太多医学肥皂剧的老观众。加百列的眼睛紧盯着伊莱的脸,外交官所说的话,他只听见了一半——却足以知晓他的这位朋友离死神不远了,而且,即使他活下来,也绝不可能复原如初。

    “眼下,”兹维说出了最后的总结,“他的生命是靠机器维持着。”

    “他的眼睛为什么缠着绷带?”

    “碎玻璃。大部分他们已经取出来了,不过还有十几片嵌在眼睛里。”

    “他会不会失明?”

    “在他恢复知觉之前,谁也说不准,”兹维说道,接着又悲观地补上一句,“如果他还能恢复知觉的话。”

    一名医生走进病房。他看了看加百列和玆维,朝两人迅速点了点头,然后打开玻璃门,走进了隔间。护士从病床边走开,医生站在了她原先的位置。她绕过病床,在玻璃隔断的后面站定。她与加百列的目光又一次相交了,接着,她手腕猛地一挥,合上了窗帘。加百列走进了门厅,兹维紧随其后。

    “你还好吧?”

    “我会好的。只是需要单独待一会儿。”

    外交官转身回了病房。加百列双手攥在一起,放在身后,如同士兵稍息的姿势,同时迈开步子,沿着走廊缓缓地走着。他走过护士的值班台。俗气的维也纳街景画挂在窗边。气味也是一样的俗套——消毒液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空中。

    他来到一扇半掩的门前。门牌号是2602-C。他用指尖轻柔地一推,无声无息地推开了房门。房里没有人,一片昏暗。加百列冋头一瞥,周围没有护士。他悄步进屋,回手关上门。

    他没有开灯,一直等到瞳孔在黑暗中自然放大。很快,室内的一切都看清楚了:床上无人,监控屏幕寂静无声,椅子上盖着塑料布。这是全维也纳最不舒服的椅子。他曾经整整十天坐在这把椅子上,几乎没有睡过觉。唯一的一次,莉亚恢复了知觉,她问丹尼怎么样了,加百列对她说了真话。眼泪涌出来,铺满了她伤残的脸颊。从此后她再也没和他说过话。

    “你不该进这间屋的。”

    加百列吃了一惊,迅速转回身。说话人正是刚才伊莱身边的那位护士。她对他说的是德语。他也用同样的语言答道:“对不起,我只是……”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静默了片刻,她继续道,“我记得你。”

    她斜倚在门上,双臂交叠在胸前。她的头倾向一侧,要不是身上穿着松垂的制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加百列会认为她在勾引他。

    “多年前你的太太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那时我是个年轻的护士,刚刚入行。当时我负责她的夜间护理。你不记得了?”

    加百列定睛看了她一阵子。最后,他说:“我认为你是认错人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维也纳。我也从来没结过婚。对不起。”他一边朝门口走着,一边匆匆补上一句,“我不该进来的。我只是需要一个地方好好思考。”

    他走过她身边。她伸出手搭在他胳膊上。

    “对我说两句真话,”她说,“她还活着吗?”

    “谁?”

    “你太太,那还用问吗?”

    “对不起,”他坚定地说,“不过你的确认错人了。”

    她点点头——随你怎么说吧。她湿润的蓝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烁着。

    “伊莱·拉冯,他是你的朋友吧?”

    “是的,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住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她重复着,好像很喜欢这个词的发音似的,“我一直很想去耶路撒冷。我的朋友们觉得我发疯了。你知道的,自杀式炸弹,还有那些可怕的事儿……”她的声音哑下去了,“可我还是想去。”

    “你应该去,”加百列说道,“是个美好的地方。”

    她第二次触摸了他的手臂。“你的朋友伤势严重。”她的语气柔和,带着哀伤的调子,“他会经历一段非常严酷的时光。”

    “他还能活吗?”

    “这样的问题,我是不允许回答的,只有医生才可以预测病情。不过如果你要听我的建议,那就多陪陪他吧,和他说说话。说不定,他还能听见你说的呢。”

    他继续逗留了一个小时,隔着玻璃盯着伊莱一动不动的身体。护士也回了病房。她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了伊莱的几项重要指标,随后向加百列示意,要他进来。“这是违反规定的,”她神秘兮兮地说道,“我会在门口替你望风。”

    加百列没有同伊莱说话,只是握住了他浮肿而淤伤的手。眼看着又一个亲密的人又一次躺在维也纳的病床上,这样的心痛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五分钟后,护士回来了,伸手搭在加百列肩上,告诉他时间到了,他该走了。病房外,走廊上,她告诉他自己名叫玛格丽特。“明天晚上我值班,”她说,“明天再见,我希望会的。”

    兹维已经走了,新一班保安人员接替了岗位。加百列乘电梯下楼,出了大堂,来到了屋外。夜晚的天气越发苦寒起来。他将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加快了脚步。他正打算乘自动扶梯进入地铁站,却发觉自己的胳膊上多了一只手。他扭过头,本以为会看到玛格丽特,但是面对的却是大堂里那位自言自语的老头子。

    “我听见你对那个大使馆的男人说希伯来语。”他用癫狂的语速说着维也纳式德语,大睁着一双润湿的眼睛,“我名叫麦克斯·克莱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求你,你得相信我。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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