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

    看加百列的伤势，还得恢复一个月才能回威尼斯。他们在卡纳雷吉欧区的运河屋住了下来，这里有四层楼，还有一个微型码头，停着一艘小船。楼道入口旁边摆着两个栽着天竺兰的瓷盆，入口前面是一处安静的院子，飘来阵阵迷迭香的香味。这里的安保系统是由一家总部设在特拉维夫的知名电子公司装置的，安全系数和收藏美术作品的美术学院不相上下。

    加百列的身体条件不足以去接受修复贝利尼作品的挑战。他的视觉仍旧模糊，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头晕目眩。几乎每晚都会在持续性的头痛中醒来。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第一次看见他背上的伤时，还以为是被谁毒打过。提埃坡罗向威尼斯教会的负责人提出申请，要他把圣扎卡利亚教堂的开放日期再推迟一个月，这样也好给不幸遭遇摩托车车祸的德尔韦基奥先生再多一点时间恢复。可那位负责人拒绝了他，为了按时完成修复贝利尼作品的任务，他还让提埃坡罗亲自上脚手架工作。“游客们就要来了，弗朗西斯科！难道要我在圣扎卡利亚教堂的门外挂一块牌子，写上‘此教堂因修复工程正在关闭中’？”和以往不同的是，梵蒂冈方面插手了这件事。路易吉·多纳蒂神父给威尼斯方面发了一封紧急邮件，邮件表达了教皇想要威尼斯方面准许由德尔韦基奥先生修复贝利尼大师这部作品的意愿。结果那名负责人立刻把所有规定通通收了起来。第二天，运河屋还收到了威尼斯方面邮来的一盒巧克力，并祝愿加百列早日康复。

    在加百列身体恢复期间，他和基娅拉仍旧过着地道的威尼斯人生活。他们总是在游客找不到的餐馆就餐，而且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新犹太广场去散步。有时候，基娅拉的父亲在做完晚祷之后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还会撮合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有意地打探加百列的意思。有时候，打探的时间长了，基娅拉就会轻轻地拍着父亲的肩膀，说：“爸爸，别说了。”然后她就会站在两个男人中间，持着他们的手臂，静静地走在广场上，柔软的夜色在他们脸上回荡着。

    每次经过犹太人养老院的时候，加百列都会停下来，透过窗户看看里面那些看电视的老人们。他总会摆出同一个姿势：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撑着右胳膊肘，微微低着头。看到这些，总会让基娅拉想起那个站在脚手架上望着破损的作品、嘴里叼着刷子的他。

    那个春天他们什么也没做，只等加百列的身体康复，与此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着梵蒂冈方面的动态。保罗七世教皇履行了他的诺言，请来了历史学家以及专家小组来对二战时期梵蒂冈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并对长期以来教会方面反犹的历史行为作出评判。小组中总共有十二个人：六个天主教教徒，六个犹太人。按照对外公布的规则，这些历史学家将用五年的时间对梵蒂冈秘密档案室的资料进行分析处理。他们的研究工作将在完全保密的环境中进行。五年之后，他们要撰写一份报告，并上交教皇，再等待进一步指令，不管那时候是哪位教皇当职。从纽约到巴黎，再到耶路撒冷，世界范围内的犹太组织都对此作出了绝对积极的反响。

    专家集中会议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从秘密档案室调用资料的申请。首批被申请的资料中包括一份由国务院的塞巴斯蒂安·洛伦齐主教写给庇护十二世教皇的备忘录。这份记录曾经一度消失，没想到居然还保存着，上面记载了1942年加尔达湖边女修道院举行秘密会议的详细过程。小组中的专家成员严格遵守规定，没有向外界透露有关此事的任何信息。

    不过，教皇的这一举动很快就遭遇了挫折，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举动的施压方就是“十字维拉”组织。在一系列揭发性报道中，梵蒂冈共和报社记者贝尼代托·弗亚揭露了天主教秘密组织的存在，说组织成员已经渗透到了教皇组织的最高层、罗马政府以及意大利的金融界。确实，根据弗亚披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十字维拉”的触手已经穿过欧洲伸进了美国和拉丁美洲。据说，已经遇害的梵蒂冈枢机卿马科·布林迪西红衣主教就是“十字维拉”组织的头目，除此之外还有行事低调的金融家罗伯托·普奇，以及前梵蒂冈安全局主管卡洛·卡萨格兰德。普奇通过律师起草了一份抗诉材料，不过，等弗亚的文章发表以后，普奇手中的一家银行遭遇了流动资金危机，跟着就倒闭了。银行的倒闭让他的金融帝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短短的几周内迅速土崩瓦解。他逃离了自己心爱的加拉蒂纳别墅，在戛纳开始了流亡之旅。

    至于梵蒂冈官方方面则秉承着一贯的作风，对外公布说那个制造骚乱的持枪罪犯是一个宗教主义的极端分子，和任何国家，恐怖组织或是秘密组织都没有关系，并明确否认“十字维拉”秘密组织的存在，还对梵蒂冈人民说，教会方面不允许存在任何秘密组织或是团体。很快，新闻工作人员和那些紧盯梵蒂冈方面的人就明白了，原来保罗七世教皇正在着手清理门户。十多个罗马元老院的高级官员，包括天主教教义部的领导要么被贬到最低的职位，要么被强迫退休。顶替马科·布林迪西红衣主教职位的人已被选定，国务院来了个全方位的人事变动。新闻办公室主任鲁道夫·格茨被遣返到了维也纳。

    身在特拉维夫的沙姆龙时刻关注着加百列的康复情况。沙姆龙终于突破勒夫的阻碍，在扫罗王大街的办公室建立了“金钱豹”专案调查组。小组的目标就是锁定并打击那个涉嫌杀害本杰明·斯特恩以及其他无数名受害者的恐怖分子。接手新任务的沙姆龙再次活力重现。他身边的人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变化。

    不幸的是，对于小组的工作人员来讲，沙姆龙身体状态的改善意味着他那火暴的脾气也跟着回来了，他经常把自己和手下人折腾得精疲力竭。案子没有头绪，没有任何说法，越是这样就越不能忽视。有消息传来，“金钱豹”在巴黎现过一次身，另外一次是在赫尔辛基。还有报道说，捷克警方怀疑“金钱豹”在捷克的布拉格谋划了一次杀人案。他的名字还在莫斯科出现过一次，说他和一位高级情报官员的遇害有关。机构的一名特工从巴格达听到流言说，“金钱豹”刚和伊拉克情报局签订合约，准备为之效力。

    这些线索都很有趣，不过查到最后都没有结果。虽然遇到了种种挫折，可当老人看到自己手下的队员信心满满的样子，心里很是欣慰。关于怎样才能找到“金钱豹”，沙姆龙自有道理。他告诉自己的队员，是金钱让“金钱豹”尽情地释放能量，那么击败他的也将会是金钱。

    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一个温暖的夜晚，当加百列和基娅拉走过新犹太广场的时候，一只足球朝他飞来。他松开她的手，跑向飞过来的足球。“加百列！你的头！”她大喊了一声，可他没有听。他稳退一步，用头结结实实地把球顶了回去，“砰”的一下，球沿着完美的弧线飞了回去，落在了一个小男孩儿手里。孩子大概有十二岁，卷卷的头发上戴着小圆帽，他盯着加百列看了一会儿，笑了笑，然后就跑回到伙伴们中去了。回到家里，加百列拨通了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准备好回去工作了。

    工作台还像之前他离开时的一样：刷子、调色板、颜料以及其他一些工具。教堂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阿德里安娜·齐内蒂、安东尼奥·波利蒂以及整个圣扎卡利亚工程团队的人在很长时间之前就已交工，接手下一项工程了。加百列在教堂里面工作的时候，基娅拉不曾离开过。他背对着门，面对着那座伟大的圣坛装饰画，整个人和作品融在一起，很是惹眼，在他工作的时候，她坐在脚手架下面，黑色的眼睛盯着门看。她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要他撤掉护罩，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答应了。

    他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比健康状况正常时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他下定决心要尽快完成这项工程。提埃坡罗每天都要来这里一次，给他带些吃的，问问他身体的恢复状况。有时候，为了能和基娅拉多待一会儿，提埃坡罗会在这儿多停留几分钟。一次，他甚至拖着笨拙的身体爬上了脚手架，去和加百列讨论如何修复教堂后殿部分的壁画。

    加百列带着重拾的自信工作着。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贝利尼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品，所以有些时候，他觉得画作的原创大师就站在自己旁边，指点自己下一步该怎样做。他工作的路线是从中心向外开展——先是圣母和圣婴，然后是圣徒和几位捐赠者，接下来才是错综复杂的背景。他也用同样的方法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案情。工作的时候，他的潜意识里一直想着两个问题。是谁最先把加尔达修道院的资料传送给本杰明的？那个人为什么这样做？

    六月末的一个下午，基娅拉抬头看了看加百列，他正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撑着右胳膊肘，微微低着头。他就这样面无表情地站了好长时间，基娅拉看看手表，他足足花了十分钟上下左右地审视着巨幅画布。基娅拉抓住脚手架，学着提埃坡罗一贯的做法，晃动了一下。加百列低头看了看她，然后笑了。

    “结束了吗，德尔韦基奥先生？”

    “差不多了，”他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还得去找他谈谈。”

    “你到底在说什么？”

    加百列没有回答。他跪下来，花了几分钟时间清洗自己的刷子和调色板，然后把颜料和其他工具装进了一个方形的木箱里。他从脚手架上下来，扶着基娅拉的手，走出了教堂。在回家的路上，他去了一趟提埃坡罗在圣马可的办公室。加百列告诉他说自己得去见一趟教皇。等他们回到卡纳雷吉欧家里的时候，电话答录机里正好有一条留言：

    明晚八点，铜门。别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