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这是一幢典雅的临河建筑，就坐落在著名的绅士运河的黄金曲线上。建筑又高又宽，一扇扇大窗户俯视着运河，一侧的山形墙高高耸立。它的主人是大卫·摩根索，是一位富豪。由他担任主席的奥普提克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时尚眼镜制造商之一。他还是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多年以来，他已经向以色列慈善机构贡献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又将同样多的美元投资给了以色列的企业。身为荷兰犹太人后裔的美国人，摩根索在纽约的几个犹太人组织的理事会里供职。在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他是公认的鹰派。他的妻子辛西娅是纽约知名的室内设计师。他俩每年回阿姆斯特丹的家两次，如同候鸟一般准时——一次在夏季，途经此地再转去戛纳城外的别墅；另一次是在冬季的假期里。

    塔里克坐在运河对面的咖啡馆里，喝着温暖甜美的茶水。他还了解大卫·摩根索的其他一些事情——那些事情不会出现在社区报纸上，也不会登在世界商务杂志上。他知道，摩根索同以色列总理私交不浅；还为阿里·沙姆龙做过些事情；他还曾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之间充当过秘密中间人的角色。正因为所有这些，塔里克要杀了他。

    蕾拉在逗留阿姆斯特丹期间，已经完成了一份详尽的监控报告。大卫和辛西娅·摩根索会在每天早上离开家，去逛博物馆或去乡下溜冰。整个白天，房里留下的唯一一个人就是一名女佣，一名年轻的荷兰女孩子。

    这也太手到擒来了。

    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奔驰呼啸着停在房外。塔里克看看表，下午四点，完全准点。一名高个子的灰发男子下了车。他身穿一件厚毛衣，一条厚灯芯绒裤子，手里提着两双溜冰鞋。片刻后，一名姿色诱人的女性出现了，穿着黑色紧身裤，上身穿一件套头衫。他们走进了临河豪宅。梅赛德斯开走了。

    塔里克在桌上留下几枚荷兰盾，走了出去。

    他缓缓地朝阿姆斯特河上的船屋走着，此时雪花开始飘起来，落在绅士运河上。一对自行车手无声地滑过，在新铺成的雪地上留下车辙，宛如—条黑丝带。异国城市的夜晚总是令他忧郁。灯火亮起来，写字楼空了，酒吧和咖啡馆渐渐客满起来。在沿着运河的一幢幢房舍里，隔着宽敞的窗户，他能看见父母回到儿女身边，夫妻相聚，情人相会，灯光里暖意融融。生活啊，他想着。属于别人的生活，属于别人的祖国。

    他想到了凯末尔在火车上告诉他的事。塔里克的老冤家，加百列·艾隆，已经被阿里·沙姆龙重新起用，为的就是找到他。这个消息并未引起他的重视。说真的，这是他巴不得的。这会使得今后的几周时光更加甜美。想象一下，一边毁掉他们的所谓和平进程，一边顺便收拾了加百列·艾隆，真是一石二鸟。

    杀死艾隆绝非易事，不过塔里克徜徉在绅士运河的岸边，心里已经有了三分笃定，因为他自认手里握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艾隆正在挖地三尺要找到他，就凭这个塔里克就掌握了主动。猎手必须向猎物靠拢，然后才谈得上猎杀。只要塔里克举措得当，就足以引诱艾隆自投罗网。然后，我会杀了他，就用他杀穆罕默德的手段。

    情报机构在力图抓捕恐怖分子的时候会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使用高超的技术截获恐怖分子的通讯联络，另一种是在对方组织里打入自己的卧底特工，或者策反对方组织里的特工为己所用。塔里克和凯末尔在通讯方面格外警惕。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打电话或使用互联网，尽量使用专人做信差。凯末尔派去萨莫斯岛的笨蛋就是其中之一！不，他们不可能靠截获他的通讯联络来确定他的行踪。因此，他们会尽力派特工来渗透进他们的组织。情报特工要想打入恐怖分子的组织，无论如何都是很难的。要想进入塔里克的组织就更是难上加难。他的组织规模小，组织严密，机动性高。他的成员们忘我投入，训练有素，而且极其忠诚。绝不会有谁背叛他而去投靠犹太人。

    这就是塔里克可资利用的优势。他已经知会过凯末尔，要他联络每一位特工，向他们发出一道简单的指令。一旦任何人发现任何异常，比如有受到陌生人监视的迹象，他们必须立即报告。如果塔里克可以据此判断有以色列特工介入，他就会立即变身，由猎物变为猎手。

    他想到自己执行的一次行动。当时他还同吉哈兹·埃尔·拉兹德在一起，属于巴解组织的情报部队。他当时认出了一位以色列“机构”的特工。该特工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作掩护，藏身于以色列驻马德里的大使馆。此人已在巴解组织内部吸收了数名间谍，于是塔里克决定对他还以颜色。他派了一名巴勒斯坦人扮演成一名叛变者，去了马德里。巴勒斯坦人在马德里大使馆内同以色列官员会了面，向他承诺提供巴解组织领导人的敏感情报以及他们的个人习惯。起初以色列人拒绝接受。塔里克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于是他给了特工一些真实的信息作为诱饵，都是些无伤大雅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早已知晓。于是以色列方面相信他们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叛变者，同意和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见面——一周之后，在一间咖啡店里。不过这一次，塔里克亲赴马德里。等到了约会时间，他走进咖啡店，朝以方官员的面部连射两枪，随即平静地离开了。

    他来到了阿姆斯特河边，沿着岸堤走了一小段，来到女孩的船屋前。这个地方让人沮丧，肮脏，充满毒品和性用品。不过他偏爱这样的地方，因为它们是筹划出击前最适合的藏身之所。他穿过甲板，走进船舱。天窗已被新雪覆盖，客厅非常之冷。塔里克扭亮一盏灯，然后打开一台小小的电暖气。他能听见那女孩正在卧室里，缩在毯子里折腾着。她是个可怜虫，坏女孩，同他在巴黎勾上的那位完全不同。送走了之前的那位后，谁也不会稀罕眼前这位的。

    她翻过身，隔着垂下的金色发绺凝视着他：“你去哪里了？我都为你担心了。”

    “我只是出去走走。我喜欢在城里走走，尤其是下雪天。”

    “现在几点？”

    “四点半。你是不是该起床了？”

    “我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出门呢。”

    塔里克为她冲了一马克杯雀巢咖啡，端进卧室。英奇翻过身，一只手肘支起身体。毯子从身上滑下来，露出了乳房。塔里克把咖啡递给她，扭头看着别处。女孩喝着咖啡，眼睛隔着马克杯的边缘盯着他。她问道：“出什么事儿了？”

    “没事。”

    “你干吗不看我？”

    她坐起来，掀开毯子。他想说不要，又怕引起怀疑——一个法国男人面对姿色诱人的女性怎么会抗拒呢？于是他站在床边，任凭她替自己脱了衣服。一番云雨之后，他在她体内爆发了。他心里想着的，不是女孩，而是如何最终干掉加百列·艾隆。

    她走后，他久久地躺在床上，听着河上来来去去的船声。一小时后头痛袭来。如今它们来得更频繁了——每周三次，有时四次。大夫警告过，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疼痛渐渐加剧，直到后来他几乎要失明了。于是他将一块湿冷毛巾盖在脸上。他不要止痛药。痛可以使他的感觉麻木，让他睡得更沉，让他感觉似乎在向后跌落，直落进一个深渊里。于是他独自躺在荷兰女孩的床上，在阿姆斯特河上，在一艘船屋里，感受着痛楚——似乎有人正在将熔融的铅水灌进颅骨和眼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