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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已定。我还叮嘱自己：这主意决不能动摇。我倘若举棋不定，危机便会逼近。
不过，我并非憎恨丈夫。客观地审度自己的心情，应当说我对丈夫还有几分依恋之情。我这位夫君，如今已是专职讲师。将来必能升任A大副教授，进而坐上教授的交椅。这是确定无疑的，须知他博得了主任教授的青睐，做了独生女儿的乘龙佳婿，在研究室里深得信赖。何况心理学家饭野正雄这个名字，在新闻界也是红得发紫。特别是在“犯罪心理学”这个与社会现象直接关连的专科领域里，他比我父亲这主任教授还要吃香。更兼他还有一门了不起的业余技艺。（丈夫兼备这一才能，连我这做妻子的，还是最近方才得知）。丈夫有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在某杂志社担任编辑。在他劝说之下，丈夫写了一篇侦探小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也是爱读侦探小说的，这类作品读过不少，却也觉得丈夫的小说委实写得不错。那篇小说发表以后，马上有几家杂志社向他约稿。丈夫因忙于本业，一概回绝，但写作欲望仍然十分旺盛，还时常购读外国侦探小说的译本。所以，丈夫的姓名前冠上“兼写侦探小说的心理学家”这个头衔，是为时不远的事情了。
毫无疑问，在世俗的眼光里，我丈夫属于甲级男性。而我自然就是有福之妻了。我在学生时代的同班女友们纷纷传说，“歌子借他父亲的光，攀了一门好亲事。”这也是莫可奈何的，我并非花容美人，也说不上风度娉婷。我虽逞强好胜，却还有这点儿自知之明嫁了这样的丈夫，也许是我的非份之福。可是这位夫君还是从头写起吧。
九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在邮差送来的邮件中，夹着一张明信片。我们夫妻之间有个习惯，凡是写明由对方收领的邮件，即便是明信片，未获对方允许，这一方便不加阅读。但是这张明信片，在丈夫的姓名旁并写了“夫人”二字，四周印有黑框。一看便知是一份死亡通知。我想：究竟是谁死了？于是，在把它送进丈夫的书房之前，我先读了一遍：
长女由利，已于九月十一日午前零时四十分，因遇意外事故，不幸早夭。生前多蒙厚谊，此致至诚谢意。
又，已于同月十二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亲属聚于本宅，同辞故人。
“那由利小姐”大约一个月前，丈夫不在家时，诹访由利小姐曾经来访。此时我想起了她那副聪慧机敏的面容，于是又把明信片重读一遍。文词过于简洁，恐怕算得上最短的死亡通知了。而且那事务性的口气，简直是一篇官样文章。也许是那位心爱长女的慈父，因为通知中未说明的突然事故夺去了他的掌上明珠，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悲哀。
一九五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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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书房在二楼。我拿着明信片登上楼梯。我心有所动，想看看丈夫对这份死亡通知作何反应。我怀着一种近似不安的期待：丈夫和由利小姐之间的那个问题，真的是无风起浪么？
我并不敲门，便走进了书房。身穿灰色对襟毛线衫的丈夫，肩头剧烈一震，慌忙扭过头来。当时他正在烟灰缸里焚烧一张纸片。我看得并不真切，但越过他的肩头望去，觉得确有其事。不过我对此佯装不知。
“哎呀，诹访由利小姐去世了。”
“哦？”
丈夫的反应跟我的预想截然两样。他的举止一如平常。平时他读了关于外国学者死亡的报导，也比这时显得更加惊慌。
“说是死于意外事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哦？给我看看！”
丈夫终于表明了兴趣。不过此番举止，总令人觉得有些做作。
“原来如此。十一号那天我出差了，明天问问学生吧，说不定有人知道。”丈夫说罢，似乎便不再关心此事，把明信片交还给我。接着他伸出手指，打算戳碎烟灰缸里烧过的纸片。
“哎呀，这是干吗？手会弄脏呀！”我故意大声嚷嚷，拦住丈夫的手指。“我去倒掉吧。”
我从书桌上拿起烟灰缸，把它遮掩在衣袖后面。我并非对丈夫的那个动作疑心重重。男人的隐秘，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特别是我这位夫君，想来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倘若他跟别的女人私通，被我知道了，难免危及他将来的地位。不过，即便不是十分重大的秘密，我也想亲自探个究竟。
“不过呢，诹访同学这么早死去，说不定还算她的福份。”丈夫对烟灰缸毫不在意，却以追怀往事的口气提起了由利小姐，“她有那种疾病，过不了结婚生活。”
然而我对这件事已无特别的兴趣，倒是急着想去查看烟灰缸里的纸片。
“说不定是的吧。”我轻声附和一句，便离开了书房。
回到餐室，我立刻检查烟灰缸里的纸片。根据那两公分见方的余片，可以推知那纸片是从笔记本上裁下的，余片上可见一串铅笔写的阿拉伯数字：15，000。我用筷子夹起烬片，企图辨读全部文学，可惜纸片己在燃烧中缩卷，无法认读。我的意图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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诹访由利小姐前来拜访丈夫，是在八月十日那一天。她自称心理学科的学生，看她那模样，确实是一本正经的学生相。
她没打口红，服装也很素淡，上着白罩衫，下配黑色紧身裙，并不起眼。那一天，丈夫被人拉去为预备学校的暑期讲座授课，不在家里，但我不顾由利小姐再三请辞，执意把她请进了会客室。这是我们家初次有女生来访，我觉得非常难得。
然而我和这位女客谈得不很融洽。我很快就感到这位口舌伶俐的女生不易对付。也许她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了几句话便要起身。
我少不得说了句挽留的话。
“啊，不了。”
“如果没什么不便，能把来意告诉我吗？”
“这个嘛”由利小姐若有所思，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不知该不该告诉夫人，不过还是说出来吧。我来这儿，是为了老师不久前写的那篇小说”由利小姐接着说，我丈夫的小说是剽窃之作。真正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由利小姐自己。
“由于改了题名，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今天读了它，我大吃一惊。自然不是一字不变地抄袭，主入公的心理描写和对话的处理变动很大。可是故事情节是完全照搬的。整体结构也几乎完全相同。”
由利小姐说话时嘴唇动作优美分明，就和电视播音员的嘴唇一样，这使她显得伶例机敏。我被她那变换敏捷的嘴唇迷住了。她的左眼下方有一颗小小的黑痣，这给她那略嫌宽大的脸廓造成了清秀的印象。
“可我并不打算把这件事提交报社公之于众说了也没用。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反而会使我成为笑柄。”
由利小姐到此截断了话头，然后对我正眼直视，目光凛凛。
“哦，你的意思是？”
“我很担心被人误解，不过我还是要说。”接下去由利小姐的语调突然转快，“我想买一本书。可我没有钱，想找老师借钱，这就是我的来意。”
“啊！”我恍然大悟。这不是敲诈么？她却装得那么诚恳正直！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她的眼睛。由利小姐并不回避我的视线，正面和我对视。
我惶然失措了，我望着她那对美丽的眼晴，绞尽脑汁想找话说。
“嗯你再说仔细点儿好吗？”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这句话。
“我从小爱看侦探小说，所以也想自己试写一篇，就写在笔记本上了，后来我把它用稿纸誉清，抄了大约六十页，还剩下两三页的时候，誊清的原稿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本来我是打算投给一家杂志社参加有奖征文评选的，可是规定期限一过，我也就死了这条心，没想到今天读了老师发表的小说，考虑再三，只好认为是照我的作品改写的。起初我对自已说，老师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可是后来又想，我的原稿是在学校境内丢失的，也有可能是老师捡到了。这一点与我的想法正好符合。我总觉得那篇小说是把我的作品略加变动的结果。而且老师笔名的起首字母，不正是Y。S么？我用的稿纸上正好印着‘Y。S用笺’几个字，也许就是这一点起了诱惑的作用。现在我把写草稿的笔记本带来了”
由利小姐谈着这么严重的事情，嘴边却还浮着微笑，真叫我难以理解，这倒给了我一份勇气。我有意打断她的话，断然反问：
“你也知道，你说的这件事至关重大，可你是不是很有把握呢？”
我对自已的说词颇感得意。我的意识变得敏锐起来。
我想：“这女生不知天高地厚，信口雌黄，好歹想弄几个钱。在这种时侯，来不得半点软弱！”
“那好吧。本来我就打算直接跟老师谈的。只是因为夫人问我，我才说出来了。我想还是直接告诉老师为好。这就告辞了。我想借的钱，也等到下次再说吧。”由利小姐说罢，便起身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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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像，丈夫回家以后，我立刻把由利小姐来访的事告诉了他。
“诹访由利？啊，是她呀？她说了什么怪话吧？”
当时我突然想对丈夫试探一番。我决定暂不说出由利小姐的来意，且看丈夫说些什么。
“是呀。有点儿怪。”
“果然如此难怪别人这么说。”
“别人说什么？说她敲诈？”
“唉，你就爱胡猜乱想！人家是说她有一种狂想病！”
接着，丈夫把研究室里议论过的许多有关由利小姐的事情告诉了我。
“可她干吗不退学呢？”
“这个嘛，确实很怪，她的病态，好象只是月经期的现象。平时完全正常。岂止正常，还是个脑子非常灵敏的学生呢！”
我想，这种事情也许真是有的。就我来说，经期腰部总是隐隐作痛，女友当中，也有几个人在此期间苦于神经异常兴奋。
“做女人就是难呢！”末了我发出一声叹息。我想结束谈话，便从丈夫身边走开了。我认为，由利小姐所说的话，不必告诉丈夫了。那无非是由利小姐的妄想。当成一回事儿告诉丈夫，难免使他不快。至于由利小姐，两三天后，经期一过，也就恢复正常了，她会为自已的胡言乱语感到羞耻的。
然而，由利小姐的那一番话，仍然在我心里盘踞着一席之地。有几次，我甚至想到，送来的邮件当中，会不会夹着由利小姐的一封信呢？丈夫回家以后，表情中若带阴郁之色或有疲惫的暗影，我就会疑心是“那件事”引起的。但是我不想对丈夫问及此事。我这位夫君自尊心倍强于人，听了那些话，其怒气之盛恐怕是我的想像所不能及的。
只是自那以来，每逢心有所触，念及由利小姐的事情，我几乎总是条件反射似的，心中生出“女人可悲”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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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诹访由利小姐死亡通知的第二天，丈夫从学校回家，进屋便说：“那件事清楚了！”
进屋之后马上找我攀谈，不合丈夫的习惯。我不明白他那句话的意思，莫名其妙地望着他那改装更衣的双手。
“唉，就是诹访同学的事情嘛！所谓意外事故，原来是从火车上摔了下来。”
“什么？从火车上？”
“说是在回家乡去的路上，在常磐线赤塚和内原之间的那一带，从车厢门外的踏板上掉下去的。也是她运气不好，正赶上会车的时侯，结果被压成了肉泥！”
“哎呀，可怕！”我从未见过人们惨遭不测的尸体。由利小姐死后的光景，自然无从想像。不过，单听了丈夫说她：“压成了肉泥”，我就觉得翻肠倒胃，十分恶心。
“可是，有人看见她了？”
“大概没有吧。是在半夜里嘛！不过，根据尸体旁边的学生证，知道了她的身份，火车上也留着她的手提皮包。大致上可以推想出事情的经过。”丈夫换好了衣服，和平时一样，走到走廊上，在帆布睡椅上坐下，点燃一支“和平鸽”牌香烟。接着，他深吸一口，撮口吐了出来。
“是个好姑娘啊！脑子灵活”
“可你不是说她有狂想病吗？”
“唉，那也只是月经期嘛！平时比一般学生都要聪明。关于这一点，今天学生们还对我提出了问题呢！”
“啊，你等等！”我从房间角落里搬来一个坐垫，放在帆布睡椅旁边，和丈夫并排坐下。然后，我从腰带里抽出一支“珍珠”牌香烟，把它点燃。
“好，你说吧！”也许我的表情过于神妙，丈夫腼腆地笑了。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他们叫我推理，由利为什么会这样死于非命。”丈夫的鼻翼微微鼓动了几下。这是他得意时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他的可爱之处。看来他很乐意学生们把他当作一位推理作家。
“那你是怎么说的？”
“这算不上什么推理，不过是整理几个想法。首先可以设想三种情况：第一。他杀；第二。自杀；最后就是事故死亡。”
“其中是否他杀这一点，在对她的交际关系、生活环境等等进行调查之前，我们没有发言权，所以首先不予考虑。其次可以说，她不是有意自杀。她没有留下遗书，而且手提皮包里装着几本学术着作，打算自杀的人是不会带上这种东西的。
“再说事故死亡。关于这一点，可以设想许多情况。也许是上厕所时顺便到车门外的踏扳上张望一下，正碰上列车摇晃，震落下去了。也可能是在门外的踏板上观望星星，不小心跌了下去。她本来就有怪病嘛。”
“可她是不是刚好有了那件事？”
“这就不知道啦！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嘛。”丈夫一支烟抽完了。便起身离开了帆布睡椅。
我在心中暗算从由利小姐上次来访之日到她遇难死亡之日之间的天数。果然是一个月左右。如果那一次由利小姐确有那回事情，那么这一次果然也是我认为，丈夫的推理当中，最后一点很可能正是事实。又和平时一样，“女人不幸”这句话从我脑子里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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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丈夫不在家时，一位刑警来访了。和电影电视中所见的刑警相比，这位先生仪容肃整，面孔轮廓分明，给人以理性和智慧的印象，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书“茨城县员警本部搜查一课巡查部长本间辰郎”。
我觉得这比亮一亮员警证件的做法更有绅士风度。
“回头我还要上大学去一趟，去之前我想向夫人请教一件事情”
本间部长为何而来，我根本无从推测，但我还是请他进了会客室再谈。他脱鞋时，我发觉他穿的袜子清洁无垢。虽然是出差而来，他却注意了服饰整洁。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进门就谈公事，很抱歉。”说了这句开场白，他便开始询问，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记事本，
“你丈夫被人敲诈一事，你听说过吗？”
听到“敲诈”二字的瞬间，我自然想起了由利小姐那件事，而且由利小姐不幸死亡的现场，正是在茨城县境内，木间刑警显然是为那件事来访。然而我根本不愿触及由利小姐的事情。
我想，“她并没有敲诈嘛。”
“哎呀，我什么也没听说”
本间刑警眼睛上翻看着我，始现职业性的表情。我下意识地避开他的视线，说声“对不起”，点燃一支“珍珠”牌香烟。
“可你认识诹访由利这个人吧？”
“啊，是说我丈夫的学生吗？她真可怜哪！”我嘴里这么回答，心里却想：“呵，来了！”
“她生前有过敲诈的行径。你没听说过？”
“哎呀，我总共见过她一次，可她不像是做那种人嘛。”
“是么？可你丈夫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
“没有，根本没有。”
“比方说，为筹措钱款而苦恼，也没有吗？”
“根本没有。”我的回答十分干脆，难道刑警就是用这种办法探案么？也许是他把我看扁了。除了蠢不待拔的女人，没有一个做妻子的会说自己的丈夫行为可疑。
他做出沉思的表情。
我说：“可是诹访小姐已经死了，还问这些干什么呢？”
“不，其实有可能是他杀，所以要作全面调查。”
我倒吸一口冷气，这是完全不曾想到的。我一直以为，关于由利小姐的死，用丈夫所说的狂想症解释最为合理。
“嗯这就是说，有可疑的事情？”我把香烟在烟灰缸里揿灭了。
“她的遗物中有一本零花钱出纳帐，她经常得到一笔笔整数的款子。据调查，她没做业余工作，也没有生活补贴。此外收入栏里还有一些记号，例如M。I和Y。S，好象是姓名的起首字母。所以我们怀疑那些收入是她敲诈所得，于是首先寻访那些姓名起首字母所代表的每个人。”
刑警说罢，合上那也许毫无收获的记事本，第一次端茶啜饮。他的手指细长，我觉得很适合弹奏钢琴。这双手生在警官身上，实在可惜。
“可这种收入未必是敲诈所得吧？特别是她长得那么俊俏。”我这是三句话不离女人常套。不过，认为卖淫比敲诈更有可能，是很自然的。
“这一点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但是验尸结果否决了关于她卖淫的设想。”
我默默地把头点了几下，表示同意。不过我不能赞同敲诈之说。也许连她的出纳帐，也是出自那狂想症而建立起来的吧？
“也许你们知道，由利小姐常常怀有某种妄想。那个笔记本也是”说到这里，我忽然警觉了。
本间刑警顿时两眼一亮。我觉得必须小心提防。
“请等等，那狂想症是怎么回事？”
“你还不知道么？不过，我也是间接地从丈夫那儿听说的。”
接着，我把丈夫给我说过的有关由利小姐疾病的情况说了一遍。刑警又掏出了记事本，作了详细的笔录，听完我的？述之后，他说：“非常感谢。这件事要尽快调查。”
他说罢，便起身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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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刑警以后，我觉得疲惫无力，连自己也感到意外。我连收拾茶杯点心之类的气力也没有了，身子沉沉地倒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点燃“珍珠”牌香烟，刚吸一口，我又把烟掐灭了。
糟了！我脑子里好象生出了一层薄膜。那位刑警先生走后，留下了苦涩的余味。
我非常兴奋，拼命抑制自己，努力理清思绪：
“由利小姐是被人杀死的吗？是谁杀死了她呢？”可是，我摇摇脑袋。这件事是不必考虑的，让员警去调查好了。使我郁闷的原因并非在此。“可是，由利小姐究竟有没有敲诈行为呢？刑警的口气是确信不移的。他还说敲诈的物件就是我丈夫。如果丈夫确实被她敲诈了，那么关于剽窃作品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呢？”我想起自己根本不曾向丈夫询问关于剽窃的问题。只因为丈夫提到了由利小姐的狂想症，我就以为由利小姐的那番话一定是狂想症的产物“难道那不是妄想，而是事实吗？”
想到这里，我心头一惊。我想起了本间刑警的一句话：“请等等，那狂想症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丝毫未起疑心，如实地作了说明。然而现在想来未免奇怪。员警对由利小姐的情况作过详细调查，连她没有做过业余工作和她父母没有给她提供生活补助费这些小事都了若指掌，怎么会不知道她患有狂想症呢？难道那是为了套出我的话而用的手段？“要不然，也许由利小姐的狂想症实无其事？”果真如此的话，丈夫对我说她有狂想症，便是为了欺骗我。而且，倘使由利小姐并无这种怪病，那么她说我丈夫剽窃了她的作品，岂不是确有其事么？
我又点燃香烟。接着，我打算反复思考，慢慢推进。
“可这件事怎么可能呢？剽窃人家的作品，自然是会暴露的呀。”丈夫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攫取本业以外的名利。是没有必要的。他何必这么做呢？他的生活，经济上有充分的保证，将来的地位大致上也有指望。难道只是出于对名誉的欲望，企求一个小说家的虚名？
丈夫确实很爱虚荣。那篇小说发表以后，凡是对它的批评，不管文章如何短小，只要被他看见了，他一概辑录在剪贴簿上，连那一期杂志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他也剪了下来。这难道不是变态的虚荣心么？为了夸耀他在专业范围以外还有如此高明的才能，他受到了诱惑，甘冒剽窃行为暴露于众的风险，也未可知。
“那么，对于由利的出现，丈夫会取何种态度呢？”
在我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之间，对于盗窃他人成果的行为，是视之如罪恶的。倘使暴露出来，丈夫便会失去作为学者的生命。
“所以，丈夫就接受了由利的敲诈。”
对我来说，这是很不愉快的事情。我绝对不愿接受这一结论。
“剽窃作品太过分了”我不愿相信。那终究是由利小姐的妄想吧？或是为了别的目的。她撒了弥天大谎。“一定是这样！”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管它呢！丈夫回家以后，事情就会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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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丈夫回家以后，还是没法解开我的疑团。我把刑警的名片给他看了，并说：
“今天这位先生来过。”
丈夫说：“哦，就是那个刑警！他也上研究室来啦！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去了。”他对此显得漠不关心，说完就要进书房去。他见我默然不语，闷闷不乐地仰脸看着他，又说：“我吃过饭了。有篇稿子要赶出来。说不定还得熬个通宵。”这是向我宣告：他的时间很紧。若无特别重要的事情，不要进书房找他。
我自幼生长在学者之家，结婚以后，也很自然地接受了丈夫的这种态度。每逢其时，我就早早入睡。陪伴丈夫工作到深夜，那是愚蠢透顶的做法。睡眠不足最不利于保养容貌。
我为丈夫做好了宵夜的三明治，把咖啡灌入保温瓶。送到书房里。我推开门，招呼一声：
“宵夜拿来啦！”
“啊，谢谢。”丈夫应了一声，头也没回。
“放在这儿了。我这就睡觉去。”我一边说，一边蹑足走到丈夫身后，伸出脖子向书桌上面窥探。桌上摊着稿纸，可纸上未写一字。钢笔也搁在桌上，还没取下笔套。
“这算什么急稿！”我有点儿生气，悄悄退了出来。
就寝之后，我打算细细思考一番。可是不知不觉就入睡了。一觉醒来，枕边的时钟指着一点半。丈夫的床位还空着。“他究竟在干什么呢？”我望着小灯泡照明下的昏暗的天花板，心里非常纳闷。
我睡觉前，丈夫确实没有写稿，也没有翻阅资料。对于学者来说，静坐思考说不定也是一种工作。可是，丈夫当时所想的问题，似乎与工作无关。我总有这种感觉。
“还有早两天在烟灰缸里烧毁的纸片！丈夫近来确实反常。”
我的眼光渐渐敏锐了。那位刑警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接着，我心生一个疑念，丈夫走进书房是不是为了逃避我？也许他不愿和我谈说刑警来访的事情。
我关灭了台灯上的小灯泡。在黑暗里，思路似乎更加清晰，“首先”，我想道，“要把至今为止的所有怀疑全部假定为事实。”在黑暗中进行这种类型的思考，也许是最合适的。我如此坦率地作了一个假定，连自己也觉得可惊。
我假定：丈夫在学校某处拾到了由利小姐的原稿（他们同在一个研究室。活动范围相差不远，所以很有这种可能。）。
丈夫起始打算交还。可是当时正值杂志的编辑劝他写作侦探小说，他正苦于构思不得，便起了歪念，想利用这篇原稿。他以为，只要更改细部描述，剽窃一事便无人知哓。也许他还想过事后要向作者承认，然而对手是个厉害的女人。据刑警说，由利小姐也曾敲诈过别人。好比送肉上砧板。丈夫听说他不在家时由利小姐登门来访，他不想让我知道隐情，灵机一动，便编出了“狂想症”之说。后来，丈夫无疑屈服于由利小姐的敲诈，把“零用钱”“借”给她了。
我想起了丈夫在烟灰缸里烧毁的那张纸片。那个数字也许和他支付给由利小姐的款额有关吧？也许这是过于多虑了，但这种想法确实有它的道理。
“丈夫到底给了她多少钱呢？”我出嫁时，父亲曾对我说：“学者的生命就是书本，可不能让他缺少买书的钱。”我们的生活费，一直由我娘家补贴，丈夫的薪金几乎全部由他自己留下购置书籍。恐怕他就是把那笔书籍资料费交给了由利小姐，以应付她的敲诈吧。
“唉，这也罢了。”我想道。那位由利小姐已经死亡。敲诈问题也因此而一笔勾销了。可是，丈夫为什么还在苦苦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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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头猛然一震。人们在和汽车撞击的瞬间，也许就是这种感觉。
本间刑警说过，由利小姐之死，警方疑为他杀。他还露出口风：凡是由利敲诈的对象，都有杀人的嫌疑。看来丈夫也在嫌疑者之列。
我极为兴奋，仿佛能听见自己心脏的剧跳。可是我必须镇定下来。我按捺住满腹焦躁，打算象刚才一样，首先作出假定。
九月十一日，即由利小姐遇难之日，丈夫在做什么呢？我努力搜寻那隐隐约约的记忆。啊！我想起了丈夫说过的话，“我出差去啦！”丈夫于前一天即九月十日夜里从上野上车，前往仙台的一所大学出差，由利小姐乘坐的列车不知是哪一趟，但丈夫有可能和她同车而行。
也许他在列车上偶然遇见了由利小姐（或者是丈夫知道他的车次，自已也选乘了那一趟），当其他乘客都已入睡之后，他把由利小姐叫到车门外的踏板上。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好一阵纷乱如麻。由利小姐的面孔，本间刑警的名片，还有别的什么，犬牙交错，在我意识的萤幕上忽隐忽现。
我开亮了枕边的台灯。我再也忍受不了在黑暗里游思的恐惧。我爬起身，走到起居室，点燃香烟。我悠悠地吞云吐雾，心情渐归于安宁。我认为，掌握事实才是先决条件。
接着，我心里冒出了一个计画。丈夫的书桌里有个上锁的抽屉。丈夫平时总是把那抽屉锁的钥匙放在皮包里随身携带，他回家换装以后，进书房时也把那皮包随身带去。
“明天早晨设法偷到那把钥匙就行了。”我很快又想出了偷钥匙的办法。学者心境单纯，要对付他还不是易如反掌！
我终于沉住气了。正想去睡觉，丈夫下楼来了。
“还没睡？嘿嘿。工作进展意外顺利。”丈夫说着，一把抓起吃剩的三明治，塞进我的嘴里。我装出笑脸，接受了他这从未有过的“好意”。
我想，“在事情查明之前，不能让他起半点疑心。”
翌晨，我比平时早起一小时，到附近的菜店买回了松蕈。
为了把松蕈放在水里浸泡足够的时间，我必须提前把它买回。
丈夫爱吃松蕈闷饭、竹笋闷饭这类清香可口的饭食。他平时在外面吃午饭，不从家里带盒饭去，唯有在我做了这种香饭的时候，才把它盛在饭盒里带去。
不过，这一次我做松蕈闷饭，并非为讨丈夫的欢心，而是略施小计偷取钥匙。
丈夫从书房里夹着皮包走下楼来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我把他叫住了：
“把皮包给我一下。”丈夫惊诧地望着我。
“瞧你！给你装饭盒呀。”我说得挺自然。
“啊，是么？”丈夫喜形于色，把皮包递了过来。学者毕竟单纯。
我侧转身子，挡住丈夫的视线，把饭盒塞进皮包，顺手带出了钥匙串。丈夫在看报，大概没有注意我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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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丈夫以后，我立刻走进书房。清扫收捡之类，我打算暂且放一放。钥匙串上套着两片钥匙，我把其中一片插入抽屉锁孔。抽屉没有上锁。
“看来他也有忘记上锁的时候。其实不必做松蕈闷饭。”
搁在抽屉里面的东西，竟是寥寥无几。笔记本，一本书，还有列车时刻表。仅此三样。
我先检查笔记本。本子上写的是外文，很象法语。若是英语，我还能读，可是这种文字没法看懂。我合上笔记本。书，这本书很厚，足有三公分，封面外包裹着茶色牛皮纸。开卷之始，印着一个人上吊的照片。我想：真是怪书！“揭开封面罩纸，只见封面上印着‘禁止外传”四字。书名是“关于伪装犯罪的研究资料第二卷伪装犯罪的解剖及其事例》；编写者是’员警厅科学侦察研究所。”显然，这本书是警方内部研究资料。
也许是丈夫打着犯罪心理学家的名号从警视厅借出来的吧。不过，他把这本书郑重其事地收在上锁的抽屉里，理由恐怕不仅在此。我更加仔细地查看，发现书页间夹着一片书签。
那是六百二十六页，上面有一行黑体字小标题：“第三，伪装过失死亡的他杀案件”。标题下面的文章，列举了伪装过失坠落死亡的殴杀案、伪装坠落撞碰死亡的殴杀亲生母亲案、伪装过失坠落溺死的杀妻案等伪装犯罪的既有实例。文中多处画了旁线，空白处还有法文笔记，是丈夫的手笔。
第三样东西，是国营铁路公司本部运转局列车课印制的列车时刻表，载有每趟车的车长姓名，以斜线标示列车的运行。
它是常磐线列车时刻表，1957年10月1日订正。1958年6日1日增补。丈夫爱好旅行，他有一位学生时代的友人在国铁本部供职，所以弄来了这份列车时刻表。我也耳濡目染，学会了查阅时刻表的方法。
这份时刻表左侧纵列站名，最下面是上野，顶上是仙台，站与站之间的间隔，与实际距离成比例。表的下侧标记了自零时至二十四时的时间区划，并作了与之对应的平行线。列车的运行以斜线表示。举例说吧，若要查阅某趟列车到达水户的时间，先找到这趟车的运行斜线与水户站横线的交点。再将这交点与表示时刻的纵线相比照，便可明白。只要查过一次，便觉得十分方便，比交通公司的时刻表简易多了。
我觉得，调查便是从这份时刻表开始。我在椅子上坐下，把时刻表展开。
时刻表上有许多红线。表示列车运行的斜线是用红油墨印刷的。从斜线可以看出：上野至土浦区间可乘211次普客。土浦至水户区间可乘209次快车，水户至仙台区间也可乘上面的211次。
从上野到仙台，若按表上的红线行走，便是在上野乘上二十二时十五分发车的普客，于二十三时四十九分到达土浦。在土浦换乘大约十五分钟后进站的“迎宾”号快车，于零时五十三分到达水户。在水户站月台上稍事等侯，先前那一趟普客，一度在土浦与水户之间另一条线路上改为快车，这时会绕行过来，于是又换乘这趟车前往仙台。
我想起来了：丈夫往仙台出差时乘坐的列车，是二十二时十五分发自上野的211次。丈夫还说，他想在旅途上作些调查研究，所以想把乘坐火车的时间尽量延长，所以当天他避免乘坐快车。然而从表上看来，丈夫在土浦特意换乘了快车。（我认为，设想红线标明了丈夫抵达仙台的途径，是十分自然的。）
丈夫在土浦至水户区间乘上快车的理由，恐怕是由利小姐也在这趟快车上面吧。这样一想，我便进一步查看表上的斜线，在由利小姐遇难的内原至赤塚区间，发自水户上行友部的366次货车与由利小姐乘坐的快车两条斜线相交，就是说两趟车在此交会交会时间为零时四十分左右。在夜行快车上，这个时间里乘客几乎都已入睡。丈夫很可能是用某种手段把由利小姐诱到了车门外面的踏板上，看准时机把她推下了火车。由利小姐跌落后，立刻被交会而过的上行货车压成了肉泥。其后，丈夫在水户再次改乘出发时乘坐的211次列车。这无疑是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假像。利用列车制造不在现场的假像，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不过，由于乘坐快车的时间不足一个小时，所以一旦犯罪成为事实，要提出证据戳穿假像，是十分困难的。
我想吸烟了，可是手边没有烟。恰好烟灰缸里有一支丈夫吸剩的香烟，留下了颇长一截，于是我把它点燃了，我格外冷静，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既然发现了列车时刻表的秘密，便可认为丈夫的罪行确定无疑了，可我为什么却很沉着呢？我体味到一种喜悦。在阅读追索凶手的侦探小说时，半途中悟出了凶手的身份和计谋的读者常常感到这样的乐趣。我竟然毫无现实感。
我想再次查看那本笔记。我发现，九月九日所记的是最后一篇。日期是用阿拉伯数字写的“9.9”，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说，丈夫在出发旅行的前一天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我对这篇看不懂的日记注视良久，发觉诹访由利小姐的姓名起头字母Y。S多次出现。如果我能看懂，事情就昭然若揭了！突然；我发现最后十行虽然同是外文，但其拼法却是我所熟悉的。这是一句英文：
“Farewell。My eful！”
这时，楼下响起了电话铃。我把香烟搁在烟灰缸上，急忙下楼。电话是丈夫打来的。
“喂喂，没什么大事，只是问问你在书房里看见我的钥匙没有。”
我立刻惶乱起来。
“看见了，在呀！你忘了带吗？要不要给你送去？”
“不不，只要在就行。我还以为是掉了呢。”丈夫说完正事，便挂断了电话。我又上楼进了书房。
刚走到书桌边，我倒抽一口冷气。那份列车时列表烧焦了，穿了一个窟窿。刚才我起身去接电话，离坐时把时刻表触动了位置，使它覆盖在烟灰缸上，烟头的残火把它烧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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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失眠症的征候，就是在那一夜出现的。在这以前，我一直睡得十分安稳。丈夫甚至嘲笑我：“这么能睡，难怪长得肥胖。”夜夜睡梦酣畅的我，从那一夜起便为失眠所苦了。
我觉得眼皮发粘，便钻进被子。可是刚刚躺下，两眼突然变得格外清明。只是头脑并不十分冷静，思维杂乱无绪。有时侯老是想着同一件事，而又得不出任何结果。当时钟打点，才忽然清醒过来。在这种状态下，没有能在淩晨三点以前入睡。
是什么把我的意识纠缠不放，使我不得入眠呢？首先就是“丈夫可能犯了杀人罪”这个念头。我在刑警来访的那天夜里所起的疑念，到现在已成了毫不含糊的确信。丈夫把那份列车时刻表和员警厅发行的内部资料等等锁在抽屉里，这意味着它们是丈夫的秘密。丈夫之所以直到现在还不把它们销毁，也许是因为他胸有成竹，认为警方若没有相当可靠的旁证，便不会下令搜查一位社会地位很高的犯罪心理学家的住宅。
还有那本日记中在最后一篇末尾所写的美文：“Farewell，My eful”，
最有力地揭露了丈夫的罪行。
“Farewell，My eful！”我在丈夫的日记本里看到这句话时，起初还未尽解其意。此外，在用法语写作的日记中，为什么仅此一句用英文写就，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当我几度念诵这句英文之后，突然觉得这句话似曾在哪里听过。我以各种方式将它译为日语。在误试几遍之后，我想起了“别了”这个词，脑子忽然开窍了。
《别了，可爱的人！》是雷蒙。昌德勒代表作的题名，我把它流利地念了出来。我很快查到，其原名是《Farewell，My Lovely》。我明白了：丈夫是为了模仿它并要与之对仗，才特意用英语书写下来。丈夫那句话的意思，漂亮的译法也许是“别了，可恶的人”吧。
在丈夫看来，诹访由利小姐是个死皮赖脸的敲诈者。给他的未来蒙上了阴影，自然非常可恶。他这句话，也许就是与由利小姐永别的意思吧。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犯罪的一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在日记本里看到这句话以后，我便确信丈夫必是罪犯无疑了。
使我不能入眠的第二个念头，便是那份列车时刻表被烟头烧穿一事。
那一天，当我准备把我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三样东西放回原处时，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打开抽屉时，我首先就记住了三样东西所放的位置，其顺序是：列车时刻表放在最上层，下面依次是犯罪研究资料和笔记本。所以，打开抽屉后，最先看到的便是时刻表。这样一来，收拾东西时自然应按原来的次序放置，否则丈夫一眼就能看出我趁他不在家时搜查过这些东西。
而若把时刻表放在最上层，丈夫很容易看出它烧了窟窿。这会引起他的疑心。
我不知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左思右想，找不出一条妙计。末了，我决定听天由命。便按照原来的顺序，把时刻表放在最上层，关上抽屉了事。接着我思考片刻，觉得还是不上锁为好，便离开了书桌。
所以，丈夫后来拉开抽屉时，想必已经发现了我对他的东西作了验查。那一天，丈夫回家进了书房以后，我紧张不安，提心吊胆，心想：“就会按铃叫我了。快了！快了！”
可是丈夫的态度一如既往。唉，我的预想落空了。没有反常的表现。我原来担心他会对我厉声喝斥，没想到他毫无责怪之言。代之而起的是，他和我之间仿佛张开了一张隔膜。其第一个征兆，体现于对话中的遣词造句。我们一反平常，摒弃了世间一般夫妻之间那种自然的对话，我居然恢复新婚之初相敬如宾的客套。
“对，你说得很对。”
“请给我拿来好吗？”
我们说话，就是如此处处恭谨。新婚燕尔时，也许是未曾摆脱教授千金的意识的缘故，说话就是这般文雅。
然而这一次分明是有意疏远，想起来觉得可怕。
何况吃饭的时侯，丈夫有时似乎对我凝目而视，好象在窥探我的内心。
当我感到了丈夫的视线，刚把目光时他移去。他便装得若无其事，把筷子伸向菜碟
夜里躺在床上，这些事情一一从我意识中流过，隐而复现。
我度过了四个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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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迎来了第五个早晨。
丈夫临出门时对我说：“啊，差点儿忘了。今晚要上土羽日机场送一位高中时代的朋友去法国，要到半夜后才能回家，你先休息吧。”
我想：“叫我先睡，我也睡不着！”
也许这想法流露于表情了，丈夫又补充道：
“你近来好象睡不着吧？”
丈夫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掌可以握住的小纸包，把它递给我。“我忘了。我对神经科的一位朋友说了你的症状，他就给了我这包药。好象是安神剂吧，听说很有效。睡前吃下去就行了。”
丈夫说罢，上班去了。
此后几个小时内，我把那纸包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午饭后，忽然想到丈夫的事情，记起他临走时给了我一包药。
于是，我从裙子前面的口袋里把它掏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白色的粉剂。我对它注视良久，心想：“真有效么？”
我的失眠也许确是一种神经衰弱。不过，其原因却并非寻常的操心忧虑，单靠这点药是别想治癒的。我想尝尝味道，便用濡湿的无名指戳了戳药粉，指头上沾了一层白粉。
我把它送进嘴里，用舌头舔一舔，味道很淡，似乎有点儿甘甜。“再试点儿吧。”我又把指头向药粉戳去。突然，我大惊失色。我立刻跑进厨房，含水漱口，洗却舌尖的甜味。
“危险！真危险！”
也许这是毒药。不，肯定是毒药！
“我险些儿被害死了。看来，由于那列车时刻表上的烧痕，丈夫知道我看穿了他的隐私，便慎重谋划，延至今天早晨方才实行。”我认为这无可置疑。
此后片刻之间，我非常兴奋。但我反复漱口，直到口里毫无异味，才放下心来。我回到餐室里，点燃香烟。吸了第一口，觉得美不胜收。
我想：丈夫的计画现在暴露无遗了。
丈夫根据我夜晚失眠，根据我那也许是故意显露的举止表情，完全透视了我的心理活动。我未必不会找我父亲商谈，同时有可能在刑警的诱导讯问下吐露真情，这使丈夫非常害怕，他决定杀我灭口。
今晚丈夫要到夜半过后才会回家。如果我听信了他的嘱咐，睡前服药，到那时我已经死于卧床了。在警方推算出来的死亡时间里，丈夫确实不在现场，很容易摆脱干系。
他会作证说：“妻子最近有神经病的症状，我很担心，也曾找朋友商量”根据这些话，警方很可能推断我是自杀身亡。
我又想道：“好险哪！”那个纸包仍然摊开在那里，也许是心理作用的缘故吧，我觉得它光泽黯淡。关于带有这种光泽的毒药，我似曾在小说之类的读物中见识过。
我拿起纸包，小心翼翼不让药粉洒落，把它送到厨房里，把自来水龙头拧开到最大限度，把药粉冲走。如果把这药收藏在某个地方，日后出于某种疏忽，万一误服下去，便是悔之莫及了。
冲走药粉之后，我又用沾了洗涤剂的刷帚仔细清洗水槽，然后把刷帚和包药纸一起扔进了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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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丈夫留下一张简单的便条，随后离家出门。无论如何，我要回一趟娘家，与丈夫分居几日。
自赤羽到大森，我选乘计程车。我想比较冷静地作一番思考，不愿混杂在人群之中。幸好汽车上客席的软垫性能优良，车子的震动对头部毫无影响。我悠然思索今后的对策。
我想出了好几个办法。
第一，以谋杀由利小姐和对我谋杀未遂的罪名控告丈夫。
第二，一如既往，对一切佯装不知，继续婚姻生活。当然，应随时小心提防，以免被害。
第三，将我的推理告诉丈夫，然后继续婚姻生活，为防被害，对丈夫预先提出以下警告：我已作好安排，一旦我惨遭不测，便会有人寄信给员警揭发一切罪行。
第四，离婚。
我又思考这四条对策的可能性及其利弊得失。
第一条也许是最为安全的办法。但其手段最不可取。对于告发丈夫的妻子，人们决不会怀有好感，在英国和美国的某个州里，妻子不能作出不利于丈大的证言，是确有其事的。即使在日本，窝藏犯法的直系亲属，法律并不问罪，而有给直系亲属栽罪之虞的证言，法庭也有权否决。
这体现了社会对于夫妻关系理想状态所持看法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我无视这种情况，人们便会对我暗中指责。
何况我的告发也许根本难不倒丈夫。诹访小姐的案子纯系推测，而对我谋杀未遂如今已无任何证据。（我做了一桩蠢事，竟把那纸包扔弃了。）我难免成为笑料。
第二个办法危机四伏。不论找多么小心提防，守方较之攻方，总是大为不利。特别是丈夫聪明过人，他可以试用种种办法，对我心理上的盲点发动攻击。
第三个办法，坦率地说，起初最令我动心。也许这是我对丈夫还有些依依不舍的缘敌，但是冷静一想，又怀疑他是不是值得我与之白头偕老的男人。他确实聪慧善思，而且将来可望声名大振。可是他竟想剥夺我的生命，哪怕只此一次，与这样的人共处一室，毕竟不合人之常情。
如此看来，可行的方案，岂非只有这第四项了么？离婚以后，丈夫便成了陌路人，而那件事也就会从记忆中消失。既然两人分居，丈夫也就无法加害于我了吧。我和他分道扬镳，却又不让他知道这是他的罪行使然，他是不会轻易杀害我的。
末了，我决定离婚。接着，我盯嘱自己：这是绝对不可更改的决定。如果犹疑不决，危机便会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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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让父母同意这个决定，却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如果我照实直说，父母恐难相信。看来，只好一口咬定“想离婚”，苦争不让。父母若问及理由，死活只说一句话：“什么也别问，求求你们！”这样还不行。就说不能离婚，宁求一死。
于是，我努力给父母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听了我的话，双双愕然。好几回面面相觑。
然而父亲是一位心理学家，我因此而摆脱了困境。父亲似乎察觉到，既然我把话说绝了其，中必然大有缘故。他不象母亲那样热心地劝我回心转意。
“可你是否跟饭野君达成了谅解呢？”父亲在反复追问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可他不会反对。”
“哦？这是夫妻之间的问题，够微妙的可我没脸见饭野君了！叫我怎么说呢？‘以前是我希望女儿跟你结婚。可是婚后一年半载，女儿不愿跟你过了。请你跟她分手吧！’这么说恐怕不行吧？”
这话倒也实在。在第三者看来，也许觉得不合情理。在研究室里，恐怕也会议论木村教授的女儿过于任性。不过，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他那方面，爸爸给想想办法嘛！给他升教授，或者派他出国留学。”我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娇声地央求父亲。
“别说傻话！怎么能这样公私不分！何况饭野君本来就具备留学的资格，当教授也是势所必然。”
“那就由我给他赡养费！”
“赡养费是说不出口。不过，赤羽的那所房子就让饭野君住下去吧！明年四月他就升任副教授了。给他更多的经济援助，反而失礼。”
父亲此言既出，无异于大事已定。我上楼走进我出嫁前所住的六席房间，连日来第一次酣然睡去。
第二天，我托父亲传话，把丈夫请到了家里。我和他在会客室相见。父亲要求在场，但我断然拒绝。我想，我们之间也许会说出我不愿父亲听说的事情。
我见了丈夫，便把上午从区公所领来的离婚申请表递了过去，并说：
“请在上面签名吧。”
丈夫朝离婚申请表投去一瞥，并未显出吃惊的表情。
“你叫我做的事情，我都会照办。”丈夫的口气特别爽快，“你已经作了充分考虑吧。”
“对。”我微微垂首。
“不过，离婚对于夫妻来说，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着。这影响非同小可呀！你能不能说说理由呢？也许有什么误会吧。”
我没料到，事到如今，丈夫还会说出这番话。
“哦？这话该由我来问吧？”我有意说得郑重其事。
这一下丈夫沉默了。他那对尾角又尖又长的眼睛凝视着我，久久没有眨眼。我竭力抗拒他的视线。不错，丈夫明白我那反问的意义。他想进一步探索我对事情了解到了何种深度。
过了一会，丈夫那一直紧闭的嘴唇牵动了几下。接着，他把手伸进内衣袋。我一时害怕起来：“他会拿出什么凶器吧？”
然而，他的右手只是握着一支钢笔。他说：
“并非出自本心，但我还是同意吧。不过，签字以前我想声明一句：一旦离婚，两人就不再往来，彼此不再关心对方。这是我的愿望。”
“行，我同意！”
我认为丈夫这才说出了真意，但我仍然应允。我要离婚。
正是为了安心度日，既然愿意离婚，哪还有心思挂念那种事情！我又说：
“请放心吧。就从今天开始，我会把你整个儿忘却。”
“彻底忘却？”丈夫叮问一句。
“对，彻底忘却！”我望着丈夫的眼睛，回答得斩钉截铁。
丈夫嘴边浮着微笑。但他的眼睛里却无笑意。
两人签名完毕时，父亲进来了。
“饭野君，我女儿任性，实在对不起！不过，尽管你们离婚了。对我却不必拘束，今后还望你”父亲的话没有说完，他垂下了秃头。
我想：“上了这把年纪，却向弟子低头谢罪，父亲真可怜！”
丈夫也说：“不，是我不好！”他嘴边那讥诮的微笑，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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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约摸半个月时间，我过得悠闲自在。早晨慵卧不起，想出门时尽可外出，真是为所欲为。出乎自己的意料，这段时间里竟很少想起已经分手的丈夫。只是在十月一日国铁宣布对列车时刻表作了广泛调整时，我脑子里才闪过了一个念头：
“啊，这一来丈夫伪装不在现场的假像就更难识破了！”
总而言之，我已经摆脱了当初的失眠和苦恼，轻松自在地打发日子。
有一天，我上银座购买物品。归途中觉得口渴，走进一家茶馆。我坐在桌边的席位上吸饮咖啡，观望外面来往不息的人流。我坐的窗口，正对着公共汽车停留站。
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停下了，吞吐了乘客，正要起步而去。这时刻，一个身着深蓝西服的女郎，约摸二十出头，疾步跑来，追随移动的车门，手捶口喊。但汽车没有停下，加速驶离了车站。那女郎似乎焦急地叫了一声，把右手挥舞了几下，但也只好死心了，等待下一辆汽车，她迅速地看了看手表。我想道：“是去赶约会吧？”这时女郎扭头朝我这边望来。？时间，我的呼吸凝止了。我下意识地侧转身子，藏住自己的面孔，但对方似乎并没有认出我。我的心搏动得又快又猛，连我自己也感到了心室里的脉冲。
“不会存这种荒唐事情！”我竭力劝慰自己。我把玻璃怀中的水一气喝干。接着，我又朝那女郎望去。我没有看错。那女郎决不是别人。
诹访由利小姐就在我的眼前。细看之下，她脚上的那双无带鞋，正是她上次到赤羽来访时所穿的那一双。她头带贝蕾帽，外表给我的印象有所变化，但她左眼下的那颗黑痣，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肯定是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把残剩的咖啡一饮而尽，又把香烟在烟灰缸里揿灭，我起身离席，却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付了帐款，移步走出店门，脚步立刻变得沉缓。我没有胆量突然与由利小姐正眼相视。必须做得慎重一些。我不知她身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又闪身走回店堂，然后进了卫生间。在里面挨过了两三分钟。又躲躲闪闪地走到店外。由利小姐无影无踪了。
“逃走了？”我未免遗憾，但心中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倒也乐得如此。
那一日，我整天想着这件事。后来，我构想了一套推理。
诹访由利小姐没有死，这一点毫无疑义。因此被害者是另一个女人。我记起了丈夫说过的话：
“正赶上会车的时候，结果被压成了肉泥。根据学生证和手提包，警方确认了她的身份。”
我嗅到了犯罪的气味。也许是由利小姐眼见自己敲诈勒索的罪行将要败露，便将第三者杀害，伪装自己的死亡，以逃避警方追究。也可能是由利小姐发现我丈夫企图杀害她，便把自己的学生证交给另一女子，利用列车门外的黑暗，使丈夫错杀了第三者。（显然，这第三者被杀对于由利小姐是很有必要的。）说不定由利小姐此后掌握着更有力的把柄，在继续敲诈我的丈夫。
我打算查明此事。摆脱了婚姻的束缚，我的行动完全自由了。这件事不可等闲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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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我到了B报报馆。这里有一位元秋山记者，以前采访了奇案，常来找我丈夫征询意见。他在社会部供职，我找他是为了借阅地方版的合订本。秋山先生把我让进接待室，很快为我拿来了茨城版的合订本。
我要调查的案件，发生于十日夜晚到十一日之间，我想关于案子的报导应该登在十一日的早报上。可是找遍每一行标题，总不见关于那起列车事故的报导。在我身边站着的秋山先生问道：
“事情发生在几点钟？”听了我的说明，他说：“啊，那时侯茨城版已经付印了！请看十二号的报纸吧。”
可是，十二号的茨城版也没有这类报导。我还不放心，又查阅了十三日、十四日的茨城版。根本没有。我的调查出师不利。
“你想查什么事情？”秋山先生十分关切地询问。
我的表情一定显得疑心重重吧。
“关于一个熟人据说她在茨城县内从火车上掉下来，死了”
“哦？”秋山先生满脸惊诧之色。他是敏锐的新闻记者，也许凭着直觉看出了其中必有蹊跷。我一时竟想把我的疑问告诉他，可又立刻打消了念头。对方是新闻记者！我和丈夫虽己解除婚姻关系，却还不忍看到丈夫在新闻报导里露出杀人凶手的嘴脸。
“她是哪里人？”
“老家分像是宫城县。”
“那就有可能登在官城版。请等等，我就去借来。”
秋山先生立刻去换合订本。不过，我总觉得宫城版也不会刊登。这件事似乎有一种我的思虑未及的背景。看来我的推理不知在哪儿误入歧途了。
秋山先生转来了。宫城版果然没有报导。
“也没有？”
“嗯。”
“怪呀！只是摔伤了且不论，可这死人的事件，地方版一般都会报导的。”
“会不会暗中了结了？”
对新闻记者说这种话，确有冒犯之嫌，但我心里牵挂着这件事，不吐不快。
“所谓暗中了结，用在这里并不恰当。不过若是小事一桩，当事人哭泣哀求，也难说没有不忍报导的情况。当然，事先作好了遭到训斥的准备。”秋山先生说到这里，愣了一下，突然说：“啊，请等等！”转眼间，他的身影又在编辑部里消失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秋山先生转来了。
“刚才我突然想起，我在I报社东京分社有个朋友，他们的社本部就在茨城。我托他查过了，还是没查到，他说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列车事故。”
我似有所悟，所谓列车事故，我只是间接听说的，传信者是我丈夫。而实际上，由利小姐不，应该说被误认为由利小姐的那个女人。也许是在另一场合被害的。
“可是这样一来，那份列车时刻表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没法理清头绪，我向秋山先生道谢，告辞回家。临别时，秋山先生似乎言犹未尽，还想打听什么。
<er h3">17
那天夜里经过一番思考，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我委托了一家侦探社调查这个案子。离婚之际，我曾向丈夫许诺：忘却一切，但我不愿孑然一身被人挡在局外。不过，我单枪匹马却又不能胜任。
我在调查委托书上填写了如下内容：
A大心理学科学生诹访由利之人品及活动概要，
以及该校饭野讲师与之有何关系。
从列车事故着手调查很可能是捕风提影，所以我决定以两个关键人物作为调查的焦点。
调查时间约定一周。
一星期后，我坐在侦探社的接特室里阅读调查报告。这份工整的列印档，排列有序，冷漠无情，配上《报告书》这个标题十分贴切，文章写得死气沉沉。
一、A大心理学科现无学生诹访由利在籍。
二、该校杜会学科有女生柚木诹访子在籍，此人与受托调查之对象或系同一人物。理由如下：柚木曾以诹访由利为笔名于该校学生报上发表诗作。
三、柚木与其他女生相比，并无特异之处。该生作风朴素，性情温和，成绩优秀，特别擅长语言学。
柚木诹访子即由利小姐其人，关于她的行为简介，告书上还列有几个条目。可是我一目数行地跳读下来，不细看。我最关心她与饭野讲师的关系，我认为这恐怕是谜底所在了。于是我赶紧阅读记述两人关系的条目：
一、柚木每周星期四第一课时必听饭野讲师讲授《犯罪心理学》。该讲义之常时听讲者，女生中唯有柚木一人。
二、两人表面关系尽如上述。此外学生间另有风闻臆测口口相传，但无证据，难充报告之数。
“一篇奇文！”我边读边想。文中处处文白相混，装模作样，而我想了解的事情却只字未提。我脸上恐怕显出了大为不满的表情吧。
负责这项调查的樱井先生。许是看出了我的失望，便主动说道：“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关于最后一条我可以作一些补充说明。”
“啊，请吧。”
他的说明如下。
关于这对师生的关系，樱井没有获得完整的材料。他本想结束调查，便进了大学的一家茶馆。进去一看，只见我丈夫和由利小姐，还有另一个年近三十的男子，正在一起喝咖啡。他在靠近那三个人的一个席位上坐下，但是听不清他们交谈的内容。那三人当中，两个男子并排坐着，只有由利小姐据坐在沙发上，与两个男子正面相对。进一步观察发现由利小姐的两足有不自然的动作。就是说，她和饭野时时有意地暗中用脚触碰对方。
樱井先生说完，停了片刻，又追加道，“如果再给我一周时间，我将紧紧跟踪，查个水落石出。那两人的关系，似乎超出了师生的限度。”
樱井先生的说明使我惊诧不置。我委托侦探调查，原是想了解由利小姐是否还在敲诈丈夫，以及丈夫又会怎样对付仍然健在人世的由利小姐。调查结果却是完全相反，两人关系亲密。
我想起了那句英文：Farewell，My eful！
我说：“可我不能相信！他们两人应该互相憎恨。”
“互相憎恨？不，不可能！我用微型照相机拍下了照片，请看吧！”
照片放大了，如一张名片大小。虽然颗粒很粗，但面部轮廓和外表等等相当鲜明。
照片上，丈夫在笑。这副笑脸从来不曾在我眼前绽开。由利小姐也在笑。她在对我说出关于剽窃作品的那番话时，脸上也曾突然露出这种如释重负的笑容。她笑得那么畅快，肆无忌惮。我想道：“这两人确实不象互相仇视。”
“那敲诈一事作何解释？还有刑警的调查呢？”
我方始注意坐在丈夫身边的那个人物，他在最前面，也就是处在离照相机最近时位置，在照片上侧，我认出了他，感到万分意外。他就是那位本间刑警！
他都轮廓分明的容颜，我决不会把它认错。他也和另外两人一样，笑得非常开朗。刑警究竟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啊，这位是谁？”
“啊，你不认识吗？据我后来调查，他是心理学教研室的助教。据说是大约一、个月前从九州大学来的。”
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原来如此？”我的心仿佛在频频点头。我想抽烟了。睁开眼睛，只见樱井先生惊疑不解地望着我。我连忙说：“十分感谢。承蒙帮助，我解决了疑难。”说罢，我匆匆告辞了。
<er h3">18
那天走出侦探社，我在街上信步走着，脑子里一遍又一地想道：“我多么愚蠢！多么愚蠢！”
一切都是按照丈夫的计画进行的。
两年前，丈夫和我结婚，仅仅因为我是教授的独生女儿。
为了获得副教授和教授的职位，他选择了这条最短的捷径。可是他很快就对我厌倦了，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我既无美貌，也无显着的长处。后来，丈夫也许爱上由利小姐，便想尽快地离婚。可是丈夫不能这么做：无论如何，大学的人事仍有照顾私情的倾向。作为我的父亲，只要可能，他也不会心甘情愿让一个抛弃他的独生女儿的男子做他的后继者。特别是丈夫若有竞争对手，父亲使会选择他的敌手，丈夫对此是有顾忌的。何况更透彻地考虑，还有离婚赡养费这一层难处。若是丈夫提出离婚，在调停过程中就会发生这个问题，而我也会处处使他为难。丈夫根本没有支付赡养费助资力。
于是，丈夫精心设计让我提出离婚的办法。他还想让第三者认为是我出于任性而要求离婚的。他是心理学科的专家，自然很容易操纵已有若干年共同生活经历的妻子的心。
他知道我爱读侦探小说，便逐步刺激找的好奇心，使我的心理慢慢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结果十分成功。当我们进行离婚谈判时，我父亲对他深表同情。丈夫准确无误地达到了目的。
他与诹访由利小姐同谋，表演了一出敲诈剧。接着就是捏造狂想症，伪造死亡通知，谎称列车事故致死。然后，恰如其份地显示逻辑混乱，在我心里播下疑惑的种子，又让助手假冒刑警，给我的疑心火上添油。
现在想来，那位刑警是过于温文尔雅了。他没有亮出员警身份证，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他还巧作安排，使我想起了那个秘密的抽屉。如今看来，那一套道具是过分齐全了。倘若是读小说，首先就会对此怀疑，然而在现实中仍然上当受骗了。那包药也不过是糖粉而已，说不定是糖精之类的东西。当时觉得“略有甜味”，是因为已有先入之见，这是始料未及的。
“可我是多么愚蠢！”我作茧自缚，自造成见，自欺欺人。
两这先入之见的关键之所在，便是日记本上的那句话：“别了，可恶的人！”
现在方始明白，丈夫所谓“可恶的人”，与我当时的想法相反，并非由利小姐，而是我这个笨蛋。
那天夜里，我给丈夫写了一封信：
你干得实在漂亮。你名副其实地摆脱了束缚。你见我发挥了侦探兴趣，左调查右推理，恐怕会和柚木小姐一起捧腹大笑罢。不过，藉助这件事情，我算是看清了你的为人。说句实话，离婚时我对你还有些依恋不合。可是如今我领教了你的心计之深，懂得了你的人格之卑下，那依恋之情也就溘然而逝。
我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我可以诚心地对你说：“别了，可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