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12点35分，凶杀处的检查官格拉莫坐在那一把红皮椅里，从嘴里取出未点燃就揉坏了的雪茄烟说：“我仍想知道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你和阿奇·古德温都在哪里并干了些什么？”
拒绝回答是担心他会亲自或派人去证实我们所说的话，而莪尔默医生是个大忙人，若那样去报答他的好意可是太不够意思了。说到好意，那可是毫无异议，因为他在空屋子里给我提供了一张极其美妙的床，而沃尔夫倒吃了不少苦头。楼上有书看，但没有一把椅子坐得下他，他也不能躺着看书。没有一件睡衣他穿得进去，只好穿着内衣睡觉。至于吃的虽然没有糟到不堪忍受，可也没好到可以刺激起胃口。啤酒倒还有一种，但也正是他不喜欢喝的那种。垫一个枕头太低，两个又太高。毛巾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肥皂有股晚玉香味（据他说），而他常用的是天竺葵香型的。他一离开自己的家简直就度日如年。他闷闷不乐。当然了，假如你也被迫落到他这步田地，出来时竟来不及带上一把牙刷，那你就不会责怪他了。
我们没打电话问弗里兹是否有人来访，因为我们对现代电子技术了解甚微，谁了解这些呢？我们知道在电话里安装跟踪仪的技术要比过去复杂得多，但他们也许会把一个控制中子或者其他什么安置在沃尔夫的电话里，这样就能记录，从而知道电话从哪打来。那里有登载星期四晚上和星期五上午新闻的报纸。《大公报》上对绑架案只字未提，伦确实保了密。《时报》星期五晨版和十一点的广播对此也未作报道，但却有大量关于吉米·怀尔的消息，但主要的内容与我从伦那里得到的一致：玛葛特·特德星期四上午9：05走进书房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塑像压在他身上，铜像将他胸部压扁了。
星期三晚上最后一次活着见到他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他妻子、她的儿子尼尔和女儿玛葛特·特德、她哥哥拉夫·普塞尔、她的律师安德烈·弗罗斯特。那天晚饭后他们都呆在书房里（讨论的内容没有说），十点刚过，吉米·怀尔说他有三天没合过眼（原因不明），他躺在沙发上伸个懒腰很快进入了梦乡，当他们离开时，他已经酣睡了一个小时。尼尔和玛葛特·特德和拉夫·普塞尔上楼就寝。与此同时怀尔太太和安德烈·弗罗斯特待到她楼上的书房里去了。弗罗斯特大约是在半夜走的，怀尔太太那时也上了床。星期四早上，当她的两个孩子走进了她房间告诉她吉米出事了的时候，她还没起床，很显然她有些睡眠不足。
那幢房子里的人，包括仆人在内，都知道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铜像没有固定。《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某专家撰写的介绍固定铜像的若干方法的文章。但他都没有被准许检查压在吉米·怀尔舟上的铜像，但是他说，这次事故不可能是由螺丝松脱引起的，他认为是固定铜像的一个或几个螺栓有裂缝，安装时，这个或这些螺栓全都破裂了。他深信吉米是在睡得迷迷糊糊地起来走到门边时，由于失去平衡他伸手去抓铜像，不料铜像向他压了过来。我认为刊登这篇文章是《大公报》的不足。刊登一个惊人的谋杀案或重大嫌疑案都将扩大报纸的销售量，而这些报纸都认为此案是偶然事故造成的。在这些报纸上都刊登了伦所说的那张现场照片。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来自这个家庭的成员的解释。怀尔太太由医生照料，不能询问她；安德烈·弗罗斯特没有与记者见面，但对警察说他是经过书房直接离开这幢房子的。
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星期五上午11点广播里没有什么新闻。11点10分莪尔默医生在他诊所楼下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凶杀检察处，请值班人员转告格拉莫检察官：内洛·沃尔夫掌握了一些有关吉米的情况。我给在警察署的地区检查官办公室打电话，找到了助理检查员，请他转告哈伯特：沃尔夫已决定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五分钟后，我打电话到报社找到伦·科亨，告诉他不久人们都会知道他所了解的一切，如果他能将我们的名字拼对，那他就可以让读者知道他是从我们这里得到有关情况的。当然他希望了解更多的情节，可我将电话挂了。11：24我们对海伦·格那德的款待表示感谢并请她转告我们对医生的谢意。然后离开了那所房子。出门走了60码，我们来到了沃尔夫的住所，发现门是栓上的，按了按门铃，不一会弗里兹打开了门让我们进去。他告诉我们，昨天在我们离开十分钟后，帕里·斯迪宾斯中士来了，格拉莫检察官是6点来的。他没有带搜查证，可他在8：45和10：19来了两次电话。在办公室门口，沃尔夫问菜做得怎样了，弗里兹说：“请放心。”我们进了办公室。沃尔夫合上眼，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办公桌旁那张唯一他能坐下的椅子里。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那些邮件。听到了门铃声，我走出去开门，只见检查官格拉莫多皱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宽大的双肩耸得更高了。他根本不理睬我，径直走向办公室。关上了门后，我听到他粗鲁地问：
“昨天中午以后你和古德温上哪儿去了？”
12：35时，他吼道：“我想了解过去的24小时内你和古德温的行踪。”
我们转入了正题。我充当了这次谈话的主角：在场所有的人——嗯，是六个还是八个人——都知道，我和一台录音机的区别就在于你可以向我提问题。我们把怀尔太太邮件里的那张字条交给了检查官，还有另外两份怀尔太太和奈普先生在电话里谈话内容的记录副本。我强调说吉米是活着回来的，他妻子遵守了她对绑架者的许诺。格拉莫跺着双脚询问为什么在吉米死后，我们24小时一直还替他保密。很清楚是因为沃尔夫为了保住银行里存进的钱，他知晓此谋杀的关键，但拒绝提供情况，为了挣得一笔钱而阻碍了伸张正义。
沃尔夫哼哼着，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到现在仍得替怀尔太太考虑，并且我们也不知道吉米是被谋杀的。我读过那位铜像专家所写的文章，那上面认为此案可能属偶然事故，是这样吗？格拉莫没有说话，他当然也并不是非得说什么。他站在那儿就足以说明这事已不言自明了。他说我们当然已读过了晨报刊载的区检察办公室的陈述，那上面说，怀尔死于铜像倒塌，现场勘察完毕以后将作出最后结论。然后他将口中熄灭的雪茄烟吐出来，说他仍想知道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们都在哪儿。
沃尔夫并没有被激怒，他回到了他的屋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小时后，饭菜就要做好了。他说：“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我们早知道会被缠住，我们逃走了。上哪儿去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什么也没干，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今天上午11点，我们尽完了对怀尔夫人的义务。古德温先生给你办公室打了电话，你没有理由发火，甚至现在你也没说你是在调查一桩谋杀案，你只是试图证明是否有人在犯罪。阻碍伸张正义的罪名可不能成立。你对古德温先生提出的问题表明你怀疑他正试图找到从怀尔夫人书房失踪的那台打字机。真是无稽之谈，昨天以来他根本没有寻找任何东西，我也一样。我们对此事已不再感兴趣。我们对怀尔夫人也没有更多的义务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当事人了。假如是她自己杀了尤特丽小姐和怀尔先生，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我不再欠她什么了。”
“她已付给了你六万美元。”
“可我是按劳取酬的。”
格拉莫站起来走到我的办公桌旁，让雪茄从手中落进废纸篓。这一举止极为反常，因为他惯常是将烟头远远地投向废纸篓而往往又投不中。他走回去从地板上拾起他的帽子，转过身对沃尔夫说：“我需要一份由你和古德温签了名的详尽陈述书，在四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地区检察院可能要传见古德温，如果他们也要传你，那会很合我的意愿。”
我反驳说：“有的事并不是什么人说四点钟办完就会办完的，这活得干六个小时。”
“我要的是梗概和所有重要的细节。你可以省略警察署那段，那我们是都已知道了的。”他转过身踏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去。我跟在他身后来到前门将门关起，随后回到办公室。沃尔夫又把他的书打开来。我看完了邮件将它放在沃尔夫桌上，然后拉过打字机，将纸和复写纸安放上。既然我们没有案子可办，那么就干打字这类的活儿吧。我共要复写四份：一份给西切斯特，一份给曼哈顿的地区检查员，其余两份留给我们自己。我刚把纸放入打字机，沃尔夫在我身后说了话。
“明天给吉那德小姐送盆木木金菊，给莪尔默大夫送盆紫罗兰。”
“好的。给你换一盆西塔西亚兰，给我自己一盆草本兰。”我打着字说。
吃完午饭后，我刮净胡子，换了件干净衬衣，等我出门时已是四点过五分了。我走到第八大道34号买了一张《大公报》，然后招了辆出租车。我在沃尔夫去花房之前让他签了名。帕里·斯迪宾斯中士曾打电话让我带上陈述书到地区检察院去，不必再送到凶杀检察处了。本·戴克斯也给我打了十五分钟的电话，最后约定他星期六早上10：30与沃尔夫会面。还有三位记者来访，其中两位是打电话来，另一位是亲自来的，都一一被我打发了。我是在乘出租车进城时，才从《大公报》第一版上读到吉米·怀尔遭绑架，他妻子用钱将他赎回的消息的，显然那些记者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因为吉米·怀尔的安全复归，报上的绑架事件就显得有些乏味，人们不会为受害者的命运担扰。但是在他返家十五小时之后，他却暴死在自己家中，这一情况就增加了这一事件的吸引力。报上还登载了一些弗勒尔旅店、菲提卡夫饭店和铁矿路的照片。伦把握住了这条消息，而且采取了行动。报上提到我和沃尔夫时都很含糊不清，有点给人一种我们了解内幕的印象，这当然不伤大雅。这是我给伦提供情况最多的一回，不过这也不伤大雅。我来到里奥纳德大街115号，被带进地区助理检察员曼多的房间，他轻轻拍拍桌上的《大公报》算是对我打招呼。然后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把消息透露给该报的？”我告诉他是今天早上十一点过十分的时候。
我在这幢房子里曾有几次会晤，每一次都要花六个多小时，甚至有一次竟持续14小时，有两次是把我作为人证扣下而结束的。而这天曼多和另两位凶杀检查处的伙计不到两小时就让我走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带有签了名的陈述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属于西切斯特管的绑架案不感兴趣；再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怀尔是被人谋害的。如果不是谋杀，他们便无需关心此案。有一位伙计对同地痞流氓打交道很头痛，他根本不想卷进特德和怀尔家的这桩案子。所以在一个半小时的例行公事之后，就让我离开了。六点一刻时，我已经乘着一辆出租车到了沃尔夫的棕色老房子前。我刚钻出车，一只脚才触到地面就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臂并叫着我的名字，我转过身来。
他是尼尔·特德。“内洛·沃尔夫究竟自认为他是什么人？”他尖着嗓子问。
“这要看他的情绪，”我动了动我的手臂，但他仍抓得紧紧的。“松开我的手臂，我可不愿这样。怎么，他惹着你了吗？”
“我没进你们的门，先是有人从门缝里告诉六点以后再来。我这么做了，然而我又被告知他很忙——‘他没空’那人说。我说我想见你，那人说你出去了，不知道你何时回来，我说我可以进去等，他说不行。进去需要拿什么，护照吗？”
“你通报名字了吗？”
“当然。”
“你说明你来的原因吗？”
“没有，可我会告诉他的。”
“那你得先告诉我。这不仅是出于常规，而且今天他太心烦了。早餐没有家制兰草莓酱，他只好整个上午的时间都去摆弄兰花，一位警方检查员前来又苦恼了他，他迫不得已的读了一份长长的陈述书并签了字。如果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也许会有个机会。如果你不告诉，那就毫无希望。”
“离开这儿吗？”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坐在台阶上。”
他转过头看了看从旁边经过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需要刮刮胡子了，而且他还需要一把梳子、刷子或者一顶帽子。他的方格呢上衣和条纹裤都有点皱巴巴的。看着那一男一女走了十多步远，他才将脸转向我。
“我发现了一个能得一大笔钱的机会，但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干，我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我母亲告诉我如果能追回她付给绑架者的那笔钱或者追回其中一部分，它就归我所有。我希望沃尔夫与我合作，我可以分五分之一给他。”
我把眉毛一抬。“你母亲是什么时候这么告诉你的？”
“星期三晚上。”
“现在她也许变卦了。”
“不，她没变卦。今天下午我还问过她。她不是很——她有点不对劲——我想我问问她也不妨，她同意了。她说她不再需要那笔钱了。”
我仍然高高抬起眉毛说：“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知道了这桩绑架案。”
“我不了解联邦调查局，但今天上午我告诉了警官。”
“几十位有经验的人已经介入此案，明天会有成百的人介入。你的好机会来了。”
“扯淡，我知道我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里来找内洛·沃尔夫的原因，他不是比他们更高明吗？”
“那是一方面。”我考虑的是另一方面，在这种难题上我们总是有分歧的，假如沃尔夫插手，那看他怎样处理此事是极有意思的。如果真有什么利益可以分享，看他去争取这个利益同样是很有意思的。我说：“我去告诉他，但是他是否愿插手我持怀疑态度，他不仅古怪，而且厌倦工作。也几乎不接受碰运气的案子。但我还是乐意告诉他，你可以进来等着。”
“如果你能让我进去。”他尖着嗓门说。他的男高音和他的身材极不协调。
“我可以试一试。”我说。
他跟着我走上台阶。门用铁链拴着，我只好按了按电铃。弗里兹开门把我们让了进去。他见我将曾被他两次支走的顾客带了进来，心里感到意外，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弗里兹通常只表露出他认为必须表露的情绪。我将特德领进前屋，把他留在那里，我没走边门，而是穿过大厅走进办公室，见沃尔夫坐在办公桌边，中间的抽屉打开着，他把手伸进去，数着啤酒瓶盖，盘算着这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在本周的定额上又增加了多少。直到他关上抽屉，抬起头来时，我才开口说话。
“曼多要我问候你。我没去见地区检查官，他们可能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除非到了他们确认吉米·怀尔并非死于偶然事故的时候。他们也讨厌来这。你读过《大公报》了吗？”
“是的。”
“有什么看法？”
“没有。”
“那么我还没被解雇了。我要请假离开一段时间，不要工资，得一个月或更长些。”
他嘴唇绷得紧紧的，深深地吸了口气。“你打算惹我愤怒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吗？”
“不，先生。我只想抓住一个机会。刚才我回来时，在人行道上见到尼尔·特德，他倒有点愤怒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因为你想不见他。他母亲星期三晚上对他说，如果他能找到她付给绑架者的那笔钱，那么那笔钱就归他所有。他来这里是希望求你帮助，如果成功了，你可拿到五分之一的分成。我想你当然不会感兴趣的，因为你只办理那些只作作记录和登登报的案子，所以我这就去告诉他我自己来办。我擅自将他带到前屋。我原想我应先告诉你，当然这很难，但如果我能找到了这一大笔钱，我那份所得会是十万美元，那我就可以不再惹你愤怒，而去自己开一个事务所了，也许我会找索尔·潘佐当合作者，我们就能……”
“住嘴！”
“是，先生。那是有益的，你不必对我大喊大叫。”
“闭上嘴。”
“遵命，先生。”
他面无表情地说：“那么说你希望我卷入那奇特的赌博里去。”
“可以花一分钟出去看看，要是找到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家伙们都要去寻找的东西，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每一年你只有攒足80%的钱，你才能休息。我敢断言，如果你迅速获得这笔钱，加上你今年已有的收入，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现在还不到5月，你可以一直休息到冬天。如果你错过这次机会，你将入不敷出，至于说我使你恼火，这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离开一个月，弗里兹也会清理办公桌，替你倒废纸篓，你也可以自己开邮箱。”
“你这是威胁我，你不会这么做。”
“该死，我不会的。”
他合上双眼，可能是在仔细盘算可能会有几个不干活，没有顾客来打扰的愉快时光。一分钟后他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吧，把他带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