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上，我在自己房里收听广播里的七点钟新闻，在厨房里收听八点钟新闻。索尔、弗莱德和奥里已上楼到沃尔夫的房间去了。他们下来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听九点的新闻广播。通常我一天听两、三次广播就足够了，但今天我却有些好奇，想知道州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英雄们是否已经找到了那笔钱并同时逮住了那个有罪的奈普先生。

    我也看过了晨报。地区检察院认为吉米·怀尔之死是由本吉明·富兰克林雕像的倒塌所致。当然没有证据和消息来否定这一点，但此案一直在调查中，我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地区检察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防突然发生什么事。但我吃不准那五位最后看见吉米活着的人，是否被人纠缠。

    绑架案正处于调查中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吉米死前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在哪里，是怎样被绑架的，也没告诉他是在哪里关押，在哪里和被谁释放的，所以这方面的调查没有任何线索。十几位专家已经把那所乡间别墅的看房人隔离起来，但他坚持说怀尔是星期天晚上8点以后驾驶那辆“雷鸟”牌汽车离开那儿回城，并且大约在星期三早上7点20分驾“雷鸟”回来的。当时看上去他疲劳，精神不佳、又脏又饿，什么也没对看房人说。从理论上讲绑架者也控制了“雷鸟”车，并把车和怀尔都扣押在一起，在释放他时，让他驾着车回去的。这个推论无懈可击，因为绑架者们自然不会愿意使用这辆车。专家们正在对那辆车进行检查，寻找指纹，当然也在研究它开了多远，到过什么地方，车内曾乘坐过谁和放过什么东西等等。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对这车进行了描述并询问在星期天晚上至星期三早上有谁看见过这辆车，如有知情者要求立即与警察、西切斯特地区检察官或者联邦调查局联系。

    此外，在报纸和电视上还提到了那只装钱的箱子。那是只有些年头的棕黄色皮箱，28x6x9，皮箱表面有斑点，而且有三个铜夹，其中一个在中间，其余两个并排放置着。怀尔夫人就是拿着这只皮箱到银行去取钱的，这是那家银行副经理提供的情况。这皮箱是吉米·怀尔的——或者说曾经是他的。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些星期二晚上到过弗勒斯旅馆或菲德卡夫餐馆并且见到过那个绑架者的人。当时怀尔夫人是将钱交给一个蒙面人的。可以设想应该有个同伙在这两个地方监视怀尔夫人，看她是不是把电话簿里的字条拿给别人看了。到过这两个地方的人，记得他们见过怀尔夫人。弗勒斯旅馆的出纳员也看见过她翻弄电话簿，但没有人发现有谁监视她。

    吉米·怀尔的葬礼星期六上午十点钟将在唐斯坦教堂举行。

    尽管除了伦·科亨以外没有人感谢我们，但蒂娜凶杀案能如此张扬于新闻界，还得归功于我和沃尔夫。这不仅促使警方在怀尔夫人交钱的地方或者那附近发现了蒂娜的尸体，而且在警察署或者曼哈顿还有人透露她是绑架案的同谋。因此克拉莫接受了沃尔夫根据字条所作的推理，并且把它带到西切斯特去了。这样一来，等本·戴克斯11点30分回来时，那将会对案情有一个极妙的解释的。

    我刚才说了，我正在听着9点的新闻，索尔、弗莱德和奥里正从沃尔夫的房间出来，那会儿有关绑架和谋杀的消息刚播完，我关上收音机同他们打了招呼。假如你想雇一位侦探去办一件棘手的案子，让你在这三个人当中挑选而你对他们又一无所知，你也许会雇弗莱德或者奥里，那样你可能就错了。弗莱德的确又高又大，看上去结实忠厚，但他脖子以上的部分显得有点僵硬，反应也不够灵敏。奥里既高大英俊又穿得时髦，对各种情况的反应也十分灵敏，但他的反应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索尔是个矮瘦而极不起眼的家伙，长长的脸上放上个大鼻子。他总是给人他需要刮胡子的印象。他头戴无沿帽，裤子总是穿前一周就烫好。如果他不愿意吃私人侦探这碗饭，他会成为纽约的首席警探之一。无论你要他干什么，他都会要价1小时10美元。

    “这事很有点错综复杂，”奥里说，“我想要一张尼尔·特德的相片。”

    “我要一张拉夫·普塞尔的。”弗莱德说。

    “那么你们两人的都各要一张吗？”我走到保险柜前，蹲下打开柜门。“不过这是浪费金钱和时间，照片我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我去找伦要索尔说沃尔夫说你很相信他。”

    “是的。”打开了保险柜，我取出钱盒，“相信？见鬼。你有安德烈·弗罗斯特的照片吗。”

    他说他有了，并对我说沃尔夫要我去办公室处理报告。遇到这种难办的案子有这三个精悍的人出力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令人苦恼的是我只能坐在办公室里接接电话，如果需要帮帮手什么的。我给他们每人两张可以兑现的支票，他们便走了。他们是早上八点来的，现在是9点30分，因此我们已经花掉37.5美元了。

    我盼望尼尔·玛葛特或者怀尔夫人打个电话来，但快十一点了，谁也没来电话。这时沃尔夫下楼来了。不会再有电话了，因为他们都在参加吉米的葬礼。

    本·戴克斯是11点40分来的，迟来了十分钟。我原以为同他的会面将是不愉快的，但事实却一点不是那样。他没有给我们暗示什么危险，尽管他也提到哈伯特正考虑是否对我们进行传讯或提出指控。他需要的是有关此案的信息。他已看过我们签过名的陈述，也了解我对曼德尔所说的情况，但他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他口头没这么说。但在他看来，一个绑架者在他的辖区里索取到五十万美元，并且这笔钱有可能仍在本辖区内，隐藏在什么地方，若是找到它，不知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愉快，更别提带来的实惠了。如果他同时又找到了杀害蒂娜·尤特丽的凶手的线索，那可就更棒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目的。所以他呆了一个多小时，试图了解一些有关怀尔夫人、蒂娜或怀尔的细微末节，也许这能给他一些启发。在同他一块走到大厅，准备送他出门时我说，他是西切斯特警察局的人，他和他的同伴肯定清楚他们眼下的处境。他同意我的看法，但难题是一定要避免与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发生冲突。

    到一点钟时广播里没有播送什么新消息，我们也没有什么新情况。索尔、弗莱德和奥里打来电话说他们已去参加葬礼了，这可帮上了大忙。那是极有用的一条线索。不管目标到哪里，你都得跟踪到哪里。我曾经跟着一个古怪的人在第五街和马迪逊大道上转悠了四个小时，用尽浑身解数才弄清，原来他是想企图寻找一双带黄条纹的吊袜带。

    这一天，午饭又吃鲱鱼子，这回是抹上猪油浸过奶酪后烤制的。每年春天，我都被鲱鱼子养得好好的，我希望这种美妙的鱼能够谅解我。

    大约三点钟左右我们回到了办公室，案子有了些进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电话铃响了，是奥里打来的。他说他的跟踪目标和弗莱德的目标都在那儿，当然他俩也跟到那儿了。他说他是在列克辛顿的54街的电话厅里，特德和拉夫·普塞尔正在对面的一家杂货店里，情况就是这些。我刚放下电话几秒钟它又响了起来，是尼尔·特德。你不能不为此大吃一惊，以至你的脊梁骨一阵发颤；弗莱德和奥里正在街对面象鹰一样监视着，而他们的目标却在电话里同我交谈。他说他已说服了普塞尔来同沃尔夫谈谈，二十分钟后他就赶到。我转身问了问沃尔夫，他看看表说不见，我对着话筒说：

    “对不起，特德先生，沃尔夫先生要——”

    “我早知道了，那是因为我妹妹。”

    “不关你妹妹的事。他已回绝了她的请求，但是从四点到六点他很忙。普塞尔先生能六点来吗？”

    “明白了，请等一下。”半分钟后，他说：“好，他六点到那儿。”

    “好的。”我挂上电话转过身来说，“六点钟，假如他愿意给我们带路，而当我和弗莱德随他去找那笔钱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晚了两小时而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而且仅仅是因为这糟糕的两小时。”

    沃尔夫哼哼道：“你非常清楚如果不按日程办事，我要它有什么用，你会明白的。”

    我本来至少可以做十几个辩解，但有什么用？我转而将注意力转到打字机和卡片上。等他3点59分到花房去了后，我打开了收音机，还是没有什么新消息。五点钟也如此。《大公报》出来了，报上刊登了星期二晚上到过弗勒斯旅馆和菲特卡夫餐馆的十四人的照片，这表明它是一家能向公众披露实情的报纸。5点55分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打字。我来到大厅，边过单间的玻璃看见来人是拉夫·普塞尔。开门后他抱歉地说：“我想我来早了点。”他伸出手同我握手。见鬼，这可不是第一个同我握手的杀人犯。在我接过他的帽子同时，沃尔夫的电梯降到了底层，门一开他便急急走出来，他提前了三分钟。因为他喜欢在客人进来前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普塞尔向他走过去说：“沃尔夫先生，我是拉夫·普塞尔，”他伸出一只手，“我是您的崇拜者，吉米的内弟。”

    当然沃尔夫不得不握住那只手，他很难这么做，只要他真的握了手，便会认真地握。在我们向办公室走去时，普塞尔甩了甩他的手指。沃尔夫招呼他坐红皮椅，然后说：

    “我想特德先生已经给你介绍了情况。”

    普塞尔看着我。一般情况下我向沃尔夫作汇报时从不放过任何细节。星期二下午在莪尔默医生那儿时，我却遗漏了一条有关普塞尔本人的细节。我描述过他有一张圆圆的脸，象他姐姐，矮胖、秃顶。但我忘了提起，当有人开始说话时，他总是看着别的人。现在我又知道了，他还不至于在对B说话时眼睛对着A。他的目光转向沃尔夫。

    “是的，”他说，“尼尔作了解释，但我不太明白——这好象有点——”

    “也许我能解释得更清楚些，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正在替他找回我姐姐付给绑架者的那笔钱。他问我是否记得我姐姐曾对他说过，如果他找到那笔钱，那钱就归他所有。我当然记得。但某些事有点糊涂，也可能是我自己没搞清楚。比方说你想问我的那几个问题。因为你认为我们中有人了解蒂娜的事。他说有人往吉米的酒里放了东西，但当我问起这事时，他说你会跟我解释的。”

    看来尼尔十分谨慎，至少对拉夫舅舅是这样。

    沃尔夫点点头说：“这事有些复杂。最好——我说话时你为什么老看着古德温先生？”

    普塞尔将目光从我身上收回去。他红着脸说：“这是个习惯，一个极坏的习惯。”

    “的确如此。”

    “我知道。你注意到我的眼睛斜视了？”

    “不明显。”

    “谢谢你。可我的眼睛的确有点斜视。我还是在小孩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爱发呆。尤其是一个人，他——。”他突然不说了。过了片刻他接着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就是我斜视的原因，别人一说话我就这样。我开口说话就好了。现在好了。”

    “那么我继续说了。”沃尔夫将肘放在椅子扶手上，两只手合在一块搭成一个篷。“你知道，蒂娜插手了这桩绑架案。”

    “不，先生。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了解这事，而且也不相信。我听到过我姐姐和古德温先生的对话，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我不相信的原因是，绑架的事太冒险了，如果被抓住就全完了。她不喜欢冒险，从她玩纸牌上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要是她认为哪张牌可能对我有利，那她就宁愿扣住不放，即使这张牌她用不上。当然谁都会这样做的，但哪怕这只是极小的可能性，她也这样做，你明白吗？”

    沃尔夫不明白，因为他从不玩牌。但他点点头说。“但你还是找到了机会？”

    “噢，是这样。我是个天生的赌徒。我姐姐曾经同我打过三次赌——不，是四次——但她一次都没成功。我有什么可赌就敢赌什么。”

    “生活需要一些佐料。”沃尔夫说，“至于尤特丽小姐，你却错了，她参与了绑架案。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怎样产生这念头的，你仍然不会相信的。但是，既然你来这儿是顺从了特德先生，那么现在你在这也可以顺从一下我。假如尤特丽小姐的确参与了此案，那么至少有一个绑架者是她所认识的。因此我必须了解有关她的朋友和熟人的情况。我想你该认识他们，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

    “嗯，”普塞尔在椅子上挪挪位说：“真有意思，蒂娜的朋友。当然她有朋友，一定有，但我确实不认识。她晚上经常外出，去看电影和看戏什么的。但我不知道她和谁去的。真有意思！我原来以为我很了解她。当然，熟人她认识很多。”

    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阿奇吗？我是弗莱德，在街角一个电话亭里，我是回来，还是跟踪到底？或者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得伴着他直到他回家。他在你那儿会呆多久呢？”

    “等一下，”我转而对沃尔夫说。“是弗莱德，他的跟踪目标已经进入了那幢可能是匪窝的房子，他请求指示，要捣毁它吗？”

    沃尔夫巧妙地瞥了我一眼，“让他撤回来，明早接着干。”然后对普塞尔问，“你接着说吗？”

    而拉夫舅舅却一直等着我传达完命令挂上电话，转过身来。真是好脾气，这本来不关他的事。他说：“谈起蒂娜的熟人，她在家里会过许多人，宴会或晚会上的客人什么的。但那都不是你想知道的。你想的完全是别的类型，那些她可以利用来做诸如绑架这类事的危险人物。”

    “或者那些可能利用她的人。”

    普塞尔摇摇头说：“不，先生。我认为她不会参与这绑架。如果她真的参与了，那她一定是主谋。”他举起手做了一个手势。“我说过我崇拜您，沃尔夫先生，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知道你料事如神。假设你断定她参与了绑架，你一定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我自认为很了解她，真好笑。如你不告诉别人，当然……。”

    “我已经告诉了别人，”沃尔夫告诉他。“我已经告诉警方，不久就将公诸于世，所以我也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毫无疑问，是尤特丽小姐用打字机打的那些放进你姐姐邮包里和电话簿里的纸条。”

    他没有明显的反应，也许你会以为普塞尔没有听见沃尔夫的话，唯一能看得见的动作只有他眨巴着的眼皮。然后他才说：“谢谢您告诉了我，这说明我还不至于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傻。当他们问起我是不是知道从我姐姐书房里把打字机拿走的时候，我就怀疑到这一点了。”

    “是警察问你的吗？”

    “是的。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嗯，我没说。但我愿意告诉你。我看见是蒂娜拿走的。星期二晚上，她的车子停在外面，我看见她提着打字机出去，她肯定把它放进车里了。”

    “星期二的什么时候？”

    “我没注意，但是在九点钟以前，大约在我姐姐带着手提箱开车离开以后的一小时。”

    “你怎么知道手提箱也在车里？”

    “我替她搬出去放进车厢的。我看见她提着皮箱下楼，就主动帮她的忙。她没告诉我她去哪，我也没问。但我想一定出了什么事。我以为她是去接吉米的。他星期天就出去了，我想他不会在乡间别墅。我姐姐没告诉我他在哪。”普塞尔摇着头说，“是蒂娜打的字条，这就是她为什么把打字机拿去的原因。我得谢谢你告诉了我。对她的看法你是对的。我原以为我了解她。上个星期四——不，是星期五——我和她玩纸牌时，她把所有的筹码都赌上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我想我不能不相信。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你想了解她的朋友，如果我知道，我会乐意告诉你的。我可以把是她打字条的事告诉我的姐姐吗？”

    “警察可能已经告诉你姐姐了。”沃尔夫抚摩着扶手说，“你已帮不上多大忙了，普塞尔先生，但我欣赏你的坦率。特德先生应该感谢你，他肯定会的。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但是刚才你说要告诉我有人往吉米的酒里放了药的事的。”

    “我是这么说来着。星期三晚上你也在书房里吗？”

    “是的。”

    “是你替弗罗斯特斟的白兰地。”

    “是的，我想是的。你怎么——噢，尼尔告诉你的。”

    “不，是他妹妹告诉我的。我本来想试着从她那儿弄清是不是她在吉米酒里下的药。可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象这样的事几乎总是毫无结果的。有一点很清楚：怀尔先生在被人从长沙发上拖到雕像跟前时，的确是被人用药麻醉了的，因此，一定有人在他酒里放了东西。这就是解释。”

    普塞尔的反应是明显的，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拖？”他问。“你是说拖？”

    “是的。”

    “但是没有人拖他，除非他自己拖自己。”

    “不。他当时完全神志不清。有人把他拖到雕像前，拖到那个预定的地点，然后把雕像推倒在他身上。我不想对你详细描述，现在不想。我提到这事仅仅是因为我欠你一个对你提起过的有关怀尔先生的酒的解释。”

    “可你是说吉米是被人谋害的。”

    “是的。”

    “可警方没这么说。”

    “但我是这么说的。”

    “你告诉过尼尔，吉米是被害的吗？”

    “是的。”

    “你不明白呀，你不该那样做。”

    “‘明白’这个词有丰富的内涵。我已经形成了结论。”

    “那么你没有真正——你不关心蒂娜·尤特丽。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他的面颊通红。“你一直都在愚弄我。”他站起身来。“尼尔早该告诉我。这可不那么好。你也应该早告诉我。我想我真是个大傻瓜。”他转身朝门走去。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有好多次我都是这样让客人自己去拿自己的衣帽，自己开门出去，也许这会更好些。当我听到关门声，我便出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我回到办公桌前时，沃尔夫正冲着我做脸色。

    我说，“如果他并不是一个大傻瓜，你也会这样做的。”他显得更不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