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比告诉你的兄弟你正琢磨着以杀人罪逮捕他更让人无语的了。我们默默地开着车，下了一号公路，转到95号高速路，又开上快速道，最后开进设计区，就在过了往朱莉娅·塔特尔堤道去的岔道一点儿的地方。
沉默让路途显得漫长许多。我瞥了德博拉一两次，她显然深陷在苦思之中。她直直地看着前方，机械地转动着方向盘，心思完全在别处，而且一点儿都不想搭理我。
我们的互不理睬把气氛搞得实在太紧张了，所以我们飞快地找到地址时，总算松了口气。德博拉把车开到屋前，这房子有点儿像个仓库，在东北四十街。她停下车，关掉引擎，还是没看我，但她停了一下，然后摇摇头钻出车子。
我想我应该像往常一样跟着她，像小德博拉的大笨影子一样。但我多少也是有点儿自尊心的，真的。如果她真的会为几次微不足道的自娱自乐式的杀人行为就跟我过不去，我干吗还非得帮她解决眼下的问题。
所以我坐在车里，并没留心德博拉是怎么走到了门边按门铃的。我只是心不在焉地用眼角瞥见门开了，德博拉拿出她的警徽给对方看。所以，我从自己坐的位置实在无法确知到底那人是袭击了她使她摔倒，还是只是把她推倒在地，自己消失在门后。
当我看到她费劲儿地跪下一条腿，然后摔倒在地没有站起来时，我还是多少有些动容。
我听到我的内部警报中心发出模糊的嗡鸣声：有什么非常不对头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对德博拉摆出来的傲慢消散殆尽，好像被晒热的路面上蒸发的汽油。我飞快地下了车，跑向路边。
在十英尺外我就看见一把刀的手柄从她的身体一侧露出来，我震惊得放慢了一下脚步。便道上已经积了一摊可怕的湿答答的血，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我和哥哥比尼在那个冰冷的集装箱中，眼看着黏稠的红色液体讨厌而恶心地在地板上蔓延，那让我不能动弹，也不能呼吸。但地板忽地消失了，刚刚扎了德博拉一刀的男人走了出来，他看见了我，伸手去拔刀柄，这时我耳朵中的风声变成了黑夜行者的展翅声，我飞快地跳过去，抬脚狠狠踢在他的太阳穴上。他笨重地倒在了德博拉旁边，脸泡在血液里，一动不动。
我跪在德博拉身边，拉起她的手。她的脉搏有力地跳动着，眼睛翕动着睁开。“德克斯特。”她轻声说。
“老妹，坚持一下。”我说，她又闭上了眼睛。我从她挂在皮带上的皮套里拿出对讲机请求支援。
几分钟之内我们身边聚集了一小群人，救护车也赶来了，围观的人合作地散开，紧急救护人员跳出车朝德博拉跑过来。
“哦，”第一个人说，“血流得很快，要先止血。”这是个壮实的小伙子，留着一个海军陆战队式的发型，跪在德博拉身边开始操作。他的同伴，一个比他还壮实的约四十岁的妇女，飞快地给德博拉输液，针头扎入的瞬间我感到有一只手从后面拉我的胳膊。
我转过身，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那里，是个光头的中年黑人。他朝我点点头。“你是她的同伴？”他问。
我掏出我的证件。“我是她哥哥，”我说，“法医部的。”
“哈，”他说道，拿过我的证件仔细地看，“你们通常不会这么快就赶到现场。”他递回我的证件，“关于那个家伙，你有什么能告诉我的？”他朝刚刚扎了德博拉一刀的家伙点点头，那家伙这会儿已经坐了起来，正抱着头，另一个警察蹲在他身边。
“他开门看见她，”我说，“然后就扎了她一刀。”
“啊哈，”警察说完，转身对他的伙伴喊，“弗兰基，给他戴上手铐。”
两个警察把捅刀子的家伙的双臂扳到身后戴上手铐的时候，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地张望，因为他们也把德博拉抬上了救护车。我站到一边问那个短发的急救人员：“她不要紧吧？”
他冲我机械地笑了笑，那笑容很没说服力。“我们得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这并没让人觉得安慰，反正比他想表达的程度差远了。
“你们是带她去杰克逊医院吗？”我问。
他点点头。“她会被送去重症监护室，你到那儿找她吧。”他说。
“我能坐你们的车去吗？”我问。
“不能。”他说着砰地把门关上，然后跑到救护车前钻进前座。我看着他们拉响警笛，融入车流，开远了。
我忽然感到非常孤单，孤单得难以承受。我和德博拉最后那不甚愉快的交谈很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后的对话。德博拉正在去重症监护室的路上，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出来，甚至不知道她能不能活着到那儿。
我回头看看便道。流了不少血。德博拉的血。
好在我没惆怅太久。库尔特警探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开心。我看着他在便道上站了一分钟，四处打量了一下，然后步履沉重地朝我走来。他从头到脚地看着我，表情更不痛快了。
“德克斯特，”他边说边摇头，“你他妈的干了什么？”
有那么一刹那，我差点儿向他解释扎了我妹妹一刀的真的不是我。然后，我发现他不可能责备我，他先开了口。
“她应该等我的，”他说，“我是她的伙伴。”
“你在买咖啡，”我说，“她觉得等不及了。”
库尔特看看便道上的血迹，然后摇摇头。“应该等二十分钟，”他说，“等一下同伴。”他抬头看着我，“这是神圣的纽带。”
我不懂什么神圣，因为我的绝大部分生命都花在和另一个组织为伍上，所以我只是说：“我想你说得对。”这话似乎让他大为安慰，他安静了下来，又悻悻地看了几眼那摊来自于他的神圣同伴的血迹。我又花了漫长的十分钟才脱身告辞，开车前往医院。
杰克逊医院对大迈阿密地区的每个警察、罪犯和受害者来说都太过熟悉，因为他们都去过那儿，或者是作为病人，或者是去接作为病人的同事。那里的监护中心是全国最忙碌的一个。杰克逊的重症监护室最善于处理枪伤、刀伤、钝器伤、扭伤和其他恶意肢体伤害。美国军人来杰克逊学习战地手术的经验，因为每年这里有超过五千例的病况与巴格达周边前线发生的伤情非常相似。
所以我知道只要德博拉能活着被送到那里就会得到出色的救治，我也发现自己很难想象她会死。我没法儿想象一个没有了德博拉·摩根在周围走动和呼吸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儿。好比一幅一千块碎片凑成的拼图，中心最大的一块不见了，整幅拼图就都不对头了。
发现自己已经那么习惯她的存在，这让我有些不安。我不想多想。这是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记得自己以前曾这么感情脆弱过，倒不仅仅是因为想到她会死，以前我也曾有过这种担心；也并不仅仅因为她毕竟是我的家人，我以前也经历过失去家人的事情。但我的养父母去世之前，他们已经卧床不起很久，所以得知他们病危，我已经有了准备。而这次太突然了。也许是它猝不及防的方式让我感到一种近乎感情的东西。
好在没多久就到了两英里外的医院。我开进停车场，尽量忍着没哭出来。
所有的医院都差不多，连墙上刷的颜色都一样，而且总体而言，它们都不是让人开心的地方。当然了，我此刻会非常乐意接近这里的一个成员，但走进外伤科时我的心情并不是喜气洋洋的。这里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气氛，所有跑来跑去的医生和护士脸上都是一种把人的骨头都吓酥了的大事不妙的表情，只除了一个长着一副扑克牌面孔、慢条斯理地打着官腔的女人，我正要冲进去找德博拉，被她给拦住了。
“摩根探长，刀伤，”我说，“刚送来的。”
“你是谁？”她问。
我愚蠢地以为这样说能让我快点儿摆脱她，于是我说：“亲属。”女人居然笑了笑。“好，”她说，“正是我需要找的人。”
“我能见她吗？”我说。
“不能。”她说。她抓着我的胳膊，坚定有力地把我推向办公室。
“你能告诉我她怎么样了吗？”我问。
“请坐在这儿。”她说，把我往一个小书桌前的塑胶椅子上推。
“她怎么样了？”我说，拒绝被欺负。
“一分钟后就能有结果，”她说，“我们把这些表格填好就有结果了。请坐，呃——摩腾先生？”
“摩根。”我说。
她皱皱眉：“我这儿的名字是摩腾。”
“摩根，”我说，“摩——根。”
“你确定？”她问道。整个医院的超现实体验把我征服了，我跌坐在椅子里，就像被一只大大的湿枕头抽了一下似的。
“是。”我虚弱地说，往后仰着身体，仰到小椅子能承受的极限。
“那我得在电脑里改一下，”她皱着眉，“活见鬼。”
女人开始敲击键盘，我好几次把嘴张开又合上，跟一条濒死的鱼一样。花了漫长得没人性、没道理的时间后，我终于填好了全部的表格，并说服了那女人，以亲属以及警察局雇员的身份我有权探望我的妹妹。但是，在这让人涕泪交流的时刻，事情果然总是不遂人意，我没能看到德博拉，而只是站在走廊里，从一个小观察孔样子的洞里向内张望。我看到的只是一大堆穿着柠檬绿衣服的人聚拢在一张台子周围，对德博拉干着没法儿想象的可怕事儿。
有几个世纪那么久，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偶尔当有一只血染的手或器械在我妹妹身体上方露出来时，我会被吓一跳。化学制剂的气味、血液、汗水和恐惧混合在一起，强烈得让人无法招架。当我感到地球已经停止了转动，空气中没有了氧气，太阳失去了光彩变得冰冷的时候，他们终于从台子前退后，其中几个人把她朝着门这边推来。我向后退着，看着他们把她推出门，推向走廊。我抓住其中一个看起来资历比较高的医生的手臂，他正在填写一个表格。我不知道是不是抓错了地方，我的手触到的东西冰冷，湿乎乎而且黏糊糊，我推开它，结果看到它上面血迹斑斑。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头重脚轻要晕过去了，但当医生转过身看着我时，我挣扎着恢复了镇静。
“她怎么样？”我问道。
他看看我妹妹的担架推走的方向，又看看我。“你是谁？”他问。
“她哥哥，”我说，“她会没事儿吧？”
他朝我不大轻松地笑了半下。“现在还没法儿说，”他说，“她失血太多。也许没事儿，也许会有并发症。现在还不清楚。”
“什么样的并发症？”我问。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合理的问题，但他恼火地呼了口气，摇摇头。
“从感染到脑损伤，”他说，“一两天之内没法儿判断，你得等等我们才能确诊，好吗？”他又朝我笑完剩余的半下，朝着跟德博拉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开了。
我看着他走远，心里想着“脑损伤”这个词儿。我转过身，向着走廊尽头德博拉的担架走去。
德博拉身边围绕着很多仪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看见被嗡嗡鸣响的机器围在中间的她。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身上插满管子，被呼吸器遮住的半张脸苍白得跟床单一样。我站在那儿看了一分钟，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我一心想要见到她，现在真的见到了，却不记得在重症监护室探望最亲近的人应该怎么做了。我应该握住她的手吗？好像是的，但我不确定，因为离我最近的那只手上插着输液管，好像不应该拔掉它。
于是我找了把椅子坐下，蜷缩在一个生命监护仪旁边。我把椅子尽量朝床边移到一个看起来合适的距离，坐下来等待。
过了一两分钟，门边传来声响，一个瘦瘦的黑人警察站在那里。我见过他，他叫威金斯。他伸头进来说：“嘿，德克斯特吧？”我点点头，举起我的证件。
威金斯朝德博拉点点头，问道：“她怎么样？”
“还不知道。”我说。
“抱歉，哥们儿，”他说着耸耸肩，“队长派人来守护，我得在门外待着。”
“谢谢你。”我说。他转过身在门外站起岗来。
我试着想象没有德博拉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念头真让人难受，尽管我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我今后能吃上热乎乎的红酒罐焖鸡了。没有她对我施展世界闻名的毒肘功，我的胳膊上也不会常常有青瘀伤痕了。我也不必担心她会逮捕我了。这些都是好事儿啊，可我怎么还是担心呢？
看来光靠逻辑没法儿说服人。假如她能活下来但脑损伤了呢？那她的警察职业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她可能会需要全天候护理，用勺子喂饭，使用成人尿布。谁来做这些漫长而艰苦的护理工作呢？我不是很懂医疗保险，但我知道全天候护理没哪个保险公司乐于提供。如果必须由我来照顾她呢？那必定会剥夺我大量的闲暇时间。可除了我还有谁？在这世上她没有别的家人，只有亲爱而尽职的德克斯特。没有谁会推着她的轮椅，为她烹煮婴儿食品，在她流哈喇子时轻轻为她擦干嘴角。我大概得照料她的余生，我们两人会坐在一起看电视，直到很老很老。外面的世界则照常欢乐地运转，继续着杀戮和残酷，却没有我的份儿。
在我朝着自我怜悯的深渊滑下去之前，我想起了凯尔·丘特斯基。管他叫德博拉的男朋友似乎不太准确，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好像比男女朋友关系要深一点儿。另外，他不再是被称为男朋友的年龄，他比德博拉起码大了十岁，一个大块头，饱经沧桑，没了左手和右脚，是对多克斯警官干了同样的事儿的业余医生干的。
为了对自己绝对公平，我得承认，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想到他，不仅是因为如果德博拉真的脑损伤了的话，我希望有除我之外的人来照料她。而且，她现在在重症监护室这件事儿我觉得也应该告诉他。
于是我从皮套中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他马上就接了。
“喂？”
“凯尔，我是德克斯特。”我说。
“嘿，哥们儿，”他用听起来很不自然的愉快声音说道，“近来可好？”
“我跟德博拉在一起，”我说，“在杰克逊重症监护室。”
“怎么回事儿？”片刻停顿后，他问道。
“她被刺伤了，”我说，“失血很多。”
“我马上就到。”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还不错，丘特斯基能马上赶到说明他很关心德博拉。也许他会帮我喂德博拉婴儿食品，我俩轮流推德博拉的轮椅。有帮手总是件好事儿。
这又让我想起我自己也有帮手——或者说我被安排了个帮手。不管怎么说，丽塔会希望在她开始准备做野鸡杂碎前，我能告诉她一声会晚些回去。我给她班上打了电话，很快说明了原委，在她开始发出一连串“哦，我的天哪”之前挂了电话。
丘特斯基十五分钟后到了，屁股后边跟着一名护士，她想确认他对一切是否满意，比方说房间位置或者输液管的放置。“她在这儿。”护士说。
“谢谢，葛洛丽娅。”丘特斯基眼睛紧盯着德博拉说。护士紧张地转了几圈，然后忐忑地走了。
丘特斯基走到床前，握住德博拉的手——这让我知道我先前想对了，握住她的手的确是正确的。
“怎么回事儿，伙计？”他说，俯身看着德博拉。
我向他简述了一下经过，他看都没看我地听着。他抽出握着德博拉的手，为她拨开前额的一缕散发。我说完之后，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医生怎么说？”
“现在还不知道。”我说。
他用代替左手的锃亮的银钩不耐烦地挥挥手：“他们总这么说，还有呢？”
“可能会有永久性损伤，”我说，“甚至是脑损伤。”
他点点头。“她失血过多。”他说。这并不是个问句，可我还是回答了。
“是的。”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从贝塞斯达赶过来，”丘特斯基说道，“他个把小时后就到这里。”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一个朋友？从贝塞斯达？这是好消息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来的家伙是干什么的？来这儿干吗？而我想不出该问什么，好像我的大脑不大能按以往的效率运转了。
于是我看着丘特斯基拖了另外一把椅子在病床另一边坐下，拉着德博拉的手。他抬起头看着我。“德克斯特。”他说。
“哎。”我答道。
“你能给我来杯咖啡吗？也许再来个面包圈之类的？”
这问题让我惊讶了一下，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奇怪，而是因为这是他向我提出的，而且自然得跟呼吸似的。现在早过了我的午餐饭点，我还没吃东西，而且一点儿都不想吃。可此刻丘特斯基提起来，这个主意却不大对头，就像是在教堂里唱起《巴纳克尔·比尔》。
不过，如果拒绝反而更奇怪，所以我站起来说：“我去看看有什么。”然后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几分钟后我端着两杯咖啡和四个面包圈回来。我先在走廊里停下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向里看去，丘特斯基正倾身向前，闭着双眼，把德博拉的手贴着他的前额。他嘴唇翕动着，生命监护仪的声音让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进门坐到椅子里，清了清嗓子，但他没有抬头。
我坐在那儿开始吃面包圈。差不多快干掉第一个的时候，丘特斯基终于抬起了头。
“嘿，”他说，“你买了什么？”
我递给他一杯咖啡和两个面包圈。他用右手接过咖啡，用左手的钩子挑起两只面包圈。“谢谢。”他说。他把咖啡夹在两膝之间，用一根手指翻开盖子，朝着钩子上的一个面包圈咬了一口。“嗯，”他说，“我还没吃午饭。我正等着德博拉的电话，想着可能会跟你们一起吃午饭。可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又咬了一口面包圈。
他默默地吃着，偶尔啜饮一口咖啡。我先吃完了。等我俩都吃完以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看着德博拉，好像她是我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偶尔机器会发出一声怪响，我俩会抬头看一眼。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德博拉继续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伴随着呼吸机的声音缓慢而艰难地呼吸着。
我至少坐了一个小时，心情并未突然变得阳光乐观起来。就我所看到的，丘特斯基也是一样。他没有痛哭流涕，但看起来疲倦而低沉，比我把他从切掉他手脚的家伙那里营救出来那次还要糟糕。我想我自己看上去也比他好不了多少，尽管我从来不担心这个。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怎么花时间在担心上。我只是计划、安排，确保晚间的特别行动万无一失。担心纯粹是个不合理性的情感活儿，在此之前，我从没为它皱过一下眉。
可现在呢？德克斯特担心了。这真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我立刻掌握了这个技巧，除了担心没别的好做，总好过啃指甲。
当然了，她也可能没事儿，是吧？“现在还没法儿说”显得像个预兆。我该相信这个说法吗？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医学程序来规定该如何通知亲属，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亲人可能会死或者变成植物人？一上来就告诉他们噩耗可能不太好，所以从“现在还没法儿说”开始，再一点点地把最终的坏消息透露出来。
可是，不是有法律规定大夫必须告诉患者或患者家属真相吗？也许只是规定？真有这种“从医学上说”的说法吗？我不知道。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世界，我也不喜欢，但不管真相是什么，现在的确还没法儿说，我只好等着。令人惊讶的是，我不像我一向以为的那么善于等待。
我的胃又开始叫唤的时候，我以为一定已经到了晚上，可看了一眼手表，还差几分钟才到四点。
二十分钟之后，丘特斯基从贝塞斯达来的朋友到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没想到来人是这个样子。那家伙不到一米七，秃顶凸肚，戴着厚厚的金边眼镜，他来的时候带着两名医生，其中一个是刚刚给德博拉做手术的那位。他们跟着他，像高一学生跟着校花，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那家伙进来的时候，丘特斯基跳了起来。
“泰德尔大夫！”他说。
泰德尔朝丘特斯基点点头，说：“出去。”那个动作的指挥对象也包括我。
丘特斯基点点头，抓住我的胳膊，我俩出了房间。泰德尔和他的两个卫星已经拉开德博拉身上的床单，开始检查。
“这家伙是最棒的。”丘特斯基说，尽管他还是没说清楚最棒的什么，我现在能猜到是医学方面的。
“他要干吗？”我问道。丘特斯基耸耸肩。
“不知道，”他说，“来吧，去吃点儿东西。咱们可不想看那些。”
这说法不是特别让人放心，但丘特斯基显然对泰德尔接手大为欣慰，于是我跟着他来到一层车库旁一个很拥挤的小咖啡厅。我们挤进去，在角落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吃着没滋味的三明治。尽管我没想问，丘特斯基还是跟我说了一点儿从贝塞斯达来的那位医生的事情。
“这家伙了不起，”他说，“十年了吧？他把我恢复原样了。我那次伤得比德博拉严重多了，相信我，他把我一片一片地拼回去了，而且它们运转正常。”
“这很重要。”我说。丘特斯基点点头，好像的确在听我说话似的。
“真的，”他说，“泰德尔是最棒的。你看见别的大夫怎么对他了吧？”
“看上去想给他洗脚和剥葡萄吃。”我说。
丘特斯基礼貌性地笑了一声。“哈，她会没事儿的，”他说，“会好的。”
他到底是在说服我还是他自己？我说不准。
我们吃完午饭回来时，泰德尔大夫正坐在医生休息室的桌子后面喝咖啡，这看上去很奇怪，很不合适，就好像一只狗坐在桌后，爪子里抓着一把纸牌。如果泰德尔是个出神入化的医圣，他怎么可能做普通人才做的事儿呢？我们走进来后，他抬起眼，那是一双人类的眼睛，充满了疲倦而不是智慧的火花，他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也没能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
“现在还说不准。”他对丘特斯基说道。我很感激他把字眼儿改得和标准医学术语稍有不同。“现在还没到伤情变化的关键点，所以一切都很难说。”他喝了一口咖啡，“她还年轻，体格强健。这里的医生非常出色。你们可以放心。可是仍有可能恶化。”
“有什么办法吗？”丘特斯基问道，听上去卑躬屈膝可怜巴巴，宛如求上帝赐给他一辆新自行车的小孩。
“你是说魔术般的手术，或全新的技术？”泰德尔问。他又喝了一口咖啡。“不，没这回事儿。你得等待。”他看了一眼手表，站了起来，“我得赶飞机了。”
丘特斯基赶紧过去握住泰德尔的手：“谢谢你，大夫。真的非常感谢。谢谢。”
泰德尔把手从丘特斯基的手中抽出来。“别客气。”他说着朝门口走去。
丘特斯基和我目送他走远。“我觉得好多了，”丘特斯基说，“能让他来这里看一眼就行。”他看看我，好像我刚才说了什么挤对他的话似的，他又加了一句：“真的。她会没事儿的。”
我希望我跟丘特斯基一样有信心，但我没法儿像绝大部分人那样跟自己打哈哈，因为我总是发现，如果有的选，事情大多总是走下坡路。
不过，这不是我该在重症监护室随便瞎说的话，后果将不是我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只是嘟囔了几句客套话，而后我们又坐回德博拉的床边。威金斯仍在门边守立，德博拉则纹丝不动，不管我们坐在那儿多久，多么用力地看着她，她都一动不动。房间里只剩下机器的嗡鸣声。
丘特斯基看着她，好似注视着她能让她坐起来开口说话，结果当然没奏效。然后他掉转视线看着我。“干了这事儿的那家伙，”他说，“抓住他了，是吧？”
“他被铐起来了，”我说，“现在在拘留所。”
丘特斯基点点头，看样子还想说点儿什么。他望向窗户，叹了口气，然后转回头看着德博拉。
德克斯特以智力超群、思想深邃著称，但直到半夜我才意识到坐在这里看着德博拉静止的躯壳起不了什么作用。与其坐在这里，坐得好似要沉入地板，把自己搞得眼睛红肿、疲惫不堪，还不如让德克斯特躺在床上补充几个小时的睡眠。
丘特斯基没表示反对，他只是挥挥手，嘟囔了几句，好像是在说他要守夜。我疲倦地拖着双脚离开了监护室，走进了温暖而潮湿的迈阿密之夜，这跟医院的机械冰冷相比，是个让人愉快的变化。我停下脚步，呼吸植物散发出的香气。一轮巨大而邪恶的黄月亮正挂在夜空上自顾自地笑着，可那一点儿都提不起我的兴趣。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去享受刀锋的快感或狂野的夜舞所燃起的渴望。德博拉正躺在医院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不是因为有负罪感，而是没感觉。我除了疲倦、乏味、空虚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好吧，我对乏味和空虚没办法，我对德博拉的伤没办法，但至少我能改善一下我的疲倦。
所以我回家了。
早上醒来，我觉得嘴巴里苦苦的。丽塔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了，我还没来得及坐进椅子，她就把一杯咖啡放到了我面前。“她怎么样了？”她问。
“还没法儿说。”我说。她点点头。
“他们总是这么说。”她说。
我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站起来。“我得去问问她今早的情况。”说着，我从门边的桌上拿过手机，开始给丘特斯基打电话。
“没变化，”他说，声音沙哑疲倦，“要是有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我回到厨房里坐下，觉得自己随时要昏迷。“他们怎么说？”丽塔问。
“没变化。”我告诉她，无精打采地喝着咖啡。
几杯咖啡和六个蓝莓馅儿饼下肚后，我多少恢复了些元气，可以去上班了。我从桌边站起来，跟丽塔和孩子们道了别，走出门。我想像往常一样行动，让我假面人生的如常节奏将我的心绪归于宁静。
但工作没按我想象的那样成为我的庇护所。我走到哪儿都被致以同情的蹙眉和低声的询问：“她怎么样了？”整座大楼似乎都只有一种关心的节拍，回荡着我那带着哭腔的“现在还没法儿说”。即便是文斯·增冈也感染了这种情绪。他甚至带来了面包圈，这是这个礼拜的第二次。而且出于纯粹的同情，他还给我留着那块巴伐利亚奶油面包圈。
“她怎么样了？”他问，把那只面包圈递给我。
“她流了很多血。”我这样告诉他，主要是因为我得说点儿不同的内容，以免我的舌头因为重复说太多一样的话而单调死，“她还在重症监护室。”
“杰克逊医院治这种伤很在行，”他说，“他们有好多实践经验。”
“我宁愿他们在别人身上实践。”我说着咬了一口面包圈。
我坐到自己的椅子里还没十分钟，马修斯局长的行政助理格温的电话就打来了。“队长要马上见你。”她说。
“声音真好听，这只能是光彩照人的天使格温。”我说。
“他要你马上来。”她说，然后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我来到队长办公室的外间屋子，看着格温。她一直都在给马修斯做助理，从秘书做起。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她非常能干，二是她非常不起眼，队长的三任妻子都挑不出她什么毛病。
对我来说，这两个理由同样不可抗拒，我每次见到她都不会放过打哈哈的机会以显示我的智慧。“啊，格温多琳，”我说，“南迈阿密甜蜜的海妖。”
“他等着你呢。”她说。
“甭理他，”我说，“跟我私奔吧，跟我去浪迹天涯。”
“赶紧进去，”她说着朝门口点点头，“在会议室。”
我以为队长是要向我致以慰问，但选在会议室就让人觉得奇怪了。可谁让他是队长，德克斯特是小土豆呢，所以我走了进去。
马修斯局长的确在等我。除了他还有另外几个人，我基本都认识，没一个是好角色。一个是伊斯利尔·萨尔格罗，他是内务部的头儿，他出现一般都代表没什么好事儿。和他一起的是艾琳·卡普乔，我只见过她一回。她是本局的高级律师，极少出现在这里，除非有人对我们的要案提出了控诉。她旁边坐着的是另一位本局律师，埃德·比斯利。
会议桌对面是高级督察斯坦恩，他是信息部官员，专门负责让整个队伍马不停蹄地高速运转。他们加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德克斯特没法儿舒舒服服地陷在椅子里让安静的祥云笼罩。
坐在马修斯身旁的人很面生，是个黑人，从他剪裁得体、造价昂贵的西装来看，他不是警察。他的光头锃亮，我怀疑他抹了家具打光料。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傲慢的神情。我看着他的时候，他猛地甩了一下胳膊，好让袖子里面的一枚大钻石袖扣和一只华丽的劳力士手表露出来。
“摩根。”马修斯说。我站在门口，拼命保持镇定，以免让自己吓昏。“她怎么样？”
“现在还没法儿说。”我说。
他点点头。“嗯，我相信我们都……希望一切能好起来。”他说，“她是个好警察，她爸爸也是，啊，也是你爸爸，当然。”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这个……杰克逊的医生是最棒的，我希望你知道，要是有什么是局里能做的，嗯……”他身边的男人抬眼看看马修斯，又看看我，马修斯点点头。“坐吧。”他说。
我从桌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但可以肯定，我不会喜欢即将发生的事情。
马修斯局长立刻证实了我的猜想。“这是个非正式谈话，”他说，“就是……啊……咳。”面生的那人转过脸，大眼珠子冷冷地瞪着马修斯局长，脸上有种要把谁撕了的表情，然后转回来看着我。“我代表亚历克斯·东切维奇。”他说。
这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他说得这么隆重，我只得点点头说：“哦，好吧。”
“首先，”他说，“我要求立刻释放他。其次……”他停了一下，显然想加强效果，让他的正义愤怒攒够劲儿，好在屋子里喷发出来。“其次，”他说，好像他在对着巨大礼堂里的观众演讲，“我们在考虑就惩罚性赔偿提起诉讼。”
我眨眨眼。他们都看着我，显然我是个重要的角色，可我实在一点儿头绪都没有。“我很抱歉。”我说。
“瞧，”马修斯说，“这只是个非正式的、初步的谈话。因为西蒙先生在社区里担任重要职位，在我们的社区。”
“他的客户因为几种罪名被逮捕了。”艾琳·卡普乔说。
“非法被捕。”西蒙说。
“这还有待确认，”卡普乔对他说，她冲我点点头，“摩根先生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好吧，”马修斯说，“咱们别……”他将双手按在桌上，“重要的是……艾琳？”
卡普乔点点头，看着我说：“你能跟我们确切说一下昨天摩根探长被攻击而受伤的事情吗？”
“你知道你在法庭上可不能这么说，艾琳，”西蒙说道，“被攻击？”
卡普乔眼睛一眨不眨地冷冷地看着他，似乎过了很久，其实不过十秒钟。“好吧。”她转过头对着我。“他的客户用刀捅了德博拉·摩根？你不否认他捅了她吧？”她又对西蒙说。
“我们还是先听听发生了什么吧。”西蒙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卡普乔朝我点点头。“请说，”她说，“从头开始说。”
“哦。”我说，这会儿我只能这么说。我能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我，钟表嘀嗒作响，但我想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话。我终于明白谁是亚历克斯·东切维奇了，知道捅了你亲人的人的名字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但不管他是谁，亚历克斯·东切维奇都不是我和德博拉要找的名单上的人。她去敲门是要找一个名叫布兰登·韦斯的家伙——
可是她被另一个人捅了一刀。他被警徽吓坏了，以致要杀人？
德克斯特并没要求生活必须黑白分明按部就班地进行。毕竟我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生活中的逻辑不是如此。但这完全说不通啊，除非让我承认在迈阿密随便敲个门，会有三分之一来应门的人要杀死你。尽管这个想法有其非常美妙的地方，可实在不大可能是真的。
关键是，这个叫东切维奇的家伙这么做的动机并不比他捅了德博拉的后果更重要。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人物汇聚于此，我搞不懂。马修斯、卡普乔、萨尔格罗，这些人可不是每天凑在一起喝咖啡的。
于是我明白有些不妙，我要说的话会对事情有影响，但既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才能朝好的方向影响它。头绪太多太乱，即便是我这么优秀的大脑也无从下手。我清清嗓子，希望能拖延点儿时间，可才用掉了几秒钟，他们仍然直勾勾地盯着我。
“哦，”我又说，“嗯，从开始？你是说，呃……”
“你们去见东切维奇先生。”卡普乔说道。
“不……嗯……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西蒙说，好像我们中有人不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其实不是？”
“我们是去调查一个叫布兰登·韦斯的人，”我说，“东切维奇来开的门。”
卡普乔点点头。“摩根探长证明自己的身份后，他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
西蒙看了卡普乔一眼，大声说道：“真不合作。”卡普乔挥挥手，没理他。
“摩根先生，”她说，又看了一眼面前的卷宗，“德克斯特。”她脸上的肌肉非常微弱地动了一下，大概她觉得那是一个热情的笑容，“你现在不必宣誓证词属实，你说的话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我们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导致了后来的捅刀子事件。”
“我理解，”我说，“可是我当时在车里。”
西蒙几乎是立刻坐直了身体。“在车里，”他说，“你没有和摩根探长一起走到门前？”
“没错。”
“所以你没听见他们说了什么？”他一侧的眉毛挑得老高，几乎能当他光头上的一顶小假发了。
“没错。”
卡普乔靠过来说：“可是你在证词里说摩根探长出示了警徽。”
“是的，”我说，“我看见了。”
“可他坐在车里，有多远？”西蒙说，“你知道我会怎么在法庭上利用这个细节吗？”
马修斯清清喉咙。“我们别……嗯……法庭不是……呃……我们不是非得上法庭处理这件事儿。”他说。
“我后来到了跟前，他还想捅我呢。”我说，希望能帮上点儿忙。
可是西蒙不予理会。“自卫，”他说，“假如她没能恰当地像一个执法人员应该的那样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就有权自卫！”
“她给他看了警徽，我肯定。”我说。
“你没法儿肯定——你离得有五十英尺远！”西蒙说。
“我看见了，”我说，希望自己听起来没有恼火，“另外，德博拉绝对不会忘了出示警徽的，她从会走路起就知道正确的程序了。”
西蒙猛地用食指点着我，说：“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你跟摩根探长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妹妹。”我说。
“你妹妹。”他说，语气好像在说“你个邪恶的包庇犯”。他不自然地摇着头，打量着室内。显然他已经获得了所有人的注意，而且更显然的，他很喜欢这样。“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他说，脸上露出了比卡普乔好得多的笑容。
萨尔格罗第一次开口了：“德博拉·摩根记录良好。她出身警察世家，各方面的记录都很清白，一直都是。”
“警察世家并不意味着清白，”西蒙说，“你知道的，而是互相包庇。这是个很明显的自卫、滥用职权和互相包庇的案子。”他举起手继续说道，“显然，在目前这种亲如一家的警察系统下，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还是让法官决定吧。”
埃德·比斯利第一次开口了，粗声大气但有理有据，这让我很想跟他热烈握手。“我们的探长现在还在抢救中，”他说，“因为你的客户捅了她一刀。我们不需要法庭也看得明白，浑蛋。”
西蒙冲比斯利露出一排锃亮的牙齿。“也许不是呢，埃德，”他说，“除非你们废弃《权利法案》，否则我的客户有权提出诉讼。”他站了起来。“无论如何，”他说，“我想我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的客户获得保释了。”他朝卡普乔点点头，走出了会议室。
片刻寂静之后，马修斯清了清喉咙：“他有足够的理由吗，艾琳？”
卡普乔敲敲手中的铅笔。“要是碰对了法官？嗯，”她说，“有可能。”
“现在的政治气氛不对，”比斯利说，“西蒙可以小题大做，把这事儿搞得很臭。我们可受不了再来个丑闻。”
“好了，各位。”马修斯说，“都做好准备迎接狗屎暴风雨的来临吧。斯坦恩督察，你有得忙了，中午之前把应付媒体的材料放到我桌上。”
斯坦恩点点头。“好。”他说。
伊斯利尔·萨尔格罗站起来说：“我的活儿也来了，队长。内务部得马上对摩根探长的行为展开调查。”
“好吧，”马修斯说，然后看着我，“摩根，”他边说边摇头，“我本以为你能帮上点儿忙。”
亚历克斯·东切维奇在德博拉苏醒之前就被放出去了。实际上，他是在当天下午五点十七分出的拘留所，德博拉在他被保释了一个小时二十四分钟之后才第一次睁开双眼。
我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丘特斯基立刻给我来了电话，他兴奋得好似刚刚拖着一架钢琴游过了英吉利海峡。“她会好起来的，德克斯特，”他说，“她睁开了眼睛，看见了我。”
“她说什么了？”我问。
“没说什么，”他说，“可她捏了一下我的手。她能挺过去。”
我还是不大相信，眨一下眼、捏一下手就能确保她能身体康复？但知道她有了好转总归让人高兴，特别是她可以清醒地应付伊斯利尔·萨尔格罗和内务部了。
我之所以得知东切维奇被从拘留所释放的确切时间，是因为在会议室那番遭遇后，在丘特斯基的电话打来之前，我做了个决定。
我以前说过，我并不能感觉到情感。但经过了漫长而疲劳的一天，我发现自己的胃部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感觉在马修斯说我没用的时候释放开来，在上午接下来的时间越来越强烈，这崭新而又让人不快的感觉其实就是，我破天荒地为了人生的不公平而感到气愤。
德克斯特不是妄想狂，他比谁都明白人生从来都不是公平的。可尽管生活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秩序也应该是公平的。想到东切维奇逍遥法外，而德博拉身上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这看上去非常不公平。我感到这整件事情的不公平在折磨我，让我想干点儿什么，好让事情恢复它本该有的秩序。
我整理了好几个小时常规文件，喝了三杯味道可怕的咖啡，同时一直在冥思苦想。我沉思着，假设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地中海餐厅吃了一顿难吃的午餐，如果我们都同意把陈面包、硬结的蛋黄酱和油腻腻的冷切叫地中海风味的话，那还有什么疑问。然后我又沉思着在我的小格子间里对付了几分钟案头文件。
冥思苦想的结果是，我发现我那一向功能强大的大脑今天有失水准。事实上，它几乎没在工作。也许是巴黎之行让它变得软弱了。更有可能是用进废退，我已经被迫脱离那些我最心爱的游戏太久，那些属于我自己的猜谜游戏，那些捕获、剥皮、惩治逃脱法网的恶人的游戏。距我上次夜晚出行已经很久了，我相信这是我此刻意志涣散的原因。如果我开足马力，把黑色发条上满，我相信我会立刻看到答案。
不过最终，在德克斯特衰微的大脑皮层的迷雾中，一个小小的微弱锣声传来，嘡啷。它轻柔地发出声响，幽暗的光慢慢地照进德克斯特的意识。
似乎很难相信要花这么久才让邪恶的硬币掉落，我都等累了，也许是因为午餐太难吃。硬币一旦掉落，就会掉得顺畅自然，带着让人愉快的清脆声响。
别人骂我帮不上忙，我自己也在这样责备自己。事实上，德克斯特的确没有帮忙，德博拉被人伤害的时候他正在车里生气，然后面对光头律师时他又一次没保护好她。
但我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帮上大忙，而且是以我非常在行的方式。我能让所有的问题消失，德博拉的，警察局的，我自己的，一举多得，只要流畅地一划，或剁上几下。我只需要放松，做回那个神奇的我，同时帮可怜的罪有应得的东切维奇看清自己的错误。
我知道东切维奇有罪——我亲眼看见他扎了德博拉一刀。而且其他受害者很可能也是被他杀死的，他用那种方式摆弄他们的尸体，给我们的旅游业带来这么大的损害。干掉东切维奇是我作为公民的职责。既然他已经被保释，那么假如他失踪，所有人都会以为他畏罪潜逃了。悬赏之下也许会有人愿意去找他，但最终能不能找到，就没人在意了。
想到这里，我简直心满意足：事情能这么圆满地解决真是太好了，这干净利落的风格让我内心的魔鬼蠢蠢欲动，它喜欢问题被恰当地解决、装袋并抛弃。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
太棒了，我能和亚历克斯·东切维奇共享一段愉快的时光。
我开始上网查他的情况，每十五分钟检索一次，检索结果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将会被释放。在四点三十二分时他的文件已经到了最后一步，我翩然离去，到停车场开上车，来到拘留所门前。
我来得正是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了。西蒙真会办聚会，还把媒体找来了，他们在那里黑压压乱哄哄地等着，面包车、卫星天线和俊男靓女们都在抢位。东切维奇在西蒙的搀扶下出现时，相机快门响成一片，夹杂着推来搡去的嘈杂声，人群向前拥来，好似一群见了生肉的狗。
我坐在车里，看着西蒙做了一个长篇而感人的发言，又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护送着东切维奇排开众人离去。他们钻进一辆黑色雷克萨斯商旅两用车走了，片刻之后，我跟了上去。
跟车是件挺简单的事儿，尤其是在迈阿密，到处都是车，到处都是怪异的行为。现在是高峰时段，这些行为更是比比皆是。我只需稍微离得远一点儿，让一两辆车隔在我和雷克萨斯之间。西蒙似乎完全没想过自己会被跟踪。即便他看见我，也会以为我只是个想捞独家照片的记者，想拍下东切维奇喜极而泣的镜头，而西蒙除了让自己比较上镜的一面对着相机之外什么都不会做。
我跟着他们穿过市区到达北迈阿密大道，然后驶向东北四十街。我相当确定他们要去哪儿，果然，西蒙将车停在了德博拉第一次遭遇我们的新朋友东切维奇袭击的地方。我开了过去，绕着小区转了一圈，转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东切维奇从雷克萨斯车上下来，走进屋子。
我幸运地找到一个能看见大门的停车位。我停车入位，关掉引擎，等候天黑。天早晚会黑，黑夜会发现德克斯特早已等候多时。终于在今夜，在白日世界苦挨了太久，我可以与黑夜为伍，浸淫在它甜蜜而野性的音乐中，跳起德克斯特的小步舞。我发现自己对慢慢西沉的太阳很不耐烦，迫不及待地盼着黑夜的到来。我能感觉到黑夜正慢慢向我袭来，它将和我融为一体。它展开羽翼，舒展关节，活动久未使用的肌肉，只等一跳——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
“是我。”丽塔说。
“我当然知道是你。”我说。
“我想我有个非常好的……你说什么？”
“啥也没说，”我说，“你有个非常好的什么？”
“什么？”她说，“哦，我一直在想我们谈过的话，关于科迪。”
我将思绪从对黑暗的渴望中拽了回来，回想我们说了科迪什么。哦，是关于帮他从自我中走出来，可我不记得除了几句语焉不详的安慰她别太难过的套话以外，还做了什么实际性的决定。我当时一边安慰丽塔，一边小心地将科迪领上哈里之路。所以我只是应和道：“哦，对，所以？”巴望着她能说点儿什么。
“我跟苏珊谈过了，你知道，就是住在一百三十七号的那家，有大狗的。”她说。
“嗯，”我说，“我记得那条狗。”我当然记得，那家伙讨厌我，跟一切家养的动物一样，他们认得出我是谁，尽管他们的主人不能。
“你记得她儿子艾伯特吧？他参加了童子军活动，我想让科迪也参加，这对他兴许有帮助。”
这个想法听起来一点儿都不对头。科迪？童子军？听起来跟把黄瓜三明治和清茶送给怪兽吃似的。但是我迟疑了一下，想找一个委婉一些的说辞。接着我又想也许这个主意不错。事实上，这倒是个能让科迪和人类的同龄孩子混同一处的绝佳主意。所以我在开口说不的半道上改成了热烈赞成，结果说出来就成了：“啊不……哈……呀……好。”
“德克斯特，你没事儿吧？”丽塔说。
“我？啊，你吓了我一跳，”我说，“我这会儿手头正好有点儿事儿。不过我觉得这主意太棒了。”
“真的？你真这么想？”她说。
“绝对的，”我说，“这对他简直再好不过了。”
“我本来就觉得你会这么说，”她说，“可是又一想，我也不敢说。可是如果，我是说，你真的这么想吗？”
是真的。最后我终于让她相信我是真的这么想。不过这足足花了好几分钟，因为丽塔能连续说话不用换气，而且经常是不说整句，所以我每说一个词儿，她都会接着说十五到二十个词儿。
等我终于说服她并挂上电话以后，外面又黑了一些，但我内心的光却越来越明亮。德克斯特之舞的序曲已经开始演奏，上涌的激情被丽塔的电话稍稍打消了一点儿，不过，它会回来的，我相当肯定。
与此同时，为了假装忙碌，我给丘特斯基打了个电话。
“嘿，哥们儿，”他说，“她几分钟之前又睁开了一次眼睛。医生都说她开始好转了。”
“太好了，”我说，“我稍后会过去看看。我现在手头上有点儿事儿。”
“你们同事已经来看过了，”他说，“你知道有个叫伊斯利尔·萨尔格罗的家伙吗？”
街道上有一辆自行车从我的车旁驶过，蹭了我的反光镜一下，扬长而去。“我认得他，”我说，“他来医院了？”
“嗯，”丘特斯基说，“他来这儿了，”丘特斯基沉默了一阵儿，好像等着我接话，可我想不出该说什么，于是他接着说，“关于那个家伙。”
“他认得我们的父亲。”我说。
“啊哈，”他说，“不是这个。是别的。”
“嗯，”我说，“他是内务部的。他在调查德博拉在整件事儿中的行为。”
丘特斯基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的行为。”他最后说道。
“是的。”我说。
“她被人捅了。”
“律师说是正当防卫。”我说。
“浑——蛋。”他说。
“我觉得没什么，”我说，“只是规章制度，他得调查。”
“浑他妈的蛋，”丘特斯基说，“他是为这个来的？在她昏迷的时候？”
“他跟德博拉认识好久了，”我说，“他可能只是想看看她怎么样了。”
一阵长长的静默后，丘特斯基说：“好吧，哥们儿，要是你这么说的话。不过我想我不会让他再来这儿了。”
我不太肯定丘特斯基的铁钩将如何对付萨尔格罗那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自信，但我觉得那将会是场挺有意思的较量。丘特斯基，在他豪爽而乐天的外表掩盖下，其实是个冷血的杀手。而萨尔格罗在内务部锤炼多年，早已刀枪不入。如果打起来，应该值得买票观赏。不过我得把这个想法保密，所以我只是说：“好吧。待会儿见。”说完挂上了电话。
就这样把琐碎的人类生活细节料理好之后，我又开始等待。车辆来来往往。人们从便道上走过。我有点儿渴了，从后座地板上找到半瓶水。最后，天终于黑了。
我又等了一会儿，等黑夜完全笼罩了城市，也掩盖了我。被这样一件冰冷而舒爽的黑夜外套包裹着的感觉真棒，内心的欲望在黑夜行者的低声鼓励下越来越强大，催着我踏上征途。
我将精心准备好的尼龙钓鱼绳做成的绞索和一卷胶带放进衣服口袋，这是目前我车里仅有的工具，然后下了车。
我犹豫了，距上一次做这种事儿很久了，我从来没荒疏过这么久。我没来得及做仔细的研究，这也不好。我没做计划，这更糟糕。我并不确知那扇门后面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进去后该怎么做。有一刹那我甚至有些不确定，站在车边琢磨自己是不是有些轻率。这种犹豫消融了我的盔甲，让我单脚独立在危机四伏的黑夜之中，不知该如何迈出第一步。
这可真蠢，虚弱而且错误——非常不像德克斯特。真正的德克斯特属于黑夜，他在黑夜中苏醒，在和影子起舞的过程中享受切割的乐趣。而这个人是谁？这个站在这儿举棋不定的家伙？德克斯特可不懂犹豫。
我抬头看看夜空，深吸一口夜晚的空气，感觉好些了。只有一轮笨重而模糊的黄月亮挂在天上，我向它展开胸怀，它冲我咆哮，于是夜晚的精华冲进我的血管，直抵我的指尖，欢唱着掠过我脖子上紧绷的皮肤，我感觉到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各就各位，我们万事俱备，我们即将出发。
黑色的羽翼伸展开来，从我的内心伸向夜空，带着我们飞翔。
我们潜入黑夜，在屋子周围转了一圈，仔细查看了这个地方。街道另一端是一条岔路，我们走进去，那是个更深的暗处，通向东切维奇家的后院。有一辆旧面包车停在一个被掩盖得很好的装卸通道前。我的耳边响起一句干脆利落的评论。黑夜行者在说，看，他就是这么搬运尸体去表演现场的，很快他自己也将以同样的方式离开。
我们又兜了回去，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地方。街角是一个埃塞俄比亚餐馆。音乐隔开几户都听得见。然后我们回到前门，按响门铃。他来应门，有些惊讶。我们快速地把他脸朝下放倒在地，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嘴、双手和双脚缠上胶带。等他安静下来，我们迅速搜查了其余房间，没有别人。我们的确看到了几样有意思的东西。浴室里几个很专业的工具放在巨大的浴缸旁。锯、大剪刀和可爱的德克斯特游戏时用的工具。那白色陶瓷背景就是我们在旅游局的录像上看见的。这些证据是我们在这个夜晚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东切维奇有罪。他曾站在这里的瓷砖上，在浴缸旁，举着这些工具，干着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只能想象而此刻将要对他实施的事情。
我们拖着他，把他拖进浴室，把他放进浴缸，然后我们停了一下。一个很细微很执拗的低语在说一切正常，它慢慢顺着我们的脊椎爬上来，一直到达我们的牙齿。我们将东切维奇放进浴盆，让他的脸朝下，又飞快地查看了一遍整栋房子。一切正常。黑色马达启动，巨大的声响掩盖了微弱的低语，催促我们快快与东切维奇共舞。
我们回到浴室开始工作。我们加快了动作，因为这是个陌生的地方，而我们没做什么计划，也因为在我们彻底终止他的语言功能之前，东切维奇说了一个奇怪的词儿：“微笑。”那让我们很生气，他很快就不再能说出清晰的字眼儿了。可是我们没有罢手，我们有始有终，是的，最终完工的时候，我们对完美的结局相当满意。所有的事情都很完美，我们为把事情纳入正轨付出了巨大努力。
最后，什么都没有剩下，除了几袋垃圾和一滴小小的东切维奇的血液滴在了载玻片上，收入了我的花梨木盒子里。
跟通常事后一样，我感到神清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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