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
在匹兹堡国际机场地面出口处，雪丽坐在机场免费助力车上，她的身边放着一只单人旅行包。小车每拐一次弯，就发出嘈杂的声响。雪丽在酒店问讯处附近下了车。
她辨别着人声嘈杂的方向，慢步走向行李认领处。一群小孩子在她周围尖叫着玩“小猴儿抢球”①的游戏，很快就在人群的抱怨声中散开了。她听见有人耳机里细微地传来埃尔顿·约翰的声音；一对夫妇在争吵着相机到底归谁所有；一个警察的无线电对讲机里正在报告在临时停车场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随着一声尖叫，行李传送带上的箱子突然倒向一边，接着听到一声跺脚声，有人撞到她的肩膀上。她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一双和她差不多大小的手伸过来及时地拉住了她。“非常抱歉，亲爱的，”一个修女咯咯地笑着说。“上帝保佑您！”
大厅里的门开开关关的，她感到一丝寒意。她穿了一条黑色的家常裤和一件剪裁漂亮的红色羊毛上衣，脚上穿着一双耐磨的鞋子。
在正对面的问讯处旁，一个穿着起了褶的黑色长大衣的男人一直在注视她。他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里。他努力让自己集中精力注意行李认领处附近的人群，不过，他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游移到她的身上。她真高雅，他心想。
在行李认领处附近，有几个年轻女子比较像他要接的人。其中有一个最符合他想象中的样子。她穿了一身黄褐色的旅行服和一双旅游鞋，红色的长发扎成了小辫子。第二个人，淡淡的银灰色的头发，穿着一身连衣裤和一双细高跟鞋。还有一个，灰色的头发梳成了马尾，身穿紫色的套装和一双跑鞋。
他突然想到，应该自己或者是让托尼诺事先上网查查这个女人的资料，也许还能在网上找到她的照片，打印了带过来，就方便多了。不过，他们俩在过去的四十个小时里，忙得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就更别说抽时间去收集这样的信息了。
行李认领处乱哄哄的，人们都在拥挤着领取自己的箱包。他抽空又瞄了一眼问讯处旁边那个黑发美女。之前有几个男人停下来和她说话，大多似乎是想以帮忙为名跟她搭讪，但都被她用那高雅的微笑一一回绝了。他也想走到她的身边，随便和她聊点什么，只是为了看她也给他一个微笑。不过，他是个比较腼腆的人，所以作罢。
人群三三两两的散开了。穿旅行服的小姐跟一个戴着黑色斑纹帽子、留胡子的男人会面，然后提着一只箱子离开了。穿细高跟鞋的女人叫了一个行李搬运工帮她搬走了一只织锦的大衣箱，这个大箱子真够大，估计能把他的整个衣橱给塞进去。那个穿紫色套装的女人跟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会合了。他扫了一眼周围，只看到一个单身女性，他看了看表然后又朝门口看了看。行李传送带上还有两个大厢包，但是周围没有看到像他要接的人。
什么东西轧过了他的一只脚侧，他低下头，看见一个头发零乱的小孩子的后脑勺，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正从他身后伸过来，够着他前脚旁的一只橡皮球，孩子的脸贴着他的裤角。他心想，这个孩子是否能闻到他鞋子上的死人味儿呢？
他换了个站姿，然后很自觉地抬脚走过了地毯，手指伸进衣兜的烟盒里掏出一支“活力”牌香烟含在嘴里。
这时，一个肥胖的女人乘着下行的电梯，向他所站的方向使劲地招手。她留着一头金黄蓬松的头发，妆化得很浓。一只胳膊上挂着一只购物袋，另一只胳膊里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狗。
“呀嘿，”她带着让人发颤的声音大声叫起来，他闭上眼，心想，不会是这个女人吧，自己的意识会崩溃的。不过，一个头戴草帽，衣着闲散的男人穿过他身边，跑到了那个女人跟前。他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转过身去看问询处。
她是不是从出口里下来时耽搁了？或者是她身体不舒服去了洗手间了？还是她到机场的另外一侧等他了？他猜测这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讯处，可是他已经特地问过地面交通处了。
大厅里就只剩下那个穿红衣服的漂亮女孩儿，还很耐心地站在那边等着什么人来接她。
喇叭里开始播放通告：出口通道里无人看管的汽车将被拖走，行李传送带上没被取走的箱包也将被移走。他有些迟疑地抬脚走向她，他脸上的表情有些不确定，还带着点儿窘迫。她高高地站在那里，手臂笔直地放在两侧。
他走近她身前，看见她的头轻轻地转了过来，显然她意识到了他的靠近。
“请原谅，女士，”他带着歉意说，他的脸已经开始发烧，很小心地问，“您……是不是摩尔小姐？”
“是我，我叫雪丽，”她回答并大方地伸出手，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支红白相间的手杖。“是卡普维奇警官？”
他吃惊地看着雪丽手中的手杖，不由地向后退了一步，用手捂住了嘴。他没有想到，眼前站着的竟然是个盲人，而且是个年轻漂亮的盲人女子。一头粟色卷发浓厚地披在了她的肩膀上。圆弧形的嘴唇呈现出的深红色和她的上衣刚好相配。她个儿很高，胸部丰满，浑身透着迷人的性感。她用握着手杖的那只手捋了一束头发到耳后，然后把手杖拄回地面。
他快速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温暖。“就叫我爱德华吧。”他边说边心想，她的美丽与不幸显得极不协调，这种感染力让人有些揪心。他有些忘我地把手放在她的手上，轻轻地拍着。她大概有三十岁吧，他猜测。“很抱歉，摩尔小姐，我没想到您会……嗯……会坐机场助力车出来。”
“很方便呀，爱德华。”她欣然地说。“那么我们要从哪边走呢？”
他拿过她的小包，另一只手臂搀起她的胳膊，这一刻他仿佛完全忘记了此行的任务，挺起身，自豪地带着她向玻璃拉门走去。“我们的车就在外面。”
“这儿感觉好冷。”她说。
“是下雨了的缘故，”他告诉她，拍了拍她的胳膊，“山上可能还下了点儿小雪，所以比较冷。”
“哦。”她莞尔一笑。
卡普维奇打开玻璃拉门，冷风立刻扑面而来，嗖嗖地击打着他们的脸。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路边，上面挂有政府部门标志。一列醒目的天线和一根白色的排气管屹立在车身上。卡普维奇把雪丽的小包放在后座上，然后帮助她钻进车里坐在小包旁边。
车里暖和多了，她闻到了汽车的主人涂抹的古龙香水的味道。“幸会，我是迈克·托尼诺。”一个声音从眼前传来，同时她感觉到一只手伸到面前。
“您好，我叫雪丽·摩尔。”她微笑着说，并伸出手。
爱德华坐到了乘客席上，托尼诺抽回手，在他面前炫耀似的晃了晃，好像手指被火烧着了似的。“手好烫哦。”他朝爱德华努了努嘴，遭到了后者一记白眼。
“恐怕我的穿着不适合这种天气，”她说，“我离开费城的时候，气温差不多有六十华氏度呢。”
“我们现在就离开伊利。”托尼诺压低脑袋看了看车外的反光镜，然后发动了汽车。“在一个小时前，这儿的温度又降了十度。您今晚是呆在匹兹堡吗？”他调整后视镜，观察她的脸。
“我希望能白天把事情办完，如果赶得及的话。”雪丽说。
“我们会为您安排充裕的时间返回。”卡普维奇瞪了他的同伴一眼。他把手放到座位上，转过来看着她，“时间会很充足的，摩尔小姐。”
他们往南行驶了90英里，再往东穿过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进入东尼戈尔和一片正在劳作的农场。雪丽把前额靠在冰冷的车窗上，一边听着窗外的落雨声和汽车雨刷来回摩擦的声音，一边又浮想着她最近这段时间老做的噩梦。它们总是非常平静的开始，而以恐怖告终。记忆中的那张脸闪现在车窗玻璃里，似清楚却又模糊，好像熟悉却又辨不出是谁。
在噩梦中，她每次都是坐在一辆汽车里，眼前有个人撕扯着一件大号的红色捕鱼衫，衣服上散发着尸体和汽油的味道。接着，随着一声尖叫，一个女人的脸重重的撞在她面前的挡风玻璃上，露出一双可怕的绿眼睛，深红色的血从她划伤的嘴角流出来，苍白的脸颊周围被染成了一片血红。然后这张脸抽搐着离开，很快的消失在视野中，血也被冰冷的绵雨冲洗干净。
这个冬天，噩梦变得更加可怕：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残暴。她不止一次的被医生警告：她正受到失眠以及以前伤病留下的后遗症而产生的精神紊乱的困扰。而且医生还告诫她，她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工作肯定会对她的身体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托尼诺突然小心的转动方向盘，为了绕开路上的什么东西。她的头碰到了冰冷的玻璃上，使她从幻想中惊醒过来。今天能从房子里走出来真好，她承认，忘掉噩梦，多想想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对调节自己的情绪会更有好处。
“天气现在怎么样了？”她问卡普维奇，手心不在焉的捏着耳垂。
“开始转成雨夹雪了。”卡普维奇回答。
透过她前额靠着的车窗，她听见冰冷的雨珠敲打玻璃的声音。
卡普维奇开始跟她讲要去的那个农场。他的声音很温柔又有耐心，看得出，他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能感觉出他很疲倦，但是他却没有遗漏任何细节。这使她想起了她的邻居，布里格姆先生，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布里格姆总是耐心的陪伴她，给她读邮件。
山路陡峭崎岖，沿途中的农场也很贫乏。牛羊群被圈养在齐膝深的稀泥中。一排排褪了色的圣诞彩灯依然悬挂在破旧的窗户和走廊周围。她试着在脑海里勾画农场的样子。木头燃烧发出的气味，没有收拾的床铺，早餐盘子上的鸡蛋和苹果酱结成的块儿，门口挂着的大衣上散发的汗臭味和粘着肥料块儿的长统靴子……
走了一段路之后，地面开始变得平坦，一直绵延到劳雷尔山脚下。这里的农场都建在绿油油的草地里，四周用精致的彩带围起了栅栏。高大的马儿舒服地依偎在蓝天和绿地铺成的毯子里。真是块富饶之地。
汽车突然转弯，路两侧出现了一排镌刻着“橡树园”的石柱子。汽车顺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向上攀越，在远处起伏的高地上出现了一座大房子。远远望去，一辆挂着州警察局标志的警车停在房子旁边的车道上，草地里还停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
托尼诺把车开到警车旁边停下，卡普维奇调转头，对雪丽说：“摩尔小姐，您进去之前是否需要点东西先嗅一下？”
她摇了摇头，“不用，我没事儿。”
一个警察站立在大门内侧，在他们经过时非常好奇的盯着雪丽。
“我们会先通过起居室，然后向下走几步就是厨房，”卡普维奇轻轻的说，“到那儿了我会告诉您的。您准备好了吗？”
“好了，”她回答。“我们开始吧。”
房子里散发着霉味儿和很明显的尸体腐烂的臭味。
“他们死了起码有一个月了才被人发现，”卡普维奇说。“死者的妻子就躺在我们后面这个大厅对面的一个卧室里。”
“您带着那封短信了么？”
“带着了，”他回答。“要我读给您听吗？”
“请读一下，爱德华。”
他喜欢听她叫他的名字。他把手滑进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纸，纸上的文字是从原物上转抄过来得手写体。他拿起眼镜晃了晃打开镜架戴上，然后开始读信。
很快就要到三月了。麦吉过去总是很喜欢三月的，她可以在第一次大扫除之后邀请左邻右舍搞一个聚会，不过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自那以后，我们没再跟别人打过交道。或许是他们不再愿意理我们了吧？
当然，可以想象，麦吉为此很是伤感和忧郁。这些年来，她一直央求我帮她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太自私了，不想让她在我之前走。我让她等到我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再跟我一起走。
无论如何，在这儿我还想告诉您另外一件事。她的名字叫卡琳·库恩茨。你们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失踪人员档案里找到她的名字。她死在这个农场里。她的姐姐带着警察来找过她。我不得不对警察撒了谎，因为我不想这个事给我的医师资格带来麻烦。
卡琳深爱这个农场和这儿的动物。请给她找一个不错的墓地并立一块墓碑吧。她在野地里躺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有一块好的墓碑来陪伴她。我常常躺在椅子里朝那边望去，很想我亲自给她弄一块碑，可是麦吉并不知道关于她的事。我不能让麦吉知道，那样会让她很难过的。
你们办案人员将会注意到卡琳是死于窒息。绷带还缠在她的脖子上。我们在一起用毒品和性游戏来消除空虚，结果事情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我猜你们可能会管这叫做用量过度而引起的意外事故。生命有时候有着难以置信的脆弱，是不是？
我的遗嘱里将会为您准备所有相关花费。对于麦吉和我自己，在马萨诸塞州的东哈普顿我还有块儿地。详细的资料在我的律师那里。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那儿看看。
不管结局如何，我对于事情发展成这样感到万分遗憾。
卡普维奇摘下眼镜，把它们重新放回他的口袋里。“这封信从要求给这个女孩一块正式的墓地，突然转而说到他所希望的自己与妻子的安排，却没有说出女孩儿尸体掩埋得位置。他好像在死之前把这事儿给忘记了。”
“我想是因为他有着非常大的思想压力吧。”
“确实如此，”卡普维奇说。“他确实有很大的压力。还有，摩尔小姐，在这后面一共有一百五十英亩大小的一片野地。寻找她的尸体恐怕非常困难。”
“您尝试过用红外探测装置帮忙寻找吗？”
“地面上距离太长不方便用这种方式。”他回答。
“那您确认过她的身份吗？”
“卡琳·库恩茨据报是1973年失踪的，两年之后多诺万买下了这个农场。据卡琳的一个好朋友说，他们之前已经认识有好几个月了。她是威斯特摩兰郡机场的一个女服务员，他当时在那儿学开飞机，所以他们极有可能在那儿认识的。餐馆有一天打电话给卡琳的这个朋友，告诉她说卡琳已经好些日子没来上班了，但她还有薪水没领走。她就打电话给这个医生，但电话一直没打通。后来她有点怀疑了，于是就把他的情况告诉了警察。警察之后把卡琳作为失踪人员的案子一样草草对待。他们没有想过当时去搜查医生的农场，而是过了好几个星期以后，他们才赶来取得医生的许可在农场四处随便看了看。”
“那后来就再也没人看见过她？”
“没有，摩尔小姐。州里不久就把这件案子搁置起来了。您可以想象靠着这么点线索在这儿挖地找人有多困难。这个女孩儿的姐姐是她们家最后一个亲人了，不过几年前也死了。既然医生现在也死了，即使我们找到她的话，也就没有可起诉得人了。换句话说，她现在是在这儿或不在这儿，都没什么重要的了。”
“只是这无所用处的麻烦事儿让您给摊上了，是吧，爱德华？”雪丽平静地说。
卡普维奇干咳了几声，有些局促的挪了挪脚，开口说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得到过许多的赞誉，摩尔小姐。今天也是出于对案子的负责，我才有幸把您请到了这儿。不管她还有没有家人，我们肯定不愿意看到她被遗弃在这个荒野里。”
“那好，”她接过话，温和的对这个老头说，“多诺万死时手是露在外面的吗，爱德华？”
“他的右手是垂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的。他自杀用过得手枪掉在地上。”
“您能放一把椅子在他旁边吗？”
“他……已经深度腐烂了，摩尔小姐。”
“是的，”她说，“我能想像的到。”
“那好吧。”
“嗯，没什么的，”她说。“我们不如现在就开始吧。”
卡普维奇打开门，尸体的恶臭扑鼻而来。墙壁被涂成了没有光泽的深红色。屋子里摆放着很笨重的老式家具，家具上深色的木料和皮革制品都裂了缝。每一样东西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雪丽听见窗户开启时发出怪异地吱呀声，外面冲进来得冷空气丝毫没有减弱尸体的臭味。
“尸体离您有十步远，”卡普维奇告诉她，然后摸了把椅子拖过去放在尸体的旁边，扶着她坐下去，然后往门口退去，“我就站在门外。如果有需要，您就叫我。”
卡普维奇站在门外，从窗户缝里看着她，不知道她会怎么做。过了一会儿，他看见雪丽的头偏向一侧，他仿佛听到她的嘴里发出细小的低语声。卡普维奇知道他到死也忘不了眼前所看到的情景：这个漂亮的盲人女孩的手正握着那只已经腐烂了的手。这真是太离奇了。
雪丽在厨房的水池里洗了洗手，然后用纸巾把手擦干。“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牧场外面走走。”
“当然可以，”他立刻回答，然后扶着她穿过托尼诺和那个警察身边，到了门外。
卡普维奇在关门之前伸出手指做了一个成功的手势，托尼诺会意的点了点头。
“您看起来很冷吧，”他说着，伸手握住她的手，把他的手套戴在她的手上。
“谢谢您，警官，但是您自己不就没有手套了？”她问道。
他轻轻的拍拍她的胳膊，说：“没关系。牧场就从房子的后面开始，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离得最近的邻居在这儿也看不到。”
他打了个喷嚏，拿出手帕，用力地擤了下鼻子，然后说，“前面一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片小树林。途中会经过一个给牛群饮水用的混凝土水槽。这儿很多年没喂养过牲畜了，但牲畜踩过得足迹依然可见。”
雪丽感觉着前方。“带我去小树林那边吧，爱德华。”
“草很茂盛，摩尔小姐。您的身上会沾满草籽儿的。”
“没关系。”她边说边向前走，卡普维奇紧走两步跟上她，扶住她的胳膊，以免她在这凹凸不平的地上摔到。在没膝深的草丛里前行的确显得很笨拙，雪丽的手杖上沾上了一大块儿草皮，靴子上也沾满了草屑和干草籽。
“那所房子现在看上去怎么样？”她问道。“您说它很久没有人照看了？”
“它看起来像是五年都没有住过人似的。那个时候多诺万刚从医院辞职，然后又廉价卖掉了所有的牲畜。从邻居那儿了解到，他们此后一直生活的很孤寂，独来独往的。即使是邮差都好几个月见不到他们一面。每个房间里都布满了灰尘和垃圾。屋顶上压着鹅卵石，防止被大风掀起来。院子和水洼的裂缝里到处都长着杂草。屋里屋外一片荒凉。”
一阵强风带着冰冷的雪花打在他们脸上。他们停下来背对着风向歇了会儿。然后又往前走，一路上多亏了手上这双手套，雪丽的手才没被划伤。
“请带我到树下去，”她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
“完美的女人哪。”托尼诺走到卡普维奇身边，感叹道。
“事实上应该说，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卡普维奇回应道。他扶着门框站住，刚才的上坡路让他还有点气喘吁吁。他的手冻得冰凉，他把它们插进了衣兜里。
“是的，遗憾哪，多么漂亮的女人。知道她从尸体身上看到了什么线索吗？”
卡普维奇看了他一眼，说，“我没问她。”
他们远远地看见她一边轻轻敲着手杖，一边在地上跺着脚。过了一会儿，她背靠着一棵树，似乎在凝视着什么。突然她的身体滑了下去，卡普维奇紧张得跳了起来，然后才注意到她只是蹲在地上而已。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他的同伴一眼，不过托尼诺假装没注意到他刚才的冒失举动。
“那刚才在屋子里，她是怎么做的？”托尼诺问道。
“她握住了死人的手。”卡普维奇平静的回答。
托尼诺看着他。“你开玩笑吧。”
卡普维奇一脸严肃的摇摇头。
“就那样？她出来后什么也没说？”
“没有。”
托尼诺疑惑地看着雪丽，说，“她现在在那边干什么？”
“她说想一个人在树下呆会儿，”卡普维奇说。雪花继续从位于他们东面的劳雷尔山的斜坡上漂飞过来，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肩膀上，然后慢慢的融化了。“请把雨伞给我们拿过来，迈克。”
托尼诺点点头，向汽车走过去。
雪丽蹲在地上，感觉到心还在砰砰的跳。她冷得都冻出鼻涕来了，可是她鼻子里仿佛还能闻到那股腐尸的恶臭，就连嘴里也好像能舔到尸体的臭味。她把一只手从手套里抽了出来，摸索着她背后那棵橡树的树根。刚才看到的影像让她有些迷惑不解，她想一个人静一会儿，理一理思路。
卡普维奇说过，那个水槽是给牛饮水用的，不是羊。可是刚才当她握着那个医生的手时，眼前分明出现的是一群羊，而且她还闻到了羊的味道。那么为什么羊会如此重要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里出现呢？
她扶住树干，支撑着站起身来。
一条腿都冻得抽筋了，手指也冻得冰凉。她使劲地活动了一下手指，然后戴上手套。这时，她听见了卡普维奇地喘气声。“这边，”他一边说一边扶着她的胳膊。她感觉到头顶上多了一把伞，她向他身边靠过去让身体暖和点。
“我们能走到水槽边去看看吗？”她问道。
卡普维奇点点头，把她领到水槽边。她探身过去，大腿靠着冰冷粗糙的混凝土槽壁。
“感觉很高啊，”她说。“羊好像够不着这么高处喝水吧，是不是？”
“没错儿，”他奇怪地看着她，说，“我想羊是没法在这么高的水槽里喝水的。”他不明白雪丽为什么会突然提起羊。
她站直身子，眼睛直视着前方的山脉，好像她真的能看见它们一样。
“我想我知道她埋在哪儿了。”过了一会儿，雪丽开口说道。
三月，这儿的机场显得很拥挤。在C出口人行通道里，他们走进一家叫“星期五”的餐厅。托尼诺要了一杯啤酒，卡普维奇要了杯姜汁无酒精饮料，雪丽点了一杯玛格丽特酒。
“您二位真的不用等我了，”她说。“我自己穿过过道就可以登机了。”
“我们也没别的什么可以为您做的了，摩尔小姐，”卡普维奇说。“只是想再次感谢您费尽辛苦，帮了我们的大忙。”
“别客气，不过请不要过早地给我赞誉，”她平静地说，“还不到时候呢。我提供的线索并不是总能如愿地解决问题。有可能让您查上一个星期，却毫无收获。”
卡普维奇微笑着说，“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很感激您。”
“我读过一些文章，是关于您在诺里奇案件中的神奇表现。”托尼诺说。
卡普维奇是个经验丰富的办案老警察，细微地察觉到雪丽嘴角的一点点变化，明白这个话题让她不太舒服。
“您能跟我们讲一讲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托尼诺追问。
卡普维奇准备打断他的问话，但是雪丽探过身去，似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话题。
“那好，我把医生跟我说过的话告诉你们。”她双手交叉放在面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脑部受伤，头上的一处伤引发大脑皮层功能失效，那意味着我的视觉神经是完好的，但是我的大脑皮层却阻碍了它们的正常工作，使我不能看见任何东西。我还得了健忘症，也就是说我完全忘记了受伤以前发生的事情。大脑皮层受伤的临床表现类似于一个癫痫病人发病时的反常行为。尽管我还没有那样发作过，但是我的大脑已经开始有了反常的迹象。”
她的微笑真让人舒服，卡普维奇出神地想，她没有一点盲人死气沉沉的性格。她的眼睛清澈，灵敏，在彩色的镜片后面看起来是那么正常。她的面部表情完美的配合着她的动作，她喜欢边说话边做手势。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在殡仪馆意外地握住过一个死去的小女孩的手，然后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些从未经历过却栩栩如生的画面。几年之后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从死者眼里‘看见’了一起凶案发生的过程。警察涉入该案调查，调查结果跟我描述的完全一样。这之后，许多人便开始向我寻求帮助。从科学上讲，我进入死者的瞬间记忆。”
“噢？”托尼诺说着，往嘴里塞了块饼干。
雪丽接着说，“大脑的前部皮层储存着瞬间记忆的信息。每次你在区别杂货店里食品盒上的商标时，你会从你的记忆储备库里提取一些信息，把它们暂时放入瞬间记忆，以供你在做决定时参考。瞬间记忆仅仅只保留你在此刻正在考虑的东西，大约也就相当于十八秒的样子。因此，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区分食品盒标签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在你设法求救之前，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瞬间记忆了你和别人一块儿跑步或做曲膝运动时你所看到的一切。你甚至可能会回想你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庭医生。如果你不是心脏病发作而是突然中枪，那你记忆的焦点将集中在开枪者的脸部。那如果你在十八秒的记忆时间里又回忆了其他的东西，比如你爱人的脸，你就会把之前的记忆抹掉一部分。”
她吸了口饮料，然后用纸巾擦了擦嘴。
“那么，”托尼诺说，“也就是说，人的大脑跟计算机里的随机存储器一样。”
雪丽点点头：“本质上讲，差不多。”
“那么在您的身体接触到死者的时候，确切的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感觉上，我完成了一次电路对接的过程。”她晃了下手指。“我感觉一股电流涌入体内，那种感觉就像你真的是在被充电一样。我们身体里从指尖到脚趾有数百万个神经末梢。碰触到什么东西时，神经末梢会立即把信号传递给神经元。神经元再把信号传递给大脑并负责对传递的信号进行解释。然后你的大脑会告诉你所碰到的东西是热的或是冷的，钝的或是锋利的，等等。我们触摸到的每一样东西，就像我平时读的盲文，是被我们大脑中各个不同的功能器官在很短的时间里实时感应并作出解释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当我皮肤里的神经末梢触碰到死人身体里的神经末梢时，我身体里感受刺激的系统，也就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会连接上死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电路。我也就通过死者的神经中枢连接到了他们的大脑。”
坐在另一张桌子的一个女人转过来好奇的盯着他们看。
托尼诺靠近她，压低了声音问道：“另一个人的记忆里是个什么样子的，摩尔小姐？”
她耸耸肩，把头偏向一边：“就像一段家庭录像一样，不过每个人的记忆都非常的不一样。有一次，我什么都没看见，除了一本书上的几页文字。那个人的最后十八秒完全沉浸在一本小说里了。大多时候，当人们陷入过分紧张中时，他们的脑子里会没有预兆的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尽管你自己能准确的知道什么是当前真实发生的，什么只是回忆的内容。不过有的时候，发生过的人或事在记忆里可能会很清晰，就像这个事就正好在你眼前发生一样。不太好处理的是去解释这些不同点，去分析事实真相与死者大脑里保存的历史记忆。”
她把手掌向下放到桌子上：“这个影像是在不断变换的，一秒钟是这儿，两秒钟在那儿，直到这十八秒耗尽。十八秒总体上算起来还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她搓了一下手，接着说，“试想在最后的十八秒，你会想到些什么，然后再想象把它放到电影里的样子。毫无疑问你会在想我刚刚在讲的话，我的脸可能会在你的记忆里，但是你脑子里肯定还会有些别的什么？”她笑了笑，说，“你也许正在想刚刚经过的一个漂亮的机场服务员，她的脸或身体的某个部位会留在你的记忆里。”
托尼诺也跟着笑了起来。
“假如你的思维分散到了明天和牙医的约会，你可能会在脑海里想象那个牙医的椅子或是他的脸。或者你的脑海里可能浮现你昨天晚上的约会，等等。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是所有我看到的影像就绝对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儿。您能想象离开故事背景去解释这些影像吗？假设说你的后背中了枪。我能从你的影像里看见我刚刚提到过的机场服务员，但去查出她是谁对案子也不一定会有帮助，我也不可能知道她是不是就是那个开枪的凶手，除非我确实看到她开枪杀了你。当然这都是些简单的例子。当死亡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最后的几秒钟时间里还有许多未知的相关影像。临死之前，常常也会不去想现场的事情，而是开始回想老朋友，家人，错失的爱情，等等。它们全都都会涌入脑海里，有时候是一些别人永远都不知道的事情。”
“您一直提到影像。您无法读取到一个人的思想，而只是能够看到画面吗？”托尼诺追问。
她点点头，笑了：“您是不是在说反话，您是想说，一个瞎子能够看得见影像？开玩笑了吧？”
托尼诺边笑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然后他前后晃了晃脑袋，像是要清醒一下头脑。“不，倒不是那样，”他说，“确切的说是太难以置信了。”
雪丽摘下她的眼镜，用一根手指在镜片上压了一下，然后把它举到他们眼前。“在两百年前，谁又会相信根据一个人在眼镜上留下的指纹，能够被鉴别出这个人的身份呢？谁又相信五十年前我们掉在食油里的黑白照片被发现后，还依然能提取出当年遗留在上面的指纹？”
她把眼镜放下，合拢了双手：“如果可以设计出更智能一点的电脑的话，我敢说我们都不需要它十分之一的能力，只要给出正确的条件，就能接入别人的身体里读取到他大脑里的信息了。那对电脑来说将是个非常简单的任务，破案就轻而易举了。”
“您是说您的大脑就像脑电图扫描仪一样的工作方式，只不过您看到的是影像画面，而不是电波？”
“我也不晓得是否有那么复杂，但是事实上来讲是这样的。”她点点头，“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发生的，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她用手敲着桌子说：“我相信当我们的身体已经死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里还能印记着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我们的大脑中印记着这些影像，打个比方，我们把电脑硬盘中过量的数据清除到回收站里，但数据信息仍然会留存在硬盘上，这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我能够看到人死前的几秒钟记忆也根本不足为怪了。”
“那么为什么你每次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就不会看到这样的影像呢？我是指活着的人。”托尼诺还是有些不太理解的追问道。
“想想看，”她边说边摇晃着她的手。“如果一个有生命力的神经系统受到了外界的刺激，那它会条件反射地马上被迫作出抵制。它主要的功能是本能地自我防卫，而且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完成这个过程的。换句话说，机体的本能不会允许它这么做。”她摆开一根手指，说，“但是关闭电源，入侵的入口就打开了。”
“会不会产生副效应？我的意思是说，这种记忆最后是怎么消亡的？”托尼诺追问。
雪丽把手指圈成一个圆圈。她笑了一下，两条腿在桌子下面换来换去。
又一个她不喜欢被问到的问题，卡普维奇心想。
“副效应？”她重复一句。
雪丽把胳膊肘架在桌子上，合拢双手，似乎在沉思这个问题。
它们怎么消失的？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问题。当你被活埋的时候，你究竟怎样忘记泥土投入到墓穴里的声音的？你又怎能忘记口中被插入的塑料管子的味道，飞机急速地坠落，或是正对着你的枪口喷出得火光？你能够永远忘掉犯下的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错误吗？
“说实话，没有什么副效应。”她说。
即使是现在她还在挑战着医生的诊断，“雪丽，你身上有一种恐惧感在侵扰着你，我说的没错吧？”那个医生一直都不喜欢她现在做的事情，认为做这样的事对她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很不好的，也没有人会理解她做这样的事。曾经有人告诉她，她所做的工作是在和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她虽然是眼睛瞎了，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再摊上更糟糕的事。
她知道医生所指的是什么，嘴角肌肉时不时的神经性痉挛，可怕的噩梦还有那些妄想。这些恐怕都是前兆。
“受到严重刺激后精神压力紊乱可能会导致各种形式的精神性疾病，雪丽。你必须慎重对待这些后遗症。”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试图应对各种精神疾病。警察，急救人员，军人……他们都在脑子里留下过很恐怖的记忆片断。因此，她所通过受害人眼睛里看到的画面与事实的真相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这其实只是一段记忆而已，不能武断的将记忆中的画面与死亡的真相划等号。
她也有过放弃做这种工作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让她顿时觉得很恐慌。当她还是个孩子在孤儿院的时候，她就梦想着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一个既不同凡响又令人人都仰慕的女人，成为课本中的女医生或者女警官，或者是女宇航员。她想去上大学以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她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有意义的方式对社会有所贡献。
然而梦想毕竟是梦想。她只是现实世界中一个贫困的孤儿。她还不仅仅是一个孤儿，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过去记忆的盲人孤儿。这一切突然降临到她的身上，其他的童伴们来来去去的玩，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她这样一个没有经历的女孩儿。她也明白，失去了只有父母才能慷慨给予得经济上的帮助，她很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非常讽刺的是，只有到了今天，当雪丽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之后，她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钱去上大学。而此时一些有名气的大学全都殷勤的向她敞开大门，医生和科学家们也都聚集起来一起研究和培养她，还想通过她的配合来帮她治疗。
不，绝不能放弃。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已经走了这么远。她心中装满了梦想，决不能有回头的想法，她不希望生活在一片黑暗里或是在恐惧中渡过一生。她会正视生活，哪怕是用自己的心生健康作筹码。
托尼诺不断的点头，似乎被他脸上专注的表情所带动。
“会不会做梦？”卡普维奇问道。他的声音又轻又温柔，声音小的几乎听不到。
她笑着把脸朝向别处。“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的，爱德华。你会梦到你工作中所看到的一切，我也会梦到我所看到的一切。还有我们的受害人，他们也会做梦的。多诺万医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回想那个混凝土水槽，一定是因为他在最后的三十年里每天都会用很多的时间想到它。还有羊。我知道你说过这个农场养得是牛，爱德华，但是我在我的脚下看到得就是羊。”
“是羊？”托尼诺惊讶地重复她的话说道。
她喝完杯中的饮料。“没错。我想，会不会是这样？养牛的目的就是为了掩饰这个水槽，而修建这个水槽的目的又是为了遮掩一座坟墓呢？根据估计，他应该花费了相当多的物力在那个地方建的那个饮水槽。”
“可是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托尼诺问。“为什么不直接把她埋到林子边上去？”
卡普维奇把一只手搭到托尼诺的胳膊上，觉得在照着别人的话说，让他有些不自然，“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会露面，而且他想他们应该只会去查那些被挖动过的地面。”
“完全正确，”雪丽说。“水槽看上去自然而然，因为水溢出来，周围的泥土被踩踏出完全理所当然的样子。您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些警察在周围的建筑物和野地里，还有站在水槽那个地方的时候，仅仅离房子五十英尺的地方是一群牛，水槽四周是齐脚深的粪泥，就像已经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了。谁又会想到这里头会有别的蹊跷呢？”
“那跟羊到底有什么联系呢？”托尼诺追问。
“我猜测，”雪丽接着说，“在凶手住这儿之前这养的是一群羊。我想在他记忆中有杀人之后的这么一段印象：他站在羊群中，考虑着怎么来处置卡琳的尸体。最后他决定在坟地上面用混凝土建一个大水槽，一个足够大足够重的水槽，那样的话，如果不用机器，没有人能挪的动它。但这些羊个儿太小了，没法在这样高的水槽里喝水，所以他就把羊群卖掉了，然后养了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