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彬在场下冲我抬了下手。

    我放下拳架，朝对面跟我周旋了十来个回合的新陪练王睿点点头：“老王，你不赖！”

    工作之余，除了和朋友们聚聚，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分局的健身房打上几拳。自从去年后勤保障配套设施下放，健身教练、体能教练和格斗陪练一律采取社会公开招聘。前两个职位还好说，就这格斗陪练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能胜任者寥寥。毕竟全海淀分局，包括且不限于治安支队、巡查支队以及刑侦支队、预审大队的数千民警没事都可能来比画两招，咱分局虽谈不上卧虎藏龙，可但凡出外勤的，谁拳头上还没俩茧子啊。不说男同志，就连姜澜、雪晶那样的“慢动作格斗票友”，也有过击倒陪练的记录。

    至于我，则是众陪练最不愿见到的人之一。

    我在警校就读的是公安管理系，属于文职，但时隔多年，当初那帮侦查系毕业的猛男一听到“赵馨诚”这三个字，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身上的某处旧伤在隐隐作痛。我在校期间的战绩是二十七胜一败，包括十五次击倒性胜利，唯独在结业比赛决赛中点数落败，走过那么一次麦城。

    参加工作后，动手，我没输过。

    跑到场边，我咬开缠带，摘了拳套，从彬的手里接过电话：“哪打来的？”

    “支队。”

    我抹把汗，把电话举到耳边，斜眼看着彬继续教依晨练习直拳、摆拳、勾拳这三个标准动作。彬从不参与任何轻度对抗，包括和我，但他两手戳得短粗变形的小拇指以及裹在衬衣里的肌肉轮廓都显得很是可疑。

    “喂？谁啊？”

    “我曹伐，白局叫你。抓着杜阳了。”

    老白召见我，为的却不是这个案子。

    “板井路施工挖出个骨头架子，知道吧？”

    “知道，一块儿出土的有没有啥文物？”

    “不贫两句怕拿你当哑巴啊！”老白没来由的光火吓了我一跳，“去办公室找小姜拿卷，这案子归你了。”

    “啊？可长信大厦奸杀案的嫌疑人不是刚……”

    “干吗？怕老子卸磨杀驴？没人抢你的功劳！板井路的遗骸身份已经确认了，死者是咱们区委的重要人物。目前这是咱们队的第一要案，市局很重视。”

    我很怀疑石瞻那个案子余波未平，市局可能在考察老白的工作能力。

    “这案子陈，证据缺失严重，你想想办法。需要什么资源随时跟我提，赶紧办。活案子还是死案子，三天之内给我个说法儿。”

    “没问题。”

    小姜把卷递我的时候说：“这个死人的尸体身份已经确认了，里面有详细情况。”

    死人的尸体？我还琢磨呢：你语文学成这样小学怎么毕的业啊？

    翻卷一看，我才明白：该尸系于板井路北向南施工路段绿化带掘出，完整，呈白骨化，盆骨结构显示其为女性，死亡时间已超过五年。现场发现死者遗物有左手无名指镀银戒指一枚、脖颈处水波纹金项链一条、散落的硬币若干、钥匙一串等。通过对上述遗物的辨认及周边地区失踪人口记录的交叉比对，确认死者为于二零零零年七月经法院定理宣告失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宣告死亡的原海淀区妇联副主任王纤萍。支持比对结果的，还有王生前左小腿胫骨骨折的病历，与遗骸左小腿骨折愈合接缝处特征吻合。

    王的脑后枕骨碎裂，初步怀疑系他杀。现场周围未发现凶器。

    总之，这次可以彻底“宣告死亡”了。

    地区派出所的接警报告显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日晚十一时许，王的丈夫郝建波报案，说王下班后离开单位，彻夜未归。鉴于失踪人的特殊身份，派出所立即出警，沿王下班回家的路线彻夜搜索，未找到王的踪迹。经调查得知，王于十二月五日晚五点半离开位于中关村大礼堂北的单位，乘公共汽车至火器营下车。按照生活惯例，郝建波五点钟骑自行车从工作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发，前往火器营车站接王，以期共同返回位于四季青桥东贡南大院的住所。

    那是个大风天，郝六点多抵达车站，未见王，等了约半小时后，以为王直接步行往家走了，便骑车回家。沿途没见到人，回家发现王也不在。郝建波匆匆给女儿郝萌热了点饭，再次出门寻找妻子。

    王纤萍，这位时年仅三十一岁的母亲，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好家伙！这陈年旧案的不说，尸体就剩了把骨头，凶器找不到，周边地区早已旧貌换新颜，连案发第一现场都确定不了，老白一定是打算玩儿死我。

    “给我去找九九年前后案发地区的地图，越详细越好。”虽说没头绪，但案子还得一步步查，“曹伐，你们组去走访了解一下当年周边地区人群居住状况、交通状况、道路状况……反正什么状况我都要知道，晚上向我汇报。”

    曹伐没吭声，闷头带队走了。小姜倒是咕哝了一句：“地图？哪找九九年的地图去……”

    “规划局、区建委、交管局、施工队、包工头、居委会、回迁户的大爷大妈……我不管你联系谁，今晚之前把地图给我！对了，帮我联系当年负责调查这案子的民警。还有，我要被害人家庭成员的所有背景资料。二探组归你调配，总之……”

    小姜一脸无奈：“知道了，今晚之前都得给你。”

    “彬，跟家吃饭呐？”

    “正在。什么事？”

    “是这样……”

    “蹭饭我欢迎，案子的事别找我。”

    “兄弟，还是你了解我。头儿给了我一空前绝后的烂摊子，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既不是警察，又不拿官饷，没这个义务。再说了，甭管多烂的摊子，你警察搞不明白的，指望我一个律师去破案，开什么玩笑。”

    “没说指望你来破案，你就当跟哥们儿一起遛遛弯儿。老白给了我三天时间，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无所谓，他铁定扛雷。你就算不给我面子，好歹也得卖你白叔一个面子吧？要知道，市局现在可……哎哎，你别叹气啊……”

    ……

    曙光派出所门口，彬见到我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贼厮鸟，真的是迹近无赖。”

    我故意贱兮兮地朝他挤眉弄眼一番：“这是案卷，韩少过目。”

    彬没接：“泄露侦查阶段案卷，你这是渎职。”

    “你原来又不是没看过支队的卷。”

    “那是在有分局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帮我父亲做情况汇总，程序合法。”

    “我靠！大哥，你就别端着了，这都火烧屁股了……”

    “等烧到眉毛的时候再说吧。”

    我正待继续纠缠，一位民警从门里探出头来，叫：“赵馨诚？”

    “对。”

    “散会了，周所有请。”

    当年侦办王纤萍失踪案的，就是现任曙光派出所所长周若鸿。此人在海淀公安内部籍籍无名，架子可不小。小姜明明已经事先联系好来了解情况，人家却告诉说“正在开会，请稍候”，让我在门口足足罚站了二十分钟。

    “周所，您好！我是赵馨诚，就是姜澜跟您联系过的……”

    “刚才开会，对不住。来，兄弟，坐！”周若鸿爽快地指了下沙发。

    居然是个女所长。

    周若鸿大约四十出头，脸盘儿白白净净，眼睛超大，而且不常眨动，给人一种和外星人对视的感觉。她算为数不多穿上制服却不难看的中年女民警，微微有点儿发福的身体被警服束得英姿飒爽，可做制服系扬长避短效果的典范。

    “是这样，咱板井路那案子……”

    “卷你们不是调走看过了么？那会儿我是管片儿的带班治安副所长，这案子就是我办的，连卷都是我最后订的，你有看不明白的就问。”

    “那，九九年那会儿，这片儿……”

    “全是工地，荒得很。王下车以后奔家走的那段也没什么像样的路——就是现在的板井路。要说能确定那骷髅架子是她的话，第一现场肯定就在附近。”

    “会不会是……”

    “那地方就没路，车都开不进来。不可能是有人在别地儿宰了她，再把尸体运回去埋了。我跟你说小兄弟，王纤萍铁定是十二月五号晚上下车回家，死在了半道儿。”

    “那排查范围……”

    “没法儿排查。一是那会儿没想到她被害了，再说那附近来来往往的民工、郊区农民忒多了。当时要能发现尸体，没准儿还有点儿戏。”

    “可王的爱人……”

    “咱都明白，这人口失踪的事，家属嫌疑最大。从时间上推的话，售票员说那天晚上王大概是六点左右下了车，估计是见丈夫没到，加上风大，就干脆直接抄近道往家走。结果就这么寸，跟郝建波走岔了。郝说等到六点半，顺着王的路线往家走，郝萌证实她爹不到七点进的家门，给孩子热了饭出门的时候大概得有七点半了。”

    “这也不能证明……”

    “你想啊，那条路——就是现在的板井路，步行从火器营到贡南大院，至少得半小时，加上刮大风，四十分钟也不多。王在半路遇害，埋尸地点距离车站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杀人、搬尸、挖坑、填土，没俩小时干不完。郝建波就算六点半追上老婆，七点也不可能收工回家。”

    “他完全可以……”

    “先回家再返回去挖坑埋人？不可能。那他最快也得十点多完事。我带队九点半开始就在那片儿例行巡逻呢，没发现任何异常。再往后，十一点来钟，郝已经报案了。没人会傻到杀了人先报案后处理尸体吧？”

    “您就这么确定……”

    “放心，我没少问过案子。郝建波和郝萌都接受过多次询问，那孩子肯定没撒谎；而且，最后一次跟郝建波谈的时候，他又是担心又是难过，一大老爷们儿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面前抽抽搭搭的人多了，我盯着他仔细看过，不是假的。王的死是他杀，但凶手肯定不是她爱人。”

    “不过刚一转年，郝就向法院主张……”

    “一般来讲失踪人的家属都会回避失踪的事实，对吧？我还真一直就盯着这案子，生怕自己落下什么。所以得知郝建波急于向法院提宣告失踪，我赶紧跑去打探情况。结果发现，这种‘反常’其实是‘正常’的，或者说，至少合理。”

    我终于找到不被打断的发言机会：“为什么？”

    “法院的同志告诉我，作为法官，郝建波去申请失踪公告的时候话说得很坦白，甚至可以说很无奈。他们的孩子郝萌已经十岁了，但由于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血管疾病，根本就不可能去上学。唯一的治疗途径，只有进行心脏移植手术——那时的费用大概是二十万左右，他们两口子只是拿死工资的公务员，没这笔钱。王纤萍的母亲已过世，父亲因为脑癌住院，跟植物人差不多，医生当时的诊断是：最多还能靠插着管活上不到一年。明白了吧？”

    明白个球啊！

    在我身后，彬轻轻地“哦”了一声。

    “小姜，什么财产代管？”出门后，我立刻打电话回支队，“王家的财产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去查王纤萍的家属背景了么？”

    “王纤萍的父母有两处房产，都在朝阳区，一大一小。老人没留下遗嘱，名下两个法定继承人一个是王纤萍，另一个是她哥哥王千祥——这兄妹俩好像不对付。为了防止在王纤萍的父亲去世前，王千祥私自处置两处房产，郝建波只能通过提出宣告失踪的申请来对其中一处房产进行财产保全——当然，必须是等到老头咽气后才能执行；同时，也能确立自己作为妻子失踪期间财产代管人的身份……这属于民事法律问题。”

    我从这堆法律术语中择出有用的部分：“说白了，郝是通过某种法律手段取得本应由妻子继承的财产？”

    “二零零零年初郝建波向法院提出申请之后，经过半年的公告期，七月份法院正式对王纤萍宣告失踪。同年年底，王的父亲病故。她哥哥跟郝建波协商后就遗产分割达成一致：王纤萍继承小的那套房子，另一套归王千祥。郝建波代管了妻子的所有财产，直到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他通过法院对妻子宣告死亡，王纤萍的财产发生继承，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有郝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说，到二零零五年年底的时候，郝已经合法地控制了王的全部财产。”

    “就是说，郝建波明显从中获益了？”

    “查到这儿，我也觉得郝建波嫌疑最大。二探组完成走访汇报时说：郝和王自九五年结婚以来，感情一直很好，就算后来得知王纤萍不能生育……”

    “啥？郝萌不是他们亲生的？”

    彬在一旁笑了：“当然不是。否则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可以由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郝萌要是亲生的，郝建波又何必去法院张罗这堆事，把自己搞得那么可疑？”

    对了，我身边有这么个现成的韩大律师在啊。

    我冲他会意地点点头：“他们俩感情好，真好假好？”

    “应该是……真的吧？”小姜既没结婚又没男友，生活体验有限，回答得自然不是那么有底气，“他们两方的同事、亲属、朋友，甚至是街坊邻居都这么说，而且据说郝建波从谈恋爱开始，就骑车到车站接王纤萍，一直持续到她失踪的那天，有那么点儿单车王子的浪漫。”

    “那郝萌是他们领养的？还是郝建波的私生女？”

    “是从王家一个山西的远亲家过继来的，手续完备。”

    “郝建波吃了王家的财产，还管王家的孩子么？”

    “这部分很关键哦！他一继承王纤萍的财产，也就是那套房子，就立刻委托中介公司给卖了。从房管局的备案来看，那房子卖了四十二万多。他随后辞职带女儿前往新西兰的奥克兰，在那里的格林朗医院为郝萌成功地移植了心脏。据说光医疗费用就将近五十万。”

    全花了？我追问：“为什么非跑到国外去？”

    “不晓得。不过就这个格林朗医院，心脏移植手术从未出现过失败或术后死亡的记录，一次都没有。要我说，他真的很在乎这个孩子。”

    “我得找这个郝建波聊聊，给我他现在的住址。”

    “没有。郝建波后来就留在新西兰工作了。郝萌倒是被送回国内，跟爷爷奶奶一起住，正在复读小学。你可以去找她谈谈。”

    “我跟她谈什么？”

    “可以问问她父亲的联系方式啊。另外，领导让我向你转达：王纤萍的正式死讯，需要有人通知她的家属。白局让你去。”

    太孙子了。

    “唉，建波这孩子命苦啊。”老爷子郝卫国长叹一声，“纤萍失踪那几年，有说她跟别人跑了的，也有说建波是为了图王家的财产对纤萍……可我们做父母的最清楚，那孩子他、他对王家真的是……”

    自从我进门通报了王纤萍的死讯之后，郝萌一声不吭地只顾流眼泪，那老两口则是长吁短叹，搞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张嘴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郝萌一看就不是王、郝亲生的，确切地说，明显就不是个城市出生的孩子。她虽然已经十六岁了，但个头很矮，肤色黑中透红，即便坐下来罗圈腿也很明显……反正是一眼看上去就不那么讨人喜欢。相比之下，我更心仪她那双间距很宽的小眼睛——至少令这个无声落泪的场景显得不那么楚楚可怜。

    我求助地望向彬。他一直盯着郝萌。发觉我在看他，彬扭过头，向我暗示：走吧。

    我犹豫了一下，上前、转身、再回身，最后还是过去拍了拍郝萌，说：“别……你母亲不会死得不明不白，我们会抓到凶手。”

    出了门我就开始抱怨：“老白真成……”

    彬倒是淡然：“总得有人去做。”

    “嗯。不过我得另派人找他们问话，郝建波的联系方式都没到手呢……你怎么看？”

    “先天心脏缺陷导致激素分泌失衡，那孩子有明显的发育障碍。”

    我好泄气：“我们还是去抓凶手吧。”

    “给你韩哥架条线。”来到昆玉河畔时，已近午夜，“留一个探组待命……彬，我刚才跟你讲的案件基本情况，你都听明白了吧？”

    彬在打电话。

    “喂！大哥，别担心你那小媳妇儿了。你占着线小姜也没法把通讯频段架进来啊。”

    他挂上电话，黑色的瞳孔在反光：“打给你情敌的。”

    “杨延鹏？我靠，你……”

    “我让他查到就联系你，按说这事不该我来张罗。”

    “你……还有什么是警察查不到的！用他查？小姜，架进来没有！”

    “韩哥，您接上耳机就可以了。中间有电话进来我能看到，可以帮您转接。赵队，保险公司的查询有结果了：王纤萍生前没有购买过任何商业保险，也没有任何一份保单的受益人是郝建波。您还怀疑他？”

    “越是新好男人就越有问题。”我冲现场值守的民警亮了下证件，“埋尸地点九九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荒地，大概吧……找到的地图都太笼统了，还不如派出所案卷里手绘的那份呢。”

    “附近的人群成分呢？”

    “主要是建筑工人，还有一些住户，东边几所大学的学生也有在这附近租房的……”

    彬蹲在尸坑旁，接过现场拍摄的尸骨照片：“杀人动机是什么？”

    “首饰都在，不是抢劫杀人，可以排除郝为谋遗产或保险金杀妻；那就是仇杀，或是性侵害引发的谋杀。”

    “赵队，尸骨可做不了性侵害检查。”

    “你别插嘴！彬，你觉得像仇杀还是强奸杀人？”我跟在他后面，“没听说王纤萍有什么仇家。”

    “从现有证据看，都不像。”彬拿着照片，手腕上飘来淡淡的香味，“尸骨上只能找到那么一处伤？”

    “对，要是拿把刀把动脉拉开，伤口不深的话，光看骨头辨识不出来。”

    “这儿可能不是第一现场。九九年的时候没板井路吧？”

    “没有。”

    “从遗物上能取到指纹之类的痕迹么？”

    “不可能。”

    “有目击记录么？”

    “也没有。”

    “那就简单了。你现在可以答复白叔——”彬起身后的结论给了我当头一棒，“这是个死案。姜警官，我不需要通讯频段了，麻烦你断开，谢谢。”

    我还在发呆，彬已经离开了。

    一回过味儿来，我慌忙朝他的SUV跑去，拉开车门蹿进去，二话不说先把车钥匙给拔了。

    这种粗鲁的举动令彬十分不悦：“你干吗？”

    “搞什么！晃悠两圈甩句话就走……哥们儿，你耍我呐！”我是真有点儿急了。

    他倒是不紧不慢：“什么证据都没有，抓到人也定不了罪，这案子查下去没意义。”

    “那是后话。我现在要破这案子，现在就要！我答应过那孩子会抓到凶手，你不能害我言而无信！”

    “我‘害’你？”彬用略带责备的口吻反问道。

    我知道自己在胡搅蛮缠，沉着脸生闷气。

    “馨诚，这案子已经很清楚了。你我都能看出来……”他推开车门，河边湿冷的空气飘了进来，“很少会有性掠夺者在那么个大风天里作案，环境恶劣不说，也不符合诱发性犯罪的激素水平——当然，没准儿会有意外。丈夫和孩子基本上可以排除。她哥哥？你们应该正在查，但只为了套四十万的房子就去谋杀自己亲妹妹，风险成本和犯罪收益不成比例。郝建波之所以会一直接妻子下班，除了感情因素，恐怕还有安全的考虑。你们要找的，很可能是和长信大厦奸杀案类似的一个罪犯。”

    一个长期尾随被害人的潜行者，刺客人格型暴力犯罪人。

    “小时候我一直住人民大学，离这里不远。这一带乱是出了名的，工厂、建筑工地、老城乡结合部居民……你想我做剖绘么？那好：罪犯是男性——这几乎是明摆着的；年龄范围不好确定，二十到五十岁都有可能；单身或离异；在这附近工作或居住，我更倾向于不是本地居民，否则周所长不会一点儿都没觉察。被害人不属于高危人群，案发时天应当黑了，但毕竟不是半夜。罪犯为什么会猝然袭击被害人，很蹊跷，或者说，有很多种可能性……被害人与她丈夫平日回家的路线会经过哪儿？某个工厂？某处工地？有谁会经常见到他们夫妇？也许有帮助，但排查范围会很夸张。这类职业人群流动性很强，时隔这么多年，还在不在北京供你排查都难说。没有现场，没有凶器，没有血迹，没有指纹，没有DNA……除了王纤萍的遗骸，你一无所有。”

    我无奈地望着彬，多少期待他能有神来之笔。

    “我可以不负责任地告诉你：罪犯体态矮小或瘦弱——但没有依据；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对排查没有帮助；性格懦弱且狭隘——这纯粹是靠猜……你想要的是这些？随便找个看过两本犯罪剖绘课外读物的孩子，说得都比我精彩。”末了，他伸出手，“钥匙。”

    我不情愿地交出钥匙：“那你让杨延鹏去查什么？”

    “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方向，他会直接联系你。”彬指了下门外，示意让我下车，“哦，对了。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好消息是——其实你自己也明白：罪犯既没有留下犯罪标记，尸骨的伤口创面又显示被害人的死也许并不在罪犯的计划之内——所以罪犯很可能不具备持续的社会危害性。”

    老何之前曾向我解释过：枕骨的创面是撞击形成的，可以排除敲、砸、拍等主动打击方式，推测罪犯可能并未携带凶器或预谋杀人。

    但我相信，王纤萍的死，绝非意外。

    我在昆玉河边站了半宿，只可惜天太黑、灯太暗、行人太过稀少，白白浪费了那孤寂落寞的深沉背影。等天亮观众多起来那会儿，我已经淌着口水在车里睡死了。

    西部地区队找到王千祥，查明此人经营古董家具十数载，早已身家千万，且妹妹失踪时人根本不在北京。得知妹妹的死讯，王千祥只不耐烦地说了句：“法院不早就宣布过了么？”

    从郝家得到了郝建波住处的联系电话，反复拨打，无人接听。经了解，郝建波在新西兰从事家电推销，经常不在家，但每个月都会为郝萌寄来学费和生活费。另外，老两口反复追问，何时可以成殓儿媳。

    下午，调查出现“重大进展”。

    九八年至二零零零年，王纤萍失踪地点附近共有两处建筑工地、一家造纸厂、一家垃圾处理站。两处建筑工地的人员花名册仍在寻找中。造纸厂有工人九十二名，垃圾处理站十七名，符合“男性、二十到五十岁、单身或离异”特征的有五十一人，其中正在排查八人，三人待排查，剩下四十人还在寻找中……我都不敢想象那两处工地的人员状况。花名册？找到了才是噩梦的开始呢。

    临近傍晚，我致电雪晶“请假”加班，没等开口就先听她抱怨起来：“诚，我今晚肯定回不去了。长信大厦那个案子，就那个杜阳，在我们室。他……他死活不撂！气死我了！小翟都想揍他……”

    这下好，我倒不用请假了：“不是有血指纹和DNA证据么？零口供一样能定他。”

    “DNA比对结果还没出来呢……关键是，指纹不是他的——他肯定是有同案，所以廖处说必须撬开他的嘴。”

    我一愣，性暴力犯罪人通常不会与他人分享“猎物”，至少像杜阳这种奸杀自己性幻想对象的罪犯，不应与他人共同作案。

    “别急别急。”换换口味也不错，“我这就过去。”

    杜阳长得黑瘦，有点儿罗锅，再加上低头哈腰的坐姿和缺乏睡眠导致的熊猫眼，真不像是条一米八几的汉子。

    在审讯室门口，雪晶特意拉着我再三叮嘱：“你别臭脾气一上来就打人，千万不能刑讯逼供……”

    我态度端正地承诺：一定会遵守纪律，文明问讯。

    对付这种人，打其实没用——撂了就是死刑，谁都不傻。

    我的战术是：先吃饭。

    这饭可不是从看守所搞来的馒头加“白菜游泳”，也不是预审处民警食堂的“福利猪食”，而是从外面打回来的家常小炒：红烧排骨、麻婆豆腐和地三鲜。

    雪晶在门口啃着我带给她的汉堡包，小声抱怨道：“我怎么觉得他吃得比我还好……”

    多吃、吃好才是正道。吃饱了容易犯困，那是因为胃肠蠕动加剧，连累了大脑供血不足；相反地，饥饿对降低人意志力的效果十分有限，还可能会使思维更加清醒。所以说，第一步，要从生理上缴他的械。这不，雪晶吃完东西没两分钟就开始揉眼睛了，我立刻一记爆栗过去：“你别先缴械好不好！”

    第二步，吃饱了？没烟抽。吃咸了？没水喝。吃累了？不许打盹儿——要让嫌疑人处于某种难受、烦躁与不安的状态。

    第三步，密闭的环境，压抑的气氛，加上紧张、疲劳、困倦……基础打得差不多了，需要有人再推他一把——赵馨诚警官堂堂登场。

    我一上来先是扯了阵闲篇儿，反正杜阳始终低头不语，我就可着劲儿山南海北地一个人瞎聊，越让他摸不着路子越好。

    同时，我在观察他对各类话题的反应。理论上，预审人员掌握得越多，应该说得越少，虽说问“案”是目的，但前置条件是问“人”——应当在了解嫌疑人背景情况、生活经历、性格特征的基础上，搞清楚他重视什么、在意什么、担心什么，并从中打开缺口。按说审讯最忌讳点明了发问，可我事先了解到雪晶他们几个笨蛋已经把十八号长信大厦的案子透露出来了，再加上我的时间不多，只能采取这种其实很被动的“主动发问”。

    聊着聊着，我突然直截了当地问：“十八号晚上你去长信大厦了么？”

    杜阳肯定是一直在等着我问这个，但仍旧显得有些惊慌。

    “十八号那天你应该去给长信大厦的一个客户洗车吧？知道那客户是谁么？”

    杜阳依然沉默，只点了点头。

    “车你没洗，忙活什么去了？”

    我盯着他滚动的喉结，留意他全身肌肉的变化。

    “杜阳，你是左撇子，对吧？据说左撇子都聪明。想来你肯定知道，撂了事儿就大发了。可你以为死扛就能无罪啦？”我随手翻阅着桌上的案卷，“山东即墨人？古来山东出好汉啊！隋唐有秦琼，北宋有武松，个顶个都是纯爷们儿，怎么偏偏出了你这么个软蛋啊？”

    两腿分开，脚尖来回变换方向——他在抵触我的说法儿。

    “什么叫爷们儿？凭本事吃饭！你有能耐就干出个名堂来。最不济，随你是偷是抢，捞足了票子，天底下的女人随你挑。您倒好，没本事挣钱，裤裆里还不安分……亏了咱人民警察仁义，一抓着你就安排你在这儿接受讯问。要把你扔进看守所，你丫现在连半条命都剩不下！就你这种畜生，跟过街老鼠一样，甭管是好人坏人，见一次抽一次！”

    杜阳开始揉脖子了，这是在通过抚摸颈动脉来缓解紧张情绪。

    “我说哥们儿，你丫除了长了俩蛋以外，跟娘们儿有什么区别啊？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小子有种做，没种扛。知道为什么女人都瞧不上你么？不是因为你下面的家伙儿短，不是因为你那弓着的虾米背，不是因为你满口泛着臭味儿的黄牙，也不是因为你穿了一身地摊上扫来的假名牌儿……”

    夹腿、缩肩、舔嘴唇——揭着短儿的效果比较直观。

    “是因为你没种……”他的呼吸逐渐急促、紊乱。

    “因为你只是个长错了生殖器的女人，连做过的事都不敢认。我赵馨诚审过那么多人，没见过你这么废物的！别说男的，换个泼妇来都比你强！”声调降了两度，这似乎是我撒谎的习惯，“我告诉你，杜阳，你什么都不用说，我也不想听。有指纹，有DNA比对结果，有目击证人……证据很充分，定你的案没问题。本来是想给你次机会，让你丫到头来能做个磊落点儿的汉子，爷们儿一回。看来，你不配。”

    说到这儿，我开始故作姿态地合卷、掐烟、收拾桌子——只不过速度放得很慢。

    “哦对了，一会儿去了‘号’里，多加个小心。”我突发奇想，轻描淡写地多忽悠了他一把，“知道‘号’里都怎么对付你这种人么？‘学习号’会指挥‘二板儿’、‘三板儿’的人把你按住，扒了你的裤子，在你丫的‘老二’上缠线，一圈接一圈地缠，紧绷绷的。然后，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开始弹你的‘老二’。那玩意儿里面有个海绵体，一受刺激就充血……所以左弹弹右弹弹，就硬了，直了，立了。”我一副享受着意淫的表情，“这时候，‘学习号’会亲自动手，揪着线头，使劲一拽那根线——我靠！连皮带肉……爽歪了！”

    随着我那眉飞色舞地“一拽”，杜阳本就不甚坚固的心理防卫机制，瞬间崩溃。

    “大哥，我说，我都说……

    “我……我本没想……可是她……她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

    “可中间，我进去的时候，她里面干，却抱怨我短……

    “我一着急上火，就浑干了。她那会儿没哭没闹，我以为没什么事呢……可、可……

    “她又嫌钱少，明明事先说好的……

    “我把身上的钱都给她了，她还是不答应……她……”

    我听了前两句就预感不对劲儿，这是长信大厦那个案子么？

    杜阳终于抬起头来，脸上挂满了湿漉漉、黏糊糊的各色分泌物：“她说要去报警，我就知道她……她……大哥，我这是第一次，求你帮帮我！我真的是第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大哥……”

    四目相对，我立时感到万分沮丧。

    “你慢慢说。小翟，给他做笔录。”我垂头丧气地推开桌子，起身向外走。

    雪晶正好推门进来，拉着我的胳膊压低声音道：“诚，DNA比对结果送过来了……”

    “我知道。”自嘲堆积出的表情尴尬无比，“不是他。”

    第三天头上，整个东部地区队都在绝望地奔波。现场还原基本上已成泡影，走访、摸排之类的徒劳举措也只是为大家保留了些许理论上的希望——当我拿到九九年案发地区两个建筑工地的花名册时，五百多个陌生的名字直接抹煞了所有自欺欺人的幻想。

    这是个死案。

    长信大厦奸杀案抓错了人，同时也失去了方向；而这个案子干脆连方向都没有，我都不知道晚上怎么去向老白汇报。

    瓶颈时刻，杨延鹏的电话来了。

    这小子知道我不待见他，电话里惜字如金：“查完了，给你送哪儿去？”

    半小时后，举着厚厚一打儿调查材料，我真想当街亲那个姓杨的王八蛋一口。也许是因为彬拜托的他，杨延鹏一丝不苟地查清了所有的背景情况，加上我已经掌握到的信息，一幅缜密的比对图浮现在脑海中。彬那个“不确定的方向”，现在成了我，甚至是白寅尚大人唯一的救命稻草。

    上车后我又不放心地问了句：“这个手机号，能确定么？”

    “信息来源是可靠的，能不能打得通就看你运气了。”杨延鹏显然没想到我对他的态度会这么友好，言语间颇有些无措，“新西兰和咱们有四个小时时差，现在那边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你要打就赶紧的，别忘了加拨区号00649。”

    我拿出刚在报亭买的17910长途电话卡，一边往手机里充值一边继续问：“你查出来的这些，彬看过了么？”

    “我跟韩哥汇报了，他说直接给你就好。”

    “他怎么说这个？”我拨通电话，晃晃手里的材料。

    “他说，你看了自然就能明白。”

    电话通了，我忙竖起食指放在唇边。

    “hello？”

    “哈罗，郝建波先生吧？”

    “呃，您是……”

    “北京海淀公安局刑侦支队，我姓赵。几天前，我们在板井路发现了你妻子……就是法院在零五年十二月宣告死亡的，你前妻王纤萍的遗体。”

    “她……怎么会……”

    “郝先生。九九年十二月五号那天，你去车站没接到你爱人。她是在从车站到家的路上被害的……时间紧迫，别的我不多问了，我们现在知道罪犯应当是沿途的北安造纸厂某职工。这个厂子经过改制，现在叫北安福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换了无数茬儿，排查起来很困难。所以……”

    死活都是它，闯一道吧：“麻烦你告诉我，谁干的？”

    电话那边，鸦雀无声。

    我从沉默中分辨出，还真是瞎猫撞到死耗子了。

    “我要那个罪犯的名字！给我名字！郝建波，我向你女儿保证过会把凶手缉拿归案，把名字告诉我！给你女儿一个交代，给你死去的老婆一个交代，也给你自己一个交代！我知道你看见凶手了！”

    长久的沉默后，电话被挂断了。

    我只觉得血往上冲，下了车走来走去，不知该如何发泄。杨延鹏在一旁看着我来回转磨，说道：“我认识一些奥克兰的同行，可以试试联系他们去捏这个郝建波……当然，过程不保证合法，而且费用……”

    少整这不着边际的给老子瞎添乱！我把电话打回支队：“能找新西兰大使馆……奥克兰大使馆协助咱们么？”

    小姜估计是莫名其妙了一会儿：“您怎么查案都查到国外去了？”

    老白的回复更直接：“我是让你去找杀王纤萍的凶手，不是让你把一起区内命案变成外交事务！能破最好，尽人事，听天命吧。”

    打发走杨延鹏，我命令各组探员都去集中寻找北安造纸厂当年的员工。曹伐来找我汇报情况时问：“我说赵队，你就那么确定是在这个范围里？”

    我正火大，懒得答理他。

    拿到手的资料显示：郝建波自一九九年底到二零零六年初，先后更换了三处居所：二零零一年搬到五道口，二零零四年搬到方庄，二零零五年搬到高碑店——全是自费租住，而且离自己的工作单位越来越远。凑巧的是，北安造纸厂在二零零一年初因修路搬迁至五道口，二零零四年改制后转至方庄，同年因经营状况不佳辞退了许多员工。

    由此，我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也就是彬那个“不确定的方向”：郝一直在盯着凶手。

    九九年十二月五号那天，郝很可能在追赶妻子的路上，看到了王纤萍遇害的一幕。事后，作为一个熟知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官，郝在悲痛之余意识到：王纤萍的死，会连累孩子——一旦失去财产继承权，他根本无力支付郝萌的心脏移植手术费，所以，他隐瞒了妻子的死亡，暂时放过了凶手，但他一定是看到了凶手的模样，至少，他知道凶手就是北安造纸厂的职工，于是他数年来频繁更换住所，一路尾随凶手——凶手应该就在零四年北安造纸厂辞退的那批人当中，并且是在零五年到高碑店地区工作的人。

    电话里郝建波的反应，证实了我的推断。

    现在该怎么办？

    再打给郝建波，已经无人接听。就凭手上这么点儿人，在今晚之前要想完成排查，难比登天。我正要举起手机考虑是不是今晚打爆郝的电话，就收到了一条内容简短的繁体中文信息：

    “北京洛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苏震。”

    名字不陌生，我在北安造纸厂的职工名单上见过。

    我一指曹伐：“集合东部队，跟我走！”

    虽然我反复叮嘱：我们只是找苏震了解一些情况，怕他有思想负担，所以务必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随便编个理由把他带到经理办公室就好。车间主任出门的时候还是一脸狐疑。无所谓，陆续赶来的增援已经封锁了工厂所有的出入口，我只是不想为抓个把人闹出太大动静而已。

    过了不到五分钟，在门口望风的曹伐回头朝我递了个眼色，跟张祺分别闪身至门的两侧。

    我示意值班经理在办公桌后坐好，转身垂首背朝着门口。

    随着推门的声音响起，身后突然一阵骚动：倒地声、搏斗声、惊呼声、手铐摩擦的金属声……“警察！别动！”

    天道酬勤。我看了看表，掏出电话通知领导：“头儿，抓到嫌疑人，是原来北安造纸厂的职工。”

    回过身，我拍拍值班经理的肩膀，同时挥手让目瞪口呆的车间主任离开。走上近前，曹伐他们把按在地上铐好的嫌疑人拽了起来：“叫什么名字？”

    老白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是他干的？”

    苏震四十开外，身材短粗，有点儿谢顶，一张脸上不是疙瘩就是坑，绝对属于月球表面——只不过现在惨白得失去了本色，看上去更像是大雪封山后的月球表面。

    我盯着他发直的双目和颤抖的身躯，只一眼，便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别给他时间在路上编瞎话。”把苏震押上警车，我叫来曹伐，“我先打个电话，你和张祺去车上把这孙子的口供拿下来。带家伙了么？带了就扔驾驶室里，省得让人说咱们刑讯。拿上笔录纸和印油，把车门和窗户都关上，让群众看见影响不好。”

    曹伐有点儿含糊：“可……要是他死扛呢？”

    我一边拨号一边不耐烦地骂道：“要你干吗吃的？干不了滚蛋！老白催咱们归队呢。我打完电话之前把口供拿下来，这案子我给你报头功；拿不下来，您请另谋高就，我这队不收废物！”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伐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只能骂骂咧咧地摘了手表，猫腰钻进车里。老警怂都这德行，不拿鞭子抽不卖命。

    “彬，跟家吃饭呐？”

    “还没。这回又是什么事？”

    听他那戒备的口气，我笑出了声：“正好，多撑会儿。晚点儿我过去请你们小两口吃大餐。”

    彬哼笑了一声：“赵警官无事献殷勤，恐非奸即盗吧。”

    “瞧你这刻薄劲儿……我是聊表谢意。案子破了。”

    “郝建波看见了？”

    “对。嫌疑人的名字就是他提供的。北安造纸厂，苏震。人刚抓。”

    “是他？”

    “是。”

    “认了么？”

    “分分钟的事儿。”

    “真运气。恭喜了。”

    我承认，是挺运气：“少来这虚的！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让姓杨的去查那些情况？你肯定是早看出问题了。你这家伙太不仗义了！跟我还打埋伏，当时怎么不告诉我……”

    “瞧瞧这谢意表的。这饭啊，还是省了吧。”

    “这两码事儿，你别打岔。”身后有动静，我警觉地回头看了看，是警车在来回晃动。周围负责看守的一个探员贴着车窗看了看，冲我挥手示意一切正常。

    “从尸坑的遗骸照片来看，尸体被掩埋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双手交叉置于胸前——这是个刻意摆放过的、很安详的姿势，充分体现了对死者的尊重。”

    “这个……我靠，我怎么就……”

    “周所长还说过，最后一次问话的时候，郝建波号啕大哭。”

    “你觉得不正常？”

    “失踪人的家属通常会本能地回避失踪人可能遇害之类的想法。如果郝建波哭得那么真切，不由得令人生疑。”

    “可仅凭这两点，就怀疑他知道王纤萍被杀，甚至是见到过凶手，太牵强了吧？”

    “岂止是牵强。我也不相信郝建波杀人，毕竟动机和时机都有问题，但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暂时掩盖爱人死亡的真相。除非王纤萍是死于意外，否则郝建波就有可能见到过凶手。”说到这里，彬还不忘打趣道，“另外，建议今后找律师对你们进行简单的民事法律基础培训。”

    “哈！那我明白了。不过你以后别卖这关子，害我白搭了两天的工夫，折寿啊！”

    “我告诉过你，这是不确定的方向。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拿给你，是误导侦查。你的方式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案件年代久远，证据缺失严重，所以才貌似碌碌无为。我让小杨去瞎扑腾，完全是撞大运，这种旁门左道永远无法代替正规的侦查手段。”

    “甭谦虚啦，大哥，反正兄弟我是一揖谢地。晚上等着我啊！”

    “馨诚，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个开始。”

    “我知道，后面的事我再想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

    “还有，你可以留意一下：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正在这时，车门开了。我草草挂断电话，迎着曹伐走上去：“怎么样？”

    曹伐没好气地撇着嘴，把几张纸甩给我：“撂了。”

    我瞟了眼车里，苏震的脸仿佛又变成了雨后的月球表面，蜷缩在后座上直喘粗气。

    “是他？”

    “就是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