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胡客抱着姻婵，离开了洞厅，退出了天道。

    四下里夜色茫茫，他站在槭树林里，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站了好一阵子，他低下头看了看怀中的妻子。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他如何心痛，如何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姻婵既然已逝，那就让她入土为安，好好地离开人世吧。

    胡客来到平武县城，购置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把姻婵装殓入内，却不知该葬于何处。两人一直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似乎没有哪个地方，与姻婵有特别的联系。

    胡客思来想去，最终想到了一个去处。

    胡客将灵柩运到了长沙府，停放在湘江畔的江神庙中。

    江神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这里是他和姻婵叩拜天地共结连理的地方，对他和姻婵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他打算把姻婵安葬在江神庙的后院里，安葬在墙脚的腊梅树下。

    下葬的那天，只有胡客一个人。

    覆上最后一锹黄土，他无比失落地坐在坟前。

    七年多了，岁月如浮光掠影，匆匆而逝，最终只留下苦涩酸楚的回忆。那些过往与姻婵相处的画面，自脑海深处翻涌而起，一一从眼前掠过。

    胡客拿起坟前的酒坛，那是醉乡榭的酒。他倾斜酒坛，将酒水倾洒在姻婵的坟前，然后将酒坛高高举起，任由剩余的酒水注入口中。对他而言，姻婵就是过往岁月里最美的酒，他的确曾认认真真地醉过。

    胡客摇摇晃晃地走进前殿，跪倒在神像前。他从不信神灵，此时却无比虔诚地磕头叩拜。一切缘分都是始于此处，那就让它终结于开始的地方吧。

    可是一切真的能够就此终结吗？

    世人都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可是胡客心里的那份思念却越来越浓。他寄情于酒，常去醉乡榭饮酒。他以前品而不嗜，喝酒绝不会超过一杯，可现在却是成碗成坛地纵饮。

    到后来胡客的钱财花光了，醉乡榭的老板看他可怜，便让他在店里做了店保，供他一碗饭吃。世道太乱，常有地痞流氓来喝酒闹事，索要份子钱，老板让胡客做店保，原本只是看中他身材魁梧，让他充充门面而已。没想到胡客做了店保后，每有地痞流氓上门闹事，他便下狠手教训，那些地痞流氓即便纠集几十人一哄而上，也被胡客片刻间悉数撂倒。城里的地痞流氓从此再不敢上醉乡榭来闹事，连醉乡榭所在的街道，也不敢轻易靠近。醉乡榭的老板没想到胡客打起架来这么厉害，自此之后酒食招待，让胡客吃好喝好，只要胡客肯留在醉乡榭继续做店保就行。

    胡客在醉乡榭一待便是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有两个故人来找过他。

    第一个来找他的故人是贺谦。

    胡客在醉乡榭待了将近半年之时，便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贺谦就是在这时找来了醉乡榭。

    贺谦是特意来寻找胡客。

    离开井山后，贺谦不愿再替任何人做事。他听闻广州、佛山等地武风盛行，于是南下佛山开了一家小武馆，以教人习武为生，生意虽然冷淡，倒也能将就着过日子。

    离过年还有一个月，佛山城内家家户户早已年意浓浓，贺谦倒有几分羡慕，不由得冒出了找亲故之人聚一聚的想法。他是从刺客道出来的，想来想去，只想到了胡客。他决定找胡客见上一面，毕竟大半年前在井山分道扬镳时，两人是不告而别。

    贺谦知道胡客从小在衡州府的清泉县长大，于是找去了清泉县，但没有打听到胡客的下落。

    他又去衡州城四处打听，偶然听到当地的小混混说，长沙城里的醉乡榭有个三头六臂的厉害人物，把当地的地痞流氓收拾得服服帖帖。贺谦觉得好奇，于是找来了长沙府的醉乡榭。

    故人相见，两人纵情痛饮，谈起以往刺客道和御捕门的种种轶事，都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贺谦还刻意提到了索克鲁，觉得很对不起这位曾经的御捕门总捕头，毕竟索克鲁曾悉心栽培他，把他当作御捕门的接班人来培养。虽说他是刺客道天层的人，但毕竟在御捕门待了整整十五年，与索克鲁朝夕相处，最后叛出了御捕门，难免会有愧疚之意。

    贺谦在醉乡榭待了五天。

    在这五天里，他每天都和胡客切磋。两人空手较量，较量之时都用了全力。贺谦很想赢胡客一次，可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以你的身手，”贺谦说道，“如果去佛山的话，那边所有的武馆就该关门歇业了。”

    胡客淡淡地笑了笑。

    年关一过，贺谦便与胡客告辞，离开了醉乡榭。

    第二个找来的故人，则是杜心五。

    杜心五是在开春后找来醉乡榭的。

    当时“刺宋案”已经发生，杜心五参加完宋教仁的丧事后，深感世道黑暗，犹胜满清之时。他一心帮扶革命大业，原以为能换来一个朗朗乾坤，没想到在新政府的统治下，世道甚至还不如满清朝廷当政之时。忧愤交加之下，杜心五辞去了所有职务，打算回归故乡，就此隐居。

    杜心五的故乡在湖南省慈利县，回家时途经长沙府，像贺谦一样，听闻醉乡榭有个很能打的人。他是武术界的宗师，是青洪帮的“双龙头”，一时手痒，想来会一会这个很能打的人，没想到竟是故人胡客。

    这次会面后，杜心五每隔一两个月，便来找胡客一次，两人叙旧论武，倒也乐得自在。

    杜心五虽然隐居市井，但心中仍然关心国事，尤其是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醉乡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只因长沙是省城，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前线的消息。

    二次革命是以“刺宋案”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一场讨袁战争，但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讨袁军从一开始便节节败退，只勉强坚持了一个多月，南京便被攻陷，孙文、黄兴和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时，已是这年的秋天。

    杜心五根本没有想到，这场起初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竟然这么快便以溃败收场。他来的时候情绪激昂，离开的时候却是无比失望。

    这次离开后，或许是因为意志消沉，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杜心五没有再来找胡客。

    等到杜心五再次现身于醉乡榭时，已是这年的十二月。

    杜心五这一次前来，不是为了叙旧论武，而是想拜托胡客一件事。

    他想请胡客出山，替他杀一个人。

    “应桂馨。”杜心五说出了刺杀的目标。

    “姓应的杀害了钝初，现今却逍遥法外。”杜心五说出了刺杀应桂馨的原因，“国民党现在失了天下，治不了姓应的，但总须有一个法子，让姓应的付出代价，以命偿命，以祭奠钝初在天之灵。”

    钝初即是宋教仁，杜心五要刺杀应桂馨，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九个月前发生在上海火车站的“刺宋案”。

    宋教仁之死

    当初袁世凯软硬兼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南方革命党兑现之前作出的承诺，准备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为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孙文在卸任之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辞去大总统职务，投身铁路实业建设。黄兴自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不久后辞去南京留守，隐居于上海，不问政事。

    至此，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和国事呼号奔走。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内阁因为职权得不到保障，根本无法有效地限制总统的权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深知必须建立一个与总统权力相制衡的责任内阁制，而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于议会政治，议会政治的重心则在于政党制衡。彼时同盟会还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各地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竟多有三百余个，可谓党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极为混乱。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决定“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吸纳一些其他党派，改组成立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顾一部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为号召，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孙文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孙文声称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遂辞去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

    刚刚成立的国民党，立刻积极投入到第一届国会选举当中。为帮助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宋教仁于十月离京南下，在南方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他每到一处，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在南方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国会选举虽然还没开始，但国民党的呼声已经非常之高。

    在国民党有望选举胜利并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文却没有与宋教仁就选举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反而在选举前一个月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此时宋教仁已经抵达上海，寄住在黄兴家中。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文的五权宪法，大讲自己的三权分立宪政设想，然后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了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才能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

    民国二年三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四月在北京开幕，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以国民党党首的身份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与此同时，袁世凯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会商要政”。宋教仁于是决定出发北上，并选择了三月二十日作为他离开上海的日子。

    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他接连收到“友人密函”，说他之前在南京之时，已经有人“潜随其后，希图行刺”，劝他暂时不要北上，平时也要多加防范。宋教仁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坊间的谣言，没有放在心上。

    三月二十日晚十点多钟，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火车站，准备乘坐特别快车前往南京，转而北上。

    火车出发是在十一点钟，时间尚早，宋教仁、黄兴等人便在议员接待室里休息。

    宋教仁与众友人议论时政，聊谈甚欢，根本没注意到此时的接待室外，有人正频频向内窥探。

    十点四十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检票处开始检票。

    宋教仁等人离开接待室，有说有笑地来到检票处，排队等待检票。

    就在这时，几步开外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

    黄兴、廖仲恺等人急忙惊惶四顾，却见宋教仁靠在旁边的铁椅上，用手捂住腹部，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

    黄兴等人还没回过神来，又听见了两声枪响，幸而无人被击中，其中一颗子弹，堪堪贴着黄兴的身边掠过。

    黄兴急忙向枪响处望去，只见一个身形甚短、身穿黑色常服的人，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跃过车站铁栏，向东面逃窜，顷刻间没了身影。

    宋教仁被子弹击中了腹部，那是要害部位，脸色刹那间一片苍白。

    于右任急忙冲出车站，找来一辆汽车，将宋教仁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但由于是深夜十一点钟，医生不在医院，只好又急忙找人去通知医生。

    此时的宋教仁，神志还算清醒。他腹部疼痛，无法大声说话，只能让于右任把头挨近他胸前，然后喘息着说道：“我痛得很，恐怕是活不下去了。如果我死了，就把我所有存书捐入南京图书馆……我老母尚在，唯有请诸位替我照料了……”

    十几分钟后，医生闻讯赶来，查看了宋教仁的伤情，认为伤在腹部，且伤势严重，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

    此时已是凌晨，手术立刻进行。医生通过腹部手术，很快取出了子弹。子弹是从侧后方穿过腰际射入腹部的，伤及了小腹及大肠，所以医生又主刀进行了肠道缝补手术。

    手术结束后，宋教仁的情况不见好转，反而不断地恶化。

    宋教仁自知难逃一死，于是授意黄兴代拟电报发给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他又叮嘱守在病榻前的诸位革命友人勿以他为念，要奋力国事，然后感叹道：“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般民众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此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只可惜凶手在逃，终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罢了，罢了……”

    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宋教仁的伤势急剧恶化。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已经不能言语，只能以黯淡的目光环顾四周，眼神里充满了不舍之情。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均围侍在病榻旁，黄兴在宋教仁的耳旁大声地说道：“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地去吧！”

    宋教仁的眼中泛起了泪光，然后缓缓闭上双眼，慢慢地断了气。

    两条线索

    “刺宋案”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闻讯，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袁世凯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国民党失去宋钝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如凶手就缚，当立予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身充眼线因而拿获者，给洋五千元”；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铁路局声誉，也主动悬赏五千元缉凶。

    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警力，对凶案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尽管现场没有人看清凶手的长相，但地方检察厅通过细致的调查，还是初步得出了一些判断。

    首先，凶手行刺之时，距离宋教仁仅仅数步之遥，敢走得这么近，一定不是宋教仁认识的人。其次，凶手既然与宋教仁素不相识，那他行刺宋教仁的原因，一定不是宿怨私仇。除此之外，凶手行刺时举止从容，逃跑时方向明确，附近一定有藏身之处或接应之人。

    地方检察厅由此得出结论，该案是“为人买通行刺，故就性质而论，破案获凶或非难事也”。

    地方检察厅虽然做出了破案或许并不难的判断，但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件案子的破获，竟然远比想象中还要来得轻松。

    第一条线索，出现于案发后的第二天，来自于六野旅馆的旅客。

    这位旅客向国民党方面举报线索，说住在六野旅馆十四号房的武士英行为举止可疑。

    据该旅客透露，武士英是山西人，面目凶恶，身材短小，自称是云南军队的管带，可是平时吃穿却非常拮据，有时还会向旅馆内的其他旅客借钱。

    三月二十日上午，该旅客看见武士英引领几个陌生人走进了六野旅馆，进入了十四号房，想必是商谈事情。不久后，这些陌生人便离开了旅馆。

    武士英把这些陌生人送走后，显得非常高兴，向该旅客借钱，说要出门去办点事，但是没有车费。

    该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时和武士英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太好意思不借，于是借给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这点钱不够，”武士英却说道，“我要去西门，路很远的。”

    该旅客于是又加了两角，总共借给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馆，找到该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几十元钱，从中抽出一元，还给了该旅客。

    “你何必还给我这么多？”该旅客有些吃惊，也颇觉纳闷，不明白武士英从何处得来了这么多钱。

    武士英却得意洋洋地说道：“这点钱算什么？过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户了。”说完他便离开了旅馆。

    武士英一夜未回，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点左右，才回到六野旅馆，结清旅费，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离开了。

    武士英这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引起了该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没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见报纸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联想到武士英的行为，觉得其举止甚为可疑，于是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了这一消息。

    国民党方面得到这条线索后，没有向司法当局报案，反而自行派出职业侦探，到六野旅馆核实了这条线索，然后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条线索出现了。

    第二条线索，来自于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督察长黄金荣。

    二十三日这天，有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来法租界巡捕房举报，说几天前他到小西门外应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画，应桂馨却拿出一张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办”了，如果能够完成任务，便付给他酬洋一千元。王阿发当然不敢做杀人的勾当，于是急匆匆地离开了应家。“刺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报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与当日应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他思虑再三，还是觉得应该把此事说出来，于是跑来巡捕房报案。

    黄金荣没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应桂馨扯上关系。

    当日天口赌台围杀黄金荣失败后，应桂馨急匆匆地赶赴南京，就任总统府庶务科长。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与人持枪械斗，被调任到下关兵站任差，随后又遭解职。离职后的应桂馨希望东山再起，南京方面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帮的旧部兄弟，组建了共进会，自任会长，不久后又攀附上了江苏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电荐给北京政府。应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其间由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牵线，先后受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被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总长，这才又大摇大摆地返回上海。

    黄金荣和应桂馨旧仇颇深，但是应桂馨就任江苏驻沪巡查总长，可谓今非昔比，所以尽管知道应桂馨回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扬威地住在法租界里，黄金荣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金荣深知眼下时局动荡，应桂馨今朝得势攀上了高枝，保不准明天便跌落谷底成了落水狗，到时候再收拾应桂馨不迟。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竟如此之快，仅仅过去了几个月，“刺宋案”便发生了，而应桂馨则被人举报，和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扯上了关系。

    有这样的机会，黄金荣当然要好好地借题发挥。

    黄金荣立刻将这一线索报告给国民党方面，然后派华探乔装打扮，去应桂馨府上打听应桂馨是否在家。抓人要抓现成的，他要确定应桂馨在家，才会带巡捕前去实施抓捕。打听消息的华探很快回来禀报，说应桂馨不在家中，而是去了公共租界迎春坊一个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过夜。黄金荣当即联系公共租界巡捕房。虽说是深夜，可事关“刺宋案”，所以公共租界巡捕房立刻派巡捕赶到李桂玉的住处，将应桂馨抓了个现成。

    因为有机会将应桂馨拉下马，所以黄金荣不像以往处理公事那般磨磨蹭蹭，而是变得雷厉风行。得知应桂馨被抓捕的消息时，天才刚刚亮，黄金荣立刻率巡捕赶往应桂馨的府上，封锁各处出口，冲进应家大肆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与“刺宋案”相关的证据。

    应桂馨家中一些人已经起床。黄金荣一进门，便大吼一声：“全都不许动！”吓得几个起早的人惊慌失措，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在这些纹丝不动的人当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却突然拔腿就跑。

    黄金荣立刻带人追赶。

    矮小男子逃到应家后院，准备翻墙逃跑。

    黄金荣追得最快，一个箭步蹿上去，将两只悬空的脚抓住，把矮小男子从墙头上拉扯下来。众巡捕一拥而上，迅速将矮小男子制服。

    这矮小男子正是武士英。

    黄金荣命众巡捕仔细搜查应家，最后从武士英的房中搜出了一把六响手枪，枪内尚有三颗子弹，事后经过比对，其规格与射杀宋教仁的子弹完全一致。除此之外，黄金荣还从应桂馨的房中搜出了一叠电报，全都是与洪述祖往来的密电，事后又在上海电报局查到了相应的电报底稿。

    在这些密电当中，第一份是应桂馨在三月十三日发给洪述祖的，电文道：“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应桂馨又名夔丞，电文中的“夔”字，指的正是他自己。

    十四日早上，应桂馨又给洪述祖发去一份密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十八日下午，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寒电应即照办。”

    十九日，洪述祖又致电应桂馨：“事速照行。”

    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十分，即“刺宋案”发生三个多小时后，应桂馨发电向洪述祖报告：“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应桂馨给洪述祖发去了最后一份电报：“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手枪和电报的出现，已是铁证如山，凶手武士英和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刺宋案”就此告破。

    此时距离案子发生，仅仅过去了三天而已。

    离奇死亡

    凶手被缉拿归案后，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审讯。

    武士英在被捕当天便立即认罪，承认宋教仁是自己所杀。根据他的招供，他原是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任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丢了饭碗，于是来到上海谋生，结识了陈玉生，经陈玉生引荐加入了共进会。

    三月二十日上午，陈玉生带人来六野旅馆找他，请他办一个人，他考虑到自己生活境况困难，急需钱财，于是答应了，随后应陈玉生之邀，前往小西门外应桂馨府上，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上手枪赴火车站行刺。

    可是应桂馨接受审讯时，却说他在二十日那天没有见过武士英，而是在二十一日早晨，即“刺宋案”已经发生后，才第一次见到武士英。当时武士英搬离了六野旅馆，在陈玉生的带领下来他的家中暂住。

    到了四月四日公审公堂的开庭预审上，武士英却当庭翻供，声称：“此次刺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个人。”当被问及刺杀宋教仁的原因时，武士英说“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又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此案凶手已经抓获，人证物证俱在，然而先后经过公审公堂七次预审，案情却始终模棱两可，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事实，究其原因，在于公堂之上始终没有让武士英和应桂馨这两个关键人物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太复杂的刺杀案，只须将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此案的吴乃文、冯玉山、张秀泉、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真相大白。然而公审方似乎有意避免，七次预审都没有这么做。

    四月十二日，在公审公堂的第七次预审上，应桂馨的外籍律师主动提起引渡移交的话题。这次预审当庭判决：“预审明确，案系发生车站，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

    十六日下午，武士英从法租界的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押送至上海地方检察厅，交给厅长陈英收押，应桂馨则从公共租界押送至驻守江苏海运局的六十一团，由团长陈其蔚负责关押。

    犯人引渡移交后，江苏都督陈德全致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提出应组织特别法庭来办理此案。袁世凯当天回电，表示“望速筹办”，同意了这一提议。

    上海方面立即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报请北京政府批准。黄郛和王宠惠均为国民党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与孙文关系密切，所以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实际上是国民党单方面的特别法庭。

    宋教仁是国民党党首，哪怕是出于回避的考虑，此案也不能由国民党单方面进行审理，所以这样的特别法庭，北京政府自然不予同意。司法部于十七日回电，否决了特别法庭的提议，命令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审理此案。

    然而十八日这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忽然接到程德全的命令，将武士英转押至关押应桂馨的六十一团兵营。地方检察厅甚为不满，派人前去询问程德全，得到的回复是：“为组织特别法庭，故不得不与上海固有司法机关脱离关系也。”此举等于是先斩后奏。地方检察厅没有办法，武士英就此被押往六十一团兵营进行关押。

    二十一日，程德全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必要性。袁世凯回电解释说，司法总长许世英一再力争，拒绝副署，所以他无法宣布该项命令。许世英也在另一份回电中提出折衷方案，此案仍由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不过由伍廷芳暂署上海地方审判长进行审理。国民党方面却不肯接受。

    就在南北双方互不相让之时，此案的关键人物武士英却在六十一团兵营里离奇暴毙。

    六十一团是由陈其美、黄郛等人组建的前沪军第二师第五团整编而来，团长陈其蔚与陈其美私交甚厚，可以说，六十一团是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然而在看守如此严密的六十一团兵营里，武士英却在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突然死亡，事后查悉，他是吞下了火柴头而死。上海地方检察厅原定于二十五日组织第一次预审，谁料到此案最为关键的人物武士英却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而亡。

    武士英在法租界捕房拘留所关押时没有出问题，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关押时也没有出问题，可交由六十一团兵营关押后却突然死亡，而且不偏不巧，正好死在地方检察厅第一次预审的前一天。虽然六十一团方面给出的结论是武士英吞下火柴头畏罪自杀，但上海不少舆论却怀疑武士英是被人下毒，杀人灭口。

    武士英一死，“刺宋案”就此变得扑朔迷离。

    迷雾重重

    从“刺宋案”发生，到武士英离奇死亡，前后共计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里，一件凶手被缉、证据确凿的并不复杂的刺杀案，却越审越乱，始终没有审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虽然庭审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但国民党方面却抓住这段时间，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将“刺宋案”的幕后主使指向袁世凯。

    袁世凯的确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是知道的。第一次国会选举结束后，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国民党若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将会极大地限制他的总统权力。为了收买宋教仁，袁世凯曾托人赠五十万元给宋教仁，但宋教仁却全数退回。收买不成，继而采用极端的暗杀手段，将政坛劲敌除去，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除了动机，袁世凯被怀疑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还有相关的实物证据。

    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从应桂馨的家里被搜出，也在上海电报局找到了底稿。电报上的内容每一条都与刺杀宋教仁有关，而洪述祖则是内务部秘书，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人，也即是袁世凯的人。在应桂馨发给洪述祖的电报中，多处出现“乞转呈”“望转呈”等词，显然洪述祖不是此案的幕后主使，在他的背后还有人，而站在洪述祖背后的人，便是赵秉钧和袁世凯。

    既有动机又有证据，上海各界舆论，自然把矛头直指袁世凯。

    不过此案却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疑点。

    譬如说，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之后，为何不逃之夭夭，反而躲进应桂馨家里？他为何不扔掉行刺用的六响手枪，反而一直留在身边，甚至连剩余的三颗子弹都没有取出？应桂馨明知武士英是凶手，为何不将武士英送走，反而将武士英留在自己家里？他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是证明他乃幕后凶手的唯一证据，为何不直接销毁，反而一直保留？举报第一条线索的六野旅馆的旅客，为何不向巡警总局或地方检察厅举报线索，反而直接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他在举报线索之后，为何不去领取各方悬赏的赏金，反而就此消失，没了踪影？

    这些太过明显的疑点，让当时的舆论出现了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猜测，认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绝非袁世凯。

    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跟随陈其美多年，又替孙文做过事，换句话说，应桂馨长时间是革命党的人，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岂会把如此秘密而重要的事交给应桂馨来做，另寻更为值得信任的杀手岂不是更好？“刺宋案”是在陈其美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地界内发生的，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为什么不等宋教仁去往北京的半路上下手？如果在去往北京的半路上动手，不仅更容易成功，而且得手之后，“刺宋案”的审理权因为案件发生地的缘故，便会落入北京政府的手中，而不是一直由国民党方面进行操控。

    持这种观点的舆论认为，“刺宋案”有可能是国民党方面故意设的局，以图栽赃嫁祸给袁世凯，至于背后的主使人，便是上海的实际掌权人陈其美。

    和袁世凯一样，陈其美也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陈其美一直是孙文的左膀右臂，而孙文与宋教仁素有矛盾，尤其是国民党成立之后，孙文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减，可以说宋教仁已经取孙文而代之，成为了党内的实际领袖。在宋教仁为国民党参加国会选举而四处奔走时，孙文却不闻不问，远赴日本，足见他对宋教仁持何种态度。主动下手，替孙文除去政敌，陈其美拥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在暗杀方面，陈其美是精于此道的高手，陶成章被刺就是先例。“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陈其美对其有知遇之恩，应桂馨虽然表面上投靠了北京政府，但他很可能暗中仍在替陈其美卖命。该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于六十一团兵营里，而六十一团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陈其美杀人灭口，以免武士英在地方检察厅的预审上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两种猜测，各有各的道理。

    但后来发生的事，似乎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

    宋教仁死后，孙文返回国内，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操控着“刺宋案”的审理，按理说此时领袖回国，有了主心骨，应该不顾一切地查清真相才对，可国民党方面却偏偏有意遮掩，使得这件原本线索明确的刺杀案变得扑朔迷离。黄兴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孙文却坚持诉诸武力，最终发动了二次革命，致使南北之间重新开战。

    在战争打响的同时，“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却趁着战乱的机会，从六十一团兵营的监狱里越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