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不是玛丽·哈顿吧？天哪，不是她女儿吧？”

    “你看，不是她。”

    可谁也不敢看。他们看过墙上的日历，看过地上打碎的茶杯，看过冰箱上用小磁铁块固定住的纸条。他们哪里都看过，就是不敢看被敲钟绳捆绑在椅上的那个可怜人。年长的医生小心翼翼地走进屋，绕过地板砖上的一大滩血。他弯下腰审视那一道道纠缠的绳结。那女人的喉咙被深深地割了一刀，头仰到后边，罩衫被扯开了。白里透青的胸脯上刻着醒目文字。

    “真吓死人，”一个年轻的警察说。

    “嘿，别在这儿乱说，行吗？”一个便衣侦探说。“搜搜这栋楼房。所有的卧室。”

    “我看乔和玛丽都在教堂。明天拍卖，他是主持人。我听说他们今天要工作到很晚。哦，我希望他们把女儿带在身边了。”

    “给他们要电话，或是开车去教堂。马上行动。”

    一个警察走过来察看尸体。“上帝呀，这是玛丽·塞尔文！是哈顿的管家。我认识她兄弟。”他又说：“太糟了。那是什么，她膝头上那个白玩意？上帝，像是个骷髅。”

    欧文站在门口朝尸体又望了一眼，摇了摇头。

    “你给我们挂的电话吗，先生？”侦探用手拢着头发问。

    欧文点点头，擦去脸上的汗。打过九一一电话之后，他趁警察没来先洗了个脸。他向侦探讲述了胡鲁贝克的逃跑，他跟踪自行车到了这儿。侦探说：“是的，我们接到了关于那个人的通知。不过我们以为他是向东跑。”

    “我跟他们说过他不是往东跑，”欧文激动地说。“我告诉过他们，他会转到西边来的。他们都不听。从一开始就不当一回事。现在你看……”

    “我们还听说他不是危险人物，”侦探望着尸体忿忿地说。他转身看着欧文：“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解释说他来看看州警察局采取了什么措施，那个逃跑者对他妻子怀恨在心。他知道自己这番话听起来很唐突。警探说：“我能看看你的证件吗？”

    欧文递过他的驾驶执照和律师登记卡。

    “我们核查一下行吗？”

    “请便。”

    警探拿起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过一会他走过来把证件还给欧文。“你带枪了吗？”

    “带了。”

    “有持枪证吧，艾奇森先生？”

    “有。我当过兵，在战场上待过四年。”欧文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警探跟他年纪相仿，在屠戮的惨相面前显得很平静，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会如此。

    一名警察伸进头来对警探说：“发现了摩托车的车轮印。新留下的。”

    警探问欧文：“你骑的摩托车？”

    “不是。”

    警探问：“车轮印朝什么方向去了？”

    “从车库后边，上马路以后转到一○六号公路，向南去了。”

    欧文问：“上了一〇六号公路？那条路通到波里斯顿。”

    “对。他骑着摩托上了一〇六，四、五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波里斯顿。”

    警探点点头。“对。我们接到的通知说他要去麻省。他们以为他会步行。其实他可以搭火车。也许他故意迷惑我们。”

    “说得有理。”

    警探命令一个警士把杀人的事通知给波里斯顿警察局，请他们派两辆警车从一○六号公路向南开。

    欧文走出来察看踪迹。他凝视着起伏的牧场，马棚，和谷仓改建成的车库。

    “发现什么了吗？”警探问。

    “没有。”

    警探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欧文。“你还得写一份书面资科。明早九点挂个电话给我，好吗？”

    欧文答应了。

    警探上下打量了一遍欧文。“我理解你的心情，先生。我要是你，大慨也会这样做。但我还是劝你，最好别搅进来。”

    欧文随便点点头，朝南面波里斯顿的方向望去。医务人员抬着女人的尸体出来时他闪到了一边。尸体装在深绿色口袋里，但他似乎能看见女人胸膛上刀刻的黑血色文字：

    永远

    复仇

    迈克·胡鲁贝克的父亲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几年来家庭生活的不幸使他不知所措。要是换了别的男人准会弃家不归，但他每天傍晚下班后仍然按时回家。他是一所服装店的礼服部经理。每个星期六上午他都会把迈克领到一家诊所去看病，那诊所在一个冰淇淋店的楼上。对那位医生，迈克只记得他每说一句话就要称呼一声“迈克”。

    “迈克，今天我想让你回忆你童年时期最早记得的事情。能讲给我听吗，迈克？比如说，跟家里人一道过圣诞节的情形。圣诞节早晨，迈克，你第一次……”

    “我不知道，混蛋。我不记得，混蛋。圣诞节的事我全都不知道，混蛋。你干嘛老缠着我问这些？”

    迈克说“混蛋”的次数超过了医生说“迈克”的次数。

    为父亲保险的那家公司拒绝支付迈克的医疗费，从此迈克再也不去那个心理医生的诊所了。他更经常地待在家里，有时读历史书，有时试穿他母亲的衣服，有时从窗子里朝过路行人尖声怪叫。胡鲁贝克家那栋浅蓝色房子成了宾州威斯特伯里一带孩子们最害怕的地方。

    这就是迈克被学院开除后的三年里的生活。四月里他过二十五岁生日，从那以后他就躲进房间谁也不理了。一个月后他因为受不了母亲卧房里传来的声音，就放火烧房子。下一个星期六，老胡鲁贝克让儿子穿上一身不合体的外套，带了三本书、换洗内衣、一把牙刷，来到纽约一家州立精神病院。父亲填了在本州的假住址，让迈克住进了医院。他办的是“非自愿托管”手续，有效期是七十二小时。

    父亲拥抱迈克，告诉他医院会给他治疗，等他的状况稳定下来，就可以住在家里。“我得好好想一想，”迈克皱着眉头说。他哪里知道这是父子之间最后一次交谈。

    回到威斯特伯里后，身心交瘁的老胡鲁贝克贱价变卖了房屋，搬到了中西部。几年前他们就是从那里搬来的。

    六周以后，医院的“第三方付款会计室”放弃了寻找他父亲的努力，迈克的医疗费就只好由州政府负担了。经过六周治疗，医院对迈克·胡鲁贝克的诊断是：轻微精神分裂症，非暴力型，有妄想倾向。医院因为经费紧张而缩紧减编制，决定让八十七名病人出院，胡鲁贝克是其中之一。

    由于“第三方付款会计室”从未通知出院部胡鲁贝克父亲的地址不详，出院通知寄往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地址。出院那天护理员让迈克在接待室等候家里人来接。四个小时后，迈克告诉值班护士，他要跟一个管理员告别，结果却溜出了医院大门，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从东海岸许多城市，到或好或坏的一些医院，到田园诗般的翠覆山精神病院和那位可亲的后来抛弃了他的安妮医生，到地狱般的库普斯顿精神病院，到印第安舍身崖惨案，到马斯丹州立医院，到科勒医生……最后——走了无数英里的路程，经过了几辈子的时间，今晚迈克·胡鲁贝克驾驶着这辆黑色的，有三十年历史的老凯迪拉克汽车，不是去波里斯顿车站，而是顺着二三六号公路向西朝岭上镇赶去。只剩下二十英里了。

    迈克真想一头倒在车座上蒙头大睡，但他没有。他像值勤的士兵一样挺着腰板，眼望黑暗的前方，敌人的枪口在黑暗中等待着他。

    胡鲁贝克的眼睛只有一次离开了柏油马路——望了一眼路牌：

    岭上镇 十七英里

    迈克到了一段长下坡路，感到引擎慢慢在加速。尽管汽车加速使他感到新奇，尽管他为自己能控制这机器而十分自豪，他却哭泣起来，哭得抽抽噎噎，嗓子都痛了。

    我为什么哭？迈克想。他只知道自己在哭。

    他说不出原因，但他内心深处藏着答案。他为人能造出这么精美的汽车而哭泣，为自己今晚跑了这么长路程而哭泣，还为了依稀记得的那个戴着不时髦的帽子的女人而哭泣。

    为了已经死去，和即将死去的人们哭泣。

    还为肯定藏在汽车上方浓密乌云后边的一轮血红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