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六下午，河口公社党委副书记侯志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

    刚进大门，两个孩子大约听见车子响，一齐从后院奔过来，抢他挂在车头上的黑提兜。

    “一人一个。”侯志峰取出面包来，笑着塞到孩子手里。虽然工资不高，每周六回家，总要买点糖果什么的，以便让盼望爸爸归来的孩子不致扫兴，已经习惯了。

    娃子和女儿的脸颊上鼓起来。吃着乡村里粗食淡饭的孩子，对于软乎乎的面包，馋是很自然的。他拍拍这个的背，又摸摸那个的头，是一种做父亲的幸福感觉。一接近四十这个年龄，他觉得自己更贴着孩子了。

    “回来了，侯书记。”

    踏进里屋，一位陌生的老年农民笨拙地从椅子上立起，殷切地和他打招呼。

    “这是汪水寨我妹子家的门中叔。”妻子秀绒给他介绍说，“等你半天了。”

    肯定是求他办事，好多人求他办事，不去公社机关，专等周日赶到家里来，弄得他不得安宁。家里有自留地，又养着猪，好多活儿要趁假日劳作哩！

    “有啥事？”他问，想尽快打发他走。

    来人开始诉说，啰啰嗦嗦，前后重复，总算说清了一件事：他的儿子在本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有四五年教龄了。支部书记现在正串通校长，要把他的儿子解雇，再把自己的女儿（去年秋天刚刚从高中毕业）填补进去。

    “事情做得太可憎咧！”来人十分愤恨，“我是平头百姓，实实没有办法……”

    这是可能的。干部利用职权，搞些乱七八糟的事，在他们公社的几十个大队里，时有发生。他干脆地回答说：“你说的要是属实，我负责解决。下周上班后，我了解一下再说。”

    “你歇息。”来人站起告辞了，“你在公社辛苦……”

    他解开自己的黄帆布袋的结绳，把一盒点心放在桌子上。

    “甭弄这号事！”侯志峰死死抓住他的手，要把点心盒盒塞进帆布袋里去，“这算做啥？”

    “咱是亲戚，我头一次上门。”他说，“咱这儿的风俗，‘空手不进亲戚门’嘛……”

    “留就留下。”妻子说，“又不是外人！”

    侯志峰松了手，羞得把脸转到一边去。他的女人秀绒，文化不高，体魄壮健，常常显示出比他更能吃苦，挣得队里妇女们的头等工分，又养猪养鸡。就有一样不好，总是收留来人带着的东西，使他对她尊重爱怜的感情里，常常蒙上一层龋龊的阴影。眼窟窿太小咧！

    送走客人，两口回到屋里，几乎同时愣住了：娃子一手拿着点心，一手攥着一把十元票子，扬得高高，给爸爸妈妈炫耀自己的发现：“点心盒里……”

    “放下。”侯志峰明白了，脸色也变了。

    “给我。”秀绒从儿子手里抓过钱，脸色也变了，压低声儿警告儿子，“出去甭胡说。耍去！”

    儿子大约感到了这件事具有严重的神秘性儿，悄悄走出门去了。

    “多少？”侯志峰问。

    “一百。”秀绒答。

    “给我。”

    “做啥？”

    “还给人家嘛！”

    “跟得上。”她把钱装进内衣口袋，转身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我去借架车，赶天黑给猪圈拉两车土。你在屋歇着。”

    他惶惶不安。这件意料不到的事，破坏了他回到家中的愉快情绪。他在屋里打转转，坐不住也躺不稳，听见街巷里有架车拉过的哐嘡声，他想到土壕里去，和妻子秀绒把话说透。

    刚出门，碰见驼背二叔。二叔青筋突暴的胳膊上，挎着大笼，笼里装着整翻稻田时拾下的稻根和水草。

    “峰，叔问你一句话。”二叔神秘的样子，“听说……要分地分牛？”

    “唔，是实行责任制。”他淡淡地说，心里有点不安然，“咱信公社也准备实行哩！”

    “你是懂政策的人。”二叔说，“这是真的？”

    “真的。”他说着，心不在焉，“我要去……拉土。”似乎有一股愧对江东父老的隐情……

    村子西边的黄土坡根，是整个村子居民取上的黄土壕。秀绒面对土崖，挥动着镢头，她进入中年以后，腰粗了，腿壮了，抡镢挖上的姿式像一个强悍的男人。

    他走到土壕里，捞起铁锨，把秀绒挖下的黄土铲起来，装进架子车的木板车厢里。在这里，远离村庄，没有外人，也没有孩子，两口子啥话不能说呢！

    “秀绒，那个钱……咱们不能收。”

    她挖下一镢，吭哧一声。

    “这是贿赂，违纪纪律，我会挨的！”

    她又挖下一镢，吭哧一声，不搭话。

    侯志峰想，应该给她讲她能听懂的道理：“你爱看戏，好多戏里头，都有个白脸白鼻的奸臣，贪官，遭人痛骂哩！”

    她仍然头不转，手不停，继续挖着。

    “我是党员，大小算个负责干部，不能自己往自个鼻脸上抹白。又是在本地工作……”

    “哼！”秀绒终于停住挖土，转过身，手拄镢把，讥诮地说，“咱村玉玲的阿公，在西安百货公司当经理，你去人家屋看看，吃的啥？穿的啥？一米料子三毛钱，还不跟白拿一样。仙惠男人在县上工作，拉了一车木头，只花了一顿饭钱……你当得好大的官，吓死了！”

    “各人是各人的事嘛！”他耐心地给女人解释，“社会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钱呢？应该还给人家。”

    “迟了！”秀绒早有准备似地，“我交给出纳了。”

    “你……”他急了，瞪起眼。

    “欠队里的粮款，赶收麦交不齐，不给分口粮。”秀绒挪揄说，“你脸上搽红也好，抹白也好，我不管！我跟娃娃要吃粮，你挣三十九块五，好多的钱呀！你革命，你清官，你红脸忠臣——你羞你先人！”

    “你——”侯志峰气的脸色煞白，把锨往地上一扎，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

    “朝这儿扎！”她把胸脯一挺，“跟你过的这种烂穷日子，早够了！”

    他狠狠地盯了一眼那张不顾一切的脸，厌恶地急转过身，甩掉铁锨，走出了土壕。

    侯志峰没有吃饭就躺下睡了。一双儿女，早已响起匀称的出气声。秀绒坐在脚地小凳上纳鞋底，麻绳穿过布鞋鞋底的咝咝声，令人心烦。如果老婆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人，他将会把钱送还那位农民，轻轻儿批评他几句，也就完了。自己的家里绝不至于弄得这样气氛不协调。

    秀绒息了灯，在他身边躺下来。

    “你的心太窄，胆太小咧！”她爱怜地说，胸脯贴着他的臂膀，劳动过的粗糙的手掌抚着他的胸脯，给他宽心消气，“这事嘛，你给他娃把‘民办’问题解决了，他敢给人说吗？一个民办教员的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吗？本来没事的小事，你看得比天大！”

    心窄吗？即使心怀宽阔到能容纳高山大河，也不能有一块角落藏污纳垢。侯副书记要是在公社党员干部会上，会这样深刻而生动地演讲的。现在，说着这种错话的，是他的老婆，一个农村妇女中的粘浆子，她才不管他是堂堂的人民公社党委的副书记呢！她敢碰撞他，她也爱抚他。急了，她敢开口骂他。他怎么办？他们经人介绍见面时，她怯生生坐在屋子的角落里，羞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村姑娘，生养了两个孩子，当了四口之家的家庭主妇，现在泼辣而蛮不讲理了！她一晌不缺地挣工分，一会儿不闲地忙里忙外，为一分钱和卖菜的人争呀吵呀，丢了一个鸡蛋在街巷叫骂……他给她讲了多少道理，她反倒越来越泼了，“农业社里兴时的是恶人！老好人尽受欺侮！”

    唉唉，有什么办法呢！他把她压在自己胸脯上的粗壮的胳膊挪下来，哎嘘一声，作出决定，算了！不必再惹这位惹不起了……

    窝窝囊囊地过完了星期天，周一清早，侯志峰出了家门，上班去了。他发觉，他的精神处于一种难以控制的敏感状态中。

    “侯书记，起得早！”

    “老侯，上班呀！”

    ……

    和他打招呼的人中，有的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有的是临村的乡党。他是当地人，又是当地地方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干部，熟人老友总是以尊重的口气和他说话。他却不敢把眼光在那些热情的脸上久留，只是勉强地装出一副生硬的微笑，支应过去了。那些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贪馋地吞食人民的财富的家伙，居然能够心安理得地奢谈革命和道德，他佩服他们了，那也是一种本领，需要怎样的力量来保持自我的心理平衡呢？

    走到公社机关门口，四方水泥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河口公社委员会的白底红漆大字的牌子，心里觉得更愧了。往常，出出进进，似乎不大留神，今天，那牌子上的红字显得特别显眼了。

    初夏的清晨，微风吹动泡桐树的绿叶，公社小院里很静，好多门上挂着铁锁，他无疑是早到者。

    办公室小乔把一卷夹着公文的卷宗放到桌上，笑笑就走了。

    他打开卷宗，看看有什么急件需要立即办理。隔了一个星期日，又是这样厚一摞公文，人民公社包揽多少事情呀！

    大清早，院子里就吵闹起来。两个农民，撕扯着走到他的门口，其中一个满脸血污。

    “侯书记，你看，他把我打成……”满脸血污的社员在陈诉，“哎呀——”

    “你甭给我赖账！”另一个更硬，“他把鼻血抹到脸上，装哩！”

    问问原由，不过是分粮中有五斤差错，一场不大的官司。侯志峰说：“先到卫生院去擦洗了血，有伤包扎了，再来说话。”

    两个社员出门以后，他又坐下来。五斤小麦，值不到一块钱，打得头破血流。一百块钱，白送来，偷偷夹在点心盒子里。一百块钱能买多少小麦呢？他将怎样出以公正之心去评判这个不大的经济纠纷呢？

    卷宗里有一份通报，是县委发出的打印件，地处秦岭山区的岔子公社的一位副社长，参与了盗伐森林的活动，给开除党籍了。通报前面有县委加的按语，要求在各级党员会议上传达，以示警戒。党的纪律是无情的。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投机分子，迟早会被剔除出党的队伍……党委书记者严已经批阅过了，要他在全社党员会上讲读。他是分管党委组织和宣传工作的……

    必须卸下这个精神负担！唯一挽回的办法，就是立即还清那一百块钱。既不能让老婆知道，也不要给组织说了。组织上倘若一宣传，却可能引起家庭的矛盾。家庭矛盾闹得他早已疲倦了。他不怕她，无非是他比她更顾及影响，想得更多些罢了。算了，只要自己良心上能过去就行了！

    急急赶到汪水寨村口，侯志峰跳下自行车。他至今不知道妻子的妹妹家的门中叔叔的名字。民办教师是有目共睹的一个职业，他打问出来，民办教师的父亲叫汪生俊。

    汪生俊正在院里的猪圈旁抛土垫圈，扔下锨，笑嘻嘻地让他坐到屋里。

    “你所反映的问题，我负责去调查解决。”侯志峰坐下，把汪生俊硬塞到手里的纸烟接住，又搁在桌上，他不会抽烟，“问题是会得到合理解决的，你放心。”

    “没掺得一点假，你尽管调查。”汪生俊说。

    “这个——钱，”侯志峰从内衣口袋掏出十张十元票，放到桌子上，这是他刚刚借来的，“点点你的钱数。”

    “这——唉！”汪生俊慌忙抓起钱，又塞回他的手里，连他的手一齐抓紧不放，“你这人——”

    “放开手！”侯志峰生气了，恼怒了。他讨厌那张巴结的笑脸，即使他反映的问题属实，他也令他讨厌了！他给他的家庭平添了麻烦，害得他活活儿受了两天煎熬。“你再不听劝，我就把这钱交到县上去！”

    汪生俊的手松了，起先是愣神，后是吃惊，随之就尴尬绝望了。

    “我走了。”侯志峰站起身。

    浑身轻松自如了，心儿又稳稳实实地落到实处，正常地有节奏地搏动着。他扬起头，走出汪水寨的村巷，行走在乡野间的黄土路上，高原上的初夏时节，梯田里卷迭着一层层绿浪，点缀着几株桃树和杏树的墨绿色的帐篷，落日前的一瞬，正呈现出一派绚烂的色彩。他踏着自行车，朝中心小学的方向驰去。

    实在料想不到，汪生俊本人就是大队支书的近门哥哥，他的儿子原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凭借的就是支书哥哥的权力。他的儿子不仅没有体音美方面的特长，连一二年级学生也组织不到一起。他在十年动乱中读完小学和初中，严格地说，他本人现在应该坐到四年级教室里去重新学习。

    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归还一百元欠款的债务了。

    每月开资以后，他照例把二十元钱交给秀绒，由她去安排家庭的吃穿用度，留下十九元五角。要是每月节约出十块，需得十个月。要是咬咬牙，每月节约下十五元呢，七个月就做到了。公社的伙食是很便宜的，一周吃一次肉，平时一天花一毛钱菜金，他毫不踌躇地把每周一次的一顿肉食缩减了。

    困难的是由他参加的会议太多了，每周几乎都要进一二次县城，路费是一个很难避免的开销。人下了狠心，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他在会前赶到县城，端直走进牛羊肉煮馍馆，站在只有一只拳头大的售票窗口前，递进五毛票儿，说：“要小份。”小份三毛，烧饼一毛五，四毛五分钱就可以饱餐一顿了。国家财经纪律给干部规定，在本县出差，凭发票每天补助四毛伙食费，他只需在销五分钱，这是早就预算好了的。

    接过售票员从窗口塞出来的票卷儿，他不急走，在屁股后面拥挤着的买票者前头，仍然认真地说：

    “给一张发票。”

    他吃得很满意，然后走进县委礼堂坐下，取出笔记本，拧开水笔，把县委关于某项工作的安排意见详细记录下来。他不羡慕任何衣着上比他阔绰的同行，也不参与议论市场上新添了什么文明家俱和时装。他按自己三十九元五角的生活水准生活着。他坐在会场里的靠背连椅上，端端正正，既不傲慢，也不畏缩。工资收入低微，穿着袖肘上和屁股上都纳着补丁的中年的党的工作者，精神上并不比任何在坐的同志低下或空虚，收入的多少，吃穿的优劣，并不决定人存在的价值。

    他的水笔在日记本的细格上移动，记录着县委领导的指示，什么还帐借债的事，早已逃匿的无影无踪啰。

    春去秋来，他已经攒下七十多元钱了，恰好上级给公社干部增加了一项下乡补助费，办公室小乔一次给他送来三十块，说是累计前半年的总数。他喜出望外，立即凑够一百元，一举还清了债务。窝在心里的那一汪污水，至此彻底荡除干净了！

    他特别思念孩子。半年多来，每周六回家，给孩子的少许糖果也节约了。此刻，他感到未免太苛刻了，孩子毕竟是孩子，谁小时候又不贪嘴呢？尤其是乡村里的娃娃，本来就已经够节俭的了。他走进供销社，买了一块钱的糖果，破费了，今天应该回家去看看。

    家家冒炊烟，柴烟凝绕在村庄的上空，形成一幕淡蓝的雾团。伏后的阴天晌午，沤热沤热。他走进院子，看见女人坐在灶下烧锅。他停住自行车，呼儿子，唤女儿，俩娃睁着淡漠的眼睛，迟疑地走到跟前来，他俩早已不指望父亲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口福了。

    “吃糖。”他把纸包解开，放到桌子上。

    俩娃立即欢蹦起来，叫爸爸时声音也甜了。

    灶房里的风箱噼噼啪啪响着，分明是有意摔打的声音。碟碗在案板上很不安的碰撞，声音十分刺耳，这是女人向他挑衅的失兆。

    他的快活的情绪被破坏了，又是什么不顺心的事？或是她蓄意要引起纷扰呢？明显是蓄意的！他不吭声，等待事态的发展。

    “抬水去！”她吆喝孩子，“我一天挣死累死，侍候死人哩！”

    俩娃怯生生地低下头，不吃不嚼了。

    “咋回事呀？”他不能不搭话了。

    “滚！”她走进里屋来，喝斥孩子，“抬水去！”

    孩子相继出了门。

    “我问你……你做得好大方的事呀？”她显然早已经忍受不住，“你瞒着我……你……”

    她隐约提到那一百元的事，说她要不是今天早晨去妹妹家，她要被他瞒哄一辈子了！

    侯志峰一听还是为那一百元的事，心中骤然窜起一股火气。半年来，他为积攒一百元，受了多少艰难！他不责难她，已经够宽容的了。她反倒向他挑事逗火，太不象话了！他还要在河口公社工作，日后难免再次遇到类似点心盒里夹钞票的事！要是由她收受贿赂，由他悄悄节约还债，那还得了吗？既然她不甘罢休，就此把话说明，说明了好。看来夫妻间的某些矛盾，不是忍让完全能够解决问题的。

    “屎巴牛站粪堆，生装得大货！”秀绒开始出言不逊，“挣得三十几块钱，养不活婆娘娃，还当自己能上天，能入地……”

    “秀绒，冷静一下。”他压着火，不想吵吵闹闹，惹人笑话：“有话慢慢说，咱们说清白，也好……”

    “人家给你个小官帽，你当你做了皇上！看看你祖坟里也是没得脉气！”她的嘴巴好残火，连挖带损，“人把你当人敬，你偏不识抬举！”

    “放屁！”侯副书记头上冒火，眼里进星，一把击在桌子上，颤抖着身子，“太混账了！”

    “离婚！”秀绒声音更高，跳起来，“我早都不想跟你受罪了……”

    “离就离！”侯志峰怒不可抑，“我离不得你这号恶鬼吗？”

    “谁不离不是人……”

    俩人扯到街道上来了。

    左邻右舍奔来几个邻居，拉拉扯扯，女人们封住秀绒，男人们劝住志峰，问起闹仗的原因。

    问起闹仗的原因，侯志峰说不出口了，只是唉叹婆娘太不象话了。秀绒也说不出口，只是哇地一声哭起来，说他当了官，看不上农村妇女，要寻洋婆娘，云云。

    邻居婶婶嫂嫂们死拉活拽，把秀绒拉走了。

    人们走散了，孩子抬水还没回来，他越想越气不顺，后悔自己不该回家来。

    他提上兜，拧开车锁，推着车子出了门，回公社去。他今天第一次站在女人面前，显示了他并不怕她。虽然没有完全胜利，却也没有示弱，她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翻过一道不太高的坡梁，可以看见公社所在的小镇了。这儿是公社的制高点，可以眺望河口公社秀丽的田园和村舍。太阳已经西沉，坡上秋风习习，河川的青纱帐里，浮动着淡淡的乳白色的水汽，贯穿河口公社的那条柏油大路，车来人往，隐隐传来汽车的鸣叫。这是他的家乡，可爱的家乡啊！

    他背着装满馍馍的口袋，从乡村到城里中学念书的那阵，路是不足一米宽，晴天黄土扑扑，雨天稀泥滑溜，他靠着新中国学校里的助学金，读到中学了，高中快要毕业了。

    他被抽调出来作校团总支书记，没有考大学。他的年龄超过三十五岁的时候，显然已不适宜做青年工作了，县委把他派到河口公社做党的基层干部来了。

    眨眼就到四十岁——不惑之年了。他惑过没有？惑过。当他被“铁杆保皇”的纸帽压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他何止于惑，简直糊涂莫名了。现在还惑吗？

    在河口公社这块土地上，他生活和工作着，四十年了，那些村村寨寨的乡亲，像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在这里劳动着，生活着。他能做出有愧于他们的事吗？

    侯志峰忽然记起中学时期一位班主任的话来。那是进入高中的第一天，陌生的班主任走进教室，和他的又一班新生见面。他是一位语文教员，声情并茂，像朗诵诗一样和同学们第一次开口：

    “你们今天已经跨上了新的里程，

    “三年后，你们将走向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愿你们，从年轻的时候，

    “就注意培养自己——

    “心灵中的一块绿地……”

    培养和保持心灵中的这一块绿地，真是不容易呢！有多少诱惑企图污染它啊！

    他从草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的草屑，推动车子，晚霞愈加灿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