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会上午进行的议程是颁奖。研究员李玉抱着奖牌走出礼堂大门的时候，心还在哈哈地跳，那场面实在令人激动。他夹在人流中，走过长长的楼道，在楼梯的转角处，猛然听见谁叫了一声“老九”！声音听来好耳熟。未及他回头，一只手掌已经重重地落在肩膀上，一张胖胖的脸膛正对他嘻嘻地笑着，又重复一遍道：“哈！老九！”

    “呀！老八！”李玉惊喜地叫着对方。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摇呀抖着。

    一声老九，又一声老八，奇怪的称呼，惹来了拥挤着下楼的过往者好奇的目光。李玉那藏在近视镜多纹的镜片下的眼睛，窘迫地躲避着。老八却一手搭在李玉的肩头上，亲热地搂着他沿着楼梯台阶往下走，根本不理睬别人怎么瞧他。

    “你到底成功了！值得祝贺！”老八说。

    “你的事迹我在报上看过了，真是个好‘后勤部长’。”李玉说。

    老八却哈哈一笑，表示对自己所做的成绩不值一谈。笑毕，悄声问：“你还到小河边去来没？”

    “没。”李玉说，“你大概也没空儿去吧！”

    “咱们再去一次，玩玩。”老八提议说，“顺便看看老大！”

    “噢！老大——”李玉象勾起什么心思似的，沉吟一下，随之热烈响应说，“好！去！”

    “下星期天，十点。”

    “在桥头等。”

    多年以来，研究员李玉几乎过着一种居士式的生活。四十出头的人了，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会结交朋友。虽说分配到这个城市工作快二十年了，可这座北方古城的名胜古迹，城郊的山水风景，他一概没有光顾过。他有他的乐园，就是研究所里那座实验室。一旦进了实验室，他就忘了太阳在升在落，自然界雨雪风霜在变幻。脱下白褂回到家里，呆呆地坐在小桌旁，脑子里还满是那烧瓶里沸腾的液浆。

    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她在工厂里工作，劳累的程度比他大得多，但她还是甘愿承担全部家务。

    “吃饭！”妻子说。

    “好！好！”他端起碗，捞起筷，往嘴里填。

    “盐淡不淡？”妻子问。

    “不淡不淡！刚好。”他点头赞许说。

    “我给你碗里就没调盐！傻瓜！”妻子嗔笑着，爱怜地夺过碗去，调上了盐面儿，又递到他手里。孩子们哈哈笑着傻里傻气的爸爸。

    他嗬嗬笑着，扶一下眼镜，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碗，也不在意——惯了。

    吃罢晚饭，他钻进那间堆满大本小本的小屋里，一坐就坐到十二点。

    有时候，他会轻快地跑上楼梯，扔下提包，满脸孩子似的喜气，钻进灶房来，忍不住说：“二号试验成功了！”似乎只有这时候，他才记得应该替妻子分担一份家务，蹲下摘菜，打水淘米。这时候，她会满心喜悦地临时做出决定，增添一两个可口的菜、汤，表示对心爱的丈夫取得成功的祝贺。平时，做着再好的饭菜，怕是他连味也尝不来呢！

    他们很少有穿戴时髦，进出服装店、饭店、公园的时候，可都觉得很和谐，很幸福。百人百性，世上谁也没有给幸福的家庭规定下统一的内容嘛！各人按各人的志趣生活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生活被搅乱了。实验室门上交叉着贴上了十字封条。那卷着旋风的扫帚，一下就把他不足百斤的瘦小的身躯扫进了牛棚。他惊魂未定，尽管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还看不透，尽管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好受，可并无怨言。从简陋的乡村小学到宽敞明亮的大学，他十几年来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坚定而神圣的信念，使他相信这是革命。既是革命，自己损失一点是不应计较的。他老老实实检讨，写了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接受批判，站了一回又一回。终于，有一天，他被宣布解放了，从山沟里的牛棚，回到城市里的研究所。

    他急急跑进研究所的大门，一步三级地跨上楼梯，奔到实验室。门敞开着，室内已经掠劫一空，水泥地板上撒满玻璃杯瓶的碎渣，窗户上连一块完整的玻璃也不存在了。他的腿发软，无力地靠在一只残破的木椅上，那颗剧烈跳动的心刹时凉得象要冻结了。

    他背着行李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大街，小巷，回到家里。妻子不在，孩子们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抱起小儿子，跑进他的小书屋，啊，塞满了面袋、米缸、蔬菜和不常使用的杂物。

    他放下孩子，扶着门框，流下眼泪来。在那小山沟的牛棚里，他检讨，站台子，为的是能早一日回到实验室。现在，多么出乎意料！怎么办呢？

    “再别学傻了！”妻子甚至不管孩子在当面，一把搂住他的头哭了。她揩掉眼泪，就说了这一句话，“咱们过去太傻了！”

    他待在家里，没处去了。

    他企图弥补结婚近十年来自己不顾家务的过失，替妻子烧饭，但却把饭烧糊了；给妻子和孩子洗衣服，怎么也洗不净。

    妻子瞧着他笨拙狼狈的样子，笑说：“老天安排就的，还是我来服侍你！”

    “那么，我该干什么呢？”他无聊而又惶惑。

    “出去逛去！”

    他出去了，没过点把钟又回来了，十分沮丧的样子：“没啥好逛的！”

    “领着孩子看电影去！”

    不等他回答，孩子们乱纷纷反对了。他明白，他不会使孩子们玩得开心。再说，那几部轮番上映的片子，孩子们早都背熟了，腻了。

    坐着，躺着。坐、躺不住就踱踱步，从寝室到小灶房六七步长，踱着过去，又过来……，无聊！无聊得心神不安！

    这一天，妻子从工厂回来，从提兜里掏出一把伸缩式的钓鱼杆：“去！钓鱼去！散散心。”

    他踌躇了。虽然生在南国水乡，自上了中学，他象神话传说中的少年进了东海龙宫，贪婪地攫取人类智慧的珠宝，儿时在河浜钓鱼捉虾的兴趣早淡漠了。现在，却……

    妻子像是看透了世事，对他劝解：“什么也不要想！咱们过去真傻！”她的神情和语气是坚定地，又是痛楚地，“拿上杆子逛去！活动活动身体，老呆在屋里，愁死你，啥也不顶！”

    他难受到极点！妻子对他的事业的冷淡使他更难受一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哪儿去钓呢？”他吱吱唔唔。

    “出城，往东，有一条小河，风景不错哩！”妻子说，“俺厂一伙‘逍遥派’，成天在那儿钓鱼摸螃蟹。”

    这样，他来到了小河边上。

    一道大堤，把沙滩和田地隔开。沙滩上，望不尽的石头、沙砾、茅草，沙子里的小粒赤金在火样的阳光下闪射着耀眼的光彩。一条细细的流水弯来拐去，在沙滩上静静地流着，河堤上密密丛丛的杨柳，遮挡着阳光，丝丝凉风顺着河道吹过来。堤内是一畦畦吐穗的稻田和一片片白顶绿身的玉米林，多好的地方啊！

    一座座石头垒成的大坝，全是一头接着河堤，一头伸进沙滩，坝头下都窝着一潭深水，那是洪水冲击石坝淘出的深潭。李玉顺着河堤，推着车子往前走，越往上走，空气越清新，城市的噪音渐渐消失了。他走到一个圆盘坝上，坝头有一道深水槽，背后有几十株大柳树，长长的枝条垂挂下来，拂到水面上。他撑起自行车，放下竹篓、挂包，坐下来，把长线抛到水里去，好舒心啊！

    这儿，没有人对他呵斥，也没有人向他翻白眼，更没有无休止的争辩、吵闹，只有树间连成一片的蝉鸣，听得多了，倒听不见了。

    他背靠在石坝高一台的石头上，任浮子在水面飘来荡去，并不在意是不是真有鱼儿在咬钩儿……

    李玉猛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人，沿着河水往上走，走走，停下，把一只网抛到水里，拉起来，抖抖，又往上走。近了，他才看清，那人只穿背心，短裤，从头到脚晒得油黑，屁股上吊着竹篓，手里提着网，秃脑门，胖胖的脸，他走到圆盘坝头，瞧一眼李玉，扔下鱼网，从背包里取出钓竿儿，把线儿抛到水里去。看来这是一位捕鱼行家了。

    两人各据一方，自顾自钓。

    李玉想和后来者拉拉话，却找不到搭讪的词儿，就闷着口。他看对方是位不安静的角色，立起、坐下、抽烟，几次瞧他。他等他开口，他相信对方是耐不过自己的。

    那人终于忍不住，问：“敢问在哪个单位？”

    “研究所。”李玉答。

    “嗬！老九呀！”那人装出吃惊的神气说，“不错，我能闻出你那股味儿来！”

    李玉有点不习惯，又闷住了腔儿。

    “咱俩是兄弟。我是你老哥——老八！”那人自嘲自乐，“走资派！排行老八！哈哈！”

    李玉笑了，这是个乐天派！

    自嘲为老八的人告诉李玉，他在阴湿的地下室里趴了十个月，严重的肺穿孔已使他奄奄待毙，当作死了没埋的废物被抛了出来。他的老伴到处奔波，为他疗治，稍有好转，他就逃到小河边上来接受大自然的疗养了。他只承认医生的药物起一半作用，另一半呢？他说归功于他的不在乎：“活一天赚一天！我以为我是再也看不见太阳、树木了呢！”

    谁也不再问谁的真实姓名，你老九，我老八地互相戏谑、呼唤。老八肚里装着那么多逗趣的事，逗得李玉好笑。一天，两天，三天，日子在逍遥中流逝，像小河中枯水时节那一股细流，无声无息。

    十天没过，李玉又烦腻起来。是啊，中午河滩上燥热得无法忍受，沙子的反光刺得人眼睛发干发疼，杨柳的叶子无力地垂吊着，那施过皮渣的稻田里沤出一股难闻的臭味。他又想起他的实验室，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地方！

    “这种日子，何时为止呢？”他烦躁地说。

    “你问它——”老八指着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说，“天知道！”

    老九指着沙滩上，又对老八说：“你看那个老汉——”

    老八顺着老九指的方向望去。在下面一个坝头上，有个老汉，年纪约略六十了，穿一件半截袖白褂，敞开前襟，露着绛红的肤色，赤着脚，在晒得灼人的沙滩上抬石头。拾满一担笼，挑上肩，担到石坝上。坝上支着一个用铁丝编织的大笼子，长约五六米宽，高一米多，他把担来的石头，倒进铁丝笼子里，摆正垒齐。

    “天天这样！”老九说，“自我来到河边，看见就他一个人，一天三响，不紧不慢。”

    老八说他早就见着这位老汉了，整整一晌，老汉只在半晌时坐下来吃一袋烟，不过十分钟，就又干起这单调、机械而又笨重的活。

    “我看这老汉，保准是个劳模。”老九说，“没人督促，也没人管他，全凭自觉性儿，干得多踏实！”

    老八也呆呆地看着，赞叹说：“还是农民兄弟好！不管社会上闹得再乱，他们两手不停。”

    “贫下中农本质好！”老九说，“他们只相信：地里要打粮食，就得出力流汗，胡说和瞎吹是得不到丰收的！”

    “与体制也有关系。”老八说，“他们凭工分吃饭，一天不上工，就没有工分。工厂不一样，逛一天照样发工资哩！”

    “可这老汉少干一会儿，多歇一会儿，或者一担少挑几个石头，谁知道？照样记工分。”老九分辩说，“你看他每一担都装得满溜溜的……”

    “这肯定是生产队的老实社员，干部信得过的，才放到这儿！”老八说，“要是滑头，他睡一天也没人知道！”

    “对！肯定是个劳模！”老九这回完全同意了老八的话，高兴地说。似乎这个老汉已经成为他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不愿听到别人对他有些微的非议。一切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为之不顾劳累而奋斗的人，都引起他的敬佩和尊重。由此他又联想到自己，惶惑不安地搓搓手掌。

    这时候，那老汉放下空担笼，坐到坝根的柳荫下，他休息吃烟的时间到了。

    “和老汉坐坐去！”老九提议说。

    “好！”老八是很随和的，立刻站起，向前走去。

    俩人一前一后走到老汉靠着的柳树下。老汉仍然用手捉着烟袋，瞧着沙滩，一动不动，对来到身旁的两位来访者，不睬不理。老九窘住了。老八却畅畅快快说：“老兄，借个火！”

    老汉瞧他们一眼，略一踌躇，从石头上取过火柴盒儿，递给老八，眼睛又投到河滩里去了。

    老八坐下来，掏出纸烟盒儿，抽出一根，很实心地送到老汉面前。

    老汉摇了摇头，叉开五个扒摸石头磨得很粗硬的指头，推开老八伸到胸前来的手。老八再让，老汉再推——烟被挤折了。

    老九难为情了，张张嘴又合上了。

    老八不在乎，又搭讪说：“老兄，贵姓？”

    老汉又冷冷地瞧他一眼，磕掉烟灰，挑起担笼，走下堤坝，径直朝采集石头的水边走去。

    老八望着老九尴尬的样子，傻笑着：“这老汉好倔啊！”

    俩人讨个没趣儿，又来到钓鱼的圆盘坝头。

    老九坐在石头上，仍然出神地瞧着河滩上拉着石头的老汉，愧疚地说：“老头儿见咱天天来闲逛，不务正业，讨厌咱们哪！”

    “也许是。”老八说，“好劳动人见不得游手好闲的人咯！”

    “哎！真该死！”老九凄慌起来，“老汉哪知道，咱是有劲没处使呀！”

    “看见别人干活儿，我手发痒痒！”老八也动了情，真诚地说，“消磨光阴，毫无办法！”

    “何时是了呢？”老九又是这句话，想起明亮的实验室，摆满药品的阁架，烧瓶，器皿，量杯，天平……他说，“我宁愿在实验的爆炸中死去！”

    “自己解放自己吧！”老八说，“我想给厂里扫地、做勤杂工，反正不白吃人民的！”

    老九指着鱼杆说：“总比来弄这号事强！”

    两人统一了认识。果然，第二天他们再没来。

    两个月后，他们又在河边圆盘坝上相会了。

    老九推着车子，刚到坝头，就瞧见了坐在水边的老八的胖胖的脸，秃脑门，“你……”

    “哈，我猜你还会来！”老八说，“我已经等你几天了。”

    老九给老八诉苦。他经过申请，算是被批准进了三结合试验小组，研制一种灭草剂。他在三结合小组的处境是：监督改造。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盯他，用怎样令人难堪的口气和他说话，他都不计较。只要能穿上白褂子，能摸到那光滑的器皿，能嗅到酒精燃烧的气味儿，他什么宠辱都忘了！三结合小组的几位小青年倒是很尊重他，虽则对试验一无所知，可态度挺好，求知欲很强，也很勤快。他和他们相处得极好，试验虽不十分顺利，劲头可都越来越大。不料，“‘法家们’说，还是老臭说了算！老臭改造了工人！复辟回潮了！”老九说，“这样，‘法家们’的扫帚又把我扫到这儿来了！”

    “殊途同归！”老人说，“我给厂里扫地、喂猪，帮大师傅担水、洗锅，都不行！说咱是‘故作姿态，卧薪尝胆，企图收买人心，复辟！’下令炊事班不准我进灶房，也不许喂食堂的猪，……”

    “好啦！现在只有坐着等死！”老九说，随之悄悄拉拉老八的胳膊，“那个老汉听咱俩说话呢！”

    老八一回头，可不是，那老汉一手扶着笼，一手摸着石头，侧着头，听这边俩人说话，看见俩人盯他，立时转过头，又拾起来。

    “他听见也好，不会怪咱不务正业了！”老八说。

    两人默默坐在河边。老八是个生性不安静的老活泼，看着郁郁寡欢的老九，顺口说一两句挖苦话，逗得老九笑一笑。

    “走！逗逗这老汉去！”老人笑着说，“我非和他交上朋友不可！”

    老九跟着老八，又来到老汉靠坐着的柳树旁。

    “老兄，能不能给搞点水喝？”老八嘻嘻说。

    老汉瞧一眼老八，又瞧一眼老九，眼里掠过一丝善意的讥刺：“钓鱼钓下功劳了！”他无可奈何似地站起来，顺着大堤走上去，不远处，有一个砖砌的小独瓦房，那是防汛时夜间值班用的。

    老九愣愣地看一眼老八，老八却顽皮地一笑：“跟上！”说着，往老汉的小独房走去。

    老汉一只手提着一口小铁锅，一只胳膊下夹着一捆干树枝，走出门，放下锅，看了老八、老九一眼，转过身，把门板合上，“吭哧”一声扣上铁锁，又朝柳树下走去。

    老八扑闪扑闪眼皮，示意老九：再跟上。

    老汉在石坝上的三个石头上支起小铁锅，顺手扒抓了一堆干草、树叶，点着了火，一股青烟呼呼冒上来，燃着的树枝噼啪响着。

    虽则倔，老汉的行动却完全证明了他的好心肠。老九忍不住说：“大叔，贵姓啊？”

    老汉一听叫他，不安地摇摇头，看看这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连忙分辩说：“不敢不敢！叫我刘老大（音惰）！老大！”

    “老大，家里有什么人？”老八诚恳地、小心谨慎地问。

    老汉突然扔下树枝，拾起担笼：“你自个烧吧！”说着走下堤坝。

    老八扫兴了，他说他从没见过这样难搭话的倔老头儿！他说他在厂里当副厂长的时候，负责后勤，什么脾气的人没接触过！包括工人当中个别同志的蛮歪老婆，他也有办法叫她们对男人亲热起来。他承认今天的失败，自我解嘲说：“咬住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老九却双手掬着膝头，瞧着烈火一样的阳光下，晒得烫脚的沙滩上，老汉弯着腰，从沉积的沙石堆里，抠出一个个石头，装进笼里，眼里无端起涌出一包泪水来……

    这一天后晌，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倾盆而下，乌云压到河面上，闪电抽打着沙滩……

    老八和老九拔了钓竿儿，爬上河堤，朝防洪小房跑去。

    老汉站在小房门口，焦急地向他们招手，赶快把他俩让进小屋。

    两人甩着手上脸上的雨水，相对一看，又看着老汉，心里一热，这是个外凉内热的好心肠人啊！

    就在他俩刚刚坐在小炕边上的时光，老汉却从墙上的木橛上取下稻草编织的蓑衣，赤着脚，头上顶着一顶破草帽，走出房去。俩人看着老汉在雷鸣电闪、瓢泼大雨中，一步一步走到那棵柳树下站住了。

    “监视洪水吧？”老八问。

    “不会。你不看就头顶上一块云，哪会涨水？”老九说。

    “那，又是躲我们。”老八说，“这象话吗？”

    老九走出房去，老八跟了出来，一直走到柳树下。

    “你们——”老汉吃惊地盯着两个客人。

    “我们在屋里，倒叫你淋雨！”老八说，“这象什么话？”

    “我有蓑衣！”老汉狠狠地解释。

    “你不进去，我们也不进去！”老九说。

    “嗯……好！”老汉沉吟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进！咱都进！”

    三个人一前一后进到小房里，老汉畏怯地坐在门口一只用树根砍削成的木墩上，低着头，掏着烟包的手在微微颤抖。

    老九的感情好象很脆弱，颤着声问：“老人家，你为什么老躲我们？”

    老汉迟迟疑疑地说：“我怕给你们惹麻烦！”

    “咋哩？”老八问。

    “我不能和你们在一搭！”老汉声音低了，手颤得把烟沫儿抖落到地上。

    “为什么？”老九问。

    “我是敌人——地主分子！”老汉终于说。

    “啊！”老九不由地一惊，实在料想不到啊！看看老八，胖胖的脸上也满是惊慌和疑虑，半天对不上话来。

    “要是好事的人反映到你们单位，会给你俩惹麻烦！”老汉委婉地说，“你们也是被难之人……”

    可怜的李玉，在这种场合下，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地主分子，这是敌人，一点不含糊，尽管他目前被当作臭知识分子整得要死不活，可这点阶级觉悟还是有的。

    老八说话的警惕性也明显地提高了：“唔！难道让你在这儿垒石坝，是改造呀！”末了，他随随便便问：“几年了？”

    “十年！整整十年！”老汉反倒抬起头来，一扫畏怯的神色，“自打我和社员把这条河堤修起来，围进了五百多亩滩地，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我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成了人民的罪人！”

    “那你以前——”老九急忙问。

    “我打土改到‘社教’，干部没离身，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大队党支书！”老汉说，“社教运动一完，给我订了地主分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家十四五亩地，我爸得绞肠痧死了以后，我爷七十多了，做不了活儿，我妈引着我姊妹兄弟五个，我顶大，十四岁，跟着我妈做庄稼。大忙时，雇上几个‘麦客’割麦，就这，说我雇工剥削……”

    老九忍不住问：“你为啥不向上级反映？”

    “反映过，不顶啥！”老汉说，“反映到哪，材料原路退回来。反映一回，挨一回斗争：不服法管！翻案！差点进了砖瓦窑（监狱）！”

    “你，可是苦了！”老八失去了警惕性儿，同情地说。

    “我吃苦，没啥！连累的亲戚朋友……”老汉难受地说，“我女人一气之下，起不了床，没出一年，死咧！大儿子刚订下个媳妇，人家退婚了。娃三十多岁了，还寻不下个人。掏一千多块钱从山里办了个人，回来没过半年又跑咧！二儿子一看他哥的光景，好坏进了人家的门……我，唉……”老汉说不下去了。

    李玉和老八，陷入深深的沉默里。

    哗哗哗的大雨，猛烈地冲刷着白杨和柳树浓密的叶子，啪啪直响，稻田和玉米林里蒙蒙一片白雾，发出巨大的又像是遥远的海潮一般的轰鸣。

    “我不是地主分子！我是共产党员！”老汉说着，从木墩上立起，神情庄重极了。他走到小炕边，从炕头上的土窑窝里取出一个小木匣，抱在怀里。

    老九和老八看见，这是一只十分粗糙的木匣，木板是用斧子劈出来的，根本未用创子推光。匣盖上，画着一个象征着镰刀和锤子的拙笨的图案，染着淡淡的红色。两人疑惑不解。

    “这是我的党费！”老汉慢慢拉开匣盖，露出一扎捆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和一堆硬币，“夏天，我在柳林里拾蝉壳儿，到小镇药铺里卖了，月月按时交。”

    老九一把抱过那只小木匣，眼泪哗地一下涌出来，一滴一滴，滴在那一捆纸币上和一摞摞硬币上。

    老八双手紧紧抓住老汉粗硬的手掌，胖胖的脸上抽搐着，眼泪也流下来了。

    老汉却不哭，一字一板，从那长满短胡须的嘴里迸出深沉的话来：“我自解放见了党，就跟党走，听党的话！党叫搞互助组咱带头互助；党叫办农业社咱就办农业社，我把瓦房腾出来给社里作饲养室；党叫大办农业，我就领社员下河治滩……我对党没二心！”老汉紧蹙双眉，痛苦万般，“我活着是党的人，死了还是党的……”

    老八和老九，被同样的问题苦恼着，无法回答老汉积聚在心头十年多的疑难，默然相向……

    雨住了，乌云不散，老八和老九走出小独房，心事重重的地顺着河堤走去。

    这俩人，从此再没到小河边上来过，老大老汉想念起他们来了。

    又一年的春天来了。不知不觉中，堤坝上，河边淤泥里，春草绣成团儿了。杨柳发芽，麦苗返青，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可给老大老汉带来的是难以减轻的痛苦，他整天心事重重的，发狠地拾石头，垒堤坝。

    这一天，老汉正挑起一担石头，从沙滩朝石坝走来，猛然听见一阵自行车链条的响声，抬起头，老八和老九正站在坝头上，冲着他和善地笑着。老汉心里一热，脚下加快了。上了石坝，他扔下挑担儿，拉着他俩的手，朝小瓦房走去。

    因为客人的到来，老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拢起脚底的柴草、杂物，用自扎的扫帚扫了地，嘴里嘟哝着：“真想你俩哩！”

    老汉扔下扫帚，一抬头，却见俩朋友背对着他，面朝墙壁，呆呆地站着，那儿墙上，挂着周总理的遗像。当他俩转过身来，老汉看见他们的眼眶里闪着泪花，他再也忍不住，抱住两个朋友的肩膀，哭出声来了。

    三个人坐定，揩干了眼泪，相对无言，默默地坐着。

    李玉忽然提议说：“给总理献个花儿吧，咱们栽活花。”

    “好！”老八说。

    “我怎想不到呢！”老汉拍着自己的脑袋，“还是你们知识人……”

    三个人出了门，在初春的河滩上，在初发的春草里寻找。老八回来了，捧着一株血红的小花，花朵不过豆粒大。老九回来了，双手掬着一株小白花，顶端只开了一朵，有指甲盖儿大，婷婷玉立。老大老汉回来了，双手握着一撮带着泥上的麦苗。三个人把无名的野花和麦苗栽进小盆里，端放在周总理的遗像下。

    夕阳如血，染红了柳树和杨树的枝梢。三个朋友，促膝而坐，畅谈起来。

    夜幕笼罩了山塬和河滩，小瓦房里响着深沉的声音……

    月亮升起来，满天星斗，愤怒的声音从小瓦房冲出来……

    月亮落下去，河滩又被黑夜笼罩了，激昂的声音像小河的春汛爆发……

    一缕曙光终于从山顶上冒出来……

    春天是明媚的，小河边的春天更迷人。一川墨绿的麦苗给人以无限的生机，杨柳绽出一片片鹅黄小叶，两道长堤像两条黄色的绸带紧紧嵌在小河边上。

    老八和老九，简直被小河美丽的春色陶醉了。

    老远，他们就看见，在他们钓鱼的圆盘坝上，坐着黑压压一片男女社员，有人站在人堆里讲话，那声音好耳熟，可不就是老大老汉！他俩刚巧走得近了，会也散了，社员们一齐下到稻田里，扎翻起稻地来。

    “老大！”李玉忍不住喊。

    “老大！”老八扬起胳膊，抡着。

    三个人对面跑去，在河堤上抱住了，拍着、摇着、问着、笑着。

    正在地里干活的社员，看着这三个人亲热的样子，迷惑不解，有人奇怪地大声问：“你俩人咋把咱支书叫老大哩？”

    老汉笑着，对俩朋友说：“现时不能叫老大罗！平了反了！”

    两人盯着老汉，像是问：平反连名号也平啊？

    “在我那门子里，我为五。”老汉哈哈笑着，“你们不是老八、老九地叫吗？按这排行，我那阵儿算老大嘛！”

    两朋友听了，恍然大悟，又一齐拉着老汉的手，拍着老汉的肩膀，摇着、抖着、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