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黄泽如和陈可镜带领一千多名的垦荒大军走进垦区的那一刻，大家看到，在垦区为垦农们新盖起的那一排排简易的住房前，挺立着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用流利的汉字写着“新福建垦场”几个字。那是张三年叫人特意立起来的，这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包括黄泽如和陈可镜。看到眼前的一切，被招募来的垦农们立即便有了一种回到家里的温馨的感觉。当黄泽如看到那种景象时，心里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非常奇妙，又令他热血沸腾。那也是他一直想要追求却一时想不出如何去表达的一种气氛和效果，现在，他终于看到了，并且想，他以前所盼望的其实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和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为此他在国内苦苦寻觅却都无法找到，但是，如今在南洋，他找到了。这个理想世界和精神家园现在就在眼前，是张三年替他变成了现实。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个人就是孙中山。这个从小就有革命的志向，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革命党人，自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就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并在檀香山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亲自制定了“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个农民的儿子，由于他的一系列革命主张，以及后来他推翻了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便注定了他必然要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巨人，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黄泽如认识孙中山纯属偶然。那天，他和陈可镜带着千余垦农从中国搭乘“丰美号”轮船到新加坡，可就在码头上，他碰上了刚刚准备离开新加坡，当年跟他一起在北京参加维新的广东举人王进学，两人阔别多年，都有说不出的感慨。小叙片刻，王进学非常兴奋地向黄泽如介绍起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人，那个人个子不高，甚至有些瘦小。王进学告诉黄泽如听了可别吓一大跳，黄泽如说，什么人会吓了他？

    当王进学告诉黄泽如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时，黄泽如确实吓了一大跳。在此之前，他早就听说孙中山的大名了，他尤其敬佩孙中山为拯救祖国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但只苦于无缘相见，经王进学介绍，黄泽如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孙中山得知黄泽如正要带领那些中国农民准备在沙捞越筹建“新福建垦场”时，也从心里对黄泽如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敬重。他们都疾愤于清廷专制统治致使中国积贫积弱频遭列强欺凌的现实，孙中山指出，中国要富强，就要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它的前提就是推翻满清帝制，舍此而采取其他温和的手段都不能成功。

    黄泽如忽然发现自己当初参加维新改良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以为通过改良就能够拯救中国。那种做法就像是给一个得了重病的大人开一帖给小孩吃的伤风感冒药一样，不可能起到任何的治疗效果。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你就是给它实行什么样的变法，也是无法改变现状的。看来，要改变中国，单单吃点药还不行，就必须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动大手术，彻底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他觉得眼前的孙中山应该成为中国将来的华盛顿。

    短短的晤面，孙中山短短的一席话，使得黄泽如受益匪浅，这与他后来积极投身救国运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更加坚定了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移民垦殖的决心。孙中山和他的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救国是一种方式，他黄泽如把国内的穷苦农民招募来南洋搞垦殖，同样是在救国。然而，垦场初期，千余人的衣食住行，都得操心张罗，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组织大家开垦荒地，种植作物。根据当初与沙王订立的垦荒合约规定，每个成年人可分三英亩土地，二十年内免税。而实际上每人得到的是五英亩。五英亩是多少呢？如果在国内，那是一个小财主的所有土地。因此，每人一下子拿到那么多的土地，这对于在中国国内基本上没有土地的垦农来说，其劳作之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这还不是主要的，由于南洋气候、生活环境和国内反差较大，尽管刚来时垦农们按照家乡的习俗，把从家里带来的灶土香灰等等都洒进了拉让江，把一条碧绿的拉让江都给染成了浑色，但许多垦农仍然还是无法适应，水土不服严重，好多人都生了各种的病。好在陈可镜在家时就懂得一点医道，碰到小疾小病都是自己找点草药回来把病给治了。再说，在招募的垦农中，也有几个医生，一看有人病了，便无偿替大家看病，没有药，就拣一些草药，才使得病情得以控制。但还是死了不少人。第一个病人要死的那一刻，黄泽如去送他，那人紧紧抓住黄泽如的手不放开，生怕一放手他就要死去。那人说，黄场主，你送我回去吧，我要回中国去。当初是你把我从中国接到南洋来的，现在，我也不求来南洋撞好运发大财，只求你现在就把我送回去吧，我这把骨头不能埋在南洋，我要回去。黄泽如听着，心里像被一把刀子在割一样，泪水在眼窝里打滚。他说，你别难过，我这就送你回去，要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回去了。那人说，我知道你在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到南洋来？你不该骗我们来的……

    那人话没说完，手已经无力地垂了下来。死了。

    第一个病人死了后，黄泽如就不敢去看那些将要死去的病人了，他害怕看到他们的眼神，害怕跟他们讲话，他不敢看到那些人将要咽气的那一刻表情，那感觉就像是他亲手把他们给掐死了一样。他的情绪相当低落，他对陈可镜说，我们总认为是替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但以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按我们良好的愿望发展，现在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认真考虑你们的意见，匆匆忙忙就让他们来了，都是因为我，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他们的愿望其实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人之常情，谁都希望自己死了的时候能够落叶归根。可是，我们就连他们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都没办法满足，你说，我们还算是什么东西？在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乡亲们面前，我哪里还有脸抬起头来？

    黄泽如说得非常动情，陈可镜便赶紧劝他说，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那是谁也不愿意看到也是谁都想不到的事，怎么能够去怪你呢？

    但是，不管要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都不是主要的，关键还得面对现实。垦场里接连死了几个人，大家便都慌了，都担心自己将来也要走这条路，搞不好也要死在南洋。有些女人本来就十分脆弱，担心自此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已经先哭了起来。后悔当初怎么糊里糊涂就跟人家来南洋了。当时，垦区流行一句令人心寒的话：“今日去埋人，明日给人埋。”那话听了，都让人不寒而栗。

    垦场里东北角有一座小山坡，坡上绿树成荫，坡的两面临江，拉让江从它的身边奔腾而过，环境非常幽静。黄泽如专门把那里辟为垦农们的墓地，以备不测。并且，凡葬身此地者，一律立上墓碑，写上死者的名字。这还不够，黄泽如特别指派人为那些死去的人造册，是男是女，是哪里人，家里都还有什么人，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不能够漏掉。他说，只要垦农生前有回到故乡的遗愿，等到将来有条件了，垦场方面完全有义务有责任把他们的遗骨送回中国去，让他们落叶归根。

    那是多么让人伤心的一个决策，大家都是冲着到海外来谋生活，过好日子的，有谁想到要亡命海外？但是，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的生命就是那样的脆弱，谁能够对什么时候要降临自己头上的灾难有所预测？谁愿意看到自己亲自从中国招募来的乡亲一个个在面前倒下去？

    黄泽如的心几乎天天都在流血。更糟糕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一季水稻收割时竟然颗粒无收，垦农们一下子断粮了，一日三餐不继。那意味着垦场将出现更多的人因挨饿而死亡。短短时间内，垦区的天空，被一层重重的阴霾所笼罩。这更让黄泽如和陈可镜寝食不安，感到相当内疚。尽管垦农们没有埋怨他们什么，但好心办成坏事，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一天，黄泽如心情郁闷，一个人在垦区里走着。已经是初冬的天气，尽管身处南洋，但仍然觉得微微的寒意。这时，有一阵稚声稚气的童谣从一间草房里飘出来，唱的是那首“番婆番仔弄叮当，一碗胡饭吃捌空”。这是一首广泛流传在福建的兴化和永泰一带操兴化语音地区的童谣，黄泽如回国招募垦农时就听人唱过，现在听着，已经是另一种意思，完全带着讽刺的含义。一碗胡（干）饭吃捌空？垦农们连稀粥都快接济不上了还吃捌空（吃不完）？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就走进了屋子，一看，原来是一个六七岁大的小男孩，小孩瘦瘦的，脸色黄黄的，看到黄泽如，他一下子就认出来黄泽如就是当初到他的家乡永泰招募垦农的那个人。小孩心里就想着，这个人曾经答应过的，南洋的日子肯定要比中国过得好，那么，为什么眼下的生活跟他讲的就不一样呢？他为什么连饭都没有吃饱呢？他似乎在等待黄泽如对这件事有一个解释。

    黄泽如看了他一会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说，我叫林起祥。

    黄泽如又问，你的大人去哪了？

    小孩说，下地去了。

    小孩接着说，我知道你是谁。

    黄泽如一愣，说，我是谁？

    小孩说，你就是当初到我们家乡叫我们来南洋的那个人。

    黄泽如说，南洋比家里好吗？

    小孩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马上又接着说，不好。

    黄泽说，为什么？是不是没吃饱饭？

    小孩想了许久，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小孩爹回来了。那是一个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觉得饱经苦难的人，看到黄泽如来到自己家里，他感到十分意外，但他表情有点冷淡，他几乎连招呼都不跟客人打一下，结果弄得黄泽如很尴尬，黄泽如于是没话找话说。

    离开草房，黄泽如心情相当不好受，犹如被什么压在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想不到自己一心想拯救自己的骨肉同胞于水火，谁想如今已经把他们从中国招到南洋来了，却依然让他们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眼看就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旧年三十了，如果到了要过年时还不能够让垦农们好好吃上一顿年夜饭，那就实在太伤垦农们的心了。

    走在垦区的土地上，面前就是奔流不息的拉让江，黄泽如面对滔滔的江水，忽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不但有责任把他们从那个火坑里救出来，还得有责任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他知道自己虽然不是孙中山，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读书人，但在这个一千多人的垦场里，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了。他身负使命，现在他真实的身份是这个垦场的场主，因为这个垦场是以他黄泽如的名义与沙捞越拉者签订的。黄泽如心里非常清楚，他肩上挑的担子实在太重了，以他和陈可镜目前的力量，他们是根本无法让垦场走出困境的，长此下去，总有一天，他和陈可镜，他们都将会被拖垮，最后累倒在这片垦场上。

    这时候，他想起了张三年，他觉得现在只有张三年才能够救这个垦场，救这些身处困境的垦农。他问陈可镜张三年会不会帮他们这个忙，陈可镜回答说对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找他呢？这句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其实，从心里说，对张三年肯不肯帮这个忙，黄泽如心里没底，因为毕竟和上次作担保不同，这回是要让张三年自己掏腰包的。你要张三年自己掏腰包解决一千多号人的过冬口粮，他做得到吗？

    但是，张三年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这让黄泽如他们出乎意料。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张三年就是雪中送炭来的。没等黄泽如他们开口，张三年已经当场表态说，他已经发动在沙捞越的福建侨界一起来帮助垦场走出困境，他说只要这一步迈出去就好了。

    张三年面善如佛，从善如流，黄泽如和陈可镜还有什么好讲的？他们除了感激，还是感激。用黄泽如的话说，张三年确实是太伟大了。也不知道究竟从哪里来的能量，短短几天时间，张三年变魔术似的一下子调来了那么多的粮食，让一千多垦农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当垦农们以一个个的家庭为单元，或以联合的方式围坐在灯下一起过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大年三十时，黄泽如那颗一直悬在半空的心终于变得踏实了下来。开春过后，他便和陈可镜一起组织垦农们开始耕作，不单单种水稻，也种菜蔬、番茄、瓜豆、玉米等等，既有中国传统的，也有东南亚特有的，什么都种，一方面是扩大种植品种，另一方面，多种一些品种，以免因品种单一带来的不测。等到了收成的季节，大获丰收，特别是水稻，亩产量是国内的三四倍。民以食为天，垦农们皆大欢喜，垦场终于迈出了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虽然垦场的生产条件还很简陋，生活条件也还很艰苦，但整个垦区已经一改往日的萧条和荒凉，充满生机活力，呈现着蓬勃向上的新景象。

    黄泽如、陈可镜二位，见垦场已经顺着自己的意思发展，无比欣慰，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开始在垦区里办起了学校和医院，这也是垦农们反映最为强烈的两个问题。许多垦农当初都是携带家眷来的，场子里光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就有一百多人，由于年龄太小，又不能替大人做点什么，只好在家里呆着，现在听说场主要为垦区办一所学校，都连连叫好。

    其实，开办这两个公益性事业，对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来说，都不成什么问题，开办医院虽然是外行，但是，垦农里有几个在家里时就是医生，陈可镜又多少懂点医道，做一些管理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办学校就更不是问题了，他黄泽如堂堂一个举人还怕教不了几个小学生？更何况，垦农里也不缺读书人，有的人还曾经在家乡当过私塾老师，现在要把那些学生组织起来，创办一所学校还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实际上，从黄泽如个人来讲，这个垦场学校他早就想办了。举人出身的他最清楚办学的重要性了，将来垦场要发展，就必须让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来管理。虽然说离垦区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学校，但那是沙捞越当地人办的，收的学生大多是当地原住民的孩子，给学生们教的也都是马来文和英语，让孩子到那种学校念书，别说高兰香的父亲高伯不同意，就是他黄泽如也是万万不能够接受的。因此，他始终认为垦农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华文学校。让自己的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念书。

    黄泽如便和陈可镜两人作了分工，陈可镜专门负责筹办医院；黄泽如则一心一意抓学校的兴建。垦区里的孩子听说垦区自己要办学校，个个高兴极了，特别是黄泽如自己的两个孩子佑国和佑娘，这时都已经到了要上学的年龄，一听说父亲要办学校，甭提有多高兴。黄泽如这时想起了和高伯临别时，高伯说过的那些话，他千叮咛万嘱咐黄泽如他们一定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学讲马来话，要讲自己的中国话，家乡话，一定得让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念书。高伯的整个愿望就是担心孩子们把自己的根给忘了，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黄泽如发现自己和高兰香一点也不比高伯差，而且，在海外的时间越长，这种情结就越强烈，越无法替代。包括陈可镜和李清华他们夫妇也一样，就好像是中国人的基因里和血液里已经注入了那种浓浓的，永远也无法洗去的民族元素，或者说已经被打上了条形码，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离开中国多久，那种元素也永远无法被改变。

    黄泽如想不到在南洋还可以看到自己家乡随处可见的榕树。几年前，当他在南洋第一次看到榕树时，那种说不出的亲切和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感情，使得他血管里的血几乎都要沸腾起来了。他无法明白在离家乡这么远的南洋，从哪弄来的榕树呢？说实在话，在那之前，他的心里一直就认为榕树只有他的家乡才有，那是家乡的标记。也是家的象征。在他家乡的村口，就栽着一棵老榕树，树冠伸进云天，一个树干粗得几个人张开臂膊都抱不过来。还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听他的爷爷说，爷爷小时候就知道村口有那棵老榕树了，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那棵老榕树到底已经在村口站了几百年了。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不管是当年他进京赶考回到家乡，还是上回从南洋回到家乡招募垦农，没等他走进村子，远远地，他就能够看到那棵立在村口的大榕树了。只要他一看到老榕树，就知道自己已经到家了。那种温馨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家乡真好！

    学校要开学的前一天，黄泽如从山上挖了两株榕树回来，榕树还很小，跟孩子一样高。他让佑国和佑娘两个孩子自己动手栽在垦区里自己家的门口，让他们培土，浇水。这时他问佑国和佑娘说，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栽榕树？两个孩子从小在南洋出生，没有去过福建老家，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更没有见过家乡的榕树，当然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两个人面面相觑，心里想不出要怎样回答父亲的话。黄泽如也不想为难他们，他告诉两个孩子说，在他们父亲和母亲的家乡，到处都栽着榕树，那是家乡的树，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树，他要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栽下榕树，就是要让他们别忘了自己的家，别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黄泽如趁着这当儿，给孩子们立下了三条规矩，他说，第一，今后，不管他们书念多高，不管是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不能进外国人办的学校念书，要上学，就上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第二，不管是在家里学校还是在社会，不允许讲马来话和英语，只能讲汉语和福建的家乡话；第三，绝不可以加入外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等于把自己给卖了。

    三条规矩宣布后，黄泽如说，这三条规矩实际上也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意思，其实，只要是中国人，都会那样想的。他问两个孩子有什么想法可以讲。佑国于是说，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对第一条，他们有些想法，比如说，如果以后要上中学大学，没有中国人办的学校要怎么办？

    这一点，黄泽如倒是没有想到，一下子被问倒了。但他很快就表态说，没有中国人办的学校我们就不上，由你们父亲自己教。你们别忘了，你们的老爹可是一个满清举人呢！

    与黄泽如一样，这些天，陈可镜夫妇也对就要上学的儿子进行了一次谈话，陈可镜毕竟是一个农民，他不可能像黄泽如一样，一二三四定得那么有规有矩，但意思都差不多。而且，除了那些内容外，陈可镜还给儿子加了一条，那就是以后长大了找老婆结婚，那个女人只能是中国人。不许找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