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五六月间，学校突然停了课。秀蓉和父亲赌气，没有回到乡下的老家。父亲和那姓卞的寡妇去了一趟南京，她居然就有了身孕。据说是人工受精。他们补办了手续，已算是合法夫妻。

    辅导员见秀蓉成天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就介绍她到图书馆勤工俭学。帮着做一点分类、编目或上架的琐事，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寝室里就她一个人。与她做伴的，除了窗外草丛中的一只白猫，就是在帐外来回扑腾的灰蛾子。

    一天傍晚，她从图书馆返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一个胖乎乎，身背黄书包的年轻人。这人问她大学生俱乐部怎么走。秀蓉就从自行车上下来，胡乱比划着，给他指路。她一连说了好几遍，可那人的脸上仍然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秀蓉看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我带你去？”

    胖子犹豫了一下，便说道：“我这么胖，你大概驮不动我。还是我来带你吧。”

    他不由分说地从秀蓉手里抓过自行车的车把，跨了上去。秀蓉很自然地坐在了后架上。接下去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那人就让秀蓉搂着他的腰。秀蓉马上照办。他腹部挤满了赘肉，而且让汗浸得湿乎乎的，给人以某种不洁之感。

    大学生俱乐部，位于团委学生会所在的那幢小楼的地下室里，原本属于七十年代开挖的地下防空工事的一部分。好像是出了什么非比寻常的大事。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那幢桔黄色的小楼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学校排球队的两名主攻手客串起了临时纠察。他们把守在地下室的入口处，被一拨一拨的人浪挤得东倒西歪。

    可奇怪的是，随着那胖子的到来，喧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下来，并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道。可见此人身份特殊。胖子向秀蓉道了谢，并问她要不要一同进去看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秀蓉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一起发酵。

    地下室的水泥楼梯很陡。看到秀蓉面露为难之色，胖子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她的腋下去扶她。他的动作有些鲁莽，那双大手要完全不碰到秀蓉的乳房是不可能的。她只穿着一件t恤衫。不过，那时的秀蓉，大脑还没有复杂到有能力去怀疑那只手的动机。更何况，这个胖子一看就是个“诚实厚道”的人。尽管她告诫自己要“大方”一些，羞涩中，心脏还是忍不住一阵狂跳——自己的乳房发育得不够饱满，也让她有点自惭形秽。

    在赶往俱乐部的路上，秀蓉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徐吉士。在鹤浦文联上班。是一个“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据吉士自己介绍，他与别人合写的诗集《改革者之歌》刚刚出版，鹤浦师范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书评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伟大”这样的字眼。当然，秀蓉也知道，在中，“吉士”并不是一个好名字。

    地下室里同样挤满了人。所有的人眼圈都是红红的。有一种神秘的庄严和肃穆。这种静谧和庄重之感很快就感染了秀蓉。在微弱的烛光里，她可以看见墙上那张被照亮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忧郁而瘦弱的青年，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农村的表弟。

    “你们在开追悼会吗？”秀蓉向吉士问道。

    徐吉士正忙着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握手寒暄，但他也没忘了回过头来朝她微微一笑，“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随后，他就在人流中消失了。秀蓉从与会者口中打听出事情的整个原委，不由得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留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

    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

    她没再见到她所仰慕的徐吉士老师，但她还是有一种新生的喜悦。甚至，当她从地下室爬上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因忘了上锁而被人偷走之后，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她回到寝室，在野猫有气无力的叫唤声中，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直到天亮，一分钟也没睡着过。她感到自己的体内有一头蛰伏很久的怪兽，正在复活。

    三个月后，当秀蓉在女生宿舍门前再次“巧遇”徐吉士时，她已经读完了海子几乎所有的诗作。她疯狂地喜欢上了海子的诗，尤其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她已经能够倒背如流。她时常梦见山海关外的那段铁路，梦见诗人在荒凉的轨道上踽踽独行。在梦中，她看见山海关城楼上空，白云叆叇。白云下是诗人那孤单、渺小的身影。

    重要的是，他还吃着橘子。

    那天中午，徐吉士正在宿舍楼前梧桐树的浓荫下，与一个着装时髦的漂亮女生说话。有几个男生在酷烈的阳光下打篮球。徐老师一眼就认出了她，并问她有没有兴趣去招隐寺，见见从上海来的一位“绝对重量级”的诗人。秀蓉问他，这位诗人与海子相比怎么样？徐吉士略微思索了片刻，就认真地回答道：

    “他们几乎写得一样好。”

    那位女生警惕地打量着自己，面露不豫之色。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生名叫宋蕙莲，是学校诗社的社长。

    第二天下午，李秀蓉顶着炎炎烈日，依约来到了学校对面的3路公交站。徐吉士和宋蕙莲已经等了她好一会儿了。她看见徐老师胳膊下夹着一瓶白酒，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方便袋。大概是刚刚宰杀的鸡鸭之类，有血水从塑料袋里滴落下来。她还是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她所仰慕的徐老师。可惜的是，徐老师的长相经不起阳光的考验，怎么看都有点猥琐。年纪轻轻，已经有点谢顶了。短袖衬衫的领口有一圈黑黑的污垢。另外，被烟熏黄的牙齿，似乎也很不整齐。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废庙。招隐寺。公共汽车沿着鹤浦外围的环城公路绕了一大圈之后，他们来到了荒僻的南郊，在一个名叫沈家桥的地方下了车。

    徐老师领着她们穿过一个采石场，招隐寺那破败的山门就近在眼前了。

    据说，那个从上海来的诗人，此刻就在山门边那片幽寂的竹林中参禅悟道。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院。地上的碎砖是新铺的，两棵罗汉松一左一右。有一口水井。墙边高大的竹子探入院中，投下一大片浓荫。院外是一处宽阔的荷塘，睡莲是紫颜色的。有两个戴着太阳帽的女孩子正坐在树下写生。

    诗人刚刚睡完中觉，脸颊上还残留着竹席的篾痕。他睡眼惺忪地站在廊柱之下，似乎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感到高兴，甚至为来人惊扰了他的午后高卧而略感不快。宋蕙莲一见面就甜甜地称呼他为“谭老师”，那人颇为矜持地皱了皱眉头，哑哑地道：

    “不敢当。”

    徐吉士把她们俩介绍给诗人的时候，很不恰当地使用了“都是你的崇拜者”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虽说带着玩笑的性质，可给人的感觉有点信口开河。

    宋蕙莲和端午一见面，就缠着对方给自己留地址。诗人再次皱起了眉头。他很不情愿地从蕙莲手中接过记事本和圆珠笔，垫在白墙上，正要写，秀蓉迟疑了一下，赶紧也道：“那就给我也留一个吧。”

    端午转过身来，第一次仔细地正眼打量她。随后，他怪怪地笑了一下，“你心里其实并不想要，对不对？”

    “嗯？什么？”秀蓉红着脸，看着这个从上海来的诗人。

    “你看见别人问我要地址，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有点不太礼貌，是不是？”

    秀蓉的脸更红了。她的心里的确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莫非有“读心术”？他依据一句简单的客套，就准确地看出了自己的小心思，秀蓉不禁暗暗有点心悸。好在诗人还算宽宏大量，他从宋蕙莲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她留了通讯地址。秀蓉很不自在地僵在那里，捏着那页纸，在手里左叠右叠，最后折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方块，趁人不备，悄悄地塞入了牛仔裤的裤兜。

    在这段不太长的间隙中，徐吉士已经麻利地从院中打来了一桶井水，将那只活杀芦花鸡泡在了脸盆里。

    诗人占据了这排平房靠东边的一间。屋内堆满了灌园的工具。只是在北窗下搁着一张行军床。床边有一张小方凳，上边摆着几个青皮的橘子。又是橘子！旁边还有一本书，一盘已燃成灰烬的蚊香。由于找不到可以坐一坐的地方，诗人就让她们俩坐床上。她们刚一落座，钢丝床就吱吱地叫了起来。

    于是，徐吉士就建议说，不妨到外面去逛逛。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林。除了寺庙的宝塔大致完好之外，到处都是断墙残壁，瓦砾遍地。附近村庄里的农民甚至在这里开出了一片一片的菜地。整整一个下午，宋蕙莲都显得格外兴奋，一刻不停地追着“端午老师”问这问那。她甚至问他要烟抽。徐吉士一听她要抽烟，就将自己刚抽了没几口的烟递给她，蕙莲也不嫌脏。徐吉士不怀好意地夸她的腿白，蕙莲竟然笑着趴在了他的肩膀上，很不得体地说：

    “怎么样，你眼馋了吧？”

    听到这么大胆的对白，秀蓉的心猛地抖了两抖，开始悲哀地意识到，她在图书馆楼前碰到的这个胖子，似乎有点配不上自己的膜拜。另外，她也有点后悔自己没穿短裤。她的腿，其实也很白。

    她一个人渐渐地落了单，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端午有意无意地与蕙莲保持着距离，让秀蓉心怀感激。当蕙莲要跨过一个独木桥，把手伸给她的端午老师时，他也装作没看见。他们沿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往前走了很久，折入一条林中小径。

    高大的树木和毛竹遮住了阳光，端午站在小路边等她，手里拿着一朵刚采的大蘑菇。秀蓉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从他手里接过那只棕色的蘑菇，轻轻地转动，用指甲弹去了上面正爬着的一只昆虫。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谭老师仍然毫无必要地皱着眉头，弄得秀蓉更加紧张。她听见蕙莲夸张的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树林里岑寂而阴凉。她已经看不到蕙莲和她的花格子西装短裤了。

    他问她有没有发表过诗。秀蓉就赶紧说，她写过一首《菩萨蛮》，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端午呵呵地干笑了两声。声音中不无讥讽。他又问她如何评价里尔克，秀蓉怕对方再次看轻了自己，就壮起胆子道：

    “我觉得他写得很一般啦。”

    没想到端午吃惊地瞪着她，眉毛拧成了一个结，并立即反问道：“那你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她只能提到海子。她只能这么说。端午奇怪地瞥了她一眼，一路上不再跟她说话。当他们在宝塔下与宋蕙莲他们会合的时候，秀蓉终于鼓起勇气，询问谭老师对海子的看法。端午想了想，冷冷道：“也就那么回事吧。”

    随后又赶紧补了一句：“不过，他人很好。”

    “这么说，你认识他喽？”就像过电似的，秀蓉不经意间又抖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带着电流。

    “嗳，也不算太熟。去年他到上海来，找不到地方住，就在我的床上对付了一夜。他很瘦，可还是打了一夜的呼噜。”

    宝塔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扇拱门，但都被水泥砖块封死了。四周簇拥着一人多高的茅草和杂树。宋蕙莲和吉士两个人扯着嗓子喊叫了一通。因声音没有阻挡，并未传来他们期待中的回声。太阳像个大火球，在树林间怏怏下山。

    在他们原路返回的途中，徐吉士和宋蕙莲再次不见了踪影。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夜晚，秀蓉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山风微微有些凉意，让她觉察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烧。天一点点地黑下去，她的心也一点点地浮起来。他们来到池塘边的院门外，那两个写生的女孩早已离开了。徐吉士和宋蕙莲并没有像谭老师保证的那样，坐在院子的门槛上等他们。

    秀蓉既担心，又有一丝庆幸。

    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她将那只芦花鸡收拾干净，塞进钢精锅，放在电炉上炖的时候，端午仍然在向她保证，等鸡炖熟了，那两个家伙就会突然出现的。

    秀蓉当然不再指望。她觉得这两个人还是不要出现的好。端午蹲在她脚边，递给她一只橘子。她剥去橘皮，分了一半给他。秀蓉不敢看他的脸。端午吃着橘子，忽然问她：“你的例假是什么时候来的？”

    秀蓉不明白，他所说的“例假”指的是什么，就随口答道：“你说的阿是暑假？早结束了啊。学校已经上课了。”

    端午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用她可以理解的方式又问了一遍，并解释说，他之所以问她的例假，是因为他不喜欢用避孕套。

    等到秀蓉弄清楚他真正的意图，差一点要昏厥过去。的确如此，她的大脑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噢……你……老天爷……你是说……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可连她自己的内心也十分清楚，现在提出来要走，未免有点晚了。她眼巴巴地看着这个与海子同过床的诗人，对他说：

    “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说了句流氓话，站了起来，把她手里紧紧攥着的一双筷子抽掉，迅速而鲁莽地把她拉入怀中，开始吻她的眼睛，咬她的耳垂。

    他说：“我爱你”。

    她马上就回答道：“我也是”。

    几个小时之后，秀蓉和端午来到院外的池塘散步。走不了几步，他们就停下来接吻。她能听见荷叶在月光下舒卷的声音，能听见小鱼儿在戏水时的唼喋之声。她的幸福，神秘而深邃，她担心幸福来得太快，太过强烈，上帝看了都要嫉妒。她那只受了伤的手插在他的口袋里。

    她问他去没去过苏州河边的华东政法学院。她有一个堂姐在那儿教书，她已经在堂姐的指导下自学法律，准备报考那里的研究生。她说一旦考研成功，他们就在上海结婚。端午对她的计划未置可否，她就不断地去摇他的手，端午最后只得说：

    “别瞎说！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是不许结婚的。”

    晚上的月亮很好。她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疑虑。她又说，好在鹤浦离上海不远，她每个周末都可以“随便跳上一列火车，去上海跟他相会”。当然，如果端午愿意，也可以随时到鹤浦来。她要给他生一堆孩子。除了提醒她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之外，端午照例一言不发。他的脸怎么看都有点古里古怪，让她害怕。

    “你不会这么快就变心吧？”她把头靠在他身上，立刻哭了起来，直到端午一个劲儿地向她发誓赌咒，她才破涕为笑。

    回到屋里不久，秀蓉就发起了高烧。端午从旅行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出了一个小药瓶，给她吃了两片扑尔敏，并替她裹上毛毯。可秀蓉还是觉得浑身发冷。端午坐在钢丝床边的小木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我好看吗？”她骄傲地问他。

    “好看。”他的声音仍然有点发虚。

    在药力的作用下，秀蓉很快进入了梦乡。在黑暗中，她不时地感到一只凉凉的手在试着她额头的温度。每一次，她都会向他绽放笑容。可惜，他看不见。她看着端午的烟头一闪一闪，在持续的高烧中，她仍然感到自己很幸福。她相信，端午此刻的感觉，应该和她一模一样。

    凌晨时，她从床上醒过来，端午已经不在了，不过她并不担心。月亮褪去了金黄的光晕，像是在水面上飘着的一块融化的薄冰。她想叫他，可她还不好意思直接叫他的名字呢。如果此刻他正在院子里，或者坐在屋外的池塘边，说不定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

    她翻了一个身，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初升的朝阳和林间的啼鸟将她再次唤醒。她的烧还没有退，甚至都没法承受早晨清凉的微风。她扶着墙，一步步地走到了院子里，坐在门边的路槛上。

    池塘的对面，一个驼背的老头戴着一顶新草帽，赶着一大群鸭子，正沿着平缓的山坡朝这边过来。他的身后，是一大片正在抽穗的晚稻田。火车的汽笛声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提醒：

    难道说，端午已经离开了吗？

    刚才，她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已经留意到床头的小木凳上残留着的几片橘皮、一根吃净的鸡腿骨、一本宋蕙莲请他指教的《船院文艺》。她还注意到，原先搁在床下的灰色旅行包不见了。枕边的书籍不见了。

    难道说，他已经离开了吗？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这是他留给自己的六句诗。

    难道说，他真的已经离开了吗？

    坐在门槛上往东看，是他们昨天抵达这里的杂草丛生的道路——它还晾在采石场附近的山坡上；往西，则是通往招隐寺宝塔的林间小道。她甚至还能听见宋蕙莲的笑声。

    难道他已经离开了吗？

    紫色的睡莲一朵挨着一朵。池塘上的轻雾还没有完全散去。她甚至还发着高烧。手上的伤口还没有来得及结痂。

    他已经离开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有点想不明白。

    秀蓉重新回到了小屋里躺下，并在那儿一直呆到傍晚。窗外明朗的天空渐渐转阴，最后，小雨落下来。雨丝随着南风飘落到她的脸上。她就那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从池塘边的小屋到沈家桥公共汽车站，这段路程，似乎比她一生的记忆还要漫长。她翻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竟然没找到一分钱。这让她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仍在梦中。仍在想着那可疑而确凿的三个字：不会吧？

    一辆空荡荡的大挂车，在3路公交车站牌底下停了下来。她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上车，车门沉重地喘息了一下，重又关上，“咣咣当当”地开走了。直到这时，秀蓉的心里仍然抱有一丝侥幸。仿佛她只要一回头，就能看见他。雨开始下大了。因为没有钱，她决定沿着环城马路，朝学校的方向走。如果实在走不动，就随便往路边的草丛里一躺，死掉好了。她觉得像自己这么一个人，不如早点死掉干净。

    迎面开来的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了马路对面。

    司机摇下车窗，朝她大声地喊了一句什么，她没有听清，也不想搭理他。她的头实在是太晕了。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倒气，抱着路边的一棵树。那辆桑塔纳轿车并未走开，而是掉了一个头，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保持着十多米远的距离。

    秀蓉心里一紧，知道是遇上了坏人。她本能地开始了发疯的奔跑。二三十米远的距离，就足以耗尽她的全部体力。那辆黑色轿车还在身后跟着，仿佛对自己的猎物很有耐心。它不着急。她不时回过头去，雨刷器“嘎嘎”地一开一合，刮去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也刮出了一张面目模糊的脸来。

    她又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站住。她把“最坏的后果”飞快地想了一遍之后，就向那辆桑塔纳无力地招了招手。隐隐地，她还有些激动。桑塔纳终于在她身边停下。右侧的车门打开了。她直接坐进了汽车的前排。

    就算是最坏的后果，那又如何？

    那人趴在方向盘上，侧着脸，似笑非笑地对她说：“怎么，不跑啦？想通了？你跑啊！继续跑……”

    果然是个流氓。

    他嬉皮笑脸地问她要去哪儿。秀蓉也不吭气。那人伸过手来摸了摸她的头，她也不躲避，只是浑身发抖。差不多十五分钟之后，她被送到了鹤浦发电厂的职工医院。那人给她挂了号，将她扶到观察室的长椅上坐下。等到大夫给她输完液，那人又问她怎么通知她的家人。随后，他蹲在她跟前，笑嘻嘻地望着她。

    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

    这人名叫唐燕升，是南市区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刚刚从警校毕业不久。为了报答他的好意相助，秀蓉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胡搅蛮缠：与这个见习警察以兄妹相称。她觉得自己在派出所多了个哥哥，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哥哥是随便叫的吗？唐燕升很快就像模像样地承担起了兄长的职责，理所当然地把她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

    大学毕业那一年，因为不能原谅父亲再婚生子那件事，秀蓉终于当着父亲的面，宣布与他断绝一切来往。唐燕升就以她家长的身份，参加了秀蓉的毕业典礼。她向燕升说起自己原先还有一个名字，那是母亲给她取的。为了与父亲彻底决裂，当然也为了与记忆中的招隐寺彻底诀别，她问燕升，能不能把名字改回去？

    唐燕升就通过他在公安系统的关系，把她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了“庞家玉”，当作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刚开始的时候，秀蓉很不喜欢这个人，尤其不喜欢他满嘴的胡言乱语。比如，当他们一次次地回忆起他们在环城公路上相遇的那个夜晚，他竟然用十分轻薄的口气问她：“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坏人？嗯？是不是担心我把你弄到山上的小树林里，先奸后杀？”

    无论是作为哥哥，还是作为人民警察的身份，他这样说都是极不合适的。秀蓉严肃地提醒他，按照她对于法律的了解，这一类的玩笑话要是在美国，就足以构成性骚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