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湾的房子总算要回来了。可家玉的心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善的迹象。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整日里神情抑郁，而且总爱忘事。端午问她，那天春霞在离开前，到底和她说了句什么话。家玉又是摇头，又是深深地叹息，末了，就撂下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也许春霞说的没错。一点都没错。”

    他知道，在那种场合，春霞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可是一连几天，为一句话而闷闷不乐，似乎也有点不近情理。他也没把它太当回事。只有在督促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家玉才会暂时忘掉她的烦恼，回复常态。对儿子，她仍然像过去一样严厉，毫不通融。

    母亲张金芳在鹤浦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只字不提回梅城的事。家玉白天早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要熬到九点过后，才会回到家里。

    她尽量避免与婆婆照面。

    端午通过小魏，去探听母亲的口风。不料，母亲反问道：“唐宁湾的房子既然已经要回来了，又不让我们搬过去住，也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

    原来，她压根儿就没打算走。

    母亲向端午抱怨说，梅城那地界，如今已住不得人了。说白了，那地方，就是鹤浦的一个屁眼。化工厂都搬过去且不说，连垃圾也一车一车地往那儿运。只要她打开窗户，就能闻到一股烧糊的橡胶味，一股死耗子的味道。连水也没过去好喝了。她可不愿意得癌症。

    端午把母亲的心思跟家玉说了说。家玉古怪地冷笑了一下，眼睛里闪动着悲哀的泪光，“等到过完年吧。我让她。”

    明显是话中有话。这也加重了端午对妻子的忧虑。他只得又回过头去劝慰母亲。张金芳当然寸步不让，死活不依。最后小魏道：“您老想想看，鹤浦离梅城也就二十公里，空气在天上飘来飘去，你说梅城的空气不好，这儿又能好到哪里去？房子刚刚收回来，总还要收拾收拾。再一个，搬家也不是小事。总得找个会算命的瞎子，看看日子，办两桌像样的酒席。”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总算把她送回了梅城。

    可母亲走后，没两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这天傍晚，端午下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打车去了英皇酒店旁的大连海鲜馆。绿珠在两个小时前给他发来了短信，约他在那儿见面。她说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要与端午商量。天空沉黑沉黑的，刮起了东北风，却并不十分寒冷。看上去像是要下雪。

    端午乘坐的那辆黑车刚驰入滨江大道，就接到了家玉打来的电话。她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若若看上去有点不太好”。

    端午吓了一跳，赶紧吩咐司机抄近路，一路闯红灯，朝家中疾驰而去。他满脑子都是儿子虚弱的笑容。心里堆满了钻心剜肉般的不祥预感。绿珠一连发来了三四个短信，问他到哪了，他都没顾上回复。

    家玉坐在儿子的床边，抹着眼泪。儿子的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似乎正在昏睡，急促的鼻息声嘶嘶地响着。瘦弱的身体裹在被子里，不时地蹬一下腿。

    “怎么抖得这样厉害？”端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

    “刚才抖得更凶。现在已经好一些了。给他加了两层被子，他还喊冷。”家玉呆呆地望着他。

    “试过表了吗？”

    “三十九度多。刚给他喝了美林悬浮液。烧倒是退了一些。你说，要不要送他到医院去看看？”

    按家玉的说法，儿子放学回到家中，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前发愣。叫了他几声，他也不理。家玉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还好。只是鼻子有点囔。她照例嘱咐他去做作业。儿子倒是挺听话的，慢慢地打开台灯，拉开书包，摊开试卷，托着小脑袋。

    “我也没怎么在意，就到厨房做饭去了。不一会儿，他就转到厨房里来了。他说，妈妈，我能不能今天不做作业？我想睡一会儿。我还以为他累了，就说，那你就去睡上半小时，作业等吃完饭再做吧。没想到，等我做完饭，再去看他，小东西就已经在床边打起了摆子。问他哪不舒服，也不吭气。到这时，我才发现出了事。原来是佐助不见了……”

    端午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悲哀的事实。床头柜的铸铁架上，已不见了鹦鹉的身影。那条长长的细铁链，像蛇一样盘在柜子上。那只鹦鹉，一定是弄断了铁链飞走了。可眼下正是冬天，窗户关得很严。即便鹦鹉挣断了铁链，也无法飞出去。他向家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妻子则提醒他，南窗边有一个为空调压缩机预留的圆洞。

    “它会不会从那儿钻出去？”

    “不可能！”端午道，“你忘了吗？几只麻雀衔来乱草和枯叶，在里边做了一个鸟窝。那个洞被堵得严严实实，那么大一只鸟，怎么钻得出去？再说了，若若和鹦鹉早就玩熟了，你就是解开铁链，它也不见得会飞走……”

    家玉这时忽然烦躁起来，怒道：“你先别管什么鹦鹉不鹦鹉的了！我看还是赶紧送他到儿童医院看看吧。要是转成肺炎，那就麻烦了。你快给孩子穿好衣裳，带他到小区的北门等我。我去开车。”

    说完，家玉开始满屋子找她的车钥匙。

    端午给若若穿好衣服，将他背在背上。正要下楼，忽听见儿子在耳边有气无力地提醒他，让他把窗户打开。

    “干吗呢？外面还呼呼地刮着北风呢！”

    “佐助要是觉得外面冷，说不定，会自己飞回来……”

    他们去了儿童医院的急诊部，排了半天队，在分诊台要了一个专家号。大夫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替若若听了听前胸后背，又让端午带他去验了血。还算好，仅仅是上呼吸道感染。夫妇俩这才安下心来。

    大夫一边飞快地写着处方，一边对他们道：“感冒有个三五天总能好，只是小家伙的精神状况，倒是蛮让人担心的。你想啊，养了七八年的一个活物，说没就没了，换了谁都受不了。他要是像别的孩子那样，大哭大闹一场，反倒没事。可你们家这位，两眼发直，不痴不呆的，显然是精神上受了刺激的缘故。你们这几天多陪陪他，多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必要，不妨去精神科看看，适当做些心理干预。”

    他们在观察室吊完了一瓶点滴，若若的烧明显退了。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家玉开车经过大市口的晨光百货，看见那里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依然灯火通明，就带着若若去那里买了一双红色的耐克足球鞋。以前，若若一直嚷嚷着要买这样一双球鞋，家玉始终没松口。家玉给他试着鞋，不停地问他喜不喜欢。小家伙总算咧开嘴，勉强地笑了一下。他们又带他去商场五楼的美食街吃饭。家玉给他要了一碗银杏猪肝粥，外加两只他平时最喜欢吃的“蟹壳黄”小烧饼。可今天他连一只都没吃完，就说吃不下了。烧饼上的芝麻和碎皮掉了不少在桌上，若若就将那些芝麻碎屑小心地撸到手心里。

    他要带回去喂佐助。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家玉不忍心提醒他鹦鹉已经不在了，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

    回到家中，大风呜呜地抽打着窗户，把桌子上的试卷和习题纸吹得满地都是。

    佐助没有回来。

    家玉给若若洗完脚，又逼着他喝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将脸凑到他脖子上，蹭了蹭，亲昵地对他说：“今晚跟妈妈睡大床，怎么样？”

    儿子木呆呆地摇了摇头。

    家玉只得仍让他回自己的小屋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家玉知道，他还在惦记着那只鹦鹉。

    “那妈妈在小床上陪你，好不好？”

    “还是让爸爸陪我吧。”儿子道。

    家玉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躲躲闪闪的目光，瞟了端午一下，故作嗔怒地“嘁”了一声，替他掖好被子，赶紧就出去了。不过，端午还是从她惊异的眼神中看到了更多的内容，不禁有些疑心。

    难道是家玉故意放走了那只鹦鹉？

    稍后，从儿子的日记本上，这一疑虑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端午趴在儿子的床前，跟他说着一些自己也未必能明白的疯话。诸如“爸爸是最喜欢老儿子的”之类。儿子很快就睡熟了。大概是刚刚吃完药的缘故。他的额头上汗津津的，凉凉的。端午松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仍像过去一般美好。妻子在隔壁无声地看电视。他在儿子床边坐了一会儿。闲着也无聊，就去帮儿子收拾书桌。

    桌子上堆满了教材和参考书，还有黄冈中学和启东中学的模拟试题。在一大摞《龙门习题全解》的书籍下面，压着一个棕红色的布面硬抄。那是多年前，端午用来抄诗的笔记本，放在书架上久已不用。本子已经很旧了，纸张也有些薄脆，儿子不知怎么将它翻了出来。本子的开头几页，是他早年在上海读书时抄录的金斯伯格的两首诗。一首是《美国》，另一首则是《向日葵的圣歌》。在这两首诗的后面，是儿子零星写下的十多则日记。他不知道儿子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每则日记，都与鹦鹉有关。而且，都是以“老屁妈今天又发作了”一类的句子开头的。其中，最近的一篇日记是这么写的：

    老屁妈今天又发狂了。她说，如果这学期期末考试进不了前五十名，她就要把你煮了吃了。她说，她说到做到。煮了吃，当然是不会的。她就这么说说。这话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不会真的这么做。可是佐助，其实你并不安全！妈妈如果真的要对你下手，多半会把铁链子弄断，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万一哪一天，我放学回家，见不到你，她就装模作样地说，是你自己飞走的。这种危险在增加。佐助，亲爱的朋友！我晚上要做作业，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玩。你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千万别乱叫。尤其是后半夜。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我真能考进年级前五十，老屁妈就会带我们去三亚过春节。算是奖励。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你上飞机。大结巴说可以带，蒋肥肥说不可以带。如果不能带，我宁愿不去。不管怎么样，朋友，请给我力量吧。万一我考不进前五十，我就自杀！

    佐助，加油！

    若若半夜里醒过来一次，他要喝水。端午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好。他去厨房里给他榨了一点橙汁，兑上温开水，给若若端过去。又逼他吃了两粒牛黄银翘。若若忽然睁开眼睛，问他道：

    “你说佐助现在会在哪里？”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至少表明，他已经试着接受失去鹦鹉的事实。

    端午想了想，回答道：“它不会跑远的。我们家外面就是伯先公园。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在伯先公园的树林子里。等你病好了，我们就去公园转转，说不定能在哪棵树上望见它。”

    “外面这么冷，说不定早就冻死了。鹦鹉是热带动物，在我们这里，它在野外根本无法存活。”

    “这倒也说不定。鹦鹉是一种很聪明的鸟。聪明到能模仿人说话，是不是？它很聪明，别担心。随便找个山洞啊，树上的喜鹊窝啊，一躲，就没事了。等到天气稍稍暖和一点，它就会往南飞。一直飞回到它的莲禺老家。”

    “莲禺很远吗？”

    “很远。少说也有两千多公里吧。不过对于鸟类来说，这点距离根本算不得什么！你不是看过《迁徙的鸟》吗？”

    儿子痴痴地看了他一会儿，翻了一个身，钻到被子里接着睡。在被窝外面只露出了一小撮柔软的发尖。屋外的风声，奔腾澎湃，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端午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会儿，确定他睡熟了之后，这才关了台灯，蹑手蹑脚地替他掩上了房门。

    第二天是星期五。家玉因要办理一件司机故意碾压行人致死的案件，一早就去了律师事务所。端午向单位请了假，留在家中陪儿子。若若上午倒是没烧，可到了中午前后，额头又开始热了起来。下午，家玉从单位给他发来一封短信，询问若若的病情。她还叮嘱端午，给儿子的班主任姜老师打个电话。

    没等到端午把电话打过去，姜老师的电话先来了。

    端午跟她说了说若若感冒的事。他还提到了那只飞走的鹦鹉，提到了大夫的担忧。在电话的那一端，姜老师“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也有话要和家长沟通。她说：

    “上一周，不，上上一周吧，学校里开运动会。谭良若自己没什么项目，可还是到田径场来找同学玩，看热闹。我和几个老师拿着秩序册东奔西跑，忙得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来。他倒好，手里托着一只好大的鹦鹉，往跑道中央那么一站，嗬！好不神气！要是他手里再有一只雪茄，那就活脱脱的一个希区柯克！裁判员举着枪，又担心四百米跑的运动员撞着他，迟迟不敢发令，我只得跑过去把他拽走了。

    “你这孩子呀，怎么看都不像是十三岁的少年。往好里说吧，天真烂漫，没心没肺；要是往坏里说，整个就一个昏昏噩噩，不知好歹。和他同龄的孩子，比如马玉超，多懂事！已经能把一台晚会组织得井井有条了；廖小帆呢，在刚刚结束的全市英语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马向东，不换气就能把整篇的《尚书》背下来。唉，不说了。你儿子倒好！一直生活在童话世界中，赖在婴儿期，就是不肯长大。我左思右想，总也找不出原因。嗬！好嘛！原来是这只鹦鹉在作怪。

    “我当天晚上就给你们家打了电话。让他母亲赶紧把这只鹦鹉给我处理了。他母亲还推三阻四的，说什么这鸟跟了他七八年了，有点不好弄。有什么不好弄的？我跟她说，你把链子一绞，把它往窗外一扔，不就完事了吗？你儿子很有潜力，期中考试考得还不错。到了这个期末，你们家长再加把劲，进入前一百，甚至是前五十，都有可能。做家长的，对孩子一定要心狠一点，再狠一点。你也知道，这个社会将来的竞争会有多么残酷……”

    原来是这么回事。

    班主任仍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可端午已经没有心思听她说下去了。看来，这个姜老师，比起小学的那个双下巴的“暴君”，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将她归入到绿珠所说的“非人”一类。这么一想，端午倒也不怎么生气了。

    “今天就让他在家歇着。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要补周三的课，他最好来一下。我专门请了数学和英语老师来给他们总复习。下周就要期末考了，是全区统考。”姜老师严肃地提醒他。

    “可是，孩子还发着烧呢。”

    “不就感冒吗？现在是冬天，正是感冒多发季节。全班四十六个学生，哪天没有得感冒的？要是都跟你儿子似的，有个头疼脑热就不来上课，我们学校还要不要办？”

    端午还想跟她解释，可姜老师已经气呼呼地把电话挂断了。

    晚上家玉回来，端午跟她说了给姜老师打电话的事。家玉就咧开嘴，鼻子里哼了一声，低声道：

    “我身上的不白之冤，总算可以洗清了吧？唉！说实话，我昨天把鹦鹉从窗口放出去的时候，心里还真舍不得。它先是飞到了窗下的一棵石榴树上，四下里望了望，然后又猛地一下朝窗口扑过来。这鹦鹉，和你儿子还真是有感情！它飞到窗玻璃上，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可玻璃太滑了。看它那架势，还是不肯走的意思。我就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找来一根晾衣杆，闭上眼，咬着牙，在它黄色的肚子上使劲一捅，那东西，‘嘎嘎’地惨叫了两声，绕着窗户飞了半天，最后影子一闪，不见了。我当时还一个人哭了老半天。”

    家玉眼睛红红的。端午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又问起了妻子手头那件司机撞人的案子。家玉摇了摇头，只说了“很惨”两个字，就不吱声了。

    星期六的上午，刮了两天的大风终于停了，天气却变得格外的寒冷。若若退了烧，身体看上去还有点虚弱。家玉给他煎了个荷包蛋，蒸了一袋小腊肠。若若说没胃口，他只吃了一小瓶酸奶和一片苹果。

    临去学校前，家玉给若若加了两件毛衣，又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羊绒围巾。家玉再次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学校，若若还是没答应。他宁愿自己骑车去。看起来，他还在生妈妈的气。端午劝她将放走鹦鹉的事跟儿子说清楚，干脆将责任“全都栽到姜老师头上”，家玉想了想，没有答应：

    “那多不好？恶人还是我来做吧。”

    从小区到鹤浦实验学校并不算远，可是途中得穿过四条横马路，这让家玉一直叨叨不休。孩子刚下楼，她和端午都趴在阳台上，目送着那个像河豚似的身影，往东绕过喷水池，摇摇晃晃地出了小区的大门。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家玉给他们班主任打了个电话，确认孩子已到校，这才放下心来。两个人匆匆吃过早饭，家玉就说头晕，要去床上睡一会儿。端午则坐在卧室的躺椅上，继续看他的《新五代史》。家玉根本没睡着，她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问他，学期结束时，应该给学校的主科老师送什么礼物，一会儿又盘算着等儿子回来应该给他做点什么开胃的午饭。端午提议说，若若最喜欢吃日本料理，不如直接开车去英皇大酒店。它的顶层有一家回转寿司餐厅。家玉也说好。至于给老师的礼物，他们也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

    直接送钱。语、数、外，每人两千。

    两人说了会儿话，家玉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她赌气似的打开了电视。可大清早的，电视节目也没什么可看的。不是歹徒冒充水暖工入室抢劫，就是名医坐堂，推荐防治糖尿病、癌症的药物和秘方。他听见家玉“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抱怨道：“都是些什么事啊！”

    端午就把手里的书移开，笑着安慰她：“与欧阳修笔下的五代相比，还是好得多。”

    到了中午十二点半，若若还没回来。

    家玉开始挨个地给同学家长打电话。“戴思齐的老娘”告诉家玉，差不多十二点十分，她亲眼看见若若和戴思齐骑车进了小区的大门。当时，她正在小区的菜场买菜。听她这么说，家玉一直紧皱着的眉头，才算舒展开来。可是他们一直等到一点钟，也没有听到期盼中的门铃声。家玉总是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儿。既然他已经回到了小区，怎么这么半天还不见他回来？

    担心害得她喋喋不休，自问自答。

    夫妻俩决定下楼分头去找。

    端午把小区的各个角落找了个遍，连物业二楼的美发店和足疗馆都去过了，还是没有见到儿子的踪影。最后他来到小区的中控室，家玉也已经在那里了。在家玉的坚持下，小区的保安调出了中午前后大门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慢慢回放。很快，灰暗的画面中，出现了儿子那鼓鼓囊囊的身影。和胡依薇说的一样，若若和戴思齐骑着自行车，并排进了小区大门。儿子在拐入一条林荫小路时，还跟戴思齐挥手告别。

    保安安慰他们说，既然他进了小区，那就绝对不会丢，“是不是去同学家玩了？你们再找找？”

    出了中控室的大门，家玉忽然对端午道：“会不会在我们下楼找他的这工夫，他已经到家了？说不定这会儿他正在门口的石凳上坐着呢。”端午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一路小跑来到了单元门口，又一口气跑上六楼。楼道里仍然空空荡荡。

    家玉是个急性子，她不安地朝端午瞥了一眼，掏出手机就要报警。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区的一名保安“咚咚”地跑上楼来，喘着气对他们说，在小区后面变电房边上，远远地站着一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的，赶紧过去看看吧。”

    他们跟着保安下了楼，一路往西跑。小区修建时开挖地基的土方和建筑垃圾没有及时外运，在小区后面的空地上堆了一个土山。后来又栽上了杨树和塔松，并在那儿修建了一个变电房。那儿紧挨着伯先公园的旱冰场。

    端午和家玉绕过小区后面的一片竹林，一眼就看见了儿子的那辆自行车。在高高的土山上，若若站在变压器下面，正冲着伯先公园的一大片树林“嘘嘘”地吹着口哨。

    他还在向那只鹦鹉发信号。

    小区的围栏外面是一条宽阔的河道，河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阳光下闪耀着碎钻般的光芒。对岸就是伯先公园的石砌院墙。几棵大杨树，落光了叶子，枝条探出墙外。端午隐隐地看见树梢上有一个绿色的东西。若若一面吹口哨，一面往树上扔石子。可是，他根本扔不了那么远。

    “佐助，回来！”

    儿子跺着脚，哭喊声听上去哑哑的。端午爬到土山上，走到儿子身边，朝那灰灰的树梢上看了看。

    哪里是什么鹦鹉？分明是被风刮上去的一只绿色塑料袋。

    家玉蹲在地上，抓住儿子的小手，喃喃地道：“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妈妈不该把鹦鹉放走……”

    若若看了看她，又转过头去，看了看那棵老杨树。他还在犹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终于把脑袋埋在家玉肩头，抱住她的脖子，大哭起来。

    看着伯先公园里那片空阔的人工湖面，端午悲哀地意识到，若若的童年，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珍贵时段，永远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