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孙睿 本章:第十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一天杨帆放学回来正写作业,邮递员送来一封加拿大寄来的挂号信,寄给杨树林的,杨帆翻箱倒柜找杨树林的印章,发现一盒避孕套,打开一看,只剩半盒了,同时发现了杨树林送给沈老师的那条红围脖,心想,看来他们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开火了。杨帆并不为此郁闷,甚至还有点儿高兴,他俩好了对杨帆也有好处,以后作弊沈老师监考的话还能罩着他。杨帆藏起了围脖。

    信是薛彩云寄来的,内容还是向杨树林索要杨帆,加拿大有良好的学习环境,空气质量也好,听说国内污染很严重,总而言之,加拿大各方面都有利于杨帆的发展和发育,薛彩云希望能和平友好地解决杨帆这一争端,如果杨树林觉得就这么让杨帆走了亏,那不妨开个价,毕竟杨帆长这么大吃了他不少粮食。

    杨树林回来看完信说,本来字就写得难看,在国外呆这几年,字写得更难看了。然后把信给杨帆看。

    杨帆看完,杨树林问他有什么想法,杨帆说虽然自己不是特上进,不是特爱国,但还不至于觉得国内不适合自己,他这样呆着挺好的,然后问杨树林信封还要不要,不要的话他就把邮票抠下来给冯坤了,冯坤一直在集邮。

    杨树林说不要了,问杨帆想不想给薛彩云回一封信。

    杨帆把信封泡到温水里说,回它干嘛,还费邮票。

    杨树林说,不回也好,这样你就能收到更多加拿大的邮票了。

    杨帆没提白天翻出的避孕套的事儿,他想既然沈老师给了我面子,我也还你们一个吧。而且杨帆认为,知道杨树林的秘密却不说出来,而杨树林还以为这个秘密是个秘密,是更大的胜利。

    杨帆给冯坤送邮票,见冯坤胳膊吊着绷带,打着石膏,问他怎么弄的。冯坤说打架打的,上回帮杨帆从小痞子那要回耐克后,小痞子来找过他。小痞子告诉冯坤说,再怎么着耐克也比片儿鞋舒服。冯坤这时候拿出小斧子,说,你想怎么着。小痞子拿出一把比冯坤的大三倍的斧子说,脚上舒服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你让我很没面子,你才十六七,我都二十多了,折你手里,说出去我以后没法儿混了。说着拉开架势,两人就要一决雌雄。这时候冯坤学校的一个小痞子路过,认识冯坤,也认识那个小痞子,本校小痞子的哥哥是那个小痞子的老大。本校小痞子觉得自己有必要阻止这场可能会流血甚至重伤的事件,便横在两人中间,拉着两个人的手说,和为贵。外校小痞子不甘心就这么算了,冯坤说欠你的我会还的,然后在本校小痞子的撮合下,一笑泯恩仇,成了朋友。

    后来外校小痞子又去劫学生的耐克鞋,和人打了起来,对方叫来十多个人,他也找人,冯坤便去帮忙,双方一团混战。冯坤的胳膊是在抵挡对方抡来的棍子时被打骨折的,同时折了的还有对方的棍子。

    杨帆问冯坤,你这样吊着胳膊还能上学吗。

    冯坤说,这算什么,我们学校还净是坐着轮椅来的呢。

    杨帆觉得冯坤每天生活在暴力中挺没意思的,偶尔激动一次打打架还行,天天打就烦了。幸亏自己当初听了杨树林的劝告,考的是高中,如果考了技校,也许现在自己的胳膊也打着石膏。

    杨树林下班回到家,见门开着,就轻声走进去,听见杨帆在里屋打电话,正针砭时弊,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议论完时政,又说起班主任老胡。杨帆说,我们班那个老胡,上课不系文明扣,玩空城计,课上了一半发现不对劲,学生们的视线偏低,不在黑板上,低头一看,门庭洞开,于是不慌不忙转过身,双手扶前,“滋”的一声,做了一个由下而上的动作,还撅了一下屁股,然后转过身,对学生说,继续上课,刚才出了点儿意外。

    杨帆笑了几声继续说,老胡爱抽烟,我们问他,胡老师,您一天抽多少烟,他说,自己的烟,五天一盒,别人的烟,那就没数了,赶上了就多抽点儿,没赶上就想办法赶上。老胡对鲁迅很有研究,他说祥林嫂就是一个农村大娘们儿,还说闰土在乡下有很多小情人。杨帆是学着老胡的口音和语气说的,杨树林听完也笑出声,吓杨帆一跳。

    杨帆这时才发现杨树林回来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爸回来了,便挂了电话。

    杨树林说,怎么看我回来就不说了,继续啊。

    杨帆说,你怎么跟鬼似的,回来也没个动静儿。

    杨树林说,你要心里没鬼干嘛怕我,给谁打电话呢。

    杨帆说,没谁,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杨树林说,不是怕你交友不慎吗。

    杨帆说,我知道好坏,我都这么大了。

    杨树林说,你再大,我也比你走的路多,能给你提供点前车之鉴。

    杨帆没接杨树林的话。

    杨树林说,刚才你话挺多啊,活灵活现的,怎么我一回家就沉默了,炼金呢?

    杨帆说,你在家倒是说起来没完没了,在外面怎么不行啊,升不了官,当不上领导。

    杨树林说,当领导有什么好的,像鲁小彬他爸那样,吃香的喝辣的没几天,就进去吃窝头了。

    杨帆说,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写作业了。

    杨帆铺开书本,忙乎起来。杨树林拿着晚报去一边看。

    过了一会儿,杨树林凑过来。杨帆问,干嘛。

    杨树林说,看看你干嘛呢。

    杨帆说,看书呢。

    杨树林转了一圈,翻翻杨帆桌上的书,又去一边看报了。没过一会儿,杨树林又凑过来,在杨帆身边晃悠。

    杨帆问,又干嘛。

    杨树林说,看看你干嘛呢。

    杨帆说,我都说了,我看书呢。

    杨树林说,那我看看你看什么书呢。说着又拿起杨帆桌上的书翻。

    杨帆说,你要喜欢你就拿走看。

    杨树林说,不用,别耽误你看。翻了翻书又走了。

    杨帆索性把自己不用的书都挪到杨树林身边,说,随便看,别老过去打扰我。

    但是杨树林没呆多一会儿又出现在杨帆身边。

    杨帆说,你到底想干嘛。

    杨树林说,不干嘛,没事儿干,看看你。

    杨帆说,我不用你看,你要实在没事儿干就做饭去吧。

    杨树林说,好吧。便去了厨房。

    刚出去又进来,问杨帆:想吃什么。

    杨帆说,打卤面。

    杨树林出去了,杨帆还没写两个字,杨树林又进来,问杨帆:没黄花了,吃炸酱面行不行。

    杨帆说,只要把面煮熟了,随便。然后在杨树林出去后插上门。

    片刻又传来杨树林的敲门声,问杨帆:黄瓜是切丝还是整根儿的。

    杨帆说,随便,只要洗干净了就行。并补充道:你想吃什么样的就弄什么样的,别老问我,你再这样问个没完,明天早上我也写不完作业。

    杨树林终于没有再打扰杨帆,直到面熟了的时候才叫他出来吃饭。杨帆盛了两勺酱,撅了半根儿黄瓜,端到里屋吃。杨树林也端着碗跟进来,把肉丁挑给杨帆,说,你正是用脑的时候,得多吃肉。

    杨帆把肉丁夹回杨树林碗里,说,不差你这两块。

    杨树林又拔到杨帆碗里说,有总比没有好。

    杨帆吐噜吐噜几口就把面吃完了,杨树林说,慢点儿,细嚼慢咽,有助消化,慢慢吃还能品出味道。

    杨帆说,一个炸酱面,吃饱了就得,品什么味道。

    杨树林说,这里面讲究可多了,以前光绪……

    杨帆把碗往桌上一撂,抹了一把嘴,打断杨树林说:你出去吃吧,我要写作文了。

    杨树林说,你写你的,我吃我的,不碍我事儿。

    杨帆说,可是你碍我事儿,吃面动静儿太大,影响我思路。

    杨树林说,好吧,我出去,你写吧。说完端着碗出去了。

    杨帆说,麻烦你把门带上行吗。

    杨树林过来拉上门,没关严。

    杨帆说,你留个缝什么意思啊。

    杨树林说,给你透透气,让你写作文有个清醒的头脑,关严了空气混浊。

    杨帆自己关严门,说,用不着。

    杨树林吃完面,刷了俩人的碗,看了会儿电视,觉得杨帆差不多该写完作文了,就去敲门。

    杨帆在里面说,进来。杨树林推门而入。

    杨帆说,怎么突然敲门了,你以前从来不敲。

    杨树林说,不是怕打扰你吗。

    杨帆说,真怕打扰我你就别老一趟一趟的,还敲起门来,好像我在里面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杨树林说,行,那我以后不敲了,推门就进。

    杨帆说,你还是敲吧——敲门什么事儿?

    杨树林说,作文写完了吗。

    杨帆说,写完了,干嘛?

    杨树林说,给我看看。

    杨帆说,为什么?

    杨树林说,我是你爸,检查一下你的作业,是我的权利和义务,再说了,我还能指导指导你,作文本呢。

    杨帆不情愿地拿出作文本,杨树林打开,在一旁看起来,时而紧蹙眉头,若有所思,时而摇头咂嘴,轻声叹息。

    杨树林看完合上作文本,看架势有一肚子话要说。杨帆故意不看他,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杨树林忍了一会儿,没忍住,说,你不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杨帆说,不想。

    杨树林:别客气,又不是外人。

    杨帆说,不是见外,真的不想听。

    杨树林说,我觉得你应该听听,毕竟我经历的事儿比你多,看得比你远一些。

    杨帆说,以后的吧,我数学作业还没写呢。

    杨树林说,有问题还是及时解决吧,别过夜。

    杨帆见杨树林不说点儿话不痛快,便成全他:那你说吧,言简意赅,今天数学作业留得多。

    杨树林清了清嗓子,说,我觉得吧,有几个问题,首先,要切题,要题目是《我眼中的某某》,你选择的是北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没有选南京,因为你没去过南京,北京是你熟悉的——那么就要写你眼中的北京,而不是别人眼中的,写你身边熟悉的事情,以情感人,杜绝编造,情是从哪来的呢,从真实中来。

    杨帆在一旁听着,杨树林说,你别光听,拿笔记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杨帆不记,说,你就往下说吧。

    杨树林说,其次,文笔不够华丽,你应该多用一些修辞手法,比如拟人、排比、比喻,多用一些生僻的字词,一般人看了不认识,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样就显得你有学问。

    杨帆发出哼的一声。杨树林说,你哼什么,我说的不对吗。杨帆说,对,我刚才鼻子难受,你说完了吗。杨树林说,没有。杨帆说,那就继续说。

    杨树林说,再次,再次……然后想了想说,再次,以后仔细点儿,少写错字别字。

    杨帆说,还有再再次吗。

    杨树林说,我想想,嗯,没有了。

    杨帆说,那我可以写数学作业了吗。

    杨树林说,我刚才说的话对你有帮助吗。

    杨帆说,听实话吗。

    杨树林说,当然,有就说有。

    杨帆说,说了跟没说似的。

    杨树林有些失望,但还是对自己充满信心,说:现在我说的话你还理解不了,慢慢消化,需要个过程。

    本来杨帆不想和杨树林再就这个话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但杨树林在离开杨帆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现在的作文差强人意,让人看了觉得挺没劲的,你得努把力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二天了。

    这句话伤及杨帆的自尊心,他不能忍受了,说,你老说我东西没劲显得你牛逼怎么着,我告诉你,我不这么认为。

    杨树林见杨帆急了,又补充了一句才出门: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晚上杨帆在外屋看着电视洗着脚,杨树林悄无声息地溜进杨帆的屋,拿起桌上的东西就看。杨帆最近开始写起日记,没想到杨树林会进来看,写完本没收好,随手放在桌上,打算等睡觉前把还想说的话写进去再收。杨树林看到杨帆的日记,来了兴趣。

    杨帆擦脚的时候,发现杨树林没了,警觉地回过头往屋里看,见他正捧着自己的日记本看得津津有味,勃然大怒,上前抢过日记,说,看别人的日记是不道德的行为,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也好意思。

    杨树林不以为然,说,我看你日记没什么不道德的,我是你爸,要掌握你思想的萌动,刚才我要不看你的日记,我还不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杨帆说,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不用你管。

    杨树林说,子不教,父之过,我不能犯错误。说着又翻桌上的东西。

    杨帆收好日记本说,翻吧,没觉得不要脸你就翻。说完出了屋。

    杨树林说,你别拿话激我,今天我还就翻了,给你来个彻底扫荡,看看你沾染了什么不正之风。拿起杨帆的书包,来了个底儿朝天,把里面的东西倾倒一空。

    杨帆在一旁看着,满腔愤怒,对杨树林充满鄙视。

    杨树林边检查边说,我知道你恨我,我这是为你好,你现在正处于思想波动期,很容易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我的任务就是帮你矫正。

    杨帆记得,书包里只有书本,昨天看的那两本古尤和全庸的黄色武侠小说已经还给同学,心想,看你一会儿什么都找不着还说什么。

    但是有一样东西杨帆忘记了,不仅忘记从书包里拿出来,都忘了有这么一个东西了——鲁小彬给他的避孕套。

    杨树林把杨帆的书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能拉开的拉锁全部拉开,能打开的纽扣一律打开,最终从书包侧兜里掉出一个避孕套。

    杨树林拿起看了看,当认出是什么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喜悦,因为他抓住了杨帆的把柄——在翻出避孕套之前,杨树林心里也嘀咕:万一一无所获怎么办。

    杨树林的嘴角掠过一丝胜利的微笑,随后表情严肃起来,他想,如果真是杨帆的,那么这小子干的事情已经超过自己预想的程度,太可怕了。

    杨树林举着避孕套说,这是什么。

    避孕套的出现也吓了杨帆一跳。

    杨树林又问了一遍:这是什么!

    杨帆心想,明知故问,好像你没用过似的。

    杨树林扭曲着脸说,你你你,你气死我了。抡起手,给了杨帆一个嘴巴。

    杨帆捂着脸,被杨树林的突然一掌打蒙了。

    杨树林说,小流氓,你才多大,就开始这个。说完看了看手里的避孕套,不知道是将杨帆当成倾听对象,还是自言自语:还是外国牌子的。然后继续斥责杨帆:别以为你上高中了我就不打你。

    杨帆被杨树林的家庭暴力激怒,觉得不还以颜色杨树林不知道天高地厚,内心斗争了片刻,还是亮出杀手锏:别以为你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也没干什么好事儿,作案工具就放在柜子的倒数第二个抽屉角,围脖还在那呢,下回把围脖给人家送回去,别冻着。

    杨帆的话让杨树林深受打击。杨树林一直认为自己在儿子眼里无懈可击,即使不是完美无瑕,也是一尘不染,却万万没想到杨帆对自己已经了如指掌,而自己还蒙在鼓里,努力维持着完美父亲的形象。先前十几年的努力,被杨帆的这句话付之一炬。

    杨树林后悔没听沈老师的话,当初她曾告诫过他,把东西收好,别让杨帆看见。杨树林不听,说杨帆不会乱翻东西的,看不见,再说了,也不剩几个了,过不了多久就用了。现在看来,女人的细心还是很有必要的。

    杨帆说完那句话,觉得自己占据了主动权,洋洋得意地看着杨树林,像翻了身的农民在地主面前膨胀了勇气,并做好批斗的准备。杨树林在杨帆面前变得渺小、软弱、无力。

    杨树林把手中的避孕套放回书包的侧兜,并拉上拉锁。

    杨树林说,从今以后,我不管你了,你好自为之。

    杨帆没接他的话,心想,你还真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人,早晚会食言的。

    此后的一个星期,杨树林果然说到做到。每天下了班做完饭,就自己看电视,看困了就睡觉,在家说的不多的几句话都是在接电话的时候。学校需要交钱的时候,杨树林就把钱摆在桌上,有沈老师给他通风报信。杨帆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自己干什么事儿的时候杨树林不会再来打扰了,而且他确实也没什么需要和杨树林说的话。

    大约过了半个月,杨树林养成对着电视说话的习惯。《新闻联播》结束时,播音员看着电视外面说,欢迎收看,再见。杨树林也对着电视说,好的,再见。看电视剧的时候,当杨树林先于主人公知道潜伏的危险,而主人公仍毫无所知并靠近危险的时候,杨树林会冲着电视喊道:别去,危险!看足球的时候,当中国队一次次被对手突入禁区而自己却无所作为的时候,杨树林对着电视骂道:怎么那么笨啊,白吃那么多农副产品了——之前杨树林看了一个介绍中国男足运动员伙食的节目,桌上全是肉蛋奶。

    杨帆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放学不用立即回家了,爱玩到几点玩到几点,回去晚了也没人问干什么去了,写不写作业都行,晚上被人叫出去也没人管,几点回来都行,只要带上钥匙。

    有时杨帆放学后会去陈燕家,陈燕家搬楼房了,两室一厅,俩人在陈燕的屋里写作业,写完说点儿各自学校好玩的事儿,然后杨帆想做点儿上回在电影院里做的那种事情,但因为是在陈燕家,客场,加上光线又挺亮,陈燕的心也不在这事儿上,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占,便放弃了。聊到一半,陈燕去上厕所,厕所和卧室一墙之隔,杨帆能听到从墙那边传来的声音,这种声音让杨帆心跳加速。上完厕所回来,陈燕状态如初,杨帆却很难为情,涨红了脸。陈燕问他怎么了,杨帆说没事儿,这楼房的暖气就是比平房的炉子热,烤得慌。

    晚上杨帆常被同学叫出去,他家旁边是一趟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公共汽车的门关不严,他们就随便扒开一辆车的车门,在里面抽会儿烟,或者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搬着方向盘玩会儿,有的人会坐在售票员的座位上,翘着二郎腿,胳膊搭在玻璃上,探出脑袋,嘴皮子不动地吆喝:进站了进站了,靠边儿靠边儿!玩够了,他们就各回各家。

    杨帆回到家的时候,杨树林有时候已经睡了,有时候还在看报纸,杨帆不管他,自己倒水洗脸洗脚,然后上床睡觉,有时候睡前看点儿不健康的读物,还很小心翼翼,怕杨树林说话不算数,又来行使做父亲的职责。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直到被出版社寄来的一个包裹打破。那天杨树林自己在家,收到一个包裹,是出版社寄来的,收件人写的是杨帆,里面的东西摸着像一本书,杨树林的第一反应是:这小子邮购了不健康书籍。于是烧了一壶开水,用蒸汽熏信封,熏了一会儿,信封开了,杨树林掏出书检查。

    是一本高中生作文选,杨树林心想,这小子什么时候爱看书。随手翻了翻,从书里掉出一张汇款单,上面写着稿费二十元,收款人后面印着杨帆的名字。

    杨树林不相信书里会选上杨帆的作文,翻到目录看,果然清晰地印着“杨帆”两个字,所属的学校也正确。杨树林翻到杨帆的那篇作文,正是上回他看过的那篇《我眼中的北京》。读了一遍全文,杨树林没什么印象了,感觉行文中有自己教导过的影子,于是一种荣誉感和成功感油然而生。

    杨树林看了三篇,觉得杨帆写得确实不错,入选理所应当,当然,自己更是功不可没,于是放下书,去菜市场采购,要为杨帆和自己庆祝。

    杨帆回家后,看见桌上的作文书,旁边摆着出版社的信封,敞着口。这时候杨树林左手一只鸡,右手一条鱼,胳膊上还挎着一篮子菜进了门。

    杨帆质问道:谁让你拆我信的。

    杨树林笑嘻地说:这种好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啊。神态之自然看不出和杨帆之间有丝毫隔阂。

    杨帆说:擅自拆他人信件是犯法的。

    杨树林举起手里的条鱼说,给你买了条胖头鱼,补补脑子。

    杨帆说,你不是说不管我了吗。

    杨树林又举起手里的鸡说,三黄鸡,炖个汤。

    杨帆还想说点儿什么,见杨树林装傻,便拿起作文进了里屋。杨树林也拎着东西进了厨房,没一会儿,传出香味儿。

    杨树林喊杨帆吃饭,杨帆说你先吃吧,我不饿。杨树林说不饿也得按时吃饭,对身体好,再说了,今天这顿饭就是给你做的,赶紧过来,趁热,凉了就不好吃了。见杨树林主动冰释前嫌,杨帆也不想让父子关系太僵硬,有个台阶便下了,搬了把凳子坐在桌前。

    杨树林把鱼头夹到杨帆的碗里:多补补脑子,写出更好的作文来。还要给杨帆夹菜,被杨帆拒绝,杨帆说我自己来。

    杨树林倒了一盅二锅头,咂了一口,问杨帆喝不喝,杨帆摇摇头。杨树林说喝点儿吧,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杨帆还是不喝,杨树林没再勉强,开始询问作文的事儿:你们班几个人的作文被选中了。

    杨帆说,班里就我一个,学校有仨。

    杨树林说,你们学校没表示表示吗。

    杨帆说,表示什么。

    杨树林说,给学校争得荣誉了,学校不发个奖状给点奖学金什么的吗。

    杨帆说,不发。

    杨树林说,我们厂的先进工作者还发奖状涨工资呢。

    杨帆没说话,继续啃鱼头。

    杨树林说,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杨帆说,明天是星期日,我打算在家睡觉。

    杨树林说,我说的是长远的。

    杨帆说,没打算,该干嘛干嘛。

    杨树林说,不想在写作方面有所造诣吗。

    杨帆说,没想过。

    杨树林说,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坚持下去,说不定能成功。

    杨帆说,成功什么。

    杨树林说,写作啊。

    杨帆说,我还是喜欢数理化。

    杨树林说,你的数理化至今没在奥林匹克竞赛获过奖,作文已经出书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走写作这条路。

    杨帆说,到时候再说,我吃完了。撂下筷子就要走,被杨树林叫住:你坐下陪我说说话。

    杨帆不情愿地坐下。

    杨树林说,这次出书的作文是我上回看的那篇吧,我说的那些意见都在点儿上吧,你看,你以前的作文我没怎么看过,没怎么指导你,所以一直没入选,这次我说了说,你就入选了。

    杨帆不愿打击杨树林,其实作文根本就没按他说的改,杨帆原原本本地交上去,被老师改了几个错别字,就送到组委会。

    杨树林又和杨帆东拉西扯了半天,有一句话忍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不知道是当作事实告诉杨帆,还是自己感慨:每个成功儿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父亲。说完一仰头,喝干盅里的白酒。

    第二天一大早,杨树林骑着自行车去了新华书店,拿着杨帆的那本样书问有没有卖的,售货员往聚了很多人的柜台一指。杨树林走到跟前,身边一群和自己岁数差不多的人,都在购买此书,一买就是三四十本,喜悦溢于言表。

    杨树林计算了一下亲友的数目,买了二十本,正要离开书店,突然想到薛彩云,应该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于是又买了一本。月底,新华书店统计销售量,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上了图书销售排行榜。

    杨树林回到家,把二十一本书堆在桌子上,心情甚好。杨帆起了床,一睁眼,看到桌上摞满作文书,问:哪来的。

    杨树林说,书店买的。

    杨帆问:买这么多书干嘛。

    杨树林:馈赠亲友。

    杨帆说,一篇破作文有什么可送的。

    杨树林说,让他们看看你的成就。

    杨帆说,我的作文,不用你送。

    杨树林说,我买的书,不用你管。

    杨帆说,我不想让人看我的作文。

    杨树林说,印成书就是让人看的。

    杨帆说,那也用不着主动送给人家看。

    杨树林说,你不送书人家看不到,让大伙一块替你高兴高兴。

    杨帆说,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杨树林说,叫什么。

    杨帆说,显呗。

    杨树林说,作文是你自己写的,又不是抄的,没必要掖着藏着。然后就把书分成一堆一堆,每本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要送的人名,弄完觉得不够周到,又对杨帆说,你给签个名吧。

    杨帆说,不签。

    杨树林说,签上名送给人家显得礼貌。

    杨帆说,你不觉得那样很傻吗。

    杨树林说,不签就不签吧。忽然又想起什么,问杨帆:用不用给加拿大那边寄一本,上回那信封我还留着呢,你会英语,把地址抄上。

    杨帆说,不用了,往国外寄挺贵的。收起自己那本,心想,幸好杨树林不在联合国工作,要不然这本书能在全世界畅销。

    杨树林的高中同学聚会,带着各自的老婆孩子,杨树林也带着杨帆去了。来了二十多个人,二十多年没见了。当初插队的时候,都是一身军装猫着腰撅着屁股在地里干活,看不出区别,现在有的人西服革履,有的人大腹便便,腰都弯不下去了,屁股比以前大了两圈,也有的人还穿着当年的军装。

    当年插队去了山西,所以找了一家山西饭馆,八张方桌拼在一起,二十多个人围成一圈,点了一桌牲畜的肉类和粗粮野菜,喝山西老白干。

    桌上话题先从忆苦开始,谁偷过老乡家的鸡吃,谁天天拍生产队长马屁,谁和老乡家的闺女谈过恋爱,推杯换盏,笑声不断。喝高兴了,又开始感叹命运,谁升官了,谁发财了,谁离婚了,谁二婚了,有两个因乳腺癌英年早逝的女同学进入大家的话题中,得到在座各位的同情。

    说完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话题转入到下一代。之前杨树林一直得不到话语权,升官发财二婚和乳腺癌都跟他不沾边儿,唯一有点儿关系的就是离婚,但说到他的时候也是一笔带过,提到下一代,杨树林来劲儿了。

    杨树林说,我儿子的作文出书了。

    杨帆白了他一眼,杨树林不为其所动,坚持把话说完:他们班就他一个,全校才仨。杨帆脸白了。

    一个同样看上去现状不是太好的中年妇女说,你儿子真有出息,我那小子就不行,职高没上完就退下来了,现在整天在家待着也找不着工作。

    一个中年男子叼着烟,说,老杨,你得请客。

    旁边有人附和道:对对对,咱们这群人里,包括咱们的下一代,你儿子是第一个把文字变成铅字的。

    另一个曾经的文学爱好者现在已经是公司经理的男胖子挺着肚子说,我给报纸杂志社投过十年的稿,一个字也没发表过,光邮票钱,都够买一辆自行车的了,发表东西,多少人的梦啊,你儿子小小年纪就实现了。

    杨树林听了满脸喜悦,有点儿飘飘然,承诺日后给在座的每人一本作文书。有人说要拿回去让自己儿子向杨帆多学习,杨树林更忘乎所以,乐得脸上的肉都堆在一起,本来眼睛就小,这回眯成一条缝儿了。

    后来结账的时候,服务员拿来账单,不知道给谁。在她向餐桌走来的时候,有大哥大的开始拨号,没大哥大的就看呼机,说出去回个电话,呼机也没有的就找旁边的人聊天,旁边的人积极配合,话语之密集容不得服务员插话。杨树林还沉浸在喜悦中,没发现势态的变化,服务员走到桌边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闲着。服务员站在杨树林斜后方,问哪位买单,没人理会。服务员又问了一遍,然后低头看了看杨树林,杨树林这时候也抬头看了一眼服务员,两人的目光相遇了,杨树林很尴尬,觉得一桌人都在看着自己,自己有责任买单,自己儿子都出书了,别人儿子还待业呢。于是硬着头皮接过单子,一共六百多块,幸好这帮同学在山西插队,不是海南,点的都是山西人民常吃的内陆的肉菜粮食,没点鱼虾蟹贝,也多亏自己昨天才发了工资。

    杨树林交了钱,打大哥大的打完了,回呼机的也回来了,聊天的也没话了,桌上一片寂静,谁也都不提结账的事儿。沉默了片刻,杨树林说,吃好了咱们就走吧。

    杨帆率先站起来响应,一桌人便陆陆续续站起来鱼贯而出,在饭馆门口告别。各回各家,有人开车,有人打车,有人骑自行车。

    挺着大肚子的昔日文学青年问杨树林:老杨,你怎么走。

    杨树林说,我家近,溜达回去。

    大肚子说,那我不送你了。说完打开车门,钻进去之前还提醒杨树林:老杨,别忘了请客啊,还等着看你儿子的作文呢。

    杨树林在夜色中站在马路牙子上挥挥手说,回头给你打电话。

    杨帆没等杨树林,一个人先走了。

    回到家,杨帆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吹牛逼会死啊。

    杨树林对杨帆说脏字并不生气,还没从刚才的喜悦中解脱出来,和蔼地说,哪来那么大气啊。

    杨帆说,你干嘛跟他们说我作文出书的事儿。

    杨树林说,我又没无中生有,为什么不能说。

    杨帆急了:有什么可说的,屁大个事儿,好像我怎么着似的,操!

    杨树林的态度也变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屁大个事儿,你真以为你怎么着了似的,还敢骂人。

    杨帆说,我这是口头语。

    杨树林说,平时不管你你都拿脏话当口头语了,不管你不行了。

    杨帆说,你也就会管管我,有能耐自己混得好点儿,别老拿我臭显呗。

    这是杨树林听到的最受打击的一句话,让他很伤心。被别人看不起,他觉得没什么,连自己儿子也看不起,他觉得很失败。

    既然说到这了,杨树林不再遮掩,袒露心声:显呗怎么了,我混的不好,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孩子好啊,从你身上我得到点儿满足。

    杨帆说,你这是自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你考虑过我吗。

    杨树林说,我从自己儿子身上得到点儿欣慰不对吗,我把你养这么大。

    杨帆说,我都长这么大了,从没在你身上得到欣慰。

    杨树林说,我就是没能耐了,你能怎么着。

    杨帆说,我对你没什么要求,别逢人就说我作文出书了就行。

    杨树林还是很不解:我就不明白了,又不是坏事儿,怎么就不能说。

    杨帆说,算了,不跟你说了,和你有代沟。杨帆进了里屋,关上门。

    没过多一会儿,杨树林不敲门就进来了,问杨帆:你那作文书呢。

    杨帆说,干嘛。

    杨树林说,我买的那二十本都送完了,我们厂有个人知道你作文出书了,非管我要一本,拿回去教育他孩子。

    杨帆说,不给。

    杨树林说,我先把你的给他,回头再给你补上,反正我明天下了班还得再买二十本。

    杨帆说,你不给不行啊。

    杨树林说,答应了人的事儿,不给不好。

    杨帆盯着杨树林看了看,焦虑地说,他们都说我不是你儿子,我现在也发现了,咱俩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呀。

    这晚的谈话对杨树林产生了一定作用,知道杨帆有自己的思想了,不能再左右他了,唯一能左右的就是给他做什么饭,每月给他多少零花钱。让杨树林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在儿子心中竟然是那种印象。杨帆平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的话伤害到杨树林,尽管他对杨树林的那些不满都是事实,但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因为他是杨树林的儿子。第二天见面后,两人都觉得很尴尬,于是两人的话又少了,每天的生活像一部无声的电影。

    其间,杨树林几次想问问杨帆,又写作文了没有,但想想那晚杨帆对自己的批评,便把嘴边的话又憋回去了。

    直到高考前该填志愿了,两人才开始正式的的交谈。杨树林问杨帆,想报哪儿。杨帆心里已经有数,但是却说,不知道。

    杨树林说,你模拟考试的分数够上什么学校。

    杨帆说,北京的二类本,发挥好了,能上外地的一类本。

    杨树林说,别报外地的,在北京多好,周末还能回家和我说说话。

    别的同学报志愿的时候都是和家长谈论好几天,常常是彻夜到天明,最后才一笔一划地把每个志愿栏里都填上北京的学校。杨帆恰恰相反,心想,只要不是北京的学校就行。填表的时候,他的耳畔响起杨树林的叮嘱,但还是毅然决然将外地大学写在志愿表的每一栏里,心想: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就是因为你我才离开北京的。

    高考前一天,杨帆特意没睡午觉,还打了一会儿篮球,让自己很疲惫,但晚上还是失眠了。他既不紧张,也不兴奋,就是睡不着。爬起来上厕所。这已经是他一个小时里第三次上厕所了,和前两次一样,并没有多少尿。

    杨帆回到床上,没过多久又有了要尿的感觉。他并没有喝多少水,为了能睡个好觉,晚上才喝了半杯白开水,平时喝三杯茶水都不起夜,还挨枕头就着。

    杨帆边尿边想,也许这就是紧张吧,不一定手心出汗、两腿哆嗦才是紧张。可是尿了半天,还是只有几滴。杨帆又回到床上,躺了半个小时,神智依然清醒。

    夜太静了,静得让人睡不着。

    这时外面有杨树林的动静儿,杨帆出去一看,杨树林正端着锅,里面盛着绿豆,在水下冲洗。

    杨帆问:你干嘛呢。

    杨树林说,睡不着,起来干点儿活。

    杨帆没再多问,躺回床上,听着杨树林弄出的动静儿,有了睡意,在杨树林清洗绿豆的水声中进入了梦乡,似乎还听见点煤气的声音。

    第二天,杨帆吃完早饭,收拾了东西,准备奔赴考场。之前杨帆对杨树林提出过“两不要”的要求。第一,去考场的路上不要杨树林陪着,回来也不要杨树林接。第二,考完了杨树林不要问考得怎么样,不要说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话题。杨树林说,你这孩子,怎么跟别人正好拧着,人家都希望家长陪着去,路上好有个照应。杨帆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杨帆拿上自行车钥匙,杨树林没有送他的意思,只是拿出一个保温壶:天儿热,把水带上。

    杨帆接过保温壶,装进书包,走了。

    路上,杨帆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陈燕和她妈。

    陈燕赶上来,问,你一个人呀。

    杨帆说,是啊,怎么了。

    陈燕妈说,刚才我们看见你爸了。

    杨帆问,在哪。

    陈燕说,就在你家胡同口,问他干嘛去,他也没说。

    杨帆说,他可能是去单位了。

    到了学校,还没到进考场时间,杨帆坐在操场上等。满场都是考生和家长,有的打着遮阳伞,有的拿着便携式电扇,有个抱着冰块。杨帆掏出保温壶,心说,大热天的,还让我喝开水。喝了一口,竟然清凉爽口,还有点儿甜,倒杯里一看,是绿豆汤。杨帆又喝了两口,不敢多喝,怕上厕所。

    考完回到家,杨树林果然没问考得怎么样,只是说,绿豆汤够甜吗,用不用多放点儿糖,下午再带一壶。

    第一天杨帆考得还行。第二天,杨帆刚到学校门口,听见杨树林叫他。杨帆说,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不让你来吗,成心不让我考好吧。正要急,杨树林说,你没带准考证。杨帆一翻书包,果然没带。接过准考证,说,行了,你赶紧走吧。杨树林没再多说话,骑上车就走了。

    第三天,杨帆的自行车在路上扎了,骑了才一半的路,附近也没修车的,杨帆正要锁上车步行去考场,杨树林出现了,把自己的车给杨帆,接过杨帆的车,让他赶紧走。杨帆也没多想,骑上正要走,被杨树林叫住,杨树林给了杨帆五十块钱,说要是再扎了,就打车去。

    最后一门考的是化学,前面答得都挺顺,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杨帆突然冒出许多想法。他想,高考就这么结束了,以后上了大学就是玩了,学习时代也将随着一会考试结束的铃声而结束,以后再也不用看书,今天考完我回家吃什么啊,明天我去哪玩啊,突然,杨树林出现在杨帆的脑海中。杨帆想,他怎么会在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突然出现,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啊。这个想法让杨帆气愤不已,以至于第一遍读题的时候居然没看明白。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明白。看完第三遍的时候,杨帆意识到,正在参加的似乎是化学考试。看了五遍,杨帆确定了这是化学考试,但是不知道在考什么。一看时间不多了,就把能想到的和题目似乎有关的化学符号和方程式都写在卷子,写完卷子上还剩一点儿地方,离考试结束还有时间,杨帆就把元素周期表搬了上去——反正多写也不扣分,说不定碰上个有爱心的阅卷老师,还能多得一两分。

    化学没考好,杨帆回家就把气撒在杨树林身上,问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杨树林矢口否认。杨帆说,第一天,我刚出家门你也出来,那天你请假了,你出去干什么了。第二天,为什么到了学校门口才把准考证给我,难道真是那时候你才追上我,其实你早就发现我没带准考证了吧。第三天,为什么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你就正好出现,怎么就这么巧。杨树林想了想说,是挺巧的,不过北京就这么大,就正巧碰上了呗。

    杨帆说,我考不上大学就赖你。

    杨树林说,那明天再考的时候,我肯定不跟踪了。

    杨帆说,有本事你就继续跟踪,反正复读的学费你给我掏。

    杨树林说,你别赌气,学费是我掏,可是青春是你的。

    杨帆觉得,自己报外地大学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让杨树林纳闷的是,杨帆怎么知道自己第一天跟踪他出门了,那天杨帆骑车的时候并没有回头啊。

    出分前,杨帆一直期待着这一天:把外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往桌上一拍,收拾好行礼,不等杨树林反应过来,说一句,我走了,便推门而出。

    分数出来了,够第二志愿那所学校的录取线,杨帆认为就要摆脱杨树林了,开始珍惜和杨树林在一起的每一天,并为自己的异乡求学做着准备。

    但是,通知书上印的是北京的一所大学。杨帆想肯定是印错了,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别人的通知书上了。去查,说没错。杨帆想,那就是把南京印成北京了。又去查,还说没错。杨帆想,自己填了服从分配,会不会是被分配的,但是分数不低啊,不至于被调剂。又去查,这所学校竟然是自己的第二志愿。

    原来,杨树林听沈老师说杨帆报的都是外地院校,便赶到学校,掏出户口本,证明了和杨帆的父子后,擅自将杨帆的志愿都改成北京的学校。

    得知真相后,杨帆气急败坏,横下一条心:不去报到。

    杨树林看见杨帆拿着通知书回到家,心想,孙悟空再狡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杨帆没理杨树林,把通知书往桌上一扔,飞到地上,也没捡。

    杨树林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杨帆不说话。

    杨树林说,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怎么着也比外地好。

    杨帆还是不说话。

    杨树林说,从生活上考虑,离家近洗个衣服改善个伙食也方便。

    杨帆说,你的行为让我很瞧不起。

    杨树林说,现在瞧不起就瞧不起吧,将来你就知道我这么做的好了,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杨帆说,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可以准备我复读的学费了,你报的学校我不上。

    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杨帆改变了主意,他想,别跟自己过不去,一年的时间干点儿什么不好,不能浪费在复读上。于是拿着通知书坐公共汽车去报到。路上,杨帆想,虽然没去成外地,但我不回家就得了,既然学校是北京的,那我就把家当成在外地好了。

    开学前的一天,杨树林早早叫醒杨帆,让他收拾收拾屋子,自己拎着一个硕大的菜篮子出去买菜。采购回来,杨帆问杨树林今天家里什么事儿,杨树林说插队的同学来家里吃饭,你考上大学了,让叔叔阿姨也替你高兴高兴。杨帆说,这没什么可高兴的,再说了,我也不用他们高兴。杨树林说,上回吃饭的时候,他们听说你作文出书了,不是让我请客嘛,我都答应人家了,正好现在你也考上大学了,一起请,双喜临门。杨帆对杨树林无话可说。杨树林拿着菜进了厨房,突然发出一声惊叫:哎呀。杨帆赶紧跑过去问怎么了。杨树林说,忘了一样东西。杨帆问什么东西。杨树林说,忘了买作文书了。

    准备好饭菜,杨树林背上杨帆的书包,骑着自行车去了新华书店,又买了十本书。书店只有九本了,可是吃饭的是十个人,杨树林问售货员能不能再去库房找找,售货员说,这书真的有那么好吗。杨树林说,确实不错,尤其是一篇叫《我眼中的北京》的文章,很值得一看。

    最后还是杨树林还是只背着九本书回家,觉得很愧对第十个人。回到家,杨树林说,少一本怎么办,要不我出去复印一下吧。

    杨帆说,打住吧你,这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当人家那么稀罕看啊,人家那是恭维你呢,别说两句好听的你就沾沾自喜,不知道姓什么。

    杨树林说,至少他们孩子的作文没出版过吧。

    杨帆说,你也太把这个当回事儿了吧,按说你也快五十的人了,应该经历过一些事儿啊,怎么还这么轻浮。

    杨树林说,这你就不懂了。

    吃饭的点儿到了,人陆陆续续地来了,坐下就开始吃喝,似乎并不是为了祝贺杨帆,而是专程来吃饭的,但杨树林很开心,满面春光,拿着酒杯和人碰。

    杨帆吃了一会儿,觉得别扭,就说有事儿,要出去。杨树林说,你再吃点儿吧,陪着说会儿话。杨帆看着杨树林脸上的笑容和一桌人的酒态,很不舒服,心想,就不能给你这个面子,要不你蹬鼻子上脸,以后更得把个人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杨帆出了家门,门外能听到里面的欢笑声,杨帆觉得杨树林挺可怜的。在杨帆的记忆中,杨树林很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杨帆有些愧疚,觉得自己应该留下,应该给杨树林这个面子。尽管这样想,杨帆还是下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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