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人明确说学校不办了，但学校确实不上课了。

    马水清的父亲生了病，他请假去了上海。

    他—走，我对学校先少了许多依恋。不过，我还是天天在学校待着，常去教室看—看——想看见—个人。虽然我不可能与这个人说话，然而却总想能见到她，可又总也见不到她。教室里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也不知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几个女生在讲台旁踢毽子，几个男生瞎胡闹。我便抱了—个瘪篮球，拉了刘汉林去求场赛篮球，每回都赛得汗淋淋的。

    当卫生院院长的陶国志不让陶卉去学校了，“在家，帮你妈做衣服，别去学校瞎闹！”

    陶卉的母亲会做缝纫机活。陶卉很早就能帮助母亲做针线活了。陶卉还会刺绣，我许多次看见她在课间绣花，很多女生围着看。她的手很白，左手捏成兰花指，—下—下地闪现在人眼里。

    我曾装着回家，从她家门前经过，却没有勇气往她家屋里看，而是快速地走掉了。走过之后，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无趣。

    整天无聊得很。

    不久，我就找到了—个去处，并在一段日子里，像魂掉在那儿一样粘在了那里——小铜匠傅绍全家。

    这原因很简单：他爱玩鸽子，我也爱玩鸽子，并且都玩得很投入。

    认识傅绍全，是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那时我玩鸽子已经很上瘾了。一天，我到油麻地镇上粮店买米，听见天空中有鸽哨声，仰脸一看，只见天空有一群鸽子在旋转。那群鸽子越旋越低，然后在镇西头落下了。我忘了买米，朝镇西头跑去。鸽子的叫声，把我引到了傅绍全家——铜匠铺。

    我就站在街那边，痴呆呆地望着他家屋脊上一群很漂亮的鸽子。

    傅绍全，—个瘦瘦的、高高的、十七八岁的男孩，正在那里。用—把两尺多长的大锉，锉—件什么铜器。那锉装在一副铜匠担子上，一头插在一只圆环里。他把那件铜器搁在担子上，用手抓住安了把儿的大锉的另一头，很有节奏感地锉着。我看鸽子仰酸了脖子，就很着迷地看他耍那把大锉。他只穿了一件带洞的背心，露着两个高高的肩胛。他的脖子很长。此时，他的脸上、脖子上、身上都是汗水，背心紧紧地贴在身上。他似乎从—种劳动节奏中得到了快感，歪着脑袋看着那件铜器在锉下的变化，嘴里还哼唱着。铜屑像夜色下的雪闪着金光，沸沸扬扬地洒落着。不一会儿工夫，那块铜器被他锉成了一个尖锐的东西。他放下大锉，拉开担子上的小抽屉，取出一把小锉来，对那件铜器很仔细地加工着。终于加工好了，他把那件铜器放到了地上。这时，他抬头看到了我，问道：“你在看什么？”

    “看你家的鸽子。我家也有鸽子。”

    他站了起来。

    他真瘦，真高，也真平，像一块长长的板条立在那儿。

    他走出屋子，望了望屋顶上的鸽子，问：“我的鸽子好看吗？”

    “很好看的。”接着，我就滔滔不绝地说我家的鸽子，“我家有二十七只鸽子，一只喜鹊花，三只纯白的，三只白的带黑尾巴，两只雨点……”我甚至把我们家鸽子的历史从开头讲给他听。

    他并不厌烦我的罗嗦，还听得很入神。

    他叫我到屋里去坐，我便进去了。这时，我发现他家中还有一只鸽子。那是一只黑鸽子，漆黑，头上有一撮毛明显地隆起来。它站在窗台上。他吹了—个口哨，那只黑鸽子居然应声飞到了他的胳膊上。这太有趣了！他用手指着那隆起的头，告诉我：“这叫凤头。”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上了油麻地中学，我常去傅绍全家，一般都是在吃过午饭之后或者是吃晚饭之前。

    他家有—个小阁楼，大概是他的母亲住在上面。因为我总是见到他母亲从阁楼上下来或到阁楼上去，而很少见到他去阁楼上。他的母亲总在头上系一根白布条。我很快知道了：他的父亲，那个老铜匠，在—年多之前去世了。我随父亲到铜匠铺配钥匙时，见过他的父亲。很高，很瘦，很平，也是一块长长的板条。那天，第一次见到傅绍全，他站起来时，我就马上知道了他是老铜匠的儿子。

    这段日子，我除了去学校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全都泡在铜匠铺里，与傅绍全待一块儿。